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初唐四杰

[训练]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指中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 “田园诗派”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流派，最重要代表人物为东晋诗人陶渊明。古往今来，陶渊明的诗作及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田园诗，它自成流派、一直影响后世诗人创作的发展，陶渊明的诗大部分取材于田园生活，来源于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深切感受，有的接近于口语，有的近似歌谣:有的直抒胸臆，直接表明了作者热爱躬耕生活之情，语言平淡而自然，朴实而又毫不缺管色彩，给人一种清新、淳美的感觉、诗情画意的感受。 “边塞诗派”是中国唐代诗歌流派。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又进一步予以发展，到盛唐则全面成熟。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所以也叫高岑诗派。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如离别、思乡、闺怨等，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其诗人除高、岑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豪放词派”中国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婉约派”为中国宋词流派。婉约，即婉转含蓄。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李煜、柳永、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宋代最著名的女词人)等 “三大短片小说巨匠” 法国的莫泊桑(1850——1893)、俄国的契诃夫(1860——1904)、美国的欧?亨利(1862——1910) 莫泊桑 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曾拜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为师。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0多篇中短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构思别具匠心，情节变化多端，描写生动细致，刻画人情世态惟妙惟肖，令人读后回味无穷。 莫泊桑 像 1880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羊脂球》，此后陆续写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小说，博得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赞誉。他的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丑恶，对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寄予同情。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语言个性化，布局谋篇别具匠心。 短篇的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讽刺虚荣心和拜金主义，如《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第二是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赞颂其正直、淳朴、宽厚的品格，如《归来》;第三是描写普法战争，反映法国人民爱国情绪，如《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布局结构的精巧。典型细节的选用、叙事抒情的手法以及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都给后世作家提供了楷模。 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长篇小说《一生》、《俊友》(又译做《漂亮朋友》等。 他写的《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被选入2001年、2009年和2010年七年级下册的语文书。 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 他的早期合作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假面》 《牡蛎》 《必要的前奏》《脖子上的安娜》 《乞丐》 《彩票》 《名贵的狗》等。 契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 欧亨利 真实姓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曾被诬告罪入狱三年。后迁居纽约，专事写作，他几乎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供报刊发表。他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反人道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给予揭露和讽刺。欧?亨利善于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又因描写了众多的 人物，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代表作有小说集《白菜与国王》、《四百万》、《命运之路》等。其中一些名篇如《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藤叶》等 从题材的性质来看，欧?亨利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以描写美国西部生活为主;一类写的是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一类则以拉丁美洲生活为对象。这些不同的题材，显然与作者一生中几个主要生活时期的不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三类作品当中，无疑又以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意义最大。 欧亨利式结尾: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的源头叫歌谣。《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1]，因此又称“诗三百”。[2]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正式使用《诗经》，应该起于南宋初年-屈万里)。[3]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诗同乐不能分。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诗，故又称“诗三百”。只有题目共四五百年间的民间歌谣(风)、士大夫作品(雅)，以及祭神的颂辞(颂)。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的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其中的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其中直陈其事叫赋;譬喻叫比;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叫兴。《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诗的内容包括: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 唐抄本 诗经 三种(22张)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 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流传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兹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文集《诗经》。 