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非索,欲索何索”

“索非索,欲索何索” “索非索,欲索何索” 嫩江贴吧 虹影的《阿难》以一种不可靠叙述，兼用各种流派的各种手法，把一个神秘人物的神秘事件叙述的扑朔迷离。在具有强烈可读性的同时，深入地探讨了当代人的灵魂世界，体现一种无根的漂泊无助感和无法取得救赎的深深悲凉。 作者简介:张磊，女，1984年出生，河南信阳人，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学位，现就职于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 [ 佛教基于它“解救众生于苦难之中”的信条给芸芸众生以心灵的洗涤与解脱。对于普遍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这样一种精神慰籍的圣道确实给过无望的众生以灵魂的超脱和救赎。<<阿难>>中，虹影向我们传统的认知方式提出诘问，并以一种探寻的笔触向我们揭开了人在完成自我救赎时的艰难与漫长，以及这种救赎实际上最终无法实现的人生悲剧。 “小说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并因此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够干什么”。[1](p42) 虹影曾说:“苦难与我是‘带发修行’”[2]。其实，所谓的苦难，也就是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博弈，是灵魂与欲望无法达到统一时的“心的苦难”。即:“精神的工作是解放人，让人超脱;肉体的工作则是设陷阱，搞欺骗，让人陷在欲望的深渊里。只有这两方面的互动才够成追求。”[3]。米兰?昆德拉说:“我们被外界所决定，被一些谁也无法逃避的境况所决 定，这些境况使我们和其他人日益相象”[1](p24)。阿难最终没有抵制住外界的诱惑，没有抗拒住肉体欲望的侵蚀，没有逃避掉商品大潮中对金钱的无境角逐，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精神的纯粹， 变成了黄亚连――一个在商品经济社会角逐中俗不可耐的投机商人和经济罪犯。“人要作为有理性的动物来释放欲望，就逃不脱变形的命运”[3]，虹影从侧面抨击了几乎畸形的时代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给每一个个体生命造成的强烈的冲击。然而，沦为罪犯的黄亚连终于感受到了肉体的强烈禁锢，也感到了世俗欲望的毫无意义，他开始试图寻找自己以往的精神家园。在异国印度举办个人演唱会就明了他对现实钱欲的放弃以及向艺术靠近的努力。而这一过程的艰难使他明白，堕落的肉体与纯粹的精神彼岸有着怎样的沟壑，他们之间的矛盾在现实面前又是怎样的难以调和。虹影在这一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笔墨与感情，向我们传递了她对现实、人性的复杂的深层思考。 然而，虹影的思索并没有停止。她之所以让她的所有人物集聚印度，并且在“大壶节”这一特殊节日中来审视这种精神救赎，正是为了探索宗教之于人灵魂的作用。黄亚连为了完成自我救赎，远赴印度`，企图能够在圣城，在万人涤罪的昆巴美拉节洗涤自己的罪恶，可他并不知道，“精神若要穿越肉体的原始森林，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同死亡晤面之外没有第二条路”[3]。他终于看到了宗教对于自身灵魂的无力救赎，他所有回归的努力，他努力过程中的巨大痛苦，佛手远不能超度。虹影在这里传达了另一种终极认识:人类的精神矛盾和困境没有终点，欲望之水永远高于理性的堤坝，这才是精神困境永无出头之日的最大原因。 如果说《阿难》这部小说是一部纯粹的后现代小说是不够准确的。尽管作品中体现了后现代小说的“通俗化”倾向，即情节离奇、曲折、可读性强，并且运用拼接的手法把各种毫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但纯粹的后现代小说无法从中释读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某种特定的意义，而从虹影的叙述中我们很明 显就可以知道她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的意义，即在时代大背景与历史的契合之中彰显人性的复杂和对自身命运无法把握的困惑。在《阿难》这部小说中杂糅了各种流派的各种手法来为她所要表达的主题服务。作者运用现实主义作为她叙述的大框架，即“我”出发去印度寻找阿难到“我”从印度回国的整个过程，无疑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乐黛云给予《阿难》这部小说很高的评价:“这部小说不管是在形势和内容的结合上，在哲学和宗教的结合上，在艺术和人生构思上都很突出，它探索人的灵魂和归宿，又很高的品位。”[4]虹影这位“脂粉阵里英雄”，这位叙述狂欢者，以她独特的叙述笔法和深邃的洞察力向我们揭示着对终极人生问题的拷问，引导现实中的人们对自身命运、灵魂的关照和思索。愿作精神的朝圣者，“恒河金黄的细沙，一如既往地顺着河水流淌”。虹影在作品自序中这样说。她对存在可能的探索没有停止，相信也不会停止。 嫩江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