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历史性突破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历史性突破 张志明讲话稿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历史性进步。它必将促进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必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深刻影响。 一、近代中国强国发展理念的悲壮探索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首先是凝聚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华优秀儿女为复兴民族而苦苦奋斗的历史经验教训。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君民共主”的戊戌变法，再到“共和民主”的辛亥革命，我们的先辈们也期望依靠其智慧和奋斗完成拯救民族和复兴民族的任务。但是到头来，民族生存的问题都未能解决，就更难形成重构中华文明科学发展的成熟理念了。 最初的救国发展理念，是通过军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以实现“富国强兵”;其指导思想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践这一原则的是洋务运动。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军事工业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处处遭遇到封建的羁绊和地主阶级顽固保守势力的打击。最后，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粉碎了洋务派的发展幻梦，它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军事工业和民族工商业就无法发展。这是近代中华优秀分子第一次在发展理念上的重大突破，即要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不仅要实现商品经济发展(富国)和军事工业发展(强兵)，而且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政治发展。 第二代近代中华优秀分子的救国发展理念主要就是期望首先通过政治改良以实现政治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工业发展。它的指导思想是“君民共主”，核心是设议院定宪法并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度。实践这一原则的是维新变法运动。但是，这场运动仅存活了百日便告失败。维新志士的热血警示人们，企图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体制内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企图依靠一个政治改革最大的敌人去搞政治改革，去靠它革除自己的特权而让位给人民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新的觉醒促使第三代优秀儿女探索新的救国发展理念，即期望通过革命的办法推翻帝制以首先实现政治发展，以此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其指导思想是“共和民主”。实践这一原则的是辛亥革命。但最终给人民带来的结果，不仅不是真正的民主福音，反而是长期的军阀混战。于是，人们开始从思想文化的深层底蕴对失败进行反思。他们认为:以简单的革命模式求得政治发展，并企图以此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理念之所以行不通，关键是中国社会缺乏民主政治生存的文化土壤，而根深蒂固的却是与专制政治紧密契合的“崇古尊圣”的习惯势力和依赖“贤人政治”的社会心理;而选择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被动地认可于这种无奈的国情而走“开明专制”之路，而是首先要通过大力批判和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把多数国民头脑中的旧思想旧观念冲洗干净，以此唤醒人民的民主自觉，为民主政治和共和制度奠立社会基础。 这是中国近代优秀分子强国发展理念的第一次文化自觉，其意义是很大的。尽管这场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地回答如何解决中国政治发展当时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但它所唤起的文化自觉，则是对前几代优秀分子关于富国强兵发展和政治发展理念的重要补充。也许这种文化发展的补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与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诉求形成有机的结合而成为成熟的全面发展理念，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它对后人关于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有启示作用的。 历史后来的实际进程说明，成功地形成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全面发展理念，并能够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功启动这种科学发展的宏大战略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 二、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历史超越 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前人奋斗探索的基础上，不仅引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拯救民族的重责大任，而且使近代中国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建设，从而开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其超越于前人强国发展理念的关键，是从一开始就把发展与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联系在了一起，与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和建设联系在了一起，其目标是恢弘的，其眼界是高远的。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庄严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再一次郑重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种气贯长虹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比较高的起点，就融汇了政治(政治上自由)、经济(经济上繁荣)、文化(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全面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历史体现。 其后，在一系列涉及未来国家建设的论著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要求通过实现农业的“社会化”、“近代化”和“集体化”，以使落后的传统农业迅速改变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以期与工业的发展相适应。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描述国家发展和建设的前景。1957年二三月间，毛泽东提到要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体现了对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后来他又补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论述，中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发展战略目标，70年代也仍然延续了这样的表述。以“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代替最初单一“工业化”的发展理念，是党执政以后在强国发展理念上的第一次重大进步。 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继承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过“三步走”战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而这个蓝图的第一个近期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邓小平所讲的“小康社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一些远大的设想了，它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各方面具体的要求。它不仅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几代中华优秀儿女“富国强兵”的发展理念和奋斗理想，而且继承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站在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全新高度，初步提出了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发展理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了比较清晰的社会雏形。 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强国发展理念的日益科学和成熟。