集结说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采诗说 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二、献诗说 《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三、删诗说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但是众学者认为此说法不可信，其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孔子参加了诗经的编订。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按:车，古文;舆，今字。车又音居，是故，子舆、子车、子居，皆孟子之字也)。战国时期邹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四书、五经”合称《四书五经》 。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今人以为非孔子所编。 一 《易》:又称《易经》，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部，每部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时称“十翼”，是东周时人们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 二 《书》:又称《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 三 《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 四 《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 戴礼》两种，戴圣所编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85篇称为《大戴礼》。还有一部《周官》记录周朝制度也包括在“三礼”的范畴。“三礼”之中，后世以《礼记》流传最广，故一般以之作为《五经》的代表。 五 《春秋》:又名《麟经》，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记242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成“春秋三传”，其中以《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流传最广。从古到今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原名为《左氏春秋》，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左丘明，姓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因其世代为左史官，所以人们尊其为左丘明。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尊称其“左丘”。 左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 肥城为古肥子国，是左丘明食邑。《宋祥符二年平阴县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载:“二年春，余承命来莅兹邑。知县之东古肥子国地即左子故里，古庙犹存。” 相传左丘明告老还乡(约公元前470年)，即一直居住在都君庄(即今肥城市衡鱼村)，且世代繁衍于此已80代。现尚有左丘明所植银杏树一株，及相传为左丘明用过的石碾、石碓、左丘井、左丘明后裔为感谢唐太宗敕封左丘明为经师 从祀文庙(625年)所植的槐树、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的墓碑、左丘明六十九代孙丘涟的故居、孔子七十代孙袭封衍圣公题写的匾牌等古迹和文物。 左丘明死后(约公元前450年)，葬于肥城。《魏书?地形志》载:富城有左丘明墓。富城即今肥城一带。宋王去非“吊左丘明墓”诗云:“荒草迷离土一堆，坟前古木亦凋衰。传留千载英魂渺，每到都君一泪垂。”左丘明墓虽几经战乱劫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遗址尚存，现正在修复之中。 为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肥城地方政府和海内外丘氏族人，正积极进行左丘明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左丘明陵园的建设已经全面启动。丘府、丘祠的建设也正在规划之中。 一、左丘明其人 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2](《公冶长》)从孔子的语气中不难体会出孔子将左丘明引为同道，对于花言巧语、伪善的作法都感到很可耻。由此得知，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而且与孔子关系甚笃。有人就此认定左丘明必早于孔子，“因为孔子这段语言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2](P.52)其实，仅凭这一条就断定左丘明早于孔子显得证据不足。更多的史料说明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与这段内容相近的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由上述史书记载可知，左丘明曾与孔子同观史书，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目的就是避免“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为了保孔子《春秋》真意。《左氏春秋》乃依孔子《春秋》而立传?。对于孔子与左丘明同观史书之事，严彭祖《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篇也有类似的话: 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周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左丘明之所以能写出《左传》这样的煌煌巨著与他是一个史官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孔安国注称他为“鲁太史”。《汉书?艺文志》自注称其为“鲁太史”。新近发现的孔府档案的新资料《左传精舍志》称左丘明“世为鲁左史官”?。左丘明的姓氏与他的职官是相联系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丘明为左史官，以官职为氏，当姓左。《左传精舍志》卷五《姓谱》更证明了左丘明姓左。 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子封于营丘，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其以丘为姓者，印生商，商生 ， 生尚亚，亚生采，采生娄嘉。嘉因生胡公，恐后及难，遂奔楚，世为楚左史官，生子均……(周景王)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轼其君虔于干溪。相之子(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成)生丘明，世为鲁左史官。姑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孙名起者，工文学，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祸，又去左袭丘，隐居陶阳，复以丘为姓氏。 这段文字极为宝贵，叙述了丘姓的变迁过程。丘姓经历了“丘——左——丘”的演变，左丘明处在以左为氏的阶段。? 二、左丘明的思想 《左传》记录的语言可能是历史人物的实有之语，但材料的取舍、剪裁是受作者思想倾向支配的，而且在行文当中融入鲜明的爱憎情感，左丘明借笔下人物之口褒贬时事、阐述个人看法。特别是《左传》中的评论最能反映左丘明的思想。《左传》中的“君子曰”确系左丘明作《左传》时已有，并非出于后人的附益，“这种议论的体裁为先秦史学所共有，一如今之„编者案?”[3]。“君子曰”、“君子谓”或“君子以为”的评述共八十四条，这些评述直接表达左丘明的心声，也最能体现左丘明的思想。另外，《左传》中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评论话语约五十条，这是左丘明利用他们的评论来表达个人的感想，当然也能反映其思想。 对于左丘明的思想，笔者拟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历史观等几个方面进行粗浅归纳: (一)天道观 左丘明虽然尊天敬神，但更重人和人事。