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下的唐诗文化现象

传播学视角下的唐诗文化现象 摘要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四言诗出现在春秋时期的《诗经》,经汉魏南北朝,至唐代诗歌发展到了顶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广泛,以致形成了家家传唱、人人吟诵的文化现象。有关学者在考察诗歌在唐代繁荣的原因时,往往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而较少从传播学的视角加以剖析。本文试图用传播学的多重视角,来剖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隐含的其他原因。 关键词:唐诗唐诗文化受众话语权 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的《诗经》首开四言诗之先河,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经汉魏南北朝至唐代,诗歌发展到了顶峰,唐朝的历史不过三百年,但留下的诗歌却比自西周到南北朝这一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中留下来的还要多两到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清康熙年间,彭定求等编著《全唐诗》,汇总了当时收集到的全部唐人诗篇,共计二千二百余家,诗48900多首,后来由于敦煌石窟的发掘以及现代学者的努力,现存唐诗总数约55000多首。这一时期的诗歌形式多样,有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杂言诗、乐府、歌行等;内容丰富,既包括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个人报国之志、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的,也有描写秀丽旖旎的田园风光、边塞士兵的戍边之苦以及闺房怨妇的思夫之苦的诗,在风格上更是异彩纷呈,流派各异,例如有绮而不靡的贞观诗,言近旨远的梵志诗,胸襟开阔、气象豪迈的山水田园诗,侠气豪情、立志报国的边塞诗,豪放飘逸、浪漫夸张的李白诗,沉郁顿挫、抨击现实的杜甫诗,幽艳晚香、唯美哀怨的晚唐诗等等。唐朝的诗歌无论在内容、形式上还是在音律、意向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一时期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创作高峰,也是诗歌发展的巅峰时代,在当时,上至帝王诸侯,寒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能随口吟诵,以至形成“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之景象,学诗、作诗、诵诗盛极一时。笔者把这种家家传唱、人人吟诵诗歌的景象称之为“唐诗文化现象”,以此表示两方面的含义:一来表示它流传的范围之广,受众面之大,其次表示它流传的历时性之久,影响之大。有关学者在考察诗歌在唐代兴盛的原因时,大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入手,而忽视了传播学的视角,笔者以为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剖析这一文化现象,不仅可以丰富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内容,还可以挖掘出这一现象背后更复杂的文化动因。 一、印刷术-----唐诗繁荣的技术动因 如果说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文字的出现是第二座里程碑的话,那么印刷术的发明则是传播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因为它直接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面向大众的、跨越时空而进行传播的载体-----图书以及随后出现的报纸。我国是印刷术的故乡,而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关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唐代说和隋代说两种说法,前者如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中提出雕版印刷术始于唐贞观,主要的依据是明史学家邵经邦的《弘简录》中所记:唐太宗令梓行长孙皇后的遗著《女则》,约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印刷。另一说是依据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所记“随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由此可见,中国的雕版印刷要远远的早于欧洲约七百余年,活字印刷术也要比德国的古登堡早约四百余年。不管是起源于隋代还是唐代,有一点可以肯定,唐代的印刷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有实物为证,现存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印刷物《金刚经》,全卷长4877毫米,高244毫米,雕版异常精美,图文浑朴稳重,刀法纯熟,墨色浓厚均匀、清晰明显,这都说明当时的印刷技术已相当发达。印刷术的发明为诗作的大量复制、进行跨越时空的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因为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繁荣都必须有深厚的受众基础, 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否则,只能囿于狭小的圈子之内,自生自灭。 尽管在唐代印刷术被大量的应用于印刷佛经,但对诗歌的流传与推广也是功不可没的。长庆四年(公元825年),元稹为白居易作《白氏长庆集序》云: 《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买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这足以说明在当时印刷传播是诗歌传播的重要方式。尽管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传播方式,但由于无法突破时空的局限,加之出口即逝、无法保存、容易失真,所以在对文学的传播上无法与印刷物相媲美,毕竟诗歌的语言不同于口头语言,它用词考究、意蕴深远、言简意赅,需要受众细细的品味,方能领略其中的深意,所以印刷物对诗歌的传播具有独到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表现在对时间和地域的突破,还表现在使一次性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它使信息的迅速传播由梦想变成了现实。“如果说在印刷传播之前,人类的传播是属于个人信息阶段,信息传播是个体对个体的方式,那么在印刷传播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社会信息阶段,信息的传播开始具有了规模性”,随着印刷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诗歌也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走向了平民大众,往昔粗俗不堪的乡民野夫由此获得了亲近“精英文化”的机会。 