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莫言的主要作品

[]莫言的主要作品 莫言的主要作品《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皮》。 全新的历史观念，艺术手法突破了以往叙事方式和叙事框架，写抗日战争的同时渲染了原始生命力。纵情歌颂了红高粱一样 充满血性与反叛意识的民族精神。 首先，红高粱是一个整体象征意味，有巨大的阐述空间，既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繁衍生息的现实空间。它内蕴着热烈、强悍、茁壮顽强的生命力，又象征着刚毅不屈坚忍牺牲的复仇精神。高粱地里的野合、伏击、演出的是一幕幕的英雄活剧。因此，红高粱象征着伟大的民族血脉和灵魂。其次，歌颂生命意识和生命力。批判了现代文明的退化和生命的衰微。“我”已经被现代文明彻底阉割。大脑里充满了机械僵化的现代思维，身体是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沟浸泡着，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的恶臭，退化成高粱地里的杂种高粱。再次，标志着新历史小说的诞生，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心里是注意不关心历史本身，关心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人道，人的异化问题。因此，此书中，对抗日战争历史进行了颠覆，草根阶级成为抗日的主力。第四点，叙事技巧上的突破，设置了亲缘叙事者的双重视角。虽然运用第一人称，但讲述的绝非第一人称视角范围内的事“我”叙述故事以外的事，真正的故事讲述者是“我父亲”。另外，创造了多过程的叙述方式，讲一个故事分叙几次。每一次的叙述各有侧重，合成一个多义、复调、立体化的艺术实体。打破了传统的一维线性叙事的局限。 《红高粱》讲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抗日故事。以“我”爷爷余占鳌带着十四岁的“我”父亲伏击日寇为主线，插叙了爷爷和奶奶的爱恨纠葛以及日寇残害百姓的罪行。作者以追忆的口吻，对永存在故乡高粱地上的那些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灵魂来了一次最酣畅淋漓的礼颂。 读罢《红高粱》，思绪便仿佛被浸透在一片灼人的红色当中。这红，是高粱酒散出的浑浊香气，是罗汉大爷被日寇活剥人皮时的赤裸血性，是“我”奶奶中枪倒地时喷薄而出的鲜血，是火红燃烧着的坚毅不屈的民族精神。作者笔下的高粱是有人性、有血性的，它会哭会笑，倔强地挺直着腰杆子。油密的高粱不仅承载了多少爱恨纠葛，更赋予了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它是属于生命的红高粱，是属于民族的红高粱。 ”爷爷、“我”奶奶、“我”爸爸、罗汉大爷、余大牙……他们都 书中刻画了许多迥异不同的农民形象。“我 是矛盾的混合体，卑微与伟大，善良与残忍，聪明与愚钝，勇敢与怯懦。他们身上的对立面时时碰撞出激烈的火花，照着他们的命运。“我”奶奶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绝对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她张扬，她不羁，她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她感性，她野性，她用倔强的小脚走完了绝不屈服的一生。“我”奶奶的所作所为颠覆了传统道德伦理，她冲破封建束缚的枷锁，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三寸金莲的小脚倒成了“我”奶奶和爷爷的红线，“余占鳌就是因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小脚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以至于后来“爷爷和奶奶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这是对传统道德多大的讽刺与亵渎～“我”奶奶骨子里的这般野性给人以快感，让人肃起敬意，我们看到了束缚了千年的人的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本性在高粱地里赤裸裸地展现着它婀娜的姿态。如此大胆地纵欲非但没有丝毫肮脏与羞耻之感，反而是一个高贵的灵魂在冉冉升起。而“我”奶奶在弥留之际的对天怨诉更诠释了对生命、 凄婉，悲壮:“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对幸福的渴望， 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这个土生土长在贫苦农村的地道的妇人，能够说出“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这般极富女性解放意识的话语，是对传统受奴役、受压迫的乡村妇女的一种很大的颠覆。从“我”奶奶身上可以看出莫言对女性的某种观点，他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女性的抗争性与自主性。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常是豪爽的、奔放的、火辣的，敢于越过所谓传统道德的藩篱，如《废都》中的唐宛儿，也是一个敢于自我追求、“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的性情女子。她们在现实的不济中渴望实现灵与肉的统一，“我”奶奶最快活的时光是在高粱地里，最后的归宿也是在高粱地里，这仿佛是命运的纠结，火红 的高粱地里又添了一个火红的灵魂。 《红高粱》中有一种红，是真正的鲜血的腥红。作者似乎对于直视血淋淋的肉体有特殊的快感，使小说充斥着一种赤裸的血色恐怖，而语言上又带着异常冷静，甚至黑色幽默般的口吻。有人说这是作者的“暴力美学”，透过肉体溢出的腥红，直指人性最深处的阴暗。如孙五活剥罗汉大爷人皮时，“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读到此处不由得全身冷颤。残酷活剥下也活生生剥出日寇严重扭曲的变态心理。而另一方面，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来”，人性中本能的软弱在此处表露无遗。伟大与渺小的纠结，勇敢与怯懦的挣扎，在淡漠的语气下却带给我们更深的震撼。这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民，贫苦，无知，只有原生状态的生命意识，而他的骨子里却满满地透着坚韧与不屈，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在一个农民身上凸显得更加淋漓尽致。 好的的文学作品能够切入人的心灵，仿佛当头棒喝。读罢《红高粱》，确实让心灵为之一颤，交织着血泪的历史重重敲打着世人的灵魂。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性的真善美，假恶丑，种种矛盾纠缠下的才是最真实的人。对于生命与民族大义的诠释，最底层的农民反而能给我们最完美的答案。我们会永远记住的，是那高粱地里火红燃烧的灵魂～ 一 新的视角 纵观49年到《红高粱》以前的写实文学，从主流的矛盾式现实主义到“红色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以文人的革命式热情创作，把眼光集中在主流社会问题上。而以莫言为代表的新时期作家则开创了一种新的写实方式，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显然，五四以来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的现实主义倾向逐渐弱化，到了莫言《红高粱》，他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现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 首先，《红高粱》是一种对传统刻意的丢弃。