反映在他极力反对人祭、人殉，非常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把死后的鬼神放在个体生命的后面。《左传》僖公十九年载: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左丘明借司马子鱼之口来表达他的看法，“祭祀以为人也”，也就是说，祭祀是为了人，并不是为了取悦于神，同时又强调民乃神之主。左丘明对秦穆公赞赏有加，而对他死后人殉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他借用“君子曰”发表了一番感慨: 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4](《文公七年》) 左丘明之所以认定“秦之不复东征也”，就是因为秦穆公“死而弃民”，实行人殉。《左传》中有不少鬼神之说，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左丘明的迷信思想。细读《左传》就会发现，左丘明虽然没有否定祭祀鬼神，但并非迷信鬼神，他笔下的贤人君子谈到鬼神是为了劝戒世人。钱钟书先生说:“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记，可心知斯意矣。”[5](P.186)左丘明正是在当时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历史背景下，利用鬼神之说扬善赞德，钱钟书先生可谓一语中的。 左丘明的天道观总起来说是注重人和人事，远离鬼神和天命，把天和神作为虚设和外壳。他走出了西周时期的天神的神秘主义，注重现实，推崇理性。 (二)政治观 左丘明的政治观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是:以德为原则，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根基，辅之以刑。 左丘明就是通过历史事实来阐述德对于国家、战争和个人的重要性。《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表达的正是德政是政治根本之意。左丘明在论述城濮之战时说晋侯在战前训练百姓，让他们“知义”、“知信”、“知礼”，而战争中晋军重视德行，将领配合默契，这样就自然而然的让读者接受晋军胜利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实际上是说德在左右着战争的结果。而对于个人更是有德者成就功业，无德者身死国亡。 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上自国之大事、外交往来，下至宗庙的定制装饰、进退礼节等等都属于礼的范围。《左传》解经也多以“礼也”、“非礼也”为注脚，“礼”字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同时期的古书都要多。在隐公十一年中记有左丘明的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丘明把礼提高到国家的躯干，天子奉行的规范，天地之经纬的程度，奉行礼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左丘明在《左传》中要表达的礼并不仅是揖让进退之礼，还有更深的含义。公元前547年，昭公到晋国去，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礼，自始至终从没有失礼。由此晋侯对鲁昭公不懂礼之说感到困惑，女叔齐解释说: 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4](《昭公五年》) 女叔齐认为鲁昭公仅懂得“仪”，这是礼的表面形式，而不是真正懂礼。真正的礼是用来保国、推行政令而不失去百姓的。鲁昭公的政令出自私家，不能使用贤人，触犯大国的盟约，欺负弱小国家，趁人之危，不能养活百姓，却琐屑地急于学习仪式，这是本末倒置，根本称不上是懂礼。左丘明禁不住赞叹:“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对曰:“此仪也，非礼也。”左丘明所津津称道的礼就是女叔齐所说的守国保民之礼，而不是外在的各种礼仪礼节。在此，他把礼的涵义又拓深了一步。钱钟书曾谈到过《左传》中的礼，说:“足见„礼'者非揖让节文，乃因事制宜之谓;故射仪则君子必争，戎礼则君子亦杀。”[5](P.205) 为政者中的开明人士对民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如庄公三十二年所记史嚚所说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邾文公迁都的事例更是让人过目难忘: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邾文公能把民之利益放在个人的前面，只要对民有利，虽然有可能影响他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并发出“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而死得或早或晚，那是由于命运的缘故”的豪言壮语。左丘明写到此处不禁感慨邾文公是知天命的人。 左丘明强调崇德、崇礼、重民，但是也不否定用刑作为辅助作用。“政以治民，刑以正刑”[4](《隐公十一年》)，即政用来治理百姓，刑用来纠正邪恶。左丘明主张量刑时坚持“慎罚”的原则。《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所载楚国声子的主张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德行得体为止，如不得体，宁多赏也不能滥刑，以免伤及无辜。“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兴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利其淫。”? (三)人生观 左丘明人生观的内容也很丰富，主张人要具有忠、孝、信、善、谦等品质。在他看来，人只有具有这些优良品质，才具备了理想人格。晋楚之战后，荀林父请求处死自己，而晋君因为“荀林之事君也，进思尽忠”而让他官复原职。郑庄公与其母姜氏在黄泉相见传为佳话。左丘明接着又以“君子曰”的方式称赞道:“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是之谓乎～”[4](《隐公元年》)桓公十二年，鲁郑以为宋国不讲信用而攻打宋国，左丘明又说:“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他认为如果信用跟不上，结盟也没有什么好处。多次结盟反而动乱滋长，这都是因为没有信用。左丘明崇尚善而反对恶，他曾说过“善不可失，恶不可长”[4](《隐公六年》)，要人们保持善行。《左传》襄公十三年记晋国将帅彼此谦让，晋国的百姓因此和谐，诸侯也因此亲睦。左丘明在此说明谦让的作用: 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乐魇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 左丘明把晋国的兴盛归功于举国谦让，可见“让”的重要性。 (四)历史观 左丘明仍认为君主是天之子，由天选定，“君，天也。”[4](《宣公四年》)在正常情况下提倡“君命无贰”[4](《成公八年》)，即要求臣绝对服从君命，“君命，天也。”[4](《》定公四年)“君命无二，古之制也。”[4](《僖公二十四年》)但同时，他对君的绝对权威也表示怀疑，从历史的交替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4](《昭公三十二年》)的结论，认为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国君不能以为权力乃为天授就胡作非为。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倘若不以民为本，为政不以德礼，就有可能被赶下台。如闵公二年记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粗帛帽子，努力生产，教导农务，重视教化，任用有能力之人，结果仅用一年的时间，战车就由三十辆变成了三百辆。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后，让具有仁爱之心的公子目夷做左师，以处理政事，宋国于是大治。虞国的灭亡是由于虞国国君的无德。 三、左丘明的思想归属 孔子的思想历来研究颇多，这里不必赘述。从前述左丘明思想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左丘明思想与孔子思想有显著的一致性，无论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还是历史观等，都应当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左丘明乃一儒者无疑。