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周初八诰研究

尚书周初八诰研究 第 , 页绪论《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战国末季盖已编成定本。初以《书》名，汉兴始称《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由于孔子曾以《诗》、《书》教授生徒，《尚书》后来便成为儒家推崇备至的皇皇圣典，它既是帝王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儒家“五经”中处于至尊的地位。时罩上的五彩衣顶礼膜拜，今天，我们当然不必再对《尚书但它毕竟还是一部研究上古历史可资利用的重要古籍，值得我们倍加珍视。不过，《尚书》要真正成为研究历史的可靠材料，还有诸多繁难的研究工作需要人们去做。近代研究《尚书》最有成绩的顾颉刚就曾对这一工作有过自己的规划，他说:这部书流传经过的年代太长久，以致其中生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们若要研究商周史，非先把它彻底整理不可。民国二十年，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第一期所讲的便是尧典》、《禹贡》等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篇，因为出世的时代太晚了，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定它，已经很够。但到了《商书》以下各篇，因为它们的编成较早，要考定它们著作的较确实的时代便很费事，这使我知道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去作考证的。因此我便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第 , 页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文、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从顾氏拟定并实施的这个规划来看，研究《尚书》需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其中对各篇著作时代的考定堪称牵动全局的骨干工程。因为文献的著作时代，在很大程度上牵连到研究材料的真伪问题。研究中不把材料的真伪问题搞清楚，就有可能造成郢书燕说的谬误，达不到建构科学的信史的目的。所以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乃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之一。拿《尚书》的辨伪工作来说，伪《古文尚书》的揭发和《虞夏书》著作时代的考定，就是中国学术史上惊天动地的大功绩。《尚书》本为先秦旧籍，中经秦火，至汉复出，已无完书。无论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本，还是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四十四篇本，恐均非原貌。更为不幸的是，西晋永嘉之乱的发生，致使官藏今古文《惺椤繁镜慈晃薮妗,捎诳资媳径喑龅摹兑菔椤肥淳埃饰酥链嗽蚴链蠛～,保鲇性フ履谑访坟酉虺?嗌献猿剖呛捍装补鞔摹豆盼纳惺椤罚峁涣?谘Ч伲睢,教瞥趼降旅饔志菀宰鳌毒涫臀摹罚子贝锓蠲菀宰鳌渡惺檎濉罚哟嗣繁颈愠晌逄埔院蠊惴毫鞔墓俦荆袼凹那迦钤獭妒?琛凡捎玫木褪且悦繁疚妆镜摹渡惺檎濉贰,欢 繁局谐敖窆盼慕杂小钡亩似猓溆喽迤?强装补恼婀盼摹,稳逦鈼А?祆涠源艘延谢骋桑志俟蓑「眨骸渡惺橥煨颉罚槟课南壮霭嫔缒臧妗,凇。场?场?荻暗热说难厦芸贾ぃ繁局形衩髑逖д呙氟|、阎若文所无的二十五篇被判定为魏晋时人所作的“伪古文”，终成定谳。此一历史真相的揭出，以伪古文《大禹谟》等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所谓“三圣心法”的道统随之动摇。这确是《尚书》学史上一件震撼人心的快事。梅本二十五篇伪古文既经确定，保存在伪孔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就成了非常可贵的资料。但清代今文家无视这一事实，由伪古文而疑汉古文，进而疑及汉今文，最后甚至达到以群经皆伪的程度。其中最为典型者莫如康有为，他不仅说汉代《古文尚书》为刘歆所伪造，而且说《今文尚书》亦为孔 子托古改制的作品，实际上一笔勾销了现存《尚书》的史料价值。这种游谈无根的说法，虽以议论闳肆耸动一时，但最终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退出学术舞台。我们今天尽管也承认今文《尚书》中确有伪篇的存在，不过这与康氏所论完全是两回事。这里所说的伪篇，主要是指它们的著作时代并非过去认为的那样久远。其中《商书》姑置不论，《虞夏书》非当时作品则绝年古史论战展开后，顾颉无疑义。当刚在月日给胡适的信中就曾扼要地提出了自己对今文二十八篇著作时代的看法，认为其中《尧典》、《皋陶谟》、《禹贡》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继后顾氏又与其他学者一道不断深入地进行探讨，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有如郭沫若所说“:在现今传存的《尚书中，所谓虞书》和《夏书》都是战国时的儒者假造的，已经成为了定论。”徐旭生也说“:疑古学派的最大功绩，是把《尚书》头三篇的写定归之于春秋战国的时候。”由于《虞夏书》著作时代的基本考定，儒家据?参见《古史辨》第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卷)，人民出版社页。?《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年版，第年版，第页。第 , 页此衍申臆建的“三皇五帝”旧古史系统亦随之坍塌，从而在史料基地上为科学的古史观的建立清扫了尘障。学术史上这两件大事，充分表明辨伪工作在《尚书》研究中的，只是重要性。清代今文家讥讽“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缺乏科学意识的门户之见，不足深论。现在的问题在于，《尚书》学发展到今天，是否辨伪工作已无事可做了呢,事实并不如此。