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传记文学比较研究

成吉思汗传记文学比较研究 大文化背景下历史与文学间的新拓展 ——成吉思汗传记文学之比较研究 刘守城 题记:宁可以“流涎解渴”～以“牙肉充饥”～也要写出东方人借以骄傲的《成吉思汗》 ——摘自《苏赫巴鲁自传》 近年来，国内文学热点的转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从虚构性文学向纪实性文学的转移。八十年代初中期，纪实文学“以咄咄逼人之势漫卷文坛”,1,。其创作规模和影响等一反了我国虽然终存在着纪实文学，但历来不如虚构性文学势头和格局。也表明纪实文学由于切近现实并保有真实感人的品格而显现了自身超越于某些时行的虚构文学的优点,2,。其中，成吉思汗传记文学及相关史学的讨论，求得传记文学的特性、文化价值、民族文学风格、以及文学、史学与文化实质性联系等的更深层意义上的认识。 一、关于成吉思汗的文学与史学概况 成吉思汗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篇章;在文学上，也留下了生动的形象;在军事、习俗、伦理、法律等多方面都产生过并正在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在中华民族史上，像成吉思汗这样被许多不同国籍史学家所注重、被多种文学史著所评传(仅《蒙古社会史》就列有俄、英、日语等190种)，是极罕见的。“自古以来，蒙古人就被人注意。被亚洲和欧洲各文明民族的人士注意。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民族的著述家、史学家和纪行家，把蒙古人的过去告诉我们，保存了蒙古人的故事和传说。此外，蒙古人自己也从事著述，他们的文献，从十三世纪到今天，就像一连串的链条那样，一直延展着”,3,。 同样，在文学上，成吉思汗作为历史名人吸引了众多作家。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无不涉及，加之民间文学，内容就更多了。数量和范围都是无以伦比的。可以说，自从成吉思汗同时代起至今未断。史学和文学中的成吉思汗都是我们研究相关文化问题(特别对于中外文化比较)的重要线索和依据。文学是评断历史人物及历史的途径之一，在历史的纵向与横向轴线交*点上，“作者——文学形象——历史人物——历史”是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函变关系。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十二世纪中叶出生于蒙古草原，少年丧父，正逢蒙古各部族“星天旋转、诸国争战。,4,人民倍受煎苦渴望和平与统一之际。他与寡母艰难图存、立志为父报仇，消除战乱，力削群雄，统一蒙古。之后，经二十三年内部征战，登上汗位;又东攻金国，西战花剌子模，征服了西欧大陆大部，建立了世界空前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戎马一生，功过共存，但根本上，谁也不能否认，他以自己的大业震惊过全球，他的功名举世皆闻。不愧为一代天骄，是“我国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应当永远地得到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5,的杰出人物和伟大的中华民族英雄。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关于成吉思汗的史学代表性著作有:,、《蒙古秘中》(1240年成);,、,伊朗,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1260年左右成书;) ,、,波斯,拉施特:《史集》(1310,1311年成书);,、宋濂:《元史》(1369年成书);,、《诸汗源流黄金史纲》(1604,1627年成书);,、萨囊彻辰:《蒙古源流》(1662年);,、罗卜藏丹津:《大黄金史》(17世纪成书);,、罗密:《蒙古家谱》(1782年修订);,、多桑:《蒙古史》(1824年);,、,苏,符拉基米尔索夫:《蒙古社会制度史》(1934年);,、《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这些史著(或具有较强史学性著作)，是本文的讨论主要史学依据。因为他们正是历来成吉思汗传记文学的主要资料来源。构成了“同源性”作品。 近当代文学性主要作品有:,、,苏,符拉基米尔索夫:《成吉思汗传》(1922年);,、,英,兰姆:《全人类的皇帝——成吉思汗》(1928年);,、韩儒林:《成吉思汗》(1982年);,、,日,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1983年9月译);,、苏赫巴鲁: 《成吉思汗传说》(上、下卷，1984年4月,1985年10月);,、,香港,董千里:《成吉思汗》(1984年10月);,、,日,井上靖:《一代天骄》(1985年10月译);,、,日,梅本舍三:《成吉思汗》(1987年7月译);,、,法,勒内?格鲁塞:《马上皇帝》(1987年4月译);,、伊湛纳希:《青史演义》(1985年);,、周庆基:《成吉思汗》(1955年9月);,、余元庵:《成吉思汗传》(1955年4月)。另有,、,日,饭村稂:《成吉思汗战略战术研究》(1981年7月打印稿)等。按一般分类，,、,、,、,、,等本是学术研究性的，其余为文学类。是本文比较对象的重要参照。而,本被认为是“一部坏得不可救药的”,6,，不足为信。,饭村稂本是翻译其它本,7,，又没有汉译稿公开出版。虽有一定特色，也未多具体涉及。 