浅谈王朔的小说创作

浅谈王朔的小说创作 【标题】浅谈王朔的小说创作 【作者】胡兴易 【关键词】王朔小说调侃叙事风格颓废情调 【指导老师】蒋建强 【专业】汉语言 文学 【正文】 王朔是当代文坛颇有争议的作家,他涉猎文学创作、影视制作与文艺批评,成为文坛上的三栖明星,在20世纪末的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他一直以来也总被许多作家和评论家或愤怒或不屑地声讨为“痞子作家”甚至“流氓作家”，时常可以听到王朔一些惊世骇俗不着边际的言论，像“我是流氓我怕谁”呀，像“一不小心就写出一部《红楼梦》”呀„„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常常被他小说中所揭示出的深刻主题而震撼，还是常常为他那看似幽默轻松嬉笑怒骂的语言背后所闪烁的文学才华而折服。无论他的调侃任性还是他的玩世不恭，王朔其实都是在粗暴地、不遗余力地撕裂着长期以来罩在许多人身上的漂亮伪装和人格面具，从而还 原人们精神深层的心灵困境与挣扎。 一、调侃的语言风格 调侃是一种嘲弄或讥笑对象的语言行为。当调侃被集中或极端运用以至成为某个作家创作个性的显著标志时,这种语言形态就可以说是一种调侃式语言了。王朔小说的语言是以调侃出了名的，在他笔下，通过调侃把一切都被谐谑化了,有的是正话反说，有的是真话假说，有的是反讽自嘲，还有的是黑色幽默，而所有的 叙述是乎都离不开一个“笑”字。他常常巧口利辞、机锋迭出、妙语连珠;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王朔都能把它们化为有时是轻松、有时是沉重的一笑。而王朔小说中那些自称“俗人”的青年,并不是简单通常的粗俗大众,而更多地是那种以“俗人”姿态敢于冒犯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而寻求个体狂欢的都市青年(俗称嬉游者)。自称俗人,本身就意味着谋求在对话中处于优势地位:当“我”把自己贬损为低级、低等和卑俗的人(包括俗人、流氓或痞子等)时,就无形中甩掉了原本十分沉重的道德负担,而变得内在地轻松自如和外在地蛮不讲理,即便是任何激进或极端的反常规举动也可能被认为具有“合理”性;而处在对立面的精英人物,则等于接过了被俗人抛弃的沉重道德负担,为维护高雅、崇高或神圣面具 而不得不步履艰难、备受煎熬。? 人们一提起王朔,往往立即就能想到调侃。调侃几乎成了王朔的代名词。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调侃在王朔作品中并不只是人物的外在或表面特征,而直接地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这些自称“顽主”、“流氓”或“俗人”而嬉游于都市的青年们,其反叛行为总与调侃式对谈、争论或发言等具体调侃活动交织在一起,或者就鲜明地体现为调侃过程。这一特点是如此突出以至成了他们全部行为的基本模式或表征。这群“俗人”行为的狂欢往往也就是或就表现为调侃语言的狂欢―――即通过独特的语言行为去反叛现成规范而获得解放的快感。这样,王朔的调侃式语言就具有了一个突出特点:调侃不仅是一种语言行为,而且根本上是一种生存行为或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对这群“俗人”而言,语言上的调侃也就是生存上的调侃。调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状态的基本标志。这是我们在考察调侃式语言时首先需要了解的。忽略了这点就等于忽略了王朔调侃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难以窥见这一语言神话的深层奥秘。这一特点在《顽主》中表现得 颇为典型。马青等三人在承受了赵尧舜的一番“训导”后,憋闷和愤怒得想打人解恨,索性就去挑衅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街上,三个人肆意冲撞着那些头发整齐、裤线笔挺、郁郁寡欢的中年人,撞过去便一齐回头盯着对方,只等对方稍一抱怨便预备围上去朝脸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无一例外地毫无反应„„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现使三人更有屡屡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觉。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如果借助法国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想像界、象征界和现实界三角结构,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发生了与调侃行为紧密结合的三类人之间的较量。一类是“俗人”。马青们本来并无什么真本事,属于社会的“弱者”,但由于“无赖”和有意挑衅,起初竟似乎格外强大而无任何对手,显然具有想像界错觉,即错误地以为自己十分强大。