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信贷危机

温州信贷危机 中国民企之都温州日前因民间信贷资金链条断裂，爆发中小企业主撑不下去转而出逃甚至跳楼的风波。最新消息称浙江省向人民银行申请600亿元贷款专门用于困难企业融资，维护金融稳定。事实上，政府为救市英勇出手首先忽视了金融市场的真相，投机成性的老板们并值不值得救援。     浙江民间金融的土壤丰厚，起源于隋唐的“呈会”、“抬会”、“标会”等从没有中断过。浙江民间金融主要存在于互助性消费领域，改革开放之后募资方式没有变，但资金用途流向了创业和投资领域，民间借贷为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立下汗马功劳。但同时，依靠亲朋好友、庄家、会头拆借的资金链条容易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每当银根紧缩时，民间借贷乱象便显现出来，致使千百万的人群蒙受各种崩盘的损失，最后，往往以政府对大案、要案的主要人员进行重判和追讨部分钱款为结束，或者根本只是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而自然慢慢退回幕后，随着风波暂时平息而不了了之。 　  1984年，中国首次采取信贷规模管理“一刀切”等紧缩手段给经济降温，民营资本发达的温州随即出现“抬会”风潮。当时在乐清县，共有大大小小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3年间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7%，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央行采取以带有行政色彩的严厉信贷来控制信贷规模。温州一度冒出100多家地下钱庄，1995年上半年被关闭的温州市内18家地下钱庄总资产超过10亿元，经这些地下钱庄贷出的资金，高出银行利率最低也在3倍以上。至2003年底，仅浙江省东南部地区农村“高利贷”就有3000多亿元，苍南更是爆出着名的“矾山连环会”案，会案涉案总金额超4亿元，会员人数在2000人以上，使得苍南镇90%以上居民都遭受了经济损失。   温州信贷风暴中媒体偏爱描述中小企业融资难、资金链紧张、银行惜贷、面临关门倒闭等状况，这也成为救市政策首要解决的问。但事实上，温州9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每年上千亿的信贷金额不给它们给谁？融资难一般是说大量企业缺少资金购买原而不能开工，但温州企业大部分企业并不存在这种情况。现实情况恰恰是温州企业个个都不差钱。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形势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3倍。”   另从温州统计局的数据也可以发现当地银行对企业的信贷倾斜。至8月，温州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7126.59亿元，同比增长21%。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5930.39亿元，同比增加746.5亿元，增长14.4%。据此，金融机构存贷比为83.22%，严重超负荷经营，违反了75%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吸收了100万元存款，按法律规定最多只能放贷75万元。按8月末温州市全金融机构7126亿元存款余额，只能放贷5345亿元，8月末已经超负荷放贷585亿元。如此超量的贷款不在企业手里，又能在哪里呢？   由此再来审视包括正在申请的600亿专门融资贷款、中小企贷款利率不超过30%、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政府最近出台的一揽子救市政策。不难发现，以开放中小企业融资为主旨的相关政策基本可以算是开错了药方，因为温州大部分中小企业从来就不缺钱。   某种程度上，温州中小企业借高利贷的不多，但把本来用于实业的资金拿出去放高利贷的却不少。有专家估算今年温州共计有7353亿元的社会融资总量，但预计仅仅有500亿的财政收入。这也就是说，温州人每借1元钱，只能够相应产出0.4元的GDP，或者说为规模以上企业创造0.54元的产值，或者说实现0.027元的利润。资金效率使用之低除了说明当地企业有钱不会花之外，还隐藏了一个信息就是，信贷资金已经偏离实业，流向收益更高但无益于整个经济产值的“炒钱”领域。 宁波市金融办副主任李群介绍，政府正在考虑设立引导基金，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股权投资行业，“2010年，民营企业自己筹建的股权投资公司大概有二三十家，规模一般在2、3亿元左右”。 温州正在筹备设立该市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温州人股权投资(有限合伙)1号。在该引导基金中，政府出资10%，其他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借以撬动更多的民营资。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在温州8000亿元民间资本中，大致有1500亿元流向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诞生了300多家投资机构。 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金雪军表示，在规范民间金融方面，现在证明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是行之有效的，要加大推广。 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一方面吸引了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具有抑制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 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盛益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当时小贷公司一出来，民间利率就下降很多。” 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尽管可以达到基准利率的4倍，但在实际运作中，一般只有3倍左右。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陈寿清表示，公司营业后对瑞安当地的借贷市场影响很大，一些担保公司就称以后生意难做了，无法和小贷公司竞争，好企业都找小额贷款公司了。浙江银监局的一位处长认为，民间借贷应该从源头抓起，从法律上规定民间的借贷只能是自有资金，而不能去吸收资金用于贷款。 市场也一直期盼对规范民间放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放贷人条例》尽早出台，让民间借贷尽早规范化运作。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某国有大行行长说，该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达到50%。这一说法受到了一些代表的质疑：“现实是，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困难。”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关键是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界限不明晰，“他们用中小企业的概念，掩盖了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根本贷不到款的事实”。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的数据，2011年以来，温州70%的中、小民营企业缺钱，部分企业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中央财政一直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2010年共安排了123亿元扶持中小企业的专项资金。但全国中小企业有1023万户，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信息产业厅厅长高鹰忠对媒体说，中央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还满足不了中小企业发展的需求。 保育钧说，多层次的融资渠道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方式。应大力发展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其实，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他介绍说，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尽管政策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设立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门金融机构。