1980年以后的作品或译著,、,、,、,、,、,等，为本文讨论的重点，并以蒙古族作家苏赫巴鲁,本为中心，进行文学、历史两个方面的相关比较研究。 二、苏赫巴鲁创作的历史贡献和美学价值 在国内外众多的成吉思汗传记文学创作中，苏赫巴鲁的传记小说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首先，从这类题材的国内外发展看，“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国而影响较大的成吉思汗传说，大都是外国人写的。,8,，国内仅有韩儒林,本，是学术研究类的;余元庵,本、周庆基,本。这两本过于简略和史化，前者，不足三万字;后者也才六万字。八十年代初中期起，除了翻译出版了,、,、,、,本，还出版了,本。而苏赫巴鲁的,本则是本世纪国内蒙古族作家以汉字创作的唯一此类作品。可在一个重要方面表明《传说》的创作意义和文学史地位。如果说歌颂自己本民族祖先往往是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趋向和规律的话，《传说》则成为苏赫巴鲁的这种个体创作内驱力的具体化结果。也是这一趋向和规律的有力验证。 其次，从创作、研究条件看，一方面关于成吉思汗的“史料零散，且不全面。有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记载”，加之一些史书的失实“夸张”,9,，特别是有些历史时期连“可借助的资料都没有„„那些细小的事情的传说，慢慢地悄悄地失传了”,10,。这对于任何成吉思汗传记创作者都是相当困难的。相对的，苏赫巴鲁就优越得多。另一方面，《传说》作者创作,本之前，就已成为蒙古族诗人、剧作家。在蒙古族文学创作中，自1959年起至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收获。曾有长诗《牧人歌手唱达兰》、《黎明前的鹰》、《龙泉水》、《青山烈火》、《嘎达梅林》等;中篇叙事诗《乌兰少布》;话剧《少年铁木真》、电影文学剧本《成吉思汗》，以及数百首短篇诗作:好来宝、歌舞剧、民歌、散文和关于蒙古族民歌的论文等。成为《传说》创作的可靠基础。还有作者的专一、勤奋与独特的创作观及其更高层次性的美学追求，“诗品出于人品”,11,多年来，苏赫巴鲁辛勤耕耘于蒙古族文学的广阔天地，除大量的创作外，还直接收集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参加采风，广泛地结识了很多蒙古族民间艺人，又博览攻读《秘史》、《源流》、《大黄金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史著和《江格尔》、《英雄格斯尔可汗》等蒙古族民间史诗。动乱之中潜心于草原十多年，将自己的创作的根植于民族文学的沃野。并且是“用自己民族的眼睛去看事物”,12,，即用“在民族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审美意识、审美心理”,13,去观察、去创作。无疑使得《传说》的美学蕴含、历史容量和文化价值，比其它各本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其风格的形成也就有着更质朴、清新和切近的蒙古族特有的背景及其内在联系。因为“诗美的追求，是“这一个”经验世界与“这一个”情感互相推移而进行的双向建构活动”,14,。 三，美学的追求和实践 《传说》充分体现了蒙古族文学应“像大海似的深沉，像野马似的奔放，像白云似的飘逸，像马奶酒似的飘香”,15,的风味。作为美学意识与实践，《传说》展示了这一追求，作者的美感意识及独特风格，也正体现了蒙古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受到了“本民族的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精神风貌、性格特点、兴趣爱好诸多种因素、情感等影响”,16,的结果。 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传说》对于成吉思汗有关传说的系统整理，并诉诸于文学与史之有机结合的传记文学集中表达出，在国内还是首创。内容含量、系统程度等，都超过其他同类作品。具体可见于: 《传说》的史诗性。这是苏赫巴鲁最有成效的贡献之一。有人在评论其《嘎达梅林》时曾断言其诗作成功地证明了:“再生新的长篇英雄史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7,。《传说》正是在“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8,并“以古代传说为内容，塑造著名英雄形象、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话色彩”,19,的意义上，完成了成吉思汗英雄史诗的创造。又一次充分地证明了当代作家创造新史诗的可能性，“依照美的规则来创造,20,”并提供了可贵的范式。 1、表现在内容的纵向历史跨度上，《传说》延展最长。从“祖先之光”的蒙古族起源，直至成吉思汗逝世为正文主体，又于“圣主陵园”的历代状况到抗日战争，最后收笔于1956年为尾声，上下三四千年，以至更长，尽量多的容入了各种传说，是一条主线贯连着。而井上靖(,)本只是成吉思汗的出生与安葬为起落笔，董千里(,)本从成吉思汗十三岁丧父后罹难写到其安葬;梅本(,)本则从成吉思汗之妻被夺之战的结忆(约1180年)写到处决扎木合(约1204年);小林(,)本稍长，也不过从其出生前些时的环境写到元朝灭亡而终。都远远不如《传说》本的跨度大。 2、《传说》的内容含量最丰富。上述比较可见，《传说》最长的纵向跨度，才有了尽量多的容纳更全面、更系统的“传说”的可能性。