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间歌曲的治理效应与审美功能研究（可编辑）

台湾民间歌曲的治理效应与审美功能研究（可编辑） 台湾民间歌曲的治理效应与审美功能研究 复旦大学 博士学位 台湾民间歌曲的治理效应与审美功能研究 姓名:陈美兰 申请学位级别:博士 专业:文艺学 指导教师:郑元者 2012-04-18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人类学美学为主要方法,探讨从十六世纪荷治时期至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台湾民间所传唱的歌曲与环境所交融出的变迁及其内涵。本研究在音乐史 的基础上以微观角度梳理外力与文化之间的相互效应,以及审美媒介在当中与之 相应的功能性,并且影响主体对自我本质的意识塑造。台湾多次权力易主的历史 情况影响民间歌曲的内涵至深,民间歌曲不只投射出大环境的治理氛围,亦成为 行使治理的载体,包含:人民将自我制约与人我制约的意识融入歌曲当中使 其成为平行治理的载体,歌曲具有隐性治理的特质,经由传唱得以凝聚成社 会教 化的治理力量;政权扶植具有官方治理意图的文艺创作,使歌曲具有显性治 理特质,并成为一种上对下的治理工具;人民将对政权的不满与期望写入歌 中,歌曲经传唱形成一种由下至上影响政权治理的氛围,具有与政权共构秩序的 半显性治理特质。这些由歌曲推动治理效应的实现是基于歌曲审美功能的有效 性,亦即人民与治理环境为求平衡所发展出的审美需要,创作的歌曲因而蕴含着 与治理环境相对应的审美功能,例如:治理不彰的环境下,人民因为基本的 自我保护需求,使歌曲审美负载社会教化的功能;威权治理下的歌曲多在表 述官方立场,歌曲审美具有代替说教的功能以实现治理意图;新时期多元文 化的启蒙氛围,使得人民对自我认同感到巨大困惑,歌曲审美因而具有落实自我 认同的功能。 在治理议的框架下,主体和之间依靠审美媒介互相拉扯依存,三者就 在这个张力模式下达成一种平衡状态,并视其作用的力度深浅催生出特有的文化 群相。本研究即通过对台湾民间歌曲的观察导出外力作用于媒介上,使其在特定 语境下所催生出的功能与效应张力,并借由此过程中探求接受方的创作思维,以 及外力所引发的自我本质意识与审美需要,反相来说亦是主体借用审美载体进而 将主体意识反馈至规范的运行过程,最后规范与主体之间达到“通”的境界。 本研究整体呈现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解析台湾各时期因为权力当局的治 理手段所衍生激发的民间歌曲形态;其二,分析其所负载的治理效应与其相应的 歌皓审美功能;第三,通过分析台湾民间歌曲在种种规范形式之下所扭转出的多 元面貌,并呈现出人类学意识的审美需要。 本文第一章论述当中心对边缘地区的治理无法彰显之时,无论是异文化的导 入或本土文化的生产往往在内容上皆蕴含着治理意识,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是内隐 的自我修身治理意识。本章以十九世纪以前为论述背景,当时传入的基督教圣歌 虽以慈爱为名,但是其本身即有各种严格规范的教条与深厚的信仰元素,企图塑 造出“神”与“人”之间的位阶意识;而同时期稍晚在台湾发展出特有的台湾歌仔,虽只是庶民娱乐,但它的教导从日常生活一直到教忠教孝皆有。这种劝世劝 善及人我制约的审美意识在半自治的治理环境当中衍生出来,藉着审美接受流布 开来,便成为人我制约的社会教化力量。此时歌曲的意义已不仅仅是人民抒 发内 心的娱乐存在,它更是维护类无政府时期之社会秩序的隐性治理力量。 第二章与第三章,探讨当权力集团对环境得以施于高度的调控并以文化来作 为治理手段下,其扶植的文化皆含有相应的治理意识与审美功能。民间歌曲在日 殖时期与归化时期转变成权力当局的使用工具,这种官方治理为主轴的时期,歌 曲因为具有工具论性质,所以歌曲的生成皆披上一种类型化外衣。日殖时期因为 政权主导同化治理的氛围使得的歌曲审美亦带有同化治理的功能,而归化时期权 力当局主导重新建造认同机制使得歌曲亦包含认同重构的功能。虽然它不自然的 衍生方式使歌谣无法如同真正的艺术作品般揭示一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与环境个 性,但人天生的审美需要使得审美理想与现实状况的冲突性催生出符合那个时代 所需要的审美规范,使得此时期的歌曲仍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第四章诠释进入七十年代的新时期,由于多元文化与思潮的启蒙氛围让人民 对自我认同感产生巨大困惑,因此创作者经由歌曲审美的实现来完成自我认同的 落实。可是因为对大环境氛围的模糊与不确定,使得审美的自我认同功能亦 因为 不同的催生环境而有所不同,此时期的歌曲衍生出三个路线:第一个路线的产生 是因为外来它者挑战了自我认同机制而催生出的对抗精神。