据史料记载,唐朝的造纸技术也极为发达,不但产量高,而且质量好,产纸地区遍布全国,造纸作坊官、私并举,纸张品种繁多,有白麻纸、黄麻纸、细薄白纸、竹纸、藤纸等,造纸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印刷术的物质基础,加之制墨、石刻、捶拓等技术的进步,使得唐代的印刷活动非常的活跃,尤其是江南一带,如长江上游的剑南西川,中游的淮南道,江南西道以及下游的吴越间,在都城长安、洛阳、四川、淮南等地还出现了大批的印刷作坊,所印刷的书籍已将开始当作商品出售。频繁的印刷活动,精湛的印刷技术,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印刷高潮,并且对于学术著作的流传和学术研究的开展,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 麦克鲁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印刷术的出现与发展,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它还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它使得知识不再只是贵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全体人类的共享品。 二、话语权的下放-------唐诗繁荣的创作主体基础 话语权的下放与言论的自由度和知识的普及率有关。 唐朝正式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采用分科考试的形式选拔官员,考生可以是来自学校的学生,社会上的一般读书人,还可以是一些品级较低的现任官员,这就为出身寒门庶族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从而淡化了门第、等级观念。自春秋战国始,私学一直是进行大众教育的重要手段,即使在政权频繁更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仍保持着兴盛的发展态势,到了唐代,“许百姓任立私学”,统治者的支持加之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私学教育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主要有书院和家塾两种方式。许多名儒大僧开学馆,立精舍,群居讲习,这就使社会的中、下级大众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们一旦拥有了话语权,在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挑战了专门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人,还为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发展了诗歌创作的形式和风格。 知识的普及,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为下层民众创作诗歌提供了可能性,下层民众由以往被动的接收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知识分子也开始走进社会不同阶层,广泛搜集诗歌创作的题材,吸取民间艺术的精华,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就曾经在旗亭听歌伎唱诗,以往诗歌的创作者和接收者之间严格的界限被打破,传、受双方开始了双向的互动,中、 下层社会大众创作的民谣、谚语等通俗民间文学被“精英知识分子”们吸收并融入进新的创作之中,形成了通俗易懂的创作风格走,例如,梵志体的创立者王梵志的诗就融入了大量的民谣,“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头担柴又,心下较些子。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唐朝政治清明,言论相对比较自由,加之教育的发展,知识的普及,使得下层民众也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各种不同的思想有了公开发表的公共空间。就宗教思想来说,唐代并没有像汉魏那样独尊儒术,而是允许不同宗教观念的竞相发展。儒、释、道三教在经历了唐初的傅奕反佛、武周崇佛斥道、韩愈上表柬迎佛骨和唐武宗灭佛等事件后,尝试着走一条融合之路。虽然三教在整个唐代并没有完成最终融合,但不同思想的交锋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例如素有“诗仙”之美誉的李白,自他的身上既有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济苍生”的入仕之志,又有蔑视权贵、向往超脱的老庄思想,这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则是豪放飘逸、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再如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展示了大自然的无限风光,抒发了诗人悠闲自得的生活情趣,表现出的是与世无争的隐士精神。 三、文化的传承------唐诗繁荣的历史源流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产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总有它的历史渊源。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创造性活动,在这其中,传播活动一直是相伴始终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传播活动,人类的发展就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者人类根本就无历史可言,所谓的历史也只能是人类生存痕迹的碎片化而已。中国是世界上有历史纪录最完备的国家,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国传播活动的发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传播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了传播活动的三大功能: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我国著名的传播学者邵培仁教授在论及传播的文化功能时认为,传播活动能够承接和传播文化;选择和创造文化;积淀和享用文化。由此可见,传播对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的确功不可没。 春秋时期,在以北黄河流域为中心、南至江汉流域的辽阔土地上,独特的文化、风土民情孕育出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这些诗有的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有的是乐官从民间采集、加工、整理的民歌民谣。到了战国时期,在南方江汉流域的楚国,独特的山川风物、神秘激越的民俗文化又孕育出了一种瑰丽浪漫的诗风----楚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是以民间创作为主,即诗歌还是一种大众文化,到了汉末,文人诗才开始勃兴,此时,诗歌由民间文学上升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坛盛行的是形式绮丽、内容空虚的玄言诗和宫题诗,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用词艳丽、工于形式的诗风才开始改变,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诗歌由“精英文化”又重返大众的怀抱。 