把视角从社会的主流路上拖拽到山东高密这样一个“政治中心”之外的纯民间地域。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它的未开化的土地和自然的温床，让暴力和接近原始兽间的性爱关系成为一种可能(事实上，这种可能在中国许多地域都被作为“本应该如此”而存在)。之后的文学作品延续了这种边缘化角视野的创作倾向，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猎奇性的观众文学。 但作为开创者的《红高粱》，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一个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民间故事，它丢弃了传统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和爱国情结的张扬。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最终走向了对十七年、文革文学的反叛或者说纠正。《红高粱》里没有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莫言没有安排表面上善恶分明的人物，没有因为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要打仗而宣传爱国主义。人们大多是为了生存才抗争，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大义”。另外，《红高粱》里“父老乡亲们”也不见了传统人物形象里的绝对善恶之分，“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余占鳌是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他的性格是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 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我奶奶”具温热、丰腴、泼辣、果断，充满真正劳动人女人的美。她在临死前对天呼喊:“天赐我人情，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辐，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 正是建立在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莫言将自己摆在家乡高密的那片高粱地里，他不肯冷静，也不需要冷静，在文学的天地里，将他那巨大的画笔，蘸上血红的颜料，大笔挥就。一片片红高粱是背景，我奶奶，我爷爷，我，罗汉大叔，父老乡亲，甚至鬼子们，他们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在红高粱的浸染里，渗入了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二 对红色的复活还是重构, 红色作为一个原型，在历史的演变中，早已内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莫言在《红高粱》中用高昂的笔调画出了炫目，刺激的红色世界。许多人认为，《红高粱》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精神象征的红色原型的一种复活，认为它把红色从集体无意识的深渊里提取出来，使它与“意识到的价值”产生联系，“并借现代的语言转化为同时代的人可以接受的象征性结果”。在这种意义上说，《红高粱》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意义的挖掘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也许是读者在的一种误读，或者说，读者在感知“红色原型”的时候，将眼光集中在文化的大幕之下，把自己作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当然，作品意象的文化内涵的确是体现其深刻的主要方面。但刻意地去解读作品意象中的文化内涵，而忽视了《红高粱》的突破之处。 追溯中国文学传统，传统文人都有着“青纱帐”情节，在作品中着重描画青灰色的艺术世界，唐代还有“大漠孤烟直”式的宏壮之美，到了宋代以后，经过“凄凄惨惨兮兮”、“寂寞沙洲冷”的词人，冷色调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红色作为民族的象征，最主要存在于民间，如建筑，艺术作品，传统习俗。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的十七年“红色经典”其实是一种“非红’，是对传统精神的理想主义的再创造，偏离了现实的本真意义，是一种近乎蒙昧的痴假状态。而莫言的红色，不仅仅是在民间立场上对传统红色原型的复活，它更是对传统文化的爱好和平与中庸，萎靡不振，缺乏向上的原始生命力的一种批判。莫言选择了高粱的红，酒的红，血的红，性的红企图重构一场新的民族精神。传统的红，象征着喜气，象征的是和平，它的本质是对安乐的向往。而《红高粱》的的红更多的却反映了生存斗争，体现的是力，带着追随原始的暴力与性爱，是酒神式的狂醉，充满生命的律动，本质上是反叛。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渎神精神与自我意识。 作家似乎在红色的帷幕之中，叫喊出属于自己的呼声:“如果连渎神的勇气都没有，哪有批判的勇气,”;“压在我们头上的神太多了，有天上的，有人间的，但无一例外不是我们自造的。打破神像，张扬个性，一个古老又崭新的口号……”莫言似乎在延续着鲁迅的道路，在经历了三十年高度统一的思想统治之后，五四的意义连其碑刻都葬身鱼腹，人的觉醒从新走进作家们的作品之中，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任何时候的人的需要。 余占鳌不是高大全的典型，他的身上充满这土匪的野蛮和原始兽性的冲动，在高粱地，和高粱酒的哺育之下，他是蒙昧的，但他和“我奶奶”那种无视道德的反叛力量，在红色的背景之下，显得更加悲壮。莫言给读者绘出的高梁红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同时，它也迫使着人们去思考生命的真谛;唤起人们正视现实生命的萎靡不振;唤起人们追求充实丰厚生命的热情，这就是他对传统的复活与重构的意义所在。 试论《红高梁家族》中“我父亲的形象 摘要:由《红高粱》、《高梁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组成的《红高粱家族》可说是莫言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和研究，本文从“我父亲”这个形象入手，对童年视角、父亲形象和成长历程三个方面进行了，以期能够开辟莫言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我父亲 童年 父子 成长历程 《红高粱家族》可以看作莫言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莫言认为这部作品“有那么一点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在于“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研究者对此也很重视，但是，研究者却常常忽略了作品中“我父亲”(即豆官)这个实际上占有很重要分量的角色。不论是人物形象本身，还是其对作品整体叙事的作用，以及其身上所体现的作者童年的影子，都很值得研究。本文正是对《红高粱家族》中这个“我父亲”形象的解读。 一(童年视角 《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爷爷”、“我奶奶”，这实际上是确定了两个内聚焦叙述视角，除此之外还有“我”和我父亲“豆官”的视角，笔者认为这构成了一种“非聚焦视角”和“内聚焦”视角相融合的视角状态，使莫言叙述起来开阔、方便、自由，对于莫言这样语言一泻千里的作家来说正合适。那豆官的视角有什么作用和特殊之处呢? 豆官的视角可以称为是“童年视角”。