他们是弱而强的一类。第二类是那些穿着体面的中年绅士,不妨看作为“俗人”所痛恨和蔑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一向被视为社会的“精英”和主要角色,理应是“强者”。但他们习惯于循规蹈矩和明哲保身,面对马青们的侮辱性挑衅竟“含忍不露”地回避,反倒显出“弱者”模样来。在拉康的模式里,他们既缺少想像态错觉,又显出语言上的无能(被迫无言或失语),呈现出现实界那种“唯实者的低能”,属于强而弱的一类。第三类则是那位铁塔般大汉。他一眼就洞穿了马青们的虚伪骗术和中年绅士的明哲保身举动,以坚决的行动和有力的回答接受挑战,打击了马青的锐气,理应成为三类人物较量中的“真英雄”。他兼具强壮的体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似乎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归入象征界,属于强而强的一类。如果事件发展到此为止,那么可以肯定地宣布,“俗人” 在实际行为上遭受了合理的失败,从而无法由此获取胜利的狂欢。但是,这些“俗人”在行为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通过把实际行为转化为语言调侃行为而成功获救。具体讲,当他们在实际行为中受挫或遇险时,往往转而通过其擅长的调侃行为去自救,而且总是奏效,这就保障他们能最终获取语言的狂欢。“那他妈谁敢惹咱俩?”这狐假虎威的小把戏居然收到逢凶化吉奇效,自然会给马青带来巧妙获胜的狂喜。他的秘诀是把“谁敢惹我”之“我”换成“咱俩”,这在语言上属于偷换概念之类诡计。这一调侃行为(诡计)成功地解决了实际行为的危机并带来主体的快乐,从而充分显示出它在“俗人”行为中的首要作用。这里借助语言调侃而实现的化险为夷转化表明,在“俗人”这里,行为的狂欢必然要最终转化为、落实为语言(调侃)的狂欢。他们的行为的狂欢实质上正是语言的狂欢。由此看来,马青们凭借其在语言上拥有的超出另两类人的明显优势,自然才成为三类人较量中的真正胜利者。不过,应当注意这里发生的角色互换情况。“俗人”能凭调侃行为化险为夷、化敌为友,依赖于如下事实:通过偷换概念诡计而满足了大汉的胜利者虚荣心,使其无意中自愿移位于想像界,陶醉于“我是强者”的想像态错觉中;而“俗人”自己则由于调侃行为的成功而移位于拥有特殊洞察力的象征界,可以尽享象征的眼力带来的喜悦,从而实现了两人之间角色的相互交换。正是由于这种调侃行为导致的角色互换,开初的三角关系结构就发生了内部转化:中年绅士仍属唯实者的低能,而大汉在不觉中被从象征界宝座驱赶到想像界,“俗人”则从想像界入象征界。这一结果揭示出,“俗人”拥有的克敌制胜和获取狂欢的法宝,除了调侃没有别的。难道可以说,语言上的胜利就能等同于真正的胜利?调侃确实有可能帮助他成功,但当这种语言行为仅仅属主体出于无赖而使出的语言诡计时,就不大可能帮助他获取实质上的胜利了。即便有所谓胜利,恐怕也更多地属于一 种由语言诡计制造的想像界错觉。 调侃必须发生在特定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说话人常常占据对话的主体位置去嘲弄对象。但被调侃的对象却是多样的,值得分析。首先,对象可以是听话人。《顽主》写林蓓说自己要和作家宝康结婚时,于观笑眯眯地说,“人家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这里通过直接嘲弄“作家”而间接取笑了听话人林蓓。其次,对象常常是说话人自己,这应是王朔调侃的一个显著特点。《一点正经没有》中有这样的描述:“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我„„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流氓”竟被“俗人”自己当做生活方式的显著标签。通过主动贬损自己的“流氓”本相,把自己置于不被对手揭露却可随意揭露对手的既安全又主动的优势地带,从而获得了一种高超的言语霸权。这实际上是在以自我贬损的方式达到自我炫耀的效果。第三,对象常常既不是那个(或那群)听话人,也不是说话人自己,而是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在王朔小说中,这“第三者”主要就是几十年来“政治国家”特有的“政治化生活”传统。这里的“政治化生活”是说,“政治”是那样无所不在地深嵌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似乎生活的一切都弥漫着“政治”,就是“政治”。这既是生活的政治化,也是政治的生活化;而与此同时,个体权利、私人空间等属于个人的东西几乎被完全关闭了。对政治化生活的调侃集中表现为对长期主宰人们生活的“政治话语”的调侃。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政治话语并不只是人们生活的外在修饰,而就是生活的基本方式。正是王朔把对政治话语―――政治化生活的调侃发展了:过去政治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成为调侃的似乎取之不竭的言语原料。