《左传》中的左丘明思想之所以与孔子有惊人的一致性，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左丘明与孔子有共同的文化生活背景 孔子与左丘明都处于春秋末期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春秋末期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期，世袭宗法制逐渐瓦解，士阶层涌现。孔子和左丘明都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提出个人的主张，力图为变动不居的社会寻找一剂良方，体现士人的价值。 孔子与左丘明都是鲁国人，鲁国本是周公的封国，深受周公思想的影响。周公在政治思想上对孔子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为孔子的“德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二是周公制礼作乐，为周人树立了一种“尊礼”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在春秋时，“周礼尽在鲁矣”[4](《昭公二年》),孔子对周公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更对周礼有着笃深的执着，认为礼是一个人立身的基点，更是立国之本。其实，周公的影响何止孔子一人，但凡鲁国人都深受鲁文化的影响，左丘明也不例外。鲁国历代国君坚守着“尊尊亲亲”的原则治理鲁国，从而形成了鲁国独有的文化特色。左丘明和孔子同为鲁国人，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受鲁国文化的熏染，以至二人在思想倾向以及著述中都有惊人的相似。 (二)《左传》的写作动机即在准确表述孔子思想 左丘明与孔子义气相投，互相引为同道。左丘明推崇孔子，同样对《春秋》也非常推崇的，这在《左传》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4](《成公十四年》) 左丘明对《春秋》的赞誉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称《春秋》的记载用词细密而意义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并且把孔子称为“圣人”。 前文已谈到，左丘明作《左传》的目的就是为保孔子《春秋》真义。“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6](《十二诸侯年表》)孔门弟子各自对孔子的学说理解有所不同，孔子生前就对此颇为忧虑。左丘明了解孔子，也担心孔门弟子会根据各自的理解去诠释他倍加 推崇的《春秋》，使《春秋》失其本义，从而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自己认为完全符合孔子本意的书来具体解释《春秋》。左丘明甚至在“君子曰”这类个人评论中也同孔子一样，经常引用《诗》来表达他的思想。另一方面，左丘明为鲁史官，遍观各国史书，掌握大量的史料，也有条件对文辞简略的《春秋》进行解释。这些条件决定了左丘明不但可以，而且完全能够写出一部避免使《春秋》“失其真”的《左传》，其思想倾向当然会尽量与孔子思想保持一致。 (三)左丘明直接引述孔子的话作为评论是非的 左丘明与孔子关系甚笃，对孔子的思想言论非常熟悉。《左传》中经常用孔子的话来评论史事、臧否人物，这类“仲尼曰”、“孔子曰”、“孔丘曰”话共计三十多处。左丘明利用这些评论作为评论是非的标准，从而替代他的“君子曰”的评论。这表明在这些问题上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有共同的是非标准。《论语》中所记孔子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在《左传》中也得到了明证。孔子与左丘明两位挚友能不约而同地表达与对方好恶的一致，真是难能可贵。孔子很赏识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宪问》)左丘明也同样推崇管仲，《左传》僖公十二年载有“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左传》文公二年引“仲尼曰”批评鲁国执政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论臧文仲，也有“何如其知(智)”的话。《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仲尼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论语?公冶长》亦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惠人也”。这些文字虽未必同而内容却颇有相似、相通之处。 四、小结 总之，人们在读《左传》这部名著时只注重其历史价值，而往往忽略了其作者左丘明的儒家思想属性。左丘明是一个大儒，他的著书《左传》宣扬了“尊礼”、“敬德”、“保民”、“慎罚”等思想，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经义，从而奠定了后世儒学的理论根基。他对于阐释孔子思想，传承儒家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左丘明的大儒地位一直被忽略，成为被遗忘的儒者。左丘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更是一位出色的儒学家，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应该予以重新评价。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学名著。它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是第一部)又称《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这部书有文辞之胜，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书》、《事语》、《长书》、 《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所以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6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致相同。 《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他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入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古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至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首创纪传体——纪传体，它不同于前 史记 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这在史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按照秉笔直书的观点，《史记》并没有回避人道与天道的共存，而“究天人之际”则是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故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时，指出这是因为“天所助”;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史记》严谨的神学哲学思想，就是为探索“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反映出的深邃智慧思想。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 稿，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鲁迅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的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加以典型的概括，从而显露出幽默的讽刺锋芒。