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学函授本科汉语言专业毕艳菲论文 2

山西大同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毕业论文() 目: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级别2011级 专业汉语言文学 函授站点 班级 姓名毕艳菲 指导教师 年月日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学生姓名:毕艳菲指导教师: 内容摘要: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祖。虽然他一生创作的小说从数量上来看并不算多,但他以强烈的启蒙主义思想、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新颖特别的艺术技巧,刻画了阿Q、孔乙已、闰土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极大的丰富了是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学习榜样和丰富经验。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鲁迅小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就权势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看客、觉醒者四个方面,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以简要分析。 关键词:鲁迅小说人物形象 序言 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上,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鲁迅的小说虽然没有长篇,只有短篇,然而其短篇小说却以深刻的思想意蕴,独特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独树一帜,熠熠生辉。《呐喊》与《彷徨》的写作,是鲁迅十年郁结于心的一次喷发。他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典型,构成了旧中国国民的大多数。“这是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沉默的国民,底层的人们,意思是在捣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小说都是短篇,却以阔大的视野,从更深广的角度去审度国民性,关注社会人生。鲁迅自己说:“我只不过想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写小说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是“五四”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人和事:麻木的农民,悲惨的妇女,潦倒的知识分子,平庸的市民,这些人物典型超越时空,能够传达出深广的审美意义,是能够给人以无限启示和震撼的艺术形象。鲁迅最关注的是病态社会病态的人们,这些不幸的人们受到种种精神毒害,他要进入到他们其实很痛苦的精神世界,“揭示精神病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充分显示了鲁迅精神界战士的特点。鲁迅不愧是伟大的灵魂的审问者。 一、权势者 《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举人老爷、《离婚》里的“七大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风波》里的赵七爷、《孔乙己》中的丁举人等人,他们是当时既得利益集团代,是封建时代的权威和压迫力,说话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他们识字,有财产,地位高,对一般老百姓有生杀欲夺的大权。 如《孔乙己》中的丁举人,只因孔乙己偷了他们家的书,便私设公堂,滥用私刑,活生生的将孔乙己的腿打断,致使孔乙己悲残的死去。但他本人却不仅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更得到鲁镇人的敬畏。“他总仍旧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从咸享酒店酒客的话里我们可以得知,有着类似孔乙己遭遇的人肯定不止一个,至少孔乙己不是第一个被丁举人打断腿的人。 《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是未庄这个封闭的封建小王国中的土皇帝,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对农民实行专制统治和敲骨吸髓的剥削。阿Q只说自己姓赵,便被地保引到赵太爷家里去,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力,到外面又被地保 训斥了一番,榨去了二百文酒钱。“恋爱的悲剧”描写了这个土皇帝的威势和贪婪及封建王国中的人际关系。阿Q向吴妈求爱,只因吴妈是赵家的佣人,便使吏役地保也睡不稳觉,受命连夜赶到土谷祠教训阿Q,说他简直是造反,阿Q不仅被赖去了工钱,榨去了破布衫、破毡帽,而且从此不准踏进赵家门槛。恋爱悲剧,使阿Q在未庄的生计也被断绝了。 《离婚》里的七大人,是和知县换过贴的。爱姑无故被丈夫抛弃,整整闹了三年多,最后夫家请出七大人来调停。“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七大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风波》里的赵七爷无知且蛮横:“‘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另外还《祝福》里的鲁四爷,《阿Q正传》中的举人老爷、《离婚》中的慰老爷,他们有权有势,在村里、镇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作为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与体现者,以手中权势对下层民众进行残酷的侮辱与迫害。鲁迅对于这类人物的鄙视和憎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权威”和他们代表的旧时代、旧文化,一直是鲁迅不遗余力鞭挞的对象。 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鲁迅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所以,他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小说中的多数篇目,描写了一系列不幸的人们,包括农民、旧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村妇女等不同的人物。鲁迅通过他们被侮辱、被损害、被扭曲、被虐杀的悲残命运,有力的控诉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残忍与冷酷,描绘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封建社会人吃人的图画。鲁迅对农民有深切的了解。在他的小说中,他不但展示了人们外部的生活的艰辛,更揭示出他们精神上的病痛;在表现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人们肉体上的伤害这外,更关注封建意识形态对他们精神上的严重残害。《故乡》中的闰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小时候那样活泼、机灵、能干,二十多年后,已经被生活折磨成一个木偶人了。“他头上是一顶破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脸是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多子、饥荒、苛税、官、兵、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仅使他生活贫困,更使他的精神麻木。面对多年不见的儿时挚友,那一声“老爷”是那么的刺耳!作者通过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对比,深刻的揭示了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封建意识形态对广大农民的麻痹与毒害,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 阿Q是鲁迅小说中辛亥革命时期农民典型。