这是令人叹服的。例如:太阳之女生了手攥马鬃的“蒙高乐”、先祖乞颜氏化铁熔山、父也速该臂拉七石弓、能撅人成两截、铁木真伴“乳雨”而降生、木华黎拜套马杆随主、白骏马肋下生翅救父、海青捧日、狗佩红缨、猎鹰救主、扎木合化为扎木柯草、梦知寿期、野狐岭之险、金军惨败、赴珙使于宋、耶律楚材夫妇受纳、亲见“角端兽”、申河退兵等等传说，无所不有，涉及史、政、军、俗诸多方面。或源于史典，或修改加工，或自己收集整理补充。构成史诗性的价值和风采。 3、其艺术表现形式，继承并发挥了韵散结合的传统。“专断创造出于需要”,21,的见解似乎适于各种文学形式。因为形式对接受者和运用者都产生影响。是民族特点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学的民族特点是在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是这个民族的特定生活内容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反映”。“而且同内容息息相关”,22,。韵散结合的表现形式是千百年来蒙古文学的一个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最早见于文字是在《秘史》。其全书“一般叙事多用散文，每个人讲话或对话时大多都是诗句。每章都有多首诗，,23,而且《秘史》是“润浸‘史诗’情绪”、“浸透着叙事诗风格”，充满着“草原气息”,24,的。这一传统表现形式一直影响到今天而不衰。《传说》则在整体上都具有上述特色。上下两卷用韵文达528行，几乎每章必缀之。短的十字八字，多的数百言。“婚礼之歌”一章竟用韵文76行。这样配以散文，构成了鲜明浓郁蒙古族的“史诗性”风味，增强了韵律，读来上口。构建了诗的和谐与整体美。同时，在叙述性散文部分，也往往大量运用押韵行文。“铁木真没有下马，只是连夜兼程，一直走到天黑，又走到大天亮„„不想再看牛皮口袋里的众多犄角——互相顶撞;对‘星天旋转、诸国争战’的局面，深感厌烦。都把统一、安定的愿望，寄托在铁木真身上,25,。”这样散文押韵比例在全书中是相当大的。构成了对传统的开掘——继承——发展——蒙汉结合的创造思维思路，具有多层次的探讨价值。也正反映了苏赫巴鲁的诗人风度、气质和个性特征的成熟。 “只有具备了个性的作家，才能创作出独具美学价值的作品。”,26,反之，成功的作品，则正是该作家风格的最好注解，实质上，《传说》是以更娴熟而充分的民族意识及手法更详尽、形象而全面地描绘了成吉思汗成长史、性格史和蒙古民族史。 传统风格、传统的这种完满实现，其它作品中相当少，特别是外国作家，更难办到。如果说创造性确是美的灵魂，那么，苏赫巴鲁的成功，无疑使蒙汉文学的各自长处和优势，得以长足发挥。不但是其美学追求的实践之成功，也是“以艺术的形式参与民族对各种文化的择取吸收。”,27,乃是更高层次的更彻底的理性化实践。另一方面，按接受美学理论分析，《传说》则从民族形式的利用中争得了读者更强烈共鸣，进而在弘扬民族奋发精神，挥弘民族积极文化意识方面，显示了作者的独树一帜的贡献和成就。 有人评小林本“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草原气息”,28,。评井上本对蒙古草原游牧民的生活甚有体会”,29,但与《传说》相比较，两者均不能及之于《传说》。小林本主要以史著为依据，多方引证，作为学者，来评价对象。其文彩逊色于自身的史学价值，飘扬料基本浮动于“转载”史书的阈值界面上下。井上本的“体会”也并不甚有，仅从其创作中写蒙古人送葬“抬灵柩”、住“床”,30,的多处习俗性败笔即可证明了。 《传说》则在语言、场面、习俗等方面表现出了真切、可信、纯熟的蒙古族特点。如摔跤、赛马场面和过程的细腻逼真地诉诸于文字，婚礼习俗的完整描写(详见后文)等，都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其实这正是作者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特点的结果。而且，《传说》的语言既有诗人的风味，又完全是草原各种具象的文字形象转化。“牧场，像奶豆腐似的肥美，像碧毡似的平坦;”“遇到大片的黄羊子，大片的萨拉楞花;”“乌云，就像几张青牛皮盖在天上;”“疯骆驼似的脾气发作了;”“马飞着，四蹄拽着铁木真的心，路在连着他的心。”这才是形象、可感的草原生活，是诱人醉人的草原气息。这是蒙古族特点在自然流溢。是处处涉及到草原生活的真实，无论是比喻，还是排句，谚语往往不离牛、羊、马、草、花、毡。这乃是蒙古草原的氛围和潜移默化形成的作者自身直接体验的民族意识的流溢。舍此，绝非 写历史人物，作只靠史料可以成就的。“文学的民族性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31,家势必应尽量去接近或进入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之中的。 四、《成吉思汗传说》(,本)的文化意义 对文学所体现的生活观念的研究，终归要比对专用名词形成的一致性的研究更为重要。不同的作品所含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同源性作品的比较，更能清晰地看出这种结论是可信的。传记文学不仅仅是对于对象的历史评估，为了写死人而单向地回顾。过分地单纯偏重艺术而置“史”于不屑，或与其相反。而过分学术气、史学化，都不是传记文学的主要的和最终的目的的和完美的与美学规范。“真正的民族性在于表现民族精神”和与之相应的表现形式与手法的统一。所以，形成了传记文学的特殊创作规律性。也提醒我们:文与史的关系，是传记文学创作的矛盾焦点。也是探寻其规律和原则的关键。其他各本是各有所长的(详见后文)。但在这个问题上，《传说》注意突出了文化含量与史学价值，解决得更恰到好处。 