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临这样的男演员再也找不到了

孙道临这样的男演员再也找不到了 --------------- 2007年12月28日，一向笑眯眯的沪上主持人曹可凡哭了。他听着一张叫《银汉神韵经典吟诵》的CD——7年前与孙道临先生合作朗诵的唐宋诗词专辑，泣不成声。 同一天，女演员车永莉在开往拍摄地的大巴里戴上耳机，听刚刚下载的孙道临先生朗诵的朱自清的《背影》。 孙先生念道:“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那一声“唉”，那微颤的哀音，让车永莉也落下泪来。 一连几天，年轻人、老人，内地的、海外的，纷纷从MP3里听取孙先生的声音——从杜甫的《兵车行》到哈姆雷特的独白——那无可替代的嗓音。 12月29日晚19:35，央视电影频道临时插播汤晓丹导演、孙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一天前，住在同一家医院的98岁的汤晓丹由人搀扶着赶到9楼心脏病特护病区，直叹“不应该是他走啊”。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渡江侦察记》中这句台词，连同那个英俊的、一脸正气的李春林连长，是60后、70后遥远巷战记忆的一部分;而《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地下党员李侠头戴耳机，神情峻急，赶在敌人闯入前吞下一小团电报，在几代人心中嵌入了英雄的必要条件:紧要关头务必咽下党的机密。 那时候的战争片，没有韩国爆破队加盟，也能隆隆声伴着尘土飞扬:炸不起房舍车辆，便炸倒一两棵大树，直挺挺倒在英雄面前。 那时候的电影，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好人牺牲前身子要挺一挺，坏人死得很难看:打在情报处长陈述先生脸上的光是半明半暗的:坏人的特写镜头一律斜着给。 50年代初，孙道临与铁牛、冯喆等演员赴朝鲜战场。跟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夜里行军百里，休整时下战壕为战士演出，他们相信，哪怕一段朗诵一段快板都会激励士气，而战士们反过来也会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枪林弹雨向他展示了另一个世界，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一名为国而战的战士该有多光荣。”他做好了捐躯的准备。 这期间，同时赴朝的演员范正刚同志牺牲了，当时他手里捏着竹板，袋里有一封没寄出的写给寡嫂的信，信上沾着血:“为使同志们此去有收获，我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孙道临带着这样的记忆从战场归来，准备开拍《渡江侦察记》。据汤晓丹回忆，因为孙此前在《家》、《乌鸦与麻雀》中的旧式知识分子形象，一开始上级领导有些踌躇。但孙道临已在战场上完成了洗礼，现在很像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2005年他在与曹可凡录制节目时说:“那不仅仅是一个《渡江侦察记》，他(范正刚)的牺牲和整个人生，是我记忆中最有力量的部分。” 曹可凡至今心酸。录节目时，孙道临对着他说:“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我已经不是我了，你们认识的那个孙道临其实已经死了。”他说，自己尚存的记忆大致到五六十年代。 黄蜀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对他，也许是个解脱。” 一个理想的中国男人的形象 80多年前，淮海西路一带是法租界，上海著名的法国梧桐最早从这里伸出枝桠并于夏初结出一颗颗“毛栗子”。1924年建造的武康大楼，是上海最早的古典立面外廊式公寓，因为一块“市保护建筑”的铭牌得以保全至今，它离正广和洋行大班旧宅、黄兴故居、宋庆龄故居都不远。五六十年代，这几条纵横马路之间囊括了大部分的南下干部及本埠名流，他们的家中，有当时令市民极其羡慕的细木地板和抽水马桶。孙道临的家，就在武康大楼内。 两三年前，黄蜀芹去过孙老家，印象是“老式公寓房子，住得一点不宽敞，采光、朝向都不是很好”。而穿过多户人家共用的走廊，从邻居张阿姨曾替孙先生熬过鱼汤骨头汤的厨房里望进去，这里的格局没有与时俱进。 黄蜀芹理解孙老就像理解自己的父亲黄佐临先生一样:“他们那辈人，从来不伸手的。”一起筹划拍摄《詹天佑》的导演翟俊杰则记得另一件小事:“在长城选景那天冷得不得了，又刮大风，道临老师当时已经76岁高龄。但他坚持让我们搀扶着爬上长城看景。回来后，我无意中看见他在楼道里打公用电话，手指都冻僵。我后来问他怎么不在房间里打，他说，我给夫人报个平安，私事，不能叫摄制组给我报销。” 50年代，黄佐临先生拿一级工资，每月365元，抚养5个子女仍显宽裕。孙道临当时已是电影明星，工资也不低，但听说毛主席工资只有300多元。就与其他几个明星一道向上级要求减薪。这工资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没变过。 黄蜀芹记得，“文革”中，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等到70年底补发了工资，全家人高高兴兴去吃了顿大餐，就算过去了。而“文革”中，王文娟曾被人看到披散着头发在楼底下打公用电话，向上海电影局的造反派请示:不知哪部分的红卫兵又来抄孙道临的家了„„ 五六十年代是孙道临的黄金岁月。这时他已度过了电影生涯的两个阶段:旧社会，《大团圆》、《大雷雨》、《乌鸦与麻雀》;新社会，《民主青年进行曲》、《女司机》、《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春天来了》、《家》、《不夜城》、《红色的种子》、《永不消逝的电波》、《万紫千红总是春》、《革命家庭》、《51号兵站》、《早春二月》、《李四光》。他的身高、体态、相貌、气质，在浙江省作协主席黄亚洲看来，是一个“理想的中国男人”的形象。黄蜀芹又加几条定语:都市的、儒雅的、知识阶层的，相对于金山公子气的油亮和赵丹市民阶层的热气腾腾。她尤其感慨:他的声音，特别美好。 孙道临出生在北京的四合院，香门第。父亲留学比利时专攻建筑，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回国修建铁路。儿时他曾与父亲同住北京西山，为父亲设计的图纸上色描线。这大约是他前后跨越38年，最终拍了一部《詹天佑》的情结所在。他用非常钟爱的詹天佑的一句话作为电影的结尾——“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 孙道临就读燕京大学哲学系的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世道很不太平。1941年他奉父亲之命辍学，在北京近郊租了间小房子放羊:一只领头的公羊，几只母羊。每天放羊归来，听肖邦、海顿和贝多芬，读孙中山——这就是他日后跟人笑谈的“羊倌生涯”。据说，当年他卖的羊奶远近闻名，校友黄宗江来探他，不喝三杯不过瘾。 1942年的一天。他回到租住的小房子，看到母亲托人带来的两只茶杯，用红色的“吉祥如意”的剪纸覆着，顿时落下泪来。这段仅有的记述母亲的文字在2005年被曹可凡重新提起时，病况稍好些的孙道临皱了眉，痛苦地闭上眼睛，几乎是在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