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具有阿Q这样的完整性。他是赤贫的雇农,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靠两只手帮工挣饭吃。“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没有家,长年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没有孩子,甚至连姓赵的权力也被赵太爷剥夺了,处于到处受人欺压、受人侮辱的地位,命运十分悲残。他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现实世界中的失败,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却总被换算成胜利。现在失意,便求助于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或求助于将来,“我的儿子会阔多了”。被别人打了,心里想:“我总算是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实在连精神胜利法也不能奏效时,就自己打自己嘴巴,打完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 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心满意足的躺下了。”另外,阿Q还有一件克敌制胜的法宝,那就是忘却。别人对自己施加的侮辱,一会儿便可忘记。他健忘到近于麻木,甚至以被侮辱被损害作为忘却的条件,常摆出挨打的架势,在被打以后,反而觉得了结了一件事而一无牵挂。他的健忘显示了一种极度退化的生命状态,从根本上丧失了对自我行为的记忆,从而进一步丧失了进行自我反思、观照和评判的能力。凡此种种,都表明了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清醒的认识自己的悲残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去并未真正的觉醒,真正的做出改变自己境遇的反抗行动。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我们可以看到,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所以,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其他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另外,阿Q是个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身受赵太爷们的压迫。但是,他和赵太爷们一样,是封建意识形态的自觉接受者与卫护者。对于一切不合封建礼教的,他一概斥之为逆端。在男女的关系上,他严守男女之大防,认为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是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说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他往往对之怒目而视,或在冷僻处,从后面偷掷一块小石头。革命是为了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可是深受封建意识形态禁锢的阿Q认为是大逆不道,是造反,够杀头的罪。从举人老爷等人的恐慌行为中,他以朦胧的感觉到革命对自己这样的穷人是有利的,于是也想革命了。在阿Q的想象中,革命之后,未庄人都成了自己的俘虏,“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甚至小D、王胡,统统杀掉,一个不留,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统统都搬到土谷祠去。这就是阿Q的“革命畅想曲”。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无法生存的的状况使阿Q们有着自发的革命倾向,另一方面,阿Q的革命思想中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报复、取压迫者而代之的错误思想。鲁迅通过阿Q 的悲剧深刻的揭示了在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这是阿Q形象重要典型意义的另一个方面。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另一类人物代表。她具有中国广大农民勤劳、朴实、善良的阶级本性,同时也像旧中国其他劳动妇女一样,遭受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丈夫死后,她忍受不了严厉婆婆的压制,逃到地主鲁四老爷家帮佣,虽然受着主人刻薄的剥削,却始终食物不论,更不惜力气,“整天地做”,“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表现出“满足”的样子。祥林嫂作为一个农村劳动者的特性是相当鲜明的。但尽管这样勤劳刻苦、与世无争,祥林嫂也无法做稳封建社会的奴隶。因为鲁镇受到理学的严密统制(所谓理学,就是把“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奉为“天理”的学说,在婚姻关系上,它提出“夫为妻纲”,要求女子从一而终;如果丈夫夭亡,这个女子就被称为“克夫命”、被视为“不祥之物”,寡妇再嫁,就被骂为“败坏风俗”。)祥林嫂身上就压上了永远不得宽恕、永远不得同情的重负,整个社会都对她流露出“鄙薄的神气”,投给她以“烦厌和唾弃”,连同属被压迫剥削的下层劳动者也不例外!她将一年的血汗钱捐了一条门槛,以为“给千人踏,万人跨”,就可以赎掉自己的“罪”,她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直到她死于除夕之夜后,仍被鲁四老爷骂为“谬种”。从这一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旧社会劳动妇女的悲惨孤苦无依的处境、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摧残,深刻地反映出造成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客观原因: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编织了一张无形但又严严实实的大网。在这里,有的人吃人,有 的人被吃,有的人吃了人又被人吃。祥林嫂则是这一典型环境中完全被人吃的最典型的人物形象。 《离婚》中的爱姑是一个泼辣大胆的农村妇女,她十五三茶六礼、明媒正娶的嫁到夫家,只因丈夫姘上了小寡夫,要抛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最后,夫家请出和知县换过贴的七大人来调停。虽然她的反抗很强烈,但在七大人装腔作势的威风下最终屈服。爱姑的悲剧,深刻的揭示了封建势力对广大妇女压迫的惨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造成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主观因素:她们对处于奴隶地位的不自觉,被七大人之流知书达理的表现现象所迷惑,认不清他们吃人的本性。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在咸亨酒店中唯一的一个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他读过书,但没有考中,没有能凭借科举爬上高官厚禄的地位。他迂腐、懒惰,不会营生,又极爱面子,但心地善良,为求取功名,爬上士大夫的地位,他一生旺盛的精力都被科举考试耗尽了,也始终没有进学;反而丧失劳动能力,养成好喝懒做的习性,弄得穷困潦倒,沦为小偷。尽管如此,他却不去正视现实,思想上始终自认是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不肯脱下那象征读书人的“长衫”,不愿拖欠酒钱;偷书被揭发,却辩解为“窃书不能算偷”;被人打断了腿,竟说是跌伤的。他一味要保留读书人的“面子”,却又保留不住,更显得迂腐、麻木。但在分豆给孩子们的细节上,却又显示出他作为下层知识分子的纯真和善良。活动在咸亨酒店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所中的孔乙己,他的心灵被封建文化的毒汁早已残害致死,对加在自己身上的凌辱,他只有哀求,没有任何一点愤怒和反抗,他带着肉体和精神上的累累伤痕,在周围人们的一片片讥笑声中,离开了那个冷酷的世界,尤其最后用手走路的形象,更令人惨不忍睹。