1、展现了合乎历史逻辑的风俗画卷:十二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初的蒙古社会风俗史。由于苏赫巴鲁的美学追求是明确的，才未仅仅囿守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而是更自觉地写成吉思汗及其相关社会背景，形象(不是概述)地描绘历史全貌。将人物(全书上下两卷共写了各种层次与各种性格的355个人物)构于动态的历史文化背景环境之中。创作出了历史意义上的传记文学。也是具有文化人类学、哲学文化学意义的。完全可以视其为“历史的形象教材。”《传说》几乎涉及到了蒙古族古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婚姻、家庭、宗教、盟誓、伦理、继承法、天命观、战争观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成吉思汗时代社会学文化学的百科全书。其中内容的具体利用，有三类。,、源于史书、文学作品的。如“抢亲故事”(以《秘史》等为据)为;《孤儿论酒》等(以《源流》等为据)。,、对史料较大改造的。如“五箭训子。”写为成吉思汗之母所。,、自己独立整理搜集补充的。如“婚礼之歌”祭祀礼仪等具体风俗状貌。为了系统而直观地比较，文末附有各本风俗对照统计简表(详见附页1)从中可以集中显现出《传说》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其他本基本是文学的或史学意义、或学术角度上的艺术加工，而《传说》则是大文化背景意义上的艺术加工。 “民俗，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传说》中反映的社会习俗内容来源更广阔，更翔实充分，更形象可感，是历代蒙古族民族习俗的系统史料。其中的“婚礼歌”，是苏赫巴鲁对蒙古族风俗最系统最突出的贡献之一。这些史料，未见于前文和以往各类史籍和文学作品所及，而是作者对至今活在本民族间的活史料的亲自搜集、整理、翻译后(曾专集出版)的再次利用。这些内容是“流传在郭尔罗斯——嫩江流域”的。“这里的人民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仲弟哈萨尔的后裔，明嘉靖年间，哈萨尔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剌，率领其部属移居此地。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内蒙其他地区的蒙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完全相同。他们的婚礼仪式歌，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人民婚礼基本相同”，因此“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具体反映了蒙古族人民习俗、历史和伦理等文化观念的珍品，被《传说》巧妙地改造利用，融于作品——风俗系统之中。极大地增强了该书的气势和风彩、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或者说，《传说》的来源比其他作品更集中、更多得多，独特得多。尤其是毫无斧凿之痕地利用了原婚礼歌系统的精华，加之婚宴前后拜火、拜天、赛马、抢帽子、跳鹰舞等具体描写，构成了动态的立体画卷。这正是足以施展蒙古文学创作风格的主要方面，而这恰恰是其他作家所缺憾的。《传说》才更无愧于“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郁的草原气息”的评价。 另外，关于祭祀仪式内容，《传说》也从各个方面，特别是具体程序、具体举止等方面丰富了风俗画卷。像该书这样详尽而多次地描绘、记录“年首祭祖”、“春祭”、“战前祭天”、蒙难后祭山、拜天、登汗位大祭及其后的大规模三艺活动场面，以及婴儿出生、入篮、送儿出行、定婚约等等，成为十足的形象记录与艺术化再现，是其他本无法比拟的。不但充实了《传说》的内容，而且在大背景和更大规模上真实地、在更高层上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观、民族心理。确实，从中进一步验证了这样的命题:“伟大作家需要民间文学的哺育， 39, 这是一个重要的艺术规律。”, 尽管小林本、井上本、勒内(,)本也偶尔有之。却基本是简要引史，或一笔而过，都不能如《传说》那样细腻而深入，因而显现出《传说》也更引人入胜。而梅本几乎没有涉及。就连周(,)本、余(,)本，也因其过于简略和历史化而无法与《传说》相比。由此可见，作者的文化背景和目的的差别，对于作品民族性的直接影响往往很大。文化的冲突与抉择，在文学整个领域内，表现是更充分的。相应的，从作品中接触的文化背景分析《传说》，其研究学术性总的虽不如小林本，在文学的人性揭示中也不如其他本(详见后文)，但是《传说》的对民间风俗的考证和史学价值也是不能低估的。 前者，对“朝尔”(马头琴)的产生、耶律楚材携妻北上、蒙军的演习制、战前训练,40,等的考证，都是比其他本详尽而有说服力的。这是《传说》留给当今和后世的宝贵蒙古族“传说”文字系统的重要部分。后者，特别应强调的是，《传说》关于成吉思汗兵法和战略战术的系统研究，使其文化价值体系更为完备。其明确的动机与目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完全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成吉思汗兵法研究的形象而完整借鉴。为此，苏赫巴鲁曾深入地钻研了《孙子兵法》，使写作中的军事理论寻求有了深层的依据。