在作品中也有几处出现过“我”这个童年人物形象，但其占的比重小，大部分童年视角都来自豆官。这种童年视角也就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是作家童年生活的链接，也就是说，豆官才是作家本人童年回忆的承载者，而且这种视角对于作品“神秘色彩”的构架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 首先是豆官的独特感觉，独特怪异的视觉、嗅觉等，这些感觉不同于普通人的感觉，使读者感到怪异魔幻。 比如“父亲看到弹头在月光中翻着筋斗飞行，缓慢得伸手就可以抓住。”子弹在父亲的眼里变得很慢，这有点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特技，这样在普通人眼里不可能的事情，放在豆官这个孩子眼里也就可以解释了。再比如，豆官的色彩感非常强烈，“他(王文义)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他的脸肿胀得透亮，双眼成了两条隙缝，两道深绿色的光线，从他的眼缝里射出”;“绿色和红色的光线照射着父亲紧闭着的双眼”。深蓝色的血、绿色的光线，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也都是来自父亲的视角。这些丰富、绚丽的色彩构成了一个神秘的世界，魔幻的现实。 另一方面，从豆官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时，带上了“泛灵论”色彩，即很多的无生命的事物有了灵性，用人类学家卡西尔的理论来解释，这是一种“生命一体化”的现象。最突出的体现是豆官眼里的高粱，比如“不知不觉，连成一体的雾海中就有些空洞出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他们”，“每穗高梁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以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那四盘横断了道路的连环耙，尖锐的齿尖朝着天，父亲想它们也一定等得不耐烦了”，这些生灵，让每个读者都感到魔幻。 采用童年视角来构造魔幻色彩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更易于读者的理解。作品中的世界与读者的世界交集是很小的，如果想要读者较容易的接受，要借助于感觉，这些感觉是人类共同具有的。童年的父亲感觉丰富甚至泛滥，父亲的世界“是一个感官的世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用自己童年的感觉世界与文本去找寻交集。 二(父亲形象 “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找到了自己——黑孩”，之后的其他很多孩子都是“黑孩身上无数毫毛的化身”，饥饿的黑孩、被拷打的小虎、吃铁的铁孩、小飞侠余一尺，这些小孩大都沉默、倔强、生命力顽强。他们与父亲之间常存在矛盾。但《红高粱家族》中的余豆官却有些不同。 为何余豆官这个孩子与“黑孩”有如此大的不同?探讨其原因，我们需要回到莫言的童年。小时候的莫言给家里老是带来麻烦，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很不好的。但是他有一位神奇的庄稼 活能手的三爷爷，少年莫言在三爷爷那里体会到很多的温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见过神仙下凡、狐狸拉尿的大爷爷，在《红高粱家族》，莫言把大爷爷、三爷爷身上的很多的故事，都堆放在“我爷爷”这个人物形象上。在生活中体会不到父爱的莫言，将自己的形象融入到我父亲(余豆官)身上，用文学的方法体验了一把他心目中的父爱，这是一种文学的补偿作用，也是文学的神奇所在。莫言童年生活的极度饥饿，甚至到了“吃煤”的地步，而余豆官却生活在富裕之家，不愁吃喝。这也是莫言从文学中获得的补偿。再往大的方面说，现代社会的人生命力是孱弱的，不敢去快意恩仇，不能去野合、抢劫，而在小说中莫言塑造的正是这样一群生命力旺盛的土匪。 综上，余豆官这个形象既承载着莫言的无数的童年记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莫言童年缺失的父爱等的补偿。 三(成长历程 我们先在这里简单的概括一下我父亲的成长经历:少年父亲的缺失，遇到日本侵略战争，目睹罗汉大爷被剥皮，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在母亲缺失的时候找到“父亲”形象，然后与狗搏斗并在搏斗中失去了一个“卵子”(睾丸)。我们仅就其被“阉割”这一点来探讨一下。文章开始的时候，我父亲14岁左右，正值青春期。在一场与狗的遭遇战中，豆官被狗偷袭，失去了一个“卵子”，不过最后被治愈，且生育功能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独头蒜更辣”，这在描写成年之后的豆官的两部中篇《野种》和《野人》中有所体现，我们看到，成年的我父亲也成为了我爷爷那样的英雄。 成为独头蒜的过程，我们如果抽象起来看可以这样描述:身处青春期正值身体发育的人，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阉割，这种阉割其可能的后果是导致其丧失生殖能力，而这种阉割也可以看做是生命力的丧失。这种抽象又可将其对应到具体的社会现实，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对正处于青年时期的国人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阉割，他们可能直接遭受到身体上的摧残，或者是精神上的创伤，而所有的这些对于青少年以后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人民的狂热倾向似乎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高等动物的人被低等的狗所阉割，也体现出对“进化”问题的思考，随着人类一辈一辈的进化，我们的生命力似乎在退化，于是这里的阉割又可以看做是进化中的外在世界，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政治，对人本质的生命力的削弱和剥夺。 在被治愈后，我父亲的身体没受到影响，甚至生殖能力变得更强。作家莫言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展现父亲的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作家剑走偏锋文风的反映但这种强化父亲的生命力却似乎体现出自身乃至社会生命力弱化的一种焦虑。而且是事实上，父亲的这种情况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国人在战争中的生命力都被削弱。莫言在小说结尾处就曾这样说到:“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莫言的过去，可以看到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影子，甚至似乎可以看到你我的影子，身上溢满着神秘和魅力。 我父亲这个形象，笔者认为也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成为“我爷爷”一样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另外，我父亲这个形象与莫言笔下的其它孩子形象也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这篇文章在这里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莫言“种的退化”的历史哲学 弗里德里克?詹姆森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P234-235);第三世界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P235) 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民族寓言”的“最佳例子”，“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言 (P239)。