他是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典型性的人物与典型的社会环境自然地融为一体,更增强了悲剧的社会批判力量。 三、看客 在鲁迅的小说里,看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无处不在,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响,让人心烦,但又挥之不去。《药》中那些潮一般涌向前看杀革命者头的人,《阿Q正传》中那些看阿Q和小D打架近半点钟之久的人们,还有阿Q看杀革命党时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肥皂》中四铭看到孝女求乞,一大圈的人只是打趣,其中两个光棍大开秽语发泄肉欲……这些爱看热闹的看客,在鲁迅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当他们以个体形象出现时,是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但是,当他们以群体形式出现时,就变成了侮辱者与损害者。他们以赏玩、咀嚼他人的苦痛为乐,与权势者一道形成有着荒诞意味的“无主名杀人团”,显示出比狼更凶残的本性。 《祝福》中的鲁镇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看客群体,他们把祥林嫂的不幸当作调味品加以玩味。当林嫂直着眼睛、不厌其烦地和大家哭诉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时,“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来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许多人都发生了新的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男人的没趣,女人陪出的眼泪,老女人的好奇都归结到一点上:满足,然而这些赚来的眼泪只能是奴性肉体的暂时释放,满足之后又发生了新的趣味:揭别人的“伤疤”。 《示众》以淡化情节、截取横断面的手法将看客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集中展示下的人物性格显得丰富、饱满。犯人立在马路上示众,刹时间围满了大半圈看客,继而被围了好几层,秃头研究着白背心上的文字,胖孩子看着白背心研究发亮的秃头,飞来的 小学生看着红鼻子胖大汉,还有长子、瘦子、老妈子、巡警等人的窥视透现出整个国民灵魂的示众。精神的空虚、信仰的缺失导致了这些人精神上的无意识、麻木,行为上的扭曲。这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手法,突出了人本环境这一表现民俗特色的载体,并且一针见血地体现出这个时代、地区、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病根。 鲁迅对于看客的厌恶由来已久。早在仙台求学时,课间放影“几片时事的片子……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间谍,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民族的忧患与个人的责任感的强烈碰撞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的源头。他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的情感态度,去描绘这样形形色色的看客们,既揭示他们生活中的艰辛和不幸,又揭示病态社会带给他们精神上的病态,体现了强烈的启蒙主义思想。 四、觉醒者 在鲁迅的小说中,觉醒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寄托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和希望。他们最先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反封建精神,自觉担负起启蒙大众的,担负起社会革命的重任。他们是铁屋子里已觉醒的少数人,因敢于否定传统,敢于否定封建意识形态,因此,被称为“狂人”和“疯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既是一个在半封建社会中因受迫害而致精神失常的患者,又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狂人”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耳闻目睹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罪恶,从“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标榜的“仁义道德”的假面,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吃人和被吃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狂人”是因二十年以前要“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受到以赵贵翁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们的迫害而致狂的战士。他在被迫害发狂以后,反复思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经过观察现实、研究历史,认识了旧中国是吃人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并识破了吃人者的各种伎俩,勇敢地起来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虽遭失败,仍不退缩,而是总结经验,同旧社会、旧家庭和旧我彻底决裂,最后找到了从“救救孩子”入手的新的革命途径,成为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战士。因而,从实质上来说,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在战斗中逐步成长的彻底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十三节日记,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即写实的角度)看,它记录了一个“迫害狂”患者从病发到不断加剧,最后趋于病愈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即象征的角度)看,它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战士思想性格成长的过程。作品揭示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种种吃人的“老谱”,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呼唤。我们认为,狂人这个形象虽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局限,但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里,他的战斗呼唤却真正是中国人民反封建的宣言。勇敢战斗的狂人“五四”前夜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叛逆者的形象,是名符其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在酒楼上》中的主人公吕纬甫,这个在学生时代神采飞扬,精神抖擞的觉醒者,若干年后,不过教几个学生“子曰诗云”以糊口。更值得一说的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在现实中几经挣扎后,竟然作了杜师长这类以前痛恨和反对的军阀的师爷,并自谓“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然而,既然已经承认“真的失败”,又如何胜利了呢?原来这胜利不过是“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当然更有“新的钻营, 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一面是觉醒者心中早年形成的革命理念不能彻底泯灭,并不甘于与现实同流合污,一面是迫于现实和生活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不得不与现实妥协,早年的雄心大志,慷慨激昂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随波逐流,甚至自暴自弃。