即使按照顾颉刚的意见，《尚书》中的《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十三篇“，在，辨伪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工作也还有向前推进的余地。“一般地说，材料的真伪和作者年代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所以考察古籍的作者与年代乃是史料鉴别过程中辨伪求真的关键环节。以此看来，顾氏所列可信为真的《尚书》十三篇，以其作者与年代问题迄未解决，故辨伪工作仍有可为。由于顾氏上列十三篇中的周初八诰自成单元，故不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宋人苏轼曾说“:自《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余读《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苏轼所说“安殷”，实际上就是周克殷后如何巩固对殷人的统治问题，它包括周公东征平叛、封藩建卫、营建东都、措置殷遗、倡扬天命等一系列惨淡经营的建国过程。可见周初八诰的内容是有相通之处的，本书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应该还是比较适宜的。周初八诰虽是《尚书》中的?《古史辨》第一册，第页。?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年版，第?《书传多方》，《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龚自珍撰《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记庄存与语，文见《龚定庵全集》，清宣统元年刻页。年版。第 , 页真文件，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我们所能做的工作只是就其作者、年代和相关史实进行考证，如果要像顾颉刚研究《大诰样，把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五道工序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完整而周详的研究体系?，则是后学力所不及的。至于周初八诰的作者与年代，自汉至今，迄无定说，这一混沌状况若不澄清，周初历史的叙述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错位。而对八诰相关史实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诰辞内容的正确理解，而且有助于对其作者与年代形成更为明晰的认识。因此，本书分前后二编，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分别予以探索， 以期相辅为用，益见真情。鉴于上述研究内容的设定，考证也就成了我们研究中必加运用的基本方法。说到考证，今人多鄙其琐屑，谓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固然，史事的考证不等于历史规律的探索，算不上完整的历史学，但历史学也绝不会完全排斥考证。因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史事的求真，都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离开考证几乎是无从措手的。而没有正确的考据成果作为从事规律性探索的基础，所得结论也很难说是靠得住的。再就考证本身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归纳方法，若客观而精密地加以运用，所达到的最佳境界即是对证据作科学的评价与分析。这在历史研究中无论如何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我国学者治史的优良传统，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蔑视它，并拒之于千里之外。在《尚书》研究中运用考证方法，我以为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加以注意。首先，是处理好今古文学的关系。《尚书》今古文学派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原因，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相与排击，潮涨潮落越二千年。今文家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古文家注重名物训诂的推释，治学路数的不同并不决定?参见顾颉刚《〈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历史研究》年期。第第 , 页彼此经说的轩轾，实则各有胜义，亦各有谬解。今日学人没有师传家法的约束，完全应该站在学术公正的立场，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拘一隅，择善而从，借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其次，是处理好古文献与古文字材料的关系。在历史研究中，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种极富科学精神的二重证据法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但二重证据法不等于以此证非彼证，或以彼证非此证。尤其是当文献记载与古文字资料发生抵牾时，我们如果偏重一方而置另一方于不顾，或者以此一方否定彼一方的可靠性，就坚执己见，亦未必妥当。我们常说，真理只有一个，但对真理的揭示似不能采取如此带有片面性的简单做法。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地上与地下两方面的材料细加分析，找出其矛盾的根源所在，并作出持之有故的合理解释，然后决定取舍，据以立说，庶几接近历史的真实。第三，是处理好训诂与史证的关系。《尚书》艰涩难读，主要障碍在文字的训释上。充分吸收已有的训诂成果，并不断推陈出新，求其真义，恐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尚书》研究所应从事的一项基础工作。