由于整体大环境过于 推崇西方文化,加上来自西方的霸权压力,以致于人民产生反西化的意识,使得 文艺创作精神着重在于,先去确立民族意识的属性认同才能进而认同自己。这是 与主导意识形态不谋而合的创作内核,创作者意图在先确立自己的国族认同才能 确立自我认同,“先唱出国家的歌才能唱出自己的歌”。第二路线是人民因为对族 群属性认同的不确定感,所以将自我认同的核心从抽象的国家拉回现实的人民与 土地,“先唱出土地的歌才能唱自己的歌”。这种对社会人民的关怀所衍生出的 社会理想主义往往与政权成为敌对状态。以致于治理的干预意外激发出音乐的能 动性,治理方的忧虑与敌意赋予民间歌曲的审美特质拥有足以跟意识形态抗衡的 姿态。第三路线是年轻创作者历经追寻国家与土地关怀两个阶段的文化洗礼 后, 不写国族也不问世事,歌曲的审美特质从强调集体性的高层使命感转为强调个人 特质的书写,也就是自我认同的塑造是经由强调不问世事不问治理的个人原真特 质来实现,以表现自我原真特质来达到自我认同机制,是一种站在自我立场与外 强对恃的姿态,不以严肃的心情面对社会真实形态,单纯就“以我所见”即是社 会真实,我是什么歌曲的审美特质就呈现什么,呈现“自己来唱自己的歌”的精 神。 关键词:人类学美学,台湾民间歌曲,治理,审美功能。 . , . ,:, . ’., 徊 . , ,, , ., . . ? . ?. , ? , ., 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析. ,, , . ,, .】. 拄 , . “ . , ,, : . 论 绪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台湾在历史上经过多次支配团体的更替,台湾历史等于一部权力斗争史,岛 上的人民历经多次高压统治时期,苦闷压抑的年代,必有活跃奔放的思维。台 湾 的压抑历史造就不同阶段的文艺创作高峰,政治事件往往影响着艺术的发展, 土 地瞬间易主,造成人民在倾刻间必须接受统治者的差异化经营,使得艺术被 表述 的形式脉络亦呈现巨大断裂。台湾岛上歌曲的成形就在环境的变革以及外来 文化 的横移下不断被形塑、被调整,甚至被需要。艺术在遇到权力之时能否以超然姿 态自处,其与权力的行使方式息息相关,因此权力有时对艺术亦起到相对的保护 作用,这当中所谓的当权者就在不同的阶段扮演阻力与助力的角色。例如日殖时 期,台湾的美术发展因为吸收了正值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观念,使得台湾当代 美术在吸收西洋的知识脉络后发展出现代风貌,同时期日本政府在台所推行的政 策中,标榜尊重本地乡土艺术的文化理念保存了部分本土文化资源例如原住民 歌谣的采集。然而,全面推行日语的语言政策却造成文坛人士的严重失语,直 接扼杀了文艺创作的根源。而归化时期政权当局全面推行北京话又再一次造成文 坛人士的失语,台湾所承袭的文艺脉络因而出现严重断裂。而后影响华语歌曲至 深的现代民歌运动的发生,其一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有感于过度亲美的治理政 策,因而在民族意识的涌动下冲击出“唱自己的歌”的理想。权力的助力使 现代 民歌成为政府所倡导的活动,现代民歌运动成为艺文界的高层文化,然而承袭的 社会关怀精神与权力当局背道而弛,阻力势必在此产生,也因此现代民歌的其中 一个分支受到当局的围剿以致无疾而终。 历史上一直有从治理的角度来对歌曲一文学一艺术做出的假定,也就是歌曲 与政治、社群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 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 与政通矣。”这是从为政者的角度来看诗歌,它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从治理的 角度来看诗歌,也是从一个程序化、模式化、僵化的视野来对待活泼、有生命力 的艺术。由认知而采取的行为必然作用于诗歌,因此治理和歌之间形成一种交错 的效应关系。“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当中“通”的形式、范围、条件与结 果即与声音之间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中包含治理方的预期,与被治理方的接 受反应。因此,治理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许多过去具有治理情境 的 音乐在离开原先生成的环境后仍然动听,这表示治理方与被治理方达成“通”的 平衡点在于“审美”,这是因为文化本身特有的自主性,是治理方得以推动自身 预期与被治理方得以欣然接受的最终钥匙。