这种心境,既不足与为外人道也,道了也没有听众,也不被人理解。魏连殳的这种经历和心境,多少带有鲁迅自身经历了革命失败的灰心、绝望,和迫于生计而作京官、抄古碑的经历和心态的印记。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都是互相认识之后,经常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涓生是子君的思想启蒙者,但子君的思想却比涓生透彻,坚强得多。在强大而顽固的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面前,她勇敢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于是在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上,他们毅然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篱,热恋同居。但他们斗争只是为了个人的爱情,缺少更高的理想和目标,因此一经同居便无所求了。子君不再读书,不再思索问题,她的幸福沈浸于对过去“求爱”的一幕的回顾,她的乐趣也转移到喂油鸡小狗之中。这使涓生不满,爱情之花渐渐褪色。涓生对婚后的生活比较清醒,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但是,爱情怎样才能更新、生长、创造?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要开辟什么样的生路?他自己并不很清楚。尤其关键的是,其思想核心是严重的易卜生的“真实纯粹为我主义”,他先把婚后爱情生活的褪色全部责任归咎于子君,当他遭失业打击、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非但不想与子君共同奋斗,反而把子君看作是自己的累赘,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甚至“突然想到她的死”,以至有一天他终于向子君说出“我已经不再爱你了”这样轻率的不负道德责任的话。子君是一个勇敢的反封建的女子,但她的思想也存在两大弱点:一是反封建还不彻底,仍把封建的“女子治内”的礼俗视为当然,靠丈夫养活,实质上是冲出了一个牢笼又陷进了另一个牢笼,并未取得真正的解放;二是子君带有浓重的爱情至上主义的色彩,涓生说不爱她了,她的精神就完全崩溃了,于是回娘家之后,“负着虚空的重担”,很快地就死于无爱的人间。涓生在子君死后,回到原来寄住的会馆,悔恨交集,痛不欲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封建家庭、封建礼教和传统偏见一手制造了涓生和子君的悲剧,但子君所表现的肤浅的个性解放思想和涓生所表现的极端的个性解放思想却也正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单纯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青年的真实思想写照,具有深刻的典型性。 总之,鲁迅小说在“为人生”的总前提下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各种审美特征融为了一体,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是怎样窒息人的心灵、戕害人的肉体。揭示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冷酷和虚伪、愚昧和麻木、沉滞和落后。在表现这种社会思想状况的过程中,突出了对辛亥革命的表现,对妇女问题的表现,对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表现等等。由于社会思想的沉滞落后、社会群众思想的愚昧麻木,使辛亥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陷入了悲剧的失败;妇女是受封建传统道德摧残最重的一个社会阶层;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最惨重的压迫和剥削,在精神上也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严重束缚和无情摧残;觉醒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直接联系着中国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没有一个全民性的反封建思想启蒙,他们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彻底实现的…所以说,鲁迅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系列全面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关系,真正做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物与环境的统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注释: (1)鲁迅: 《孔乙已》,《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15页 (2)鲁迅: 《离婚》,《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205页 (3)鲁迅: 《风波》,《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37页 (4)鲁迅: 《鲁迅杂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7月,57页 (5)鲁迅: 《故乡》,《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46页 (6)鲁迅: 《阿Q正传》,《鲁迅作品集》, 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50页 (7)鲁迅: 《阿Q正传》,《鲁迅作品集》, 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51页 (8)鲁迅: 《阿Q正传》,《鲁迅作品集》, 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53页 (9)鲁迅: 《阿Q正传》,《鲁迅作品集》, 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68页 (10)鲁迅: 《祝福》,《鲁迅作品集》, 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108页 (11)鲁迅: 《阿Q正传》,《鲁迅作品集》, 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65页 (12)鲁迅: 《祝福》,《鲁迅作品集》, 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114页 (13)鲁迅:《腾野先生》,《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249页 (14)鲁迅: 《狂人日记》,《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6页 (15)鲁迅: 《狂人日记》,《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13页 (16)鲁迅: 《孤独者》,《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171页 (17)鲁迅: 《伤逝》,《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177页 (18)鲁迅: 《伤逝》,《鲁迅作品集》樊涛陶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179页 参考文献: 1、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2、刘增杰主编,《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3、樊涛陶主编,《鲁迅作品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4、杨义,《鲁迅小说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出版。 5、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