2002年党的十六大郑重宣告我国已经顺利实现“总体小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也正是在取得20世纪总体小康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及时做出了再用20年时间(也就是到建党100周年)把我国建设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站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高远境界，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为目标，从而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提出奠定了基础。 在中华民族走进新的百年的历史关头，我们已经有条件和能力从容自信地反思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强国发展理念了:在160多年追赶型发展的风雨兼程、心浮气躁和冲天豪情中，有多少大跃进式的急切!不仅发生在1958年前后的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冲动，事实上在洋务运动中，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包括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歇斯底里的颠覆与批判中，包括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药方中，包括毛泽东晚年“大民主”的实验中，包括后来出现的经济过热等等，不都能体会到“经济大跃进”、“政治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燥动吗,不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民族渴望强大起来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英雄主义热忱吗,但今天蓦然回首，人们不禁扪心自问:我们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就是为了不再受人家欺辱，为了在过去的列强面前显示我们的强大吗,!如果“发展”要以失去城市延绵千年岁月的文化血脉为代价，那我们真正到了该深刻思考的时候了。 也正是在上述历史探索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不断实现着历史性进步的过程中，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从而实现了自身执政理念的历史性进步。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来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对近现代优秀中华儿女关于发展这一沉重主体的历史性超越。 三、科学发展是领导中国社会实现全面而协调的发展 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政治、文化和人的可持续发展。要通过我们的政治发展，使我们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感觉越来越具体、真实和强烈，使人民感觉到我们的党和政府离自己的距离越来越亲近，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切身体会到我们的决策者的产生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决策，是反映并代表了他们的意愿的，是与他们息息相通的;要通过我们的文化发展，使人文理念和人文关怀融入党的执政理念，融入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融入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融入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在我们保护完好的文化血脉中，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要通过我们的国民教育，造就一代代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要求的成熟的政治公民，推动全民精神素质的提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那么，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只有靠中国的政治发展，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靠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总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发展民主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以为只有当我国的经济发展到了比较发达的程度的时候，才能发展民主。民主发展总体上应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策略的选择上也可以以经济发展来推动政治发展，但民主政治发展如果长期滞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便无从保证，因为你根本不可能保证做到经济决策的科学化，你也根本无从保证恶性腐败在经济领域里的蔓延，最终所导致的只能是经济的畸形发展，使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严重背离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理念，损害党的执政资源，危机党的执政地位。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失败的深层原因，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而文化发展和人的现代化，更是与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良性互动的。文化发展自然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这方面目前面临的问题更大，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关注和警觉。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就决定了我们党的人文品质，将会深刻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而党的现代文化理念，则体现在执政实践中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最重要的表现是执政党的各级决策者对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尊重、珍惜、爱护和保护，尤其是珍惜和保护好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资源、文化生态和文化血脉!这种文化是指的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大文化概念，而不仅仅是被文物单位下发保护证书的个别文物。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决策者的意识里缺乏这样的文化理念，凡是对当地经济发展没有直接作用的文化遗产，多在车轮滚滚的城市拆迁中灰飞烟灭，即便是被文物单位明文保护的文物，在一些地方也难逃厄运。 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主要依靠教育发展。以科学发展观来衡量，我们的教育发展理念亟待革新。重视教育并不仅是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更是教育理念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单是指的你的高等院校规模有多大，而应该首先是我们的教育为国家培育了多少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成熟的政治公民，塑造了多少在毕业之后能够对自己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生活行为尤其能够对自己的私生活行为负责、并真正能负得起责任的成熟公民人格。而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教育才能够更好地造就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办成大教育。相比之下，我们的所谓精英教育理念和模式，不仅有违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而且也远离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政治公民的首要职能。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们现在依然在继续着这样的教训。这对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的实现极为不利。 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史以来最为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恰恰是因为她揭示了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从必然王国发展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是人逐步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所以，科学发展观强调，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必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以建设一个更适宜于后代子孙生存发展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是充分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