“小企业呼唤小银行”，这是来自业界的一种声音。 此外，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应该加大直接融资比例，不能过于依赖银行贷款。 在2011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14.90 0.61% 股吧]行长马蔚华就表示，现在银行融资占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90%以上，因此，还要培养直接融资市场，包括创业板、中小板，多渠道拓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保育钧也认为，应该加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推进中小企业集合债的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在2007年即已试点开展，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针对中小企业盈利能力不强、资信评级较低的特点，利用集合授信、打包发行等方式，推进中小企业发行集合票据。 但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发行规模显然不够。据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数据，截至2011年2月底，近3年时间，仅有135家中小企业发行了44只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产品，募集资金83.01亿元。 保育钧还表示，应该推进中小企业的兼并重组，做大规模，增强融资的实力。 民间借贷利率与流动性无直接相民间借贷规模增加、利率上涨，与社会流动性大小无直接关联，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刚性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多样性存在矛盾 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伴随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活动特征。 长期以来，温州民间融资活动比较活跃，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 近期温州民间融资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民间融资形式呈现组织化；二是民间融资流向呈现投机性。民间借贷利率参差不齐，月息从10‰到45‰不等，视金额、期限、缓急程度、借贷双方交情、借款者社会信用度等方面情况而定。温州利率改革实践证明，民间资本利率与国家信贷规模大小成反比；与地方资金需求量成正比。这主要表现在资金的供求上，反映在利率上下浮动中。 无论温州民间资本的规模有多大，用于投资的肯定是其中的流动性资本。其风险度与国家政策稳定性、与投资规模大小和资金需求方经营优劣成正比。 从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的角度分析，其发展有独特的特征：即企业发展的融资演变途径大致遵循先内源融资，再外源融资的变化。自有资金是促进温州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资金。在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中，发展初期主要是靠民间借贷形式，银行信贷融资相对较弱，占比在30%以下。 上世纪80年代，温州非公企业总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三分天下”。到了90年代，这三者的比例大约在60:24:16之间。当前，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比例，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大约为：60:30:10。总的趋势是自有资金仍占最大比例，民间借贷占比相对缩小，银行贷款增长较大。 民间借贷是企业外源融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以来，民间资金再度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国家正规金融无形中让出了一部分融资需求，使民间资金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民间借贷趋于活跃，民间借贷利率也随之上升。 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永远存在结构性矛盾。银行不可能完全包揽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即便是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是如此。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民间融资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特别是一些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中介机构假借经营“信用”之名，不履行“担保”之实，违规办理贷款“垫资”业务，一次性收取高额的垫资佣金及利息，隐含的信用风险较大。以致于社会上不明真相的民众将正常的民间贷款活动与“地下钱庄”混为一谈；将一些投资性中介机构存在的非法融资活动与“地下钱庄”混为一谈。 总体来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和商业银行贷款的逐月收紧，企业生产资金紧张、民间借贷再次活跃、社会借贷利率不断攀升。本轮国家宏观调控影响民间借贷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没有变：即银行贷款规模缩小，民间借贷规模扩大，利率必然上升。 在温州这场愈演愈烈的信贷风暴中，疯狂逐利的不仅是链条末端的企业老板，以媒体披露的“八成债主为公务员”这类消息释放的信号来看，“官银”的存在不仅仅说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不遗余力”，其中的灰色地带也是有利可图的，这正是中国版“影子银行”的生存土壤。包括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证券化业务、委托贷款、信托、小额信贷乃至典当行，甚至不少体制内企业以及上市公司也加入其中。这些企业、机构利用自身优势，从银行获得正常利率的贷款或从资本市场筹集到资金后，通过多种方式经营高利贷，这从有的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是依靠投资信贷获得的这一现象可见一斑。   事实上，银根紧缩状态下，以存款“出逃”到理财、委托贷款、银信利差等手段为代表的银行业表内贷款表外化的风险在2010年就已经被市场以及监管层注意。在温州，在上述影子银行的运作下，信贷资金涉足高利贷的银行也不再少数。有学者就指出，既然银行没有把这部分业务记入资产负债表，那政府就没必要为这部分业务负责。这并不是说不应该过问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对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应该有风险提示，应该提示买此类产品的顾客，表外业务承诺的收益不同于表内业务，是没有法律保障的。   综上所述，当下在温州发生的风波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民间债务危机。疯狂扩张的资金链总有脆弱的一端，一旦断裂迅速传导，投机失败的赌徒们开始哭穷，以“温跑跑”和“温跳跳”为代言人希望国家救市，银行放水归还高利贷，从而恢复元气将炒钱游戏进行到底。所谓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国家对民间融资管制太严等状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温州的环境里，均不过是贪婪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这一场信贷风暴的发酵线路图应该是这样的：温州人靠低端产品完成资本积累→→抽离实业赚快钱(炒房炒矿炒物资)→→被套或亏损→→贷款→→孤注一掷想扳本(加倍炒房、炒黄金白银期货)→→银行信贷收缩→→借高利贷还贷→→想继续贷款→→贷不到→→借高利贷借新还旧→→演化成金融传销炒钱→→房地产难出货及金银期货大跌→→借债人跑路→→金融传销击鼓传花游戏中止→→高利贷资金链断裂→→民间债务危机。     中小企融资困难在全国各地都是难题，但在热钱汹涌的温州则不是。政府拉着银行盲目出手，无异于主动充当投机分子的人质，再次上演好心办坏事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