在詹姆森看来，小说是民族历史的隐喻，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是深刻的，因此他把鲁迅小说作为“民族寓言”的标本。“种的退化”是莫言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分析这个主题能更深刻体会莫言小说的内涵，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在一定意义上，莫言“种的退化”观念也是民族历史的隐喻。 一 “种的退化”的历史内涵 邓晓芒认为莫言的历史观有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次的反思乃至批判,2,;张清华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实践了“伟大小说的历史伦理”,3,;毕光明认为莫言的创作“在强烈的个性中寓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4,。虽然人们研究了莫言小说的历史内涵，但是正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最后几段是“难破译的密码” 一样,5,，莫言的“种的退化”观念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红高粱家族》的开头与结尾是理解“种的退化”的关键，先看结尾: “我痛恨杂种高粱。…… 在杂种高粱的包围中，我感到失望。…… 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世界里去。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6,(P361-362) 莫言强调“纯种红高粱”是“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显然莫言把“杂种高梁”和“纯种红高粱”当作民族历史的隐喻，但是这样的“纯种红高粱”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存在了，它们早已成为“家族的亡灵”了。再看开头: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6,(P2) 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根本无法与“家族的亡灵”相比肩，“种的退化”似乎成为无法更改的事实: “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人种的退化与越来越丰富、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关。但追求富裕、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人类奋斗的目标又是必然在达到的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深刻矛盾。人类正在用自身的努力，消除着人类的某些优良的素质。”,6,(P336) 在莫言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过程其实也是“种的退化”过程;这是一个悖论。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揭示了原始人思维的基本特征,7,(P452)，他明确反对人类思维永远是和处处是同一类型的观点，批判了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以机械的进化论解释人类思维的发展。 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民族世界”的概念，他进而分析了各“民族本性”，在维柯看来，“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鲁的，以后就从严峻、宽和、文雅顺序一直变下去，最后变为淫逸”,8,(P110)。维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民族本性”的退化，却揭示了民族本性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反思华夏民族从唐朝开始衰弱的历史，就不难理解维柯的观点了。 “种的退化”是一个人类学命题，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关键在于“种的退化”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或存在过。梁启超在《论尚武》中认为中国人尽失强悍之本性并且还传染给了入主中原的蛮族，这成为近代国人柔弱的原因，他认为“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习俗之濡染”是国人患病之根源，解救中国人孱弱的药方就是“养尚武之精神”，他提出应培养国人的“心力”、“胆力”、“体力”,9,(P710-713)。鲁迅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批判国民性格退化了“兽性”和“野性”，民族性格堕落到只剩下“驯顺”和“家畜性”,10,(P417-418)。费正清分析了中国历史的强弱变化，他认为宋、明两朝丧失了正统华夏民族的开创精神，他说:“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11,,P174, 这的确是一个另人困惑的问题。宋明两朝与汉唐“犯天汉者，虽远必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民族精神形成鲜明对 比，华夏民族的整体性格前后有着天渊之别。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指出:“宋代以后，全民族的开拓活动明显减缓;生活环境、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优越;习俗趋向于稳定化、定型化。这种物质生产环境的相对优越也逐渐减弱了民族的冒险趣味和进取开拓精神”,12,。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的不肖子孙丧失了我们祖先的某些优良品质，民族本性在某些方面退化了。如果以进化论和线性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现象，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确实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因此莫言“种的退化”观念是基于历史辩证法得出的结论。 二 “种的退化”的文学表达 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中对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作了比较，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从历史事件出发来发掘其形式和意义，而小说家从试图表达的价值理念出发可以选择或者创造事件,13,(P33)。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本文只不过是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切分的产物，“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statements),”14,;他强调了历史观(价值理念)对历史叙事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是同他对文学叙事中历史观(价值理念)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两种话语之间事实上共性多于差异”，其区别在于基本指涉物的不同。