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同时，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总之，《儒林外史》运用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的讽刺手法，其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儒林外史》语言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面前。吴敬梓学习运用人民群众的口语相当成功，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也能恰切自然。 《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儒林外史》的结构，正如鲁迅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情节，而以同一主题贯串全书。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难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鲁迅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 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代表作品:《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狂人日记》、《朝花夕拾》 郭沫若(1892年,1978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原名 郭沫若照片 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郭沫若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本人真实照片(10张)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叶圣陶 叶圣陶，1894年生，江苏苏州人。原名叶绍钧，字圣陶。作家、教育家、编辑家。1911年11月，改现名叶圣陶。笔名有叶锦、圣陶、斯提、桂山、秉丞、郢生等。1911年中学毕业后，当乡镇教师。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1919年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开始发表小说、新诗、文学评论和话剧剧本。1921年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五卅”运动，与胡愈之等人创办《公理日报》，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后又主编中国济难会的《光明》半月刊。192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0年任开明书店编辑。“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 盟”。1939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6年后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1949年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民进第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二、三届理事、顾问，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是文学研究会在创作上最有成绩的作家，也是五四时期除鲁迅之外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921年冬，叶圣陶开始尝试童话创作。《小白船》是他的第一篇童话，表达的是“爱”和“善”的理想主义。从1921年冬至1922年夏，他一共写了23篇童话，于1923年结集出版，书名便是其中一篇童话的篇名《稻草人》。 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1923年)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年)。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隔膜》(1922年)、《火灾》(1923年)、《线下》(1925年)、《城中》(1926年)、《未厌集》(1928年)等。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先后主编或编辑过《诗》杂志、《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中学生文艺》、《国文月刊》、《开明少年》、《笔阵》、《国文杂志》、《中国作家》等多种重要的文学、语文教育刊物和几十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撰写过十多本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著，为语文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经发现培养和举荐过一批青年作者，如巴金、丁玲、戴望舒等。1980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散文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朱自清以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主要作品有《雪朝》、《踪迹》、《背影》、《春》、《欧游杂记》、《你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 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年4月2日,1875年8月4日)丹麦作家，诗人，因为他的童话故事而世界闻名。他最著名的童话故事有《小锡兵》、《冰雪女王》、《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和《红鞋》等。安徒生生前曾得到皇家的致敬，并被高度赞扬为给全欧洲的一代孩子带来了欢乐。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成千上万册童话书在全球陆续发行出版。他的童话故事还激发了大量电影，舞台剧，芭蕾舞剧以及电影动画的制作。 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母鸡》，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阳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断魂枪》。其中《猫》《母鸡》等被选入课本。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代表作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英:Hamlet)、《奥赛罗》(英:Othello)、《李尔王》(英:King Lear)、《麦克白》(英:Mac Beth)。著名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查理二世》。正剧、悲喜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写过154首十四行诗，二首长诗。本?琼森称他为“时代的灵魂”，马克思称他和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虽然莎士比亚只用英文写作，但他却是世界著名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其剧作也在许多国家上演。儒略历1616年4月23日(公历1616年5月3日)病逝，出生日期与逝世日期恰好相同。莎士比亚和意大利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伽利略同一年出生。被人们尊称为“莎翁”。 初中选文《威尼斯商人》，高中选文《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英译Maksim Gorky, 1868.3.28,1936.6.18)，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щко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代表作品，《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白居易诗的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