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摘 要: 张爱玲在抗战胜利以后并没有被南京政府正式定为“文化汉奸”的罪名，但是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给张爱玲安上“女汉奸”的罪名，却多半是由于其与胡兰成婚姻的缘故。四十年代，张爱玲已经出版了《传奇》和《流言》而名满上海文坛，这个特殊的文学生涯时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关键词: 沦陷区文学 汉奸文学 张爱玲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上海全境沦陷不足四年的时间里，她以其不同凡响的作品，使沉闷的上海为之一震，仅短短两年多时间，便确定了她在沦陷区文学中的地位。然而，尽管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并没有被南京政府正式定为“文化汉奸”的罪名，但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四十年代，已经出版了《传奇》和《流言》而名满上海文坛的张爱玲，究竟是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中呢,张爱玲文学生涯中的这个特殊时段，好像还没有引起“张学”专家们的足够重视。 一、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汉奸, 学者陈子善在《一九四五至四九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一文中，就指出:“……可以想见，给张爱玲安上‘女汉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兰成的缘故。《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词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 除了这种未署名的小册子的恶意攻讦外，那时上海的大刊小报，类似的“揭发批判”更是不少。陈子善先生在同文又指出，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海派》周刊就发表一篇署名“爱读”的《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耸动报道:“……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稀奇呢,” 另外还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文化汉奸罪恶史》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在作者的《几句闲话》，先有《三年来上海文化界怪现状》《“和平文化”的“大本营”》《沐猴而冠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综述，接着就是对于“文化汉奸们”的“个别的叙述”，张爱玲在书中被两次“点名”，一是在揭发《伪政论家胡兰成》被提到，另一次则是被单列一章――《“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司马文侦在书中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他主张对这些所谓“文奸”(包括张爱玲在内)采取“有所处置”的行动。 《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 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报》系统的《杂志》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等 九大刊物中。其中除了《紫罗兰》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因此若从这点指责她投稿于汉奸主办的刊物上，显然是成立的。 二、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不是汉奸, 然而，对于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绑在一起的做法，晚近的学者张泉在《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一文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份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2, 当时曾经提拔过张爱玲，而刊登她的作品《心经》、《琉璃瓦》、《连环套》的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文中就说过:“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而张爱玲的另一友人龚之方更说:”张爱玲非但是写小说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连续诞生，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其时上海报刊的背景十分复杂，有的是接受国民党什么派的津贴办的，甚至有的与汪伪有干系的，张爱玲没有政治头脑，因此对发表园地也不去考虑是否合适。”柯灵又说:“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 当时的张爱玲正是创作勃发的时候，她又主张“出名要趁早”，于是有“趁热打铁”之说。而当时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刊物外，已别无发表园地了。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在短时间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不得不有所依附，因此她对于这些指责，并没有任何的反驳。虽是投稿于所谓汉奸主办的刊物上，但她的笔端却没有写过半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这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汉奸罪恶史》除了上述的指责外，更严重的是指责张爱玲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如果说某些风言风语张爱玲还能保持沉默的话，对于指责她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借以证实她的“文化汉奸”的身份时，她就不得不开口，加以辩驳了。一九四六年底她借《传奇增订本》的发行，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作了辩白，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刊登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召开了三次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用意是想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将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里。其中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南京召开。据学者王向远的资料,3,，日本派出的代表有:长与善郎、土屋久泰、高田真治、丰岛与志雄、北条秀司、火野苇平、芳贺檀、户川贞雄、阿部知二、高见顺、奥野信太郎、 百田宗治、土屋文明等十四名。中方参加人数则高达四十六名，其中“满洲国”代表有古丁、爵青、田鲁、疑迟、石军、小松，还有加入了“满洲国”的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竹内政一，共八名;华北代表有钱稻孙、柳龙光、赵荫棠、杨丙辰、山丁、王介人、辛嘉、梅娘、雷妍、萧艾、林榕、侯少君等，共二十一名，周作人因高血压而不能出席。华中代表有陶晶孙、柳雨生、张若谷等二十五名，其中有不少并非“文学者”，而是汪伪政权中的官僚政客。列席会议的还有当时在南京的日本美术史家土方定一、诗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纯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国开设书店的内山完造等人。张爱玲实未参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特发表此声明，为自己辩白。其实在当时许多日伪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将及汪伪的熊剑东，都想借胡兰成的引荐而结识名噪一时的张爱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因此张爱玲无心和汉奸周旋，是显而易见的。 三、四十年代，张爱玲只是张爱玲。 四十年代，“汉奸作家”特指利用文艺作品为异族侵略纲领摇旗呐喊，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的文人。从这一方面来审视张爱玲，她清清白白，无瑕无疵。而沦陷区文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易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张爱玲也不例外。事实上，仅从表象上看，在沦陷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为文者，并不多。缺乏设身处地视角的局外人，往往对此难以苟同。但只要从实际出发认真探讨，最终还是能认知真相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张爱玲，一个在高中时代就把结婚排除在人生之外的孱弱女子，一个公私交往相对封闭的自由职业者，不靠家世，不靠男人，不靠政治势力，而是靠自己的勤奋和才华，在一个非常时期的男权社会中赢得了一个自立女子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张爱玲是一位靠卖文为生的作家，不过，她不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御用文人，而是以买杂志的大众为衣食父母的自由撰稿人，诚如她自己所坦言的，“我是个职业文人”。,4,张爱玲的职业写作，可以说是一种自觉与大众趋同的写作，一种明确纳入文化市场的写作。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现象的突出特征之一。今天看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感情纠葛，恐怕也不足以构成她是“文化汉奸”、是“附逆作家”的证据――毕竟，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是汉奸的张爱玲”，还是“不是汉奸的张爱玲”, 参考文献: ,1,陈子善.1945至49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香港:明报月刊，2006.12. ,2,张泉.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2). ,3,王向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新文学史料，2000，(3). ,4,张爱玲.纳凉会记.上海:杂志，194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