例如:“不要过早上床熬得不钉了再去睡内裤 要宽松买俩铁球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起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想刘英俊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这类政治调侃在《一点正经没有》里更是一再 出现。 二、恢谐而又玩世不恭的叙事风格 王朔的叙事风格一向以善于调侃、玩世不恭、没有正经和嬉皮笑脸著称。这几乎成了定论，也使得他获得了“痞子文人”、“痞子作家”的否定性称呼。而在《鸟儿问答》中，王朔心甘情愿自认“痞子”，而且还是一“文痞” “他们(知识分子)还别想把我赶出去”。王朔小说的叙述方式同以往的京味小说有着不同的构 建模示和审美倾向。从两个方面家以说明: 首先，叙述者是对传统的颠覆。他的小说都通过“我”的言行与思维来推动情节发展，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过把瘾》等都是以“我”作为叙述者份出现的，同时这个“我”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担任着故事的主人公且有着很中的英雄情节王朔的顽主们是被时代大潮甩出轨道的一群“末路英雄”.从小受英雄主义教育熏陶的他们在现今的时代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又不甘彻底沦落为庸庸碌碌的小人物，他们内心深处仍放不下对“意义”和“伟大”的一往情深，不甘平庸，努力想活出点意义来，但被他们所衷爱的“意义”又曾那么残酷地捉弄过他们，还自我感觉是什么重量级人物在《玩的就是心跳》中高洋说:“咱们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都想显得自己重要，都想在事件中成为中心人物.”方言说:“这么多年，只有这事让我觉得有意思。我突然发觉过去我是个重要人物，干过一些重要的事，这些事重要到居然会让我有理由有胆量去杀人，这实在是激动人心，也就是说我也不一直是个庸常之辈，我真希望这些事就是真 的。”?这种自知和自嘲是需要相当的勇气来承认的。这也有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是的品质了，只是他们是那别人取乐而已，虽然这样的生活没什么意义，但是这样的人群却是大有人在。王朔正是用自己的笔墨记下了文学的死角。让他们 作为生活的主人公。 同时，通过对王朔小说的纸面文本的深入体察，我们还能够感觉到“复调”式叙述的声音存在，表面上看作者是整个故事的总导演，力图让叙述者自己给自己做宣传，而实际上主人公却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按照自己的某种非理性思维在行事，由此，叙述者“我”与主人公“我”的差异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突出的，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的“我”就是非常突出的矛盾体;作者通过“我”的言行或主观世界的观念与思维来推动情节发展，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过把瘾》等都是以“我”作为叙述者份出现的，同时 这个“我”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担任着故事的主人公。? 再者，王朔小说种最常用的叙述策略就是近乎与一种滑稽的模仿，某些词的运用达到了滑稽、错位颠覆的效果。如在《顽主》中的少妇埋怨丈夫的侃瘾:“别回家了，和老婆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的和哥们儿神侃没准儿还能‘砍’晕个把水汪汪的女学生就想当初‘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你说你是什么鸟边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还说得过去，没听说像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流水„„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中苏谈判是一个极为严肃的政治事件，也是一个十分正经的政治话语;但是在这里，它被降格为痞子的瞎侃----无聊的无意义的 话语。 《我是你爸爸》“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关键是夹起尾 巴做人。”?这一段前面部分是《毛主席语录》中的，它曾经常常被用在社论或 悼念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悼词中，是乎是的官方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