莫言也强调了文学叙事中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15,(P67) 从《红高粱家族》开始，莫言以寓言化的方式形象地阐释了“种的退化”的观念。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使用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叙述人称，这有一个重要作用:与小说中的“我”相互映衬。《红高粱家族》开篇就宣布了小说是在叙述“我”的祖辈们辉煌的历史，小说一开始就赋予“我爷爷”、“我奶奶”非同一般的形象。“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我奶奶”戴凤莲是一个有着花容月貌、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的人物形象;“二奶奶”恋儿为了女儿的生命甘愿献出自己的身体，表现出“一种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以崇高的母性演绎了一曲动人的悲歌;罗汉大爷惨遭剥皮零割，却 “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为我们家的历史增添了光彩”。然而，小说中的“我”却深陷“杂种高梁”的包围之中，是一个“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家族的亡灵是如此“秉领天地精华”、“演绎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小说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了家族先辈们一颗颗浪漫不羁的心灵，却三言两语勾画了活着的子孙的孱弱形象，历史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表现了现代人的隐忧。 《红高粱家族》对“种的退化”的表现更多是理论化，《食草家族》则是以形象化的方式表现了“种的退化”观念。不过，《食草家族》同莫言的另一部小说《酒国》的命运如出一辙:它们几乎完全被评论家们所忽视。这两部小说可以说是莫言在叙事艺术上表现最好的，它们完全不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同类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阅读《酒国》就似进入了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叙述的迷宫,16,;阅读《食草家族》就似进入了卡夫卡的《城堡》:人类的困境。《食草家族》叙述的同样是家族故事，小说第六梦《马驹横穿沼泽》叙述了食草家族的原始祖先是小男孩和小马驹，小男孩和小马驹幻化的草香在高密东北乡的洼地里生儿育女，开创了食草家族的历史，小说以寓言化的方式暗示了食草家族的命运: 17,“兄妹交媾啊人口不昌——手脚生蹼啊人驴同房——遇皮中兴遇羊再亡——再亡再兴仰仗苍狼……”,(P349) 这几句近似谶语的话也是“难以破解的密码”，却是整部小说的关键点，它揭示了食草家族由于近亲繁殖所引起的“种的退化”的必然命运。小说的前五梦叙述的是食草家族的子孙们的淫逸和仇杀的荒唐生活，在第一梦《红蝗》中，我们可以看到“淫风炽烈，扒灰盗嫂、父子聚麀、兄弟阋墙、妇姑勃谿”，四老爷与九老爷同时迷恋小媳妇以至兄弟反目，上演了一幕幕“兄弟们吃饭时都用一只手拿筷子，一只手紧紧攥着上着顶门火的手枪”的荒唐景象，四老爷与九老爷的故事已成为过去，但活着的人也是如此，“我”如同行尸走肉，满脑子的私心邪念;教授与女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偷情求欢;黑衣女人因性欲得不到满足而离奇自杀。这是一个淫逸的世界，理智在这里找不到位置，人类跳进欲望(尤其是性欲)的红色沼泽，抛弃了道德劝诫，废弃了酷刑峻法。维柯认为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后只剩下淫逸，莫言在《红蝗》中替维柯作了形象的说明;在莫言看来，“淫逸”可能就是“种的退化”的最终结果。除了淫逸，还有仇杀;《复仇记》和《二姑随后就到》叙述的是家族内部的复仇故事，大毛和二毛因母亲被强奸、父亲被枪毙而残酷复仇，天和地因母亲被家族抛弃而疯狂屠杀;这是一个仇恨的世界，人性失去了位置，血缘亲情阻止不了血海泛滥。小说第二梦《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与其说是赌博不如说是性爱游戏。在第三梦《生蹼的祖先们》中皮团长成为拯救家族的希望，他以铁腕手段阉割生蹼者、火烧淫逸者，但最终也挽救不了家族的命运，侵略者造就了家族的恶梦。《食草家族》就这样演绎了一段家族的血泪史，家族成员深陷淫逸与仇杀而无法自拔。 《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表现了“种的退化”观念，但叙事重点完全不同:前者是隐性的，它以祖辈生命力的昂扬反衬后辈的孱弱;后者却以显性的方式直接表现后辈们完全失去了食草家族原始祖先的美丽与神奇，把后辈们的淫逸与仇杀作为叙述重点，强调后辈们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阉割。然而，《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都显示了一种倾向，也可以说是表达了莫言的一个愿望:对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唤，以求得家族(民族)现代困境的解脱。这种倾向在《红高粱家族》中表现为对“纯种红高粱”的寻觅，在《食草家族》中表现为对“ma!ma!ma!”的呼唤。《丰乳肥臀》中的上官家的开创者是一个血性刚烈的汉子，他有着神奇而荒唐的抗德经历。然而上官家的后辈们却完全退化了祖辈的优秀品质，上官家出现了阴盛阳衰的颓势，上官福禄父子孱弱不堪，上官家已是“母鸡打鸣公鸡不下蛋”，连延续后代的能力都丧失了。《生死疲劳》表现了莫言思考“种的退化”的一贯性，小说叙述了西门闹六世轮回的生命过程，在他作为驴、牛、猪、狗、猴存在的过程中，它们旺盛的生命力与投胎重新做人时的大头千岁命悬一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中有一段话对此作了说明: “我感到这个杂种身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野精神，这野精神来自山林，来自大地，就像远古的壁画和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一样，洋溢着一种原始的艺术气息，而这一切，正是那个过分浮夸时代所缺少的，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扮嫩伪酷的时代所缺乏的。”,18,(P221) 一方面，动物显示的这种昂扬的生命力、“蓬蓬勃勃的野精神”，与民族生命力的衰退和现代人精神的萎缩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提出了“野性的思维”这个概念，以区别于“驯化的思维”;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野性的思维”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仍然保存着并且在继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死疲劳》对于《野性的思维》是一个反讽:人类已经完全退化了野性的精神，甚至连最基本的欲望(性欲)都被“历史场”消耗殆尽(从洪泰岳对西门白氏的态度可窥一斑。洪泰岳屈服于阶级的负担，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生命欲望)。