其实,在唐初诗歌的创作还未脱尽齐、梁的绮丽风气,例如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的上官仪,都是善写浮艳华丽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期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的宫廷诗。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是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题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的斗争,初唐时期的陈子昂和“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的改革派,大力倡导诗歌革新,反对浮靡绮丽的诗风,主张以清新刚健的风格吟咏人生,他们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希望在复古中实现革新。李白也一面说“自从建安,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努力学习楚辞、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杜甫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别裁伪题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重内容精神,又注重声律形式,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 所以说,考察唐代诗歌的繁荣不能忽略它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在对前人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诗人的革新,才迎来了盛唐时期诗歌的巅峰时代。 四、不同文化的浸淫------唐诗繁荣的文化动因 唐代疆域辽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城市空前繁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凉州等都是当时盛极一时的城市,首都长安周围约有35.5公里,其规模之大为当时世界少有,城市的发展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读者群,而且,城市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流动量大,这就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唐代交通发达,不仅王国内人口流动频繁、便利,在对外交流、传播方面也是盛况空前的,与朝鲜、日本、印度、中亚各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在隋唐之前,由于国家分裂,南北对立、文化殊途,例如在学术上“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负刚,重乎气质”。至隋代统一后,南北双方开始相互吸收,南北文化走上了融合之路。唐初文人提出“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序》),在此基础上,南北文化的融合达到了空前,盛唐的诗歌正是汪洋浩瀚的南北文化以及中外文化汇流的表现。 唐代发达的交通体系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在首都长安的南城商业区,布满了“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铺),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等国家的外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个体都是流动的传播因子,都是本民族文化的携带者,汉民族的中原文化在中外的商业贸易中不断地吸收了异域的文化因素,在相互的碰撞与交流中,完成了吸收与融合,大大地丰富了汉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例如,在音乐方面,大量的吸收了外来的因素,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中的剑器舞、胡旋舞则来自西域,绘画则吸收了外国的色彩和晕染技术,文学创作上也借鉴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语言、表现技巧,内容上糅合了异域的风土人情、民俗风貌,创作风格多姿多彩。 唐王朝辽阔的疆域,发达的水陆交通,频繁的人口流动,极大的开阔了诗歌创作者的视野,丰富了其艺术生活,在中外商贸、民族流动之中尽情的享受着不同文化的滋养,例如描写将士戍边之苦、抒发报国之志的边塞诗就洋溢着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曾遍游祖国大好河山,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其诗作或豪放飘逸,或针砭时弊、或悠闲雅致,犹如向读者展开了一卷卷民族风情的生活画卷。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乃至繁荣都是多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其背后蕴含着太多、太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动因。唐诗的繁荣也非一两个原因便可概括得了的,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之外,还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思想的活跃、统治者的重视等多重因素有关,当然,视角不同,结论便不同,本文只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析,希望能为以往的研究再添一砖瓦。 作者:臧燕 指导教师:喻名乐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2005级新闻专业研究生 参考资料: 1、《中国学术史》张国刚,乔治忠等著东方出版中心 2、《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3、《隋唐五代史》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 4、《传播学导论》邵培仁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5、《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石云涛主编学院出版社 5、《中外新闻传播史》刘笑盈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6、《中国文化史》许洁主编花城出版社 7、《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张国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