但有些问题也不是单靠训诂就能解决的。比如，《洛诰》中“朕复子明辟”一句，不同的训释几乎直接成了肯定或否定周公摄政称王一事的证据。如果只是从各说的文字训诂来考察，持论双方都有自己的根据，且并无什么错误发生。此时若不通过对周初史实的综合分析，实在是很难断其是非的。这说明把训诂与史证紧密结合起来，当不失为析疑息讼的一条有效途径。凡此三条，我以为都是研究《尚书》必须遵循的重要规则。作者在研究周初八诰的过程中，力图循此轨道进行操作，但工作不一定就能做好。这倒不是操作工具有问题，而是工具操作者的能力低下所致。希望读者不要因为这篇考证性文字的不成熟，就连带怀疑考证方法用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老实说，我对《尚书》研究是素无功底的。只是师从赵光贤先生第 , 页问业之后，才尚书》研读”渐渐摸出一点门道。记得当初先生讲课，布置的作业是要我写一篇关于《洪范》成书年代的研究论文，作为该门课程的成绩。任务交待下来，我当时心情之惶恐真不敢向外人道。因为对于《洪范》成书年代的研究，前有刘节的《洪范疏证》，曾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后有刘起釪的《洪范成书年代考》，亦是大家风范。学殖浅薄如我，实不知在研究上能否再有新的突破。但师命不可违，只洪范〉制有坐下来认真读书研究，最后作成作年代新探》，战战兢兢地送交先生评 阅。哪知先生读后，肯定多于批评，要我另，并行抄正，由他推荐给《人文杂志》，得以很快发表被别的学术刊物全文转载，受到学界的重视。这篇习作是我研究《尚书》的最初尝试，其中既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也寄寓着先生的期望。先生是《尚书》研究的著名专家，一直就有全面整理研究《尚书》的愿望，只是由于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未曾着手。当我决定以《尚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他颇为高兴，说“:现在研究《尚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你们年轻人就该知难而进，敢于攻坚。《尚书》研究虽难，只要肯下功夫，不怕做不出成绩。”之后，我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历时二年，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本书即是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订并加扩充而成的。书中对所要研究的问题作了历史的清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否可以成立，尚望博雅方家不吝赐教～?参见《古史辨》第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载《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见该刊年第期。关于《洪范》的制作年代，笔者认为，无论从《洪范》的主体思想特征，还是从《洪范》五行说发展的逻辑进程，或者从先秦典籍称引《洪范》之文的情况来看，都说明它只能是春秋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既不可能早到商周，也不可能晚至战国，最大的可能性是在春秋中叶。第 , 页前编 周初八诰的作者和年代第一章《大诰》“王若曰”之王考实《大诰》为《尚书》周初诸诰的首篇，是真实可靠的西周王室档案文件之一，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只是由于它文字的佶屈聱牙，索解不易，先秦诸子不曾道及它，司马迁作《史记》也未引述它，致使它所记述的史迹若明若暗，不彰于世。其后经生解经，各立门户，歧说纷纭，更增添了我们用以复原历史的困难。困难虽犹存在，问题仍须解决。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大诰》究竟为何人制作,又为何时制作,换句话说，《大诰》中的“王若曰”之王到底指的是谁,是周公，抑或成王，还是武王,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个无足轻重的经学问题，实际上却关系到周初若干史实的正确说明。为了避免研究中的历朔错位，实有弄清此一问题历史真相的必要。一、关于《大诰》“王若曰”之王的歧见《大诰》为何人所诰,这在学术史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如果追第 , 页溯得远一点，早在司马迁作《史记》时似乎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周本纪》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此其一。《鲁世家》又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此其二。前说认定《大诰》为周公所作，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后说则称周公奉成王命作《大诰》，似与前说有异。这两种说法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呢,综合《史记》有关记载，应该说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据《周本纪》云“: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鲁世家》亦云“: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认定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武王崩时成王尚幼，不能临朝，仅仅是个名义上的天子;二是周公恐天下叛周，乃践阼代成王治，南面朝诸侯，成为摄王。既然当时成王不能临朝，也就不可能作《大诰》告其“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这个使命自然会落到身为摄王的周公肩上。所以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如此肯定地说周公作《大诰》。