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野精神”与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呼唤的“红高粱”精神是一致的，莫言对这种“野精神”也是极度崇拜，正如对猪王十六的一段礼赞:“我就是生命力，是热情，是自由，是爱，是地球上最美丽的生命奇观”,18,(P319) 对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唤源于莫言的思想矛盾:对杂交繁殖的失望和近亲繁殖的绝望。如《丰乳肥臀》中的杂种形象:上官金童，表现了莫言对杂种的失望。上官金童是上官鲁氏与瑞典传教士马洛亚所生，他是“中西杂交”的产物，但是“马洛亚下的龙种，收获的竟是一只跳蚤”,19,(P468)。上官金童也体现 了莫言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上官金童对母乳的依恋，可以说是隐喻着国人对柔性文化的依赖。另一方面上官金童的孱弱隐喻着刚性文化的匮乏，所以上官鲁氏说:“我要一个真正的站着撒尿的男人”。在《食草家族》中，莫言描绘了近亲繁殖的悲剧结果，恐怖的场景几乎令人绝望;《生死疲劳》里的大头婴儿蓝千岁也是近亲繁殖的结果，绝望情绪比《食草家族》有过之而无不及，蓝千岁连活着都困难了，命悬发丝，只有依赖姨祖母的头发才能保存性命。既然杂交繁殖和近亲繁殖都不是出路，那么只能到家族(民族)的原生本性去寻找了。“纯种红高粱”、“草”、“头发”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的:家族(民族)的原生本性，它们是家族(民族)必须保存的“金枝”。 三 “种的退化”的主观诉求 首先，莫言“种的退化”观念是基于对历史的思考，更是基于对现实的忧虑，成为1980年代文化危机意识的重要表现。进入1980年代以后，文化断裂意识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不仅反思到“文革”所带来的文化断裂，甚至认识到“五四”反传统所产生的后果，因此一些小说家不仅感受到了文化断裂的痛苦，而且也对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感到困惑。1980年代中期，诗歌沉浸于对传统的反叛，一批知青小说家则集中关注文化危机。1985年，韩少功在文章《文学的“根”》中的第一句话就表达了对文化断裂的危机意识:“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20,阿城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21,郑义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五四运动?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生机，这是事实，但同时否定得多，肯定得少，有隔断民族文化之嫌，恐怕也是事实。„打倒孔家店?，作为民族文化之最丰厚积淀之一的孔孟之道被踏翻在地，不是批判，是摧毁;不是扬弃，是抛弃。痛快自是痛快，文化却从此切断。”,22,显然，文化危机意识在1980年代的出现是历史和现实因素纠缠的结果，这种文化危机意识使一些作家形成了强烈的主体精神，他们希望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方面实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如韩少功提出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他主张:“文学“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23, 莫言在以《红高梁家有 族》为代表的小说中，大力张扬民族传统精神，也正是1980年代文化意识和主体精神最突出的表现。 其次，莫言“种的退化”观念在文学中实现了从反思进化论的角度探讨民族/国家道路的意图。自从19世纪末严复通过《天演论》把西方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进化论就成为影响中国的重要思想，甚至有人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大约80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国的„进化时代?”，然而，反思进化论也同样在中国思想界屡见不鲜，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反对进化论，杜亚泉在《精神救国论》中批评进化论,24,(P182)。进化论同样给中国文学带来重大影响，如革命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然而，反思进化论思想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并不多，因此，莫言开创性地以小说作品形象地展示“种的退化”观念，把反思进化论思想全面地深入到文学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族/国家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无论是倡导进化论还反思进化论，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都试图探讨民族/国家的出路;作家们同样有着相似的寄托。小说在对历史的思考和表现中，往往也寄托着小说家对某种道路的探索，如《白鹿原》寄托了陈忠实对家族/民族道路的探索:传统儒家文化是家族/民族不可动摇的根基;陈忠实是从上探讨民族出路，莫言则是凭借对“种的退化”观念的表现侧重于从人(种性)的角度思考民族出路，而人是历史的主体，显然莫言的思考更接近历史的本质和问题的根本。 “种的退化”观念给新时期文坛带来的冲击是明显的，正因为现代人“种的退化”，所以呼唤“野性精神”和阳刚之美，这些在《红高粱家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余占鳌以刚勇强悍的英雄主义给1980年代文学注入强者本质，给新时期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莫言也因此迅速走红。无独有偶，新世纪初，姜戎在《狼图腾》中对民族性格中的强悍“狼性”表达了怀念和追思。刘再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中 比较了„五四?时期与新时期文学对人的发现的异同，认为:“„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是对人的弱者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的文学则是对强者本质的发现”,25,。所谓新时期文学发现了强者的本质，《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其滥觞和最突出的代表。由此可见，“种的退化“观念的提出，既是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的退化”现象的深刻批判，又是对现代人的性格与精神的强烈不满和讽刺，其旨向必然是对民族传统精神的呼唤和张扬，然而“种的退化”观念的自我批判和民族传统精神的张扬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共同体现了莫言小说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述，莫言“种的退化”观念既是历史辩证法的结论，又是现实忧思的结果，体现了莫言历史哲学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莫言小说以深刻的历史内涵，形象地表现了“种的退化”观念，具有詹姆森所说的“民族寓言”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A].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邓晓芒.莫言:恋乳的痴狂[A].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3,张清华.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A].