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感知：和妇女史研究一起成长-中国妇女报

发现与感知：和妇女史研究一起成长-中国妇女报 阅读提示 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性别史论稿》一书，包括女性与文化、女性与历史、女性与礼仪、女性与宗教四个主题，体现了作者在妇女史研究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从发现历史中的妇女到发现自己，从发现自己到感知历史中的妇女。让我们聆听作者的讲述，了解一个学者在妇女史研究探索中女性意识觉醒和提升的心路历程。 ? 焦杰 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性别史论稿》一书，收集了我从事妇女史研究20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女性与文化、女性与历史、女性与礼仪、女性与宗教四个主题。这是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妇女史研究兴起以来的第二部以古代妇女为研究对象的集，第一部为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这部论文集体现了我在妇女史研究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从发现历史中的妇女到发现自己，从发现自己到感知历史中的妇女。 从发现历史中的妇女到发现自己 “在中国的传统史学和历史书写中，男性一直是书写和被书写的主角……作为一个女人，我无法从历史上找到 共鸣，也无法从古代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对历史的这种感觉从我开始从事妇女史研究就一直持续存在。 《先秦女师概述》《唐代姬妾蓄养及其社会地位》《仙女下凡——寄托唐代男子理想的文化现象》《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唐代女性名字的特点》等文章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尽管当时的我自诩为女性主义者，追求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我既未接触女性主义理论，也不知道社会性别学，所以这几篇文章根本没有女性的视角。比如《先秦女师概述》只论述了先秦女师的来源及其，没有探讨女师形成的深层原因。《唐代姬妾蓄养及其社会地位》归纳了唐代上层社会蓄养姬妾的特点，指出了姬妾社会地位的低贱，但是分析原因时却流于侈奢风气、游宴活动和歌舞嗜好等表面现象，以及封建夫权和宗法制度的压制与需要。虽然如此，女性的敏感却使我留意到了妇女群体中的个体与阶级之间的差异，也感到了文本叙事与现实社会的差异。 2003年春季，通过陕西省妇女理论研究会，我开始接触妇女/社会性别学这一理论范畴。通过理论的学习，我开始有目的地去发现历史中的妇女，考察特定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女性的影响，探寻社会历史文化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手段建构了传统性别文化，女性的历史贡献和女性的声音是如何被有意或无意埋没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外室现象与妇女历史地位》通过对外室现象的产生、由非法变合法的过程的考察，反映了妇女群体内部因阶级和身份而产生的地位上的差异;《〈列女传〉与周秦汉唐妇德标准》和《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分别通过列女形象的演变和女性命名特点的变化，阐释了社会性别文化变迁对妇女道德和女性名字的影响。 通过这些研究，我不仅发现了历史中的妇女，也开始发现我自己，我知道作为一个自诩为解放了的女性，我身上还有许多历史的影子。 从发现自己到感知历史中的妇女 “希望我所作的一切能帮助我们找到消失在历史视阈中的女性，感知她们的喜怒哀乐，了解她们的心声～”有了女性的视角，我便试图去感知历史中的妇女的心声。 《试论先秦冠礼和笄礼的象征意义》《附远厚别 防止乱族 强调成妇——〈仪礼·士婚礼〉与先秦社会婚姻观念》和《从〈礼记〉看战国以来夫权的强化》和《传统女性的刻板模式与男性审美视角的矛盾——以中国古代姬妾妓娼现象发达为例》等文章可以说是我在系统地接受了社会性别理论基础之后的代表性成果。这些文章发表于2010年~2012年，实际上写于2007年~2009年。前三篇文章如抽丝剥茧般地将成年礼、婚礼对男女两性的不同意义展现出来，解构并分析了礼仪制度的男性中心实质;后一篇文章探讨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刻板要求与男性审美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封建士大夫热衷于纳姬养妾、狎妓嫖娼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 《唐代道教女信徒的宗教活动及其生活——以唐代墓志为中心》《论唐代公主入道原因及道观生活》《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家庭地位初探》《中晚唐公主难嫁原因新探——从太和初年公主入道现象说起》《唐代比丘尼的种类、受戒习业及弘法活动》《佛教信仰与唐代女性生活形态再探——以唐代墓志资料为中心》《东汉夫妻关系中的男性与女性》是近两三年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不同群体的女性生活，综合了父权制、妇女交换、社会性别、差异和多重身份等女性主义理论，更加关注妇女的声音。 比如关于唐代公主入道的两篇文章并没有流于习俗去论述女冠公主如何风流、如何奢侈，而是着重考察她们的生存背景和生存环境，进而探讨她们入道为冠的真正原因，了哪怕是贵为公主，她们的生活也会因为女性的身份而有许多无奈。关于唐代比丘尼，我将她们分成出家、挂籍、私度等三种进行研究，既考察了比丘尼在佛教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比丘尼在传播佛教的过程因其女性的身份而遭遇的困难。关于唐代妇女与佛教、道教的文章，则运用二重证据法，不但细微地探讨了她们信仰宗教的原因、宗教信仰对她们生活的影响，还深入分析了她们如何利用宗教改变个人生活状况的能动性问题。 从早期的《先秦女师概述》《唐代姬妾蓄养及其社会地位》，到近年的《唐代比丘尼的种类、受戒习业及弘法活动》和《佛教信仰与唐代女性生活形态再探——以唐代墓志资料为中心》， 时间的跨度正好是20年，我的妇女史研究也经历了从探讨妇女地位，到对传统文化的分析解构，再到关注妇女群体和个体身份差异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展现了我在妇女史研究上的探索过程，也反映了我个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过程。可以说，我的女性经验是与妇女史研究一起成长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的物、人。”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不如男女之间的关系更能影响人类文明的方向与进程。然而由于人类的文明建立在父权制的基础之上，男女两性之间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早就被异化，女人及女人的一切，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被父权文化所湮没，剩下的只是生育和照顾家庭的功能。而在父权制的话语里，生育、照顾家庭是女人的谋生手段，是男人养活了她们，而不是她们和男人一起供养了家庭，服务了社会。对女人乃至性和性别领域的漠视，不仅导致了史籍对女性历史贡献的缺载，也导致了女性的失语，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人类文化对女性价值的轻视，导致了男性的集体无意识。妇女史的工作，就是要将被父权制文化所遮蔽的女人、性及性别的领域挖掘出来，为妇女正名，希望我在妇女史研究方面的工作能够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