另外，《传说》对成吉思汗兵法的研究是上升到了理性高度的。例如对于成吉思汗十大战略、八大战术的概括,41,，很多是苏赫巴鲁的独到新见。对“每次征战，兵法均有增补，不成成规”,42,战术思想和“上马准备战斗、下马屯聚牧养”战略思想的认识，以及与《孙子兵法》的比照，等等，在《秘史》等其他史书和其他文学作品中，都未如此系统化、理性化并达到如此自觉的程度。成吉思汗的军事问题，在《传说》中确是受到了充分地厚爱。对于成吉思汗这个“马背上的皇帝”的一生，谁都主要盯在其军事上，但绝大多数只停留于表象过程的单纯记录，苏赫巴鲁则是更深刻地回顾与总结。不但更为合乎成吉思汗性格与史实之鉴，也为研究成吉思汗及其思想，提供了系统认识军事问题的极宝贵的理性思考思路和材料。在大文化背景意义上，奠定了《传说》的史学与军事学的基础。我们不妨联系作者的动机来佐证。苏赫巴鲁在创作中，写成吉思汗的成功。如其自己所言:“是为了写成吉思汗的鼎盛”，而最近又已着手创作的《僧格 林沁及其子孙》(是放下了《尹湛纳希传》工作而先来创作的)，则是为了使读者再看到蒙古族的更全面的历史——蒙古汗国的衰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发展过程的艺术系列，也反映了作者的深刻史学观。 总之，“全面、正确地评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只有最了解它的本民族的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总结和分析才能真正做到。”,43,《传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是文学、美学的、也是史学及文化意义的创造，不仅是蒙古族的，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的一朵奇葩。以上比较，可以充分看出，传记文学必须首先在史学与文化意义上进行艺术加工，即看其能否使作品首先具有史学与文化的价值。这应是评价传记文学的主要标准之一，《史记》、《秘史》之所以不但为史著，也为文学提供了典范，正是从文化、史学与文学的有机统一中构建成功的。有的史书少文彩，有的文学作品并无多少史料与文化价值，便是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教训。 五、审慎与大胆的双向提供 本文对传记文学试作如下分类，包括:,、学术研究性的如小林本;,、文学艺术类的，如井上本(其实这正是历史小说之类);,、叙述记录性，如周(,)本(具有更多的史学特点)的;,、典型规范类的四大类。其中,类，是史与文的最合理的结合与统一。所以是标准的传记文学类别。《传说》则是,类中较为成功的作品。但这不是说，作为本民族的文学可以居于闭关自守。尤其在传记文学的文化价值决不亚于史学的文化价值，这一观点看，就更不应该、也无必要将中外的传记文学相对立。相反，应在更广阔的范畴和更高层次上，在中外比较中借鉴有益的东西，是历史的必然。传记文学的研究也“应包括逻辑与价值体系的双重超越，不仅要建立我们的价值观、本体论，还要变革我们的思维结构，运用科学的思 ,这当然包括了“吸收外国精华，也吸收外国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成果”维方式，”,44 ,45,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使民族文学“超越限度地畅开自己”,46,——文学家及文学整体的。 成吉思汗传记文学的比较研究中，着眼点稍稍外移，就势必发现，文学中的同源性作品的互相借鉴的可能性更大，互相裨益也更大。其比较研究的成果与效应也最佳。因为 其判断依据较易把握，比较对象的优劣档次就清晰得多了。或者说，这样的同源性比较，会更大限度避免其他比较中的只能比手法、结构、形式之窠臼，因而同源作品的比较，要深刻得多。与《传说》的典型的蒙古族特点相对而言，其他各本也是各有所长的。都呈露和蕴含着突出的特征，各具独特的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些，对于国内以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1、小林本突出的学术研究性和史学资料、线索的丰富性。小林本是,类传记文学中的典型。比,类其他的韩(,)本、周(,)本和余(,)本都更成功。为同类作品创作提供了思维思路和方向选择的经验。从其结构安排看，无论是总体还是局部，都是研究性的。以其中每部分的小标题也完全是用逻辑推论的方式结构而成。其纯论证性和模式中以论为主并辅以叙述，是不多见的。另外，在具体行文中，也无不流露出作者的学问家文人特有的谨慎和细心。对于传记创作，是十分重要的。象对于蒙力克称父,47,，关于“铁木真是铁匠出身,48,”、狼鹿配婚,49,等的史与文的纠正是极有力的。而且是从语言学、人类文化学角度的推论。关于成吉思汗生卒之争，作者则不厌其烦地并列排出,50,并一一评断。引人拓展思路。(其结构、思路是简史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周(,)本在评断态度上，是以褒为基调的。小林本比其他本更有优势。也是《传说》所不及的。但是，作为,类传记，虽然首先重了历史之实，是创作原则上可取的，却因其过于拘泥而少文气和文彩，又缺少自己的语言风格，所以，不免令人惋惜。 2、井上本人性冲突的真实性、深刻性。从,类传记看，该本较有代表性。书中尖锐地摊出人性的冲突并积极导向，诚如人言:“文学是人学”，传记文学当然不会例外。但这方 面，井上本的大胆、公开、积极地围绕“人性冲突”结构全篇，在传记文学的文学性方面，拓展了新的思路。作品中完全以成吉思汗的自我意识、血统矛盾、内心搏斗作为基本情节线索和核心，是更深刻更强化的真实。