境外谈文[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4,毕光明.红高粱的历史哲学[A].虚构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钟志清.英美评论家评《红高粱家族》[J].外国文学动态,1993，(6). ,6,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7,(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9,梁启超.论尚武[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A].鲁迅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12,邱紫华.扬弃——社会发展的悲剧性[A].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3,(美)布鲁克斯,沃伦.理解小说[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4. ,14,(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A].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5,莫言.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16,刘俐俐.迷宫-——人类处境和体验的捕捉[A].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7,莫言.食草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18,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9,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20,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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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梁》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但就新历史小说后来的走向而言，由《红高粱》开拓的这种对民间粗鄙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愈加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就很自然地堕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而丧失了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的主体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显示出了驾驭汉语言的卓越才能，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的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出了整个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人性本真的英雄塑造 ——《红高粱》对革命历史小说英雄形象的颠覆 摘 要: 80年代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的发表震惊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部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打破了革命历史小说传统的写作规范。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形象仍掉了崇高、完美，超越了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生活地体现了一个具有人性的本真的英雄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小说英雄形象的颠覆。 关键词:红高粱 革命历史小说 英雄 颠覆 英雄和英雄崇拜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卡莱尔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怀疑的逻辑或一般的琐事，不虔诚和枯燥无味的东西及其影响都摧毁不了人心中的这种高尚的天生的忠诚和崇拜。”[1]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有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革命历史小说更是英雄塑造的典型，考查这些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塑造的形象，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崇高的品质，完美的人格。如阅读像《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等革命历史小说时，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文中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性。他们的思想品质，他们的精神意志都被作家夸张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英雄人物逐渐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基本基础，变成了一种神性的存在。当然我们并不是全盘否定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意义，以及过分的雷同化书写，对于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塑造，其缘由在于革命英雄“官方”话语的规范。诚如特雷?伊格尔顿说过的那样:“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2]而80年代的莫言写战争题材的作品时，完全抛弃了这种意识形态。消解了人物的政治化倾向，使人物的身上散发出独立的个性，同时，并不特意掩饰人物身上的负面因素，注重张扬人物的生命力，在莫言人物的描述中，让人物更加真实了起来，颠覆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神化，而走向了人性化的本真。《红高粱》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余占鳌和戴凤莲这两个人物形象，下面我们就结合作品，从余占鳌和戴凤莲的英雄塑造上看看莫言《红高粱》对传统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消解。 在《红高粱》中，莫言塑造的这些生长在北国高粱地里的庄稼汉们，他们不再是某种思想理念和道德模式的体现者，而是一批充满了野性、充满了原始生命激情，豪放不羁、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人，张扬着独立人格和生命欲望的英雄。 首先，人物摆脱了政治化的色彩。余占鳌和戴凤莲他们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没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政治信仰，他们只是用属于自己的思维习惯去演绎着一出出人生的壮歌。