至于《鲁世家》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无非是考虑到幼君与摄王这一层关系，也有可能是周朔鬯楣懿獭肮焕谌孀印钡牧餮裕褂霉忻脚训恼尾呗浴,纱 丝蠢矗非挡?幻埽罢呤蔷臀侍獾氖抵识裕笳呤蔷椭芄恼蔚匚换蚴褂玫恼尾呗远裕疾慌懦狻洞筅尽肺芄鳎洞筅尽分小巴跞粼弧敝蹙褪侵芄,墒牵嗣遣?徽庋蠢斫狻妒芳恰罚歉髦匆欢耍嗡恳娣祝皆鲂矶啾誓偎尽,粤胶阂岳矗叨浴洞筅尽贰巴跞粼弧敝醯慕馐停始牵鬯喜幌?,槟善鹄矗笾掠腥缦氯植煌囊饧,恢质峭跷渫跛怠,怂堤岢鼋贤恚逦獯笏础,诘凇。保啊?场蹲炙怠分兴怠埃浩涫怠洞筅尽纺宋渫醴ヒ蟠筅咎煜轮摹～酢次耐酰肌次目迹裣子惺颉次渫踔 页际恕病～跻盼掖蟊辍,?苊漳酢瞬坏闷浣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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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谬说了。第二种意见是王为周公说。这样归纳是就《大诰》为周公所作这一问题的实质而言的，至于周公是否确以王者的身份作诰，却又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见解。一派以郑玄为代表，他说“: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另一派以王肃为代表，他说:“称成王命，故称王。”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前引《史记》的记载中找到它的渊源，只是司马迁并未想到矛盾的表述却导致后儒两千年来的争论。伪孔传坚持王说，云“周公称成王命，顺大道以诰天下”。孔疏:“周公虽摄王政，其号令大事则假成王为辞。……„王若曰?者，称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称成王命，实非王意。成王尔时信流言疑周公，岂…郑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周公伐管蔡乎命大事则权称王?。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称为王，则是不为臣矣。大圣作则岂为是乎,”看来，孔颖达并未完全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把周公称成王命作诰说成假成王为辞，算是一个巧妙的调和。但他否认周公自称为王，以为如此有害名教，倒是与伪孔传契合无间。这个看法，颇得宋元以后学者的共鸣。林之奇说:“当管蔡挟武庚以叛也，周公摄政，天下之事皆决于公，则夫合邦君御事于朝，而告之以黜殷之意者，周公之任也。然政虽总于周公，而成王在上为天子，号令虽 由己出，而必称王命以告之。此经所以称„王若曰?，而序则言„周公相成王?，以相发明也。郑康成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此言实害教之大者。”焦循也说“:然则西汉人说经固以„王若曰?为周公称王践天子位，后汉郑康成延其说耳。王大?《尚书诰》疏引，《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礼记明堂位》疏引，《十三经注疏》本。林之奇大诰》:《尚书全解《四库全书》影印本。年版。第 ,, 页肃之说远胜于郑。顾西汉人不善说经，遂启王莽之逆。后人抑王而右郑，不知其悖戾不特祸于经耳。”经师们说来道去，总是跳不出君臣之义这个名教的圈子，只好坚持说“成王命周公东征以讨之，大诰天下”。由此看来，王肃之说，伪孔袭之，孔疏申之，蔡传是之，遂成为千百年来一种最有影响的官方意见。王说倡，郑学微。迄至清代，始有改变。王鸣盛《尚书后案》云:“郑以王为摄也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既言周公朝诸侯，又言天子负斧依，明天子即公摄，故郑彼注:„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规篇》云:„周公之摄王位，舍道用权，以安社稷?是也。周公既摄王，此诰是周公之语，故郑以为周公，若如王肃及传疏，谓是周公述王命，则当如《多士》、《多方》，先言„周公曰?，更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为周公矣。”江声、孙星衍、皮锡瑞皆从其说。他们认为“:周公既践天子位，则称王自然有之。此篇是周公之诰，则所云„王若曰?，自是谓周公为王矣。”“云„命大事，则权代王?者，见周公不欲终为王。”“史公云„周公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后人乃谓周，公无摄王事，用王肃伪孔谬说，以王为称成王，皆陋妄不足辩。这些意见不戴卫道家的有色眼镜，无疑是比较客观的。郑玄以周公称王作《大诰》之说“，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来看都是妥当的”，比起王肃称命作诰说，更显示出它的可信程度。?焦循:《尚书补疏王若曰》，《清经解》本，上海书店年版。?蔡沈:《书经集传大诰》，《四库全书》影印本。?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大诰》，《清经解》本。?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大诰》，中华书局年版。?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大诰》，清光绪二十三年刊本。贝冢茂树:《关于尚书大诰篇的作者》，《贝冢茂树著作集》第卷，日本中央公论社年版第 ,, 页第三种意见是王为成王说。说周公称成王命作诰，尽管成王快要呼之欲出了，但多少还保留一点周公挽狂澜于既倒的色彩。而把这种色彩完全抹掉，以《大诰》“王若曰”之王为成王者，似不多见。明代王樵算是其中最彻底的一位。他说“:„王若曰?者，成王之言，作《书》者述其大意。凡成王之命而周公传之，则称„周公曰王若曰?。其止称„王若曰?者，或史臣之辞，或当时诰命如后世制诏之类也。”其后王夫之亦有类似说法:“先儒多以绌殷之举为成王亲行，盖未察《大诰》为王在国播告之文耳。……今按成王方在幼冲，周公摄政，凡郊飨觐会之事公且代焉，况千里东征其敢令冲子尝试哉,则诰者王而行者实公耳。”王氏辨成王未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