这最集中地反映在:成吉思汗对自己究竟是否为蒙古人的终生疑窦上，出生时父母对其不同态度，入世后兄弟的倾轧，征战中幻觉的显现，关于长子的血统之内心纠葛，将忽兰妃之子送到民间等，全部以“血统”为轴心，而且是有意识地展开，就成为一种人性萌动与挣扎的强大内驱力，构成了完整的血统——人性结。其中，最具体而典型的是:成吉思汗十五岁时关于自己血统问题，曾得到矮汉子“你可以自由选择。要想弄明白，得等到五十岁。蔑儿乞人早衰，好偷偷摸摸;克烈人头顶光秃秃，行为吝啬;蒙古人变得残酷”的答复,51,可以说，这段情节构定了成吉思汗后来人生的人性寻求的基调。作者是“企图表现某一特定情绪，使人性具体化。”,52,全书情节，在此后，直至成吉思汗母亲去世，萦绕他灵魂中最主要的疑问，就是出生血统问题。母亲去世，使他感到十分孤独——只有她知道——就像一丝不挂地被抛到荒原上一样。为母服丧，他也感到“自己可以自由想象自己的祖先的后裔了。”“是蒙古族的正统”，“坚信这一点，并使这一信念上升到自豪的高度”,53,。这种重于生存的欲念的闪现与维持，鼓噪着成吉思汗的心——人性。这在艺术塑造形象方面，是震颤读者衷情的成功。把人性作为作品链环连线乃至抑制灵魂，是人物形象成功的最大秘密。“人物的性格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它是由无数两极构成的一个性格世界的张力场。许多名著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正是遵循着性格的两极互相对照、冲突、拼搏变化的方式的这种辩证法，因而使人物性格塑造达到相当深度”,54,井上本正是抓住了这一张力场的转换轴心——“人性”。同时，井上本在妇女观念问题上，也较有特殊性。具体体现了“成吉思汗对包括自己的女儿、孙女在内的一切女人一概不予重视 。的基本评断，实质上，是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与形象反映。也同样是作者妇女观及其,55, 文化背景的突出反映。“伦理规范是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所以，社会伦理关系的中心，是婚姻、爱情”,56,井上是将妇女置于最低社会层次的。“五箭训子”只字未提，母亲在成吉思汗心中也决不是“圣教”形象。似乎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与决断，受到其所在文化环境的影响，造成了与历史的悖违。这样，井上就未能站在对象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57,人物及其历史问题，使得本来已经触及到的深刻主题侧面，游离到了另外方向。 3、梅本(,)集中的选材和成功的裁剪。全书将成吉思汗与扎木合两人关系作为中心。在情节扩充、加细、虚构的同时进行大量心理描写。对话及复调小说手法的运用，在艺术上，是比其他本更有突出意义的。内容上，只写了两个关键性历史人物的关系史，补充了这两人二十年活动的史书空白。如作者所言:“这个空白的二十年”，“是决定成吉思汗以后命运的重要时期，而且是有兴趣的时期”,58,。这是作者写作与选择动因的核心。这种选择与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给传记文学注入了更有特色的生机力量。 4、董(,)本的具体特色。在整体上与井上本、梅本属于同一,类，在创作方法方面，基本上可以归为历史小说的范畴。全文较多地体现了正统的观念与具体表达的开放性相结合，其中的男女情爱、人物心理描写等有些与梅本相近。情节选定加工又与井上本相似。但更大胆，而描写礼仪方面，显得比这两本更充分和成功些。尤其结构的精当和脉络的清晰更可取。在突出成吉思汗个人历史作用上，相当有独特之处。如果与,类相比，则过于强调了文学性或虚构性。或者可以认为，是纯小说手法的写作。 5、勒内(,)本的相对突破性。该本主要依据《秘史》等史籍。基本行文是:以史著的线索为纲，有时往往直接引史，再铺展加而工。其具体特点是:纯西方的叙述习惯、特点与结构;往往将东方史与西方史中的相似处联结在一起;从通行的看法中，择抉为基础。全文是史与文的较好结合。如译者所言:作者“一反波斯一些历史学家一概否定和咒骂成吉思汗西征的态度，力排众议，既指出了西征对当地的破坏，又指出了花剌子模帝国苏丹应担负的挑起战争的责任，指出了成吉思汗维护和发展东西贸易往来和正当愿望。这种全面地客观地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是难能可贵的。”,59,在传记文学创作上，该书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该本与其它东方之作的基本区别。 既然“艺术无处不是人的标志”,60,无时不在进行着“自我确证”,61,那么，其异同是可以寻得到的，在相通之中的联系与相异之中的借鉴就是必要的、可行的。 然而，必须指出。井上、梅本、董本等各本，与《秘史》等典籍中的关于男女情爱的描写是相离甚远的。这几本过于浓墨托笔，及反复渲染成吉思汗母亲与蒙力克私通，或尽力夸大成吉思汗与合答安的婚变与纠葛，或侧重于展示其妻妾的争吵与矛盾等艳事粉情，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偏激和追求，是直接违背传记文学的原则的。而《传说》则基本与史籍一脉相承，别有一股纯正、朴质的民族风味又在技巧上取胜。 这方面，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在与《青史演义》这样蒙古族作家之作品比较中，更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传记文学，《青史演义》以蒙古族作家用蒙古族语言文字的创作，和苏赫巴鲁用汉语言文字的创作，也是各有异同的。