他们是独立于现实社会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体制之外的自由人。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土匪司令，他按照自己的人生信念神出鬼没于红高粱地，对待各种政治势力及地方势力的拉拢，他一概拒绝。国民党那个狡猾龌龊的冷队长来收编他是，他怒气冲冲地骂:“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你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他不受制于国民党，也不受制于共产党。当他打过伏击战，共产党的胶高大队的队长来联合他时，他也拒绝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余某识不了二百大字，要说杀人放火，我是行家里手，说起什么国家，什么党派，还不如宰了我痛快。”他顽强的奋战也不带有任何现实的政治背景，他拉着他的“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的队伍”，“枪支十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的队伍去抗击日本人，并打死了日本鬼子的中岗尼高少将，因此原来的土匪司令变成了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但他并非是因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而去自觉抗击日本人的，他的自觉抗日更多是一种报复心理，是他看到了日军的疯狂屠杀，看到了罗汉大爷的残死等后的一种报复，也是他对生存的渴求和他性格中的勇猛与强悍的所使，他不愿看到被欺负，被压制，因而他抗击日本人。可以看到他是拒绝政治，反抗一切势力的压迫的，在自由中保持了独立的人格。 其次，小说对英雄人物情欲的描写也超越了所谓的“伦理道德”。《红高梁》对情欲的描写直接构成了对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反讽。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他们或是不近女色没有情欲的，或是他们之间有爱情的追求，但是被政治意味的社会责任消解了，他们男女之间的情欲都是控制在社 会道德和社会话语的轨道之内的，在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的轨道上运行的。而《红高粱》在塑造英雄人物的情感追求时，大胆的把情欲的自然释放看成了一种英雄人物应该有的方式，所以英雄人物的爱情并不全是纯洁的男女关系，而是建立在原始欲望之上的。在《红高粱》中，余占鳌作为一个为麻风病主人接新娘的轿夫，他本想戏弄一下新娘，然而轿内戴凤莲凄切的哭声使他萌发了缕缕情思，当“我奶奶”的脚露了出来后，余占鳌大胆的迈出了人生寻求的第一步:“他走过来，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住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地送回轿内。”这个举动更进一步的激发了他野蛮的冲动，最后，终于在那片火红的高粱地里与戴凤莲野合，正如作品所述:“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后来，他以野蛮却符合人性的方式杀死了单家父子，以与戴凤莲相好。 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虽然写儿女情长，但是他们的情感更多地被革命的责任压制了，如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朦胧的爱恋关系，《铁道游击队》中刘洪和芳林嫂“欲说还休”的暧昧情愫，都因英雄人物所承担的宏大政治使命，“顶风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养育情”，以致于“革命生涯长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个人的本能欲望最终被崇高的革命责任所彻底抑制。《红高粱》相反，作者以张扬恣肆的生命意识，对“性”与英雄做了浑然一体的大气书写，余占鳌强悍的生命力和情欲，使他一方面深爱着“奶奶”，另一方面又与“奶奶”的丫头恋儿私会，同时还与寡妇刘氏又染。“我奶奶”戴凤莲也是如此，在那片高粱地里，面对“我爷爷”的野性力量，顺从了自己生命本能的欲望，大胆地与“我爷爷”野合。而且为了获得爱情，不仅在“亡夫”家的大院里重整旗鼓，而且对与“我爷爷”发生婚外情的恋儿，施以不近情理的狠毒惩罚，甚至还对黑眼投怀送抱，以报复“我爷爷”的爱情背叛。这两个生命个体的情感冲动和爱恨欲望，彻底打破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英雄书写模式。 第三、《红高粱》中的英雄人物塑造扔掉了“崇高化、完美化”的理念，人物也不拒绝负面的因素，而且作者对人物的负面因素做出了肯定的表达，使人物显得更加的鲜活，富有人性味、真实性。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一次关于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包括英雄人物能不能够写缺点这种在莫言看来很可笑的讨论，“文化大革命”中英雄人物的塑造发展成为“三突出”和“高大全”的美学原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发生了悄悄的变化，人物性格的复杂化创作被提到了人物审美的讨论中来，并深入地改变了性格描写的方法和经典的现实主义成规，莫言在他的《红高粱》中首当其冲的实现了人物性格复杂化的描写，在莫言的《红高粱》中描述的余占鳌的性格是明暗结合的。纵观其的一生，爷爷在抗日之前是一个流亡无产者，他杀过人，三教九流什么都干过，甚至迷恋赌钱，“铜板的锈迹把手都染绿了”，他的身上渗透着流氓和无赖的特征。他在高粱地里抢奶奶，在奶奶掌管了酒坊后又大闹酒坊，将小便便在了酒缸里。然而，作者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对主人公进行批判，相反，却做出了相对的肯定。在爷爷大闹酒坊后，结果却制出了更加纯朴浓郁具有倾国倾城之香的高粱酒。从此爷爷和奶奶之间相亲相爱，读者似乎能感觉到作者对这一现象所投去的赞赏的眼光。后来，爷爷又干起了高粱地里多如牛毛的土匪职业，这里，作品并没有刻意将余占鳌美化，同样写了他的杀人越货，爷爷为聚敛财富发行货币，对百姓进行盘剥，爷爷凭借着他的实力杀人越货，强取豪夺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作者也似乎也不急于对此进行批判，而是同时向我们展示了爷爷的另一种本性——仗义与豪爽。 由此可见，《红高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突破了革命历史小说传统的写作规范，仍掉了崇高、完美，作品对英雄人物生命力的张扬超越了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具有人性的英雄艺术形象。 注 释: [1]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演讲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吴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红高粱.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2]宋剑华等.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论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文学史意义.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 5期. [3]旷新年.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4]张炯主编.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