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床前明月光”

当代的“床前明月光” 当代的“床前明月光” 当代的“床前明月光” 海峡两岸的关系的松动居然是从文学的开始的。 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我也没有想到，在新浪谈“共和国文本”之一余光中的《乡愁》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而且发现，率先提出“三通”的居然是现代派诗人余光中。 台湾的文学进入大陆，不知道是谁开的禁，这个禁开得好～琼瑶阿姨的小说滋润了多少人，台湾的文学一度曾经成为大陆的畅销读物，以致当时有一本刊物叫《港台文学选刊》，现在好像也不见了。 我最早接触到台湾的文学，好像是诗歌。当时流沙河先生在《星星》开专栏，题目好像叫台湾现代诗人十二家。确实是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是啊，文学无国界，外国的文学作品可以翻译过来，和我们同根同祖的台湾文学为什么不能看呢,何况还不要翻译呢。 文学促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我们都记得当初读琼瑶、三毛、席慕蓉、白先勇、古龙的喜悦心情，他们让我们了解了台湾，也让我们了解了海峡那边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也知道我们在这头，他们在那头，血脉相连，割舍不断„„ 余光中写的是乡愁。愁是文学作品最喜欢描写的，中国古人描写愁产生了很多的警句，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独上高楼，为赋新诗强说愁。如今识透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李煜那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近人戴望舒也喜欢写愁，尤其爱写乡愁，也留下了不少的诗句，比如《我的怀乡病》。当然乡愁的最高境界还是李白的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寥寥二十字，宏阔大境界。 余光中是台湾现代诗的代人物，但这首《乡愁》却非常古典，或者说将新诗古典化的成功尝试，季羡林先生说新诗写作，迄无成功，我个人认为，《乡愁》属于新诗的成功之作。全篇只有八十八个汉字，但意境开阔，韵味隽永，广为流传，堪称当代的“床前明月光”。 乡愁是诗人最爱写的，也是最难写的，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名篇太多，难以超越。余光中的《乡愁》之所以成为名篇，不仅在于他使用了意象化的手段，因为意象化的手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算不上新鲜的玩意儿。他使用了意象群来表达乡愁，像音乐里的回旋一样，反复表达同一个主旨，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这些不同的意象反复吟诵着同一个情绪。而且这些意象是不断拓展、延伸、放大的，从邮票到船票再到坟墓，直至海峡，乡愁被放大无数倍，这乡愁也不是一个人的乡愁而是一批人、一群人、一代人的乡愁。由于《乡愁》的独特的文字美，很多作曲家，包括王洛宾在内为它谱过曲，但都没有能够广为流传，说明自身的音乐美难以超越。 乡愁的放大也伴随着诗人的成长，《乡愁》在短短的诗篇里，潜藏这一个成长的主题。从“小时候”到“长大后”，到“后来”，到“如今”，时间在流逝，“我”也在长大，乡愁在放大，世界也在变大，我与世界的联系方式也在变，从邮票到船票，从坟墓到海峡，天地越来越大。 整个《乡愁》写的是与家乡的“隔”，从希望到失望，再从失望到希望。船票则是交通方式，到坟墓的时候诗人则是绝望。而到海峡的时候，诗人又产生了希望。乡愁原来是通的，到了坟墓的时候，就断了小时候求学在外，邮票是通讯方式，乡愁是通的，靠写信来消除这“隔”，邮票承载的是乡愁，送达的乡愁。到船票的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结婚了，但两地分居，乡愁转化为对妻子的思念。船票是交通的方式，这个时候，乡愁依然是能化解的，船票能见面的。但到母亲去世的时候，乡愁变成生死之隔，变成了坟墓。诗人是绝望的，“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不可以通话。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难以对话，生与死如此相近又如此遥远，乡愁变成不可以对话，不可以化解了，诗人情绪带有些绝望。但到了乡愁变成“浅浅的海峡”的时候，虽然距离更为遥远，但只是“浅浅的”，其实台湾海峡在地质层面上是非常深的，余光中觉得“浅浅”，是因为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有一张船票能够让他跨越这宽阔的海峡，回到大陆的怀抱。诗人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希望。 《乡愁》写了对“三通”的渴望，邮票是对通邮的渴望，船票是 对通航的希望。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诗人就提出近乎后来“三通”的希望，代表了人民的心声。这首诗，被两岸的中学教材选进去了，说明统一是两岸人民的心声，同时也说明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阶级、民族、政治、历史的局限。 在《乡愁》这首诗里，乡愁的意象是变化的，“我”面对对象，前三次都是女性，母亲和新婚的妻子虽然是具象，但实际并不具体，可以泛指，指代所有的母亲和妻子，最后的大陆和海峡却是特指，专指台湾海峡和中国大陆，其实如果用我们习惯的政治话语就是:祖国，我的母亲。或许有人会提出来，这第二节不是说的新娘吗,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在《炉中煤》里就把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恋人，“我为你燃烧成这模样”。把祖国比作恋人和女性，是现代诗歌常用的手段，余光中巧妙地将对祖国的思念融化到乡愁这样一个意象中。乡愁无国界，无党界，无阶级界，无民族界，无历史界，只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