但是，在本质上和主体上，都充分地、历史地表明了蒙古族自身的文学个性。总之，传记文学的文化价值高于其他类别文学的文化价值;而其他文学又为传记文学提供艺术的借鉴。同时，民族文学家写本民族生活、历史的创作，只有交*时，才能双向得到提高。 六、与传记文学相关的历史问题 史实是既定的，这与后人记录、写作和传播中的选择，再经过读者的筛定，就越来越使“史”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简直是不可避免的。这样造成的变异，在史学和文学上必然造成影响——文学、史学都是史实的流传形式——这种变异的发展，将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渗透和浸润了作者的目的、情感等意识的美学的因素后，就更是如此了。当我们无法绕开这样变异的情况下，在史与文的写作上的问题关键是怎样尽量从中获得更有成效的探索。“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62,因此，作为文学家、特别是传记文学家首先应是史学家的哲学家。 传记文学与历史，是文化的两个极面，传记文学的“来源”研究是不可忽略的。“因 63,本文所及的文、史作品，构为这可能就是他们对各个国家的文学史最有益的贡献。”, 成了较典型的来源研究关系。其文史之间的中介，是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传记文学是不满足历史或为了创造一种新的历史表达方式。正是对“伟大的思想——能铸造人的精神、改变人的心灵的思想，几乎都要通过文学的媒介发挥影响”,64,和“历史意味着调查或探索，只有到了诗人艺术家手里，才又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65,之认识的验证。传记文学的此类功能更大。从文学角度看，其成功关键在于文与史之来源的关系处理。 历史与艺术，文学与读者间联系的关键在于“文化”。由此，看传记文学，是“把只研究理性认识的传统认识论，扩展到为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途径之一。”,66,那么，传记文学的特殊文化的、史学的、艺术的作用就更显而易见了。 由上述意义引发开来，从写作角度看，传记文学与史学相比较，其各有不同是应重视的。 传记文学:必定以“实”为灵魂(主要以史为据);来源同一(都是既往史);与史学著作价值相近或相同;立传对象是具体历史人物，是具象(与其它类别文学不同，尽管也有加工，但传记文学对象是既定的)，由于这些特点，因此，比史学著作有明显的优势:比史著对史的回顾之“简”更“明”;读者群更大;能更开放地利用材料;为史著写作提供美学借鉴。 而通常意义的史著，相对地则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反映到史著中的“史实”，也存在着不确实性——模糊性(如煮七十二锅人肉事究竟是成吉思汗还是扎木合所为?各史著——《秘史》与《史集》，即截然相反):撰著中受制约性更大，更多(特别是特定时期或官史);史著写作首先也如同任何写作一样，是个人行为作为起点。即史学著作也合乎一般的 写作规律之后，才能谈自身特点:读者群的限度性大。因此，史学往往只留下即刻的人，而文学则往往是雕塑永久的人。史学家寻找的是一个旧时代精神的物化，而文学寻找的是其“人”化!谨慎的史学与畅开的文学之联结中介面，即是传记文学。 另一方面，中与文往往都存在因作者“看法不同而结论迥异。,67,的现象——这乃是共同的规律。史学常引文学为据。如周谷城、范文澜引《诗经》:文学也常引史为鉴，其中的联系是内在的。宽泛地说，传记文学创作乃至所有文学创作都是写既往，所以，文学也具有与史学相近或高于史学的文化意义。何况“传说向历史靠拢，朝历史接近”,68,之势的更进一步形成，是一种极面和方向的重新组合与构建。 以史为源，以历史人物为对象，同样可以创作不朽的文学名著。《秘史》、《史记》被奉为文学典范:而更多的并未从文化价值上得到充分注意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马恩在历史意义上称道，莎士比亚历史剧被一直作为形象的历史教材等等更是不可胜举的。读者从文与史中各有所得，传记文学的文化价值不亚于或往往高于史学。而且更多的是永远有机的统一。丹纳说:“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历史学家穿越时空屏障开始解释活生生的人时，才得以存在。”而每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包含着一种艺术成分，“因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69,而且，依照德国著名接受理论家,?,?姚斯导源于他对文学与历史这间关系的关注所提出的“要恢复历史作为文学研究中心的地位”,70,的理论。使我们看到了传统方法对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极大局限和无能为力。相应的可以看出用这一新理论来分析《传说》，就必然能得出更高的价值取向与更高层次的新认识。 传记文学在双向的抉择中，更明显的能反映出上述的联系。苏赫巴鲁以妙笔饱蘸民族之情塑造了东方蒙古族自己的成吉思汗。其成功，是传记文学在与纯“史学”、与纯“文学”的抗争中更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新拓展。 附表 注释 ,1,,2,《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9.一期。 ,3,,苏,符拉基米尔索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8页。 ,4,《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305页，作“星天旋回，列国相攻”。 ,5,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6,同?第22页。 ,7,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打印稿。 ,8,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译者前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 ,9,王治来《一代天骄?代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一版。 ,10,梅本舍三:《成吉思汗?后记》，民族出版社1987年7月版。 ,11,刘熙载:《艺概?诗概》。 ,12,别林劳动保护基语。 ,13,刘叔成:《文艺学概论》第39页。 ,14,杨匡汉:《诗美的积淀与选择》第10页。 ,15,苏赫巴鲁与金戈通信(1988年3月10日)，另见《成吉思汗传说》下卷第288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5年10月底)。 ,16,《成吉思汗传说?后记》。 ,17,满都夫:《评长篇叙事诗“嘎达梅林”——诗有其格律》见于《绿野》1983年第一期。 ,18,,19,辞海第391页。 ,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1,,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 ,22,同,10,第391页。 ,23,苏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第43页。 ,24,同,3,第16页。 ,25,同,16,上初得汗位。 ,26,《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5月期。 ,27,《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3期。 ,28,同?内容提要。 ,29,,日,井上靖《一代天骄》第1页，同,9,。 ,30,同,29,第280页，第40页，第132页。 ,31,同,10,第391页。 ,32,同,21,第46页。 ,33,果戈里语。 ,34,,英,奎勒——库奇改写:《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3月版译 者序。 ,35,鸟丙安:《中国民俗学》第36页。 ,36,,37,苏赫巴鲁:《蒙古族婚礼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版，色道尔吉序。 ,38,苏赫巴鲁:《成吉思汗传说》上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25页。 ,39,《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前言。 ,40,分别见于《成吉思汗传说》下卷，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1页、第132 页、第206页。 ,41,同,40,。 ,42,同,40,第216页。 ,43,,法,勒内?格鲁塞:《马上皇帝》译者序。 44,同,1,。 , ,45,同,1,。 ,46,1986年10月9日《文学报》。 ,47,,日,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9页。 ,48,同,47,第26页、第38,39页。 ,49,同,47,第29页。 ,50,同,47,。 ,51,同,29,第36,37页。 ,5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31页。 ,53,同,29,第162,164页。 ,54,《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月期。 ,55,同,29,第161页。 ,56,同,27,。 ,57,张隆基:《比较文学译文集》第36页，北京小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 ,58,同,10,第485,486页。 ,59,同,43,。 ,60,,美,苏珊?朗格朗:《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62页。 ,61,同,20,。 ,, 62,同,52,第261页。 ,63,同,21,第76页。 ,64,同,21,第93页。 ,65,同,34,。 ,66,同,60,第3页。 ,67,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西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70页。 ,68,,日,柳田圃南:《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序，1985年12月版。 ,69,同,52,第231页。 ,70,,德,,?,?姚斯:,美,,?,?霍拉合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