因此,台湾的独特历史与治理政策造成每一时期皆冲撞出特殊相应的文化形式,当中歌谣更忠实地反应出治理方和接 受方对当代文化的审美互文性,以及审美在各个特殊时期的功能。因此,台湾民 间歌曲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十六世纪荷兰的牧师为教化原住民带来了基 督教圣歌,对原住民影响甚巨,此后成为大部分原住民的中心信仰,其歌曲也本 土化为原民日常吟唱的歌曲;移垦的汉人为怀念家乡,由带来的汉族“自然民谣” 发展成劝世的台湾歌仔,成为台湾在治理不彰的时代中流行于社会的劝世歌曲。 十九世纪开始的日殖时期实行同化台湾岛民的政策,因而产生具台湾异国风情 的,有品味阶级的本岛歌谣;战后乃至于八十年代以前,台湾的文化政策走向是 以官方文化治理为主,其目的在于建立大中华身份认同的基调,因此新的语种被 移植进入,台湾至此有了国语歌曲的再现空间,爱国歌曲被建构起来,并且不断 朝向外围扩大,之后在新时期的多元化氛围里成就了“现代民歌运动”。纵观各 时期的新兴歌种皆身负某种显性或隐性的治理效应,这可说是隐藏于文化当中以 审美为媒介的治理力量。台湾早期移民治理不彰的时代,这种审美的治理力量主 要作用于对个人的教化,这是经由审美的感知与接受所达到的潜移默化之效果; 到了为政者得以彰显治理力量的时代,歌曲为其所用,审美性质亦跟随治理需要 有所调整,展现出显明的政治治理意图;而在不强调政治治理的新时代,歌曲的 审美功能亦转为一种自我的治理力量。 审美总被勾连着无法估量的乌托邦潜能,所以可以为社会环境的核心价值提 供一种参照或典范。除了以上范例,尚有十八世纪欧洲学者致力于经验和理性思 维,独立于宗教对知识体系的影响,作为建立道德、美学及思想体系的方式,为 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提供概念框架,这就是从审美功能到社会治理的典型结 果,因此审美可说是合乎逻辑地超越自身而成为推动环境的能量。然而,为政治 治理所用的审美力量往往伤害文化素来得以自主运作的情形,因为文化的表现应 是反映切身环境最熟悉的事物,是由各个阶段个人所属时间空间的共同生活世 界、共同的存在感受当中所建立起来,因此当文化表现刻意迎合治理手段中的再 现机制和政权意识体系的威权时,因为脱离了它诞生时的民间基础与生活观感流 于僵化与原创的缺乏,但是它非自然的衍生姿态亦成为一种只有在特定时空下才 能成形的特殊文化,显示出外力对艺术本身起到的多重阻力与助力的作用。因此 本论文旨在从台湾民间歌曲当中,探寻治理脉络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反馈的 情形,并探讨审美在其中因为本身的媒介角色而随之调整的变迁过程,显示出当 代文化被生成的原始生活面向与百姓所构成的生活意识图景。 也就是学术上严格意义的民歌,具匿名性、流传性、变异性。 第二节文献回顾, “研究”是参照前人的脚步向前寻求更近一步接近真理的过程,因此各方学 者与研究人员在其领域所努力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是推展本论文的助力。如果 本论 文得以有所进展亦是归功学界前辈的引路。以下为本论文的文献之回顾,目 前关 连台湾民间歌曲的研究主题且与本论文相关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几个部 分: 一为梳理台湾音乐发展脉络并以宏观角度来概述音乐史的著作:简上仁《台 湾民俗歌谣》、《台湾民谣》、《台湾音乐之旅》;赵广晖《现 代中国音乐史纲》;郭乃悖《台湾基督教音乐史纲》;许常惠《台 湾音乐史初稿》;陈碧娟《台湾新音乐史??西式新音乐在日据时代的产 生与发展》:陈郁秀《音乐台湾》、《台湾音乐阅览》、《音 乐台湾一百年》、《百年台湾音乐图像巡礼》;郑恒隆《台湾民间 歌谣》;游素凰《台湾现代音乐发展探索一》;吕钰秀 《台湾音乐史》;吴国祯,《吟唱台湾史》;黄文军《日治时期台 湾闽南歌谣研究》等。同类型的研究论文有臧汀生《台湾闽南语歌谣研究》 ;臧汀生《台湾闽南语民间歌谣新探》;杨克隆《台语流行歌曲与 文化环境变迁之研究》;黄裕元《战后台语流行歌曲的发展:?》 等。以上音乐史发展的脉络提供研究者完整的音乐与环境的交叉概貌,以 利建构出当代音乐产生的历史语境。 其二为以微观角度论述特定主题的专题研究,其可再分为锁定年代跨度与 横越年代跨度的专题论述。锁定年代跨度的部分研究依本论文的分期需要可再 分为四类: 一为十九世纪前针对基督教圣歌在台湾布道的研究,主要有:汤彼得《中国 教会音乐之本色化》 ;郭乃悖《基督教音乐在台湾之沿革》;江玉 玲,《圣诗歌??台湾第一本教会圣诗的原始资料文献调查》;许加惠《阿 美及布农族长老教会现代“圣诗之音乐研究》;翁佩贞《基督教圣诗在 台发展???以英加长老教会为例》等。其中郭乃悖 在梳理基督教音乐在台湾传播的沿革之外,亦根据在台宣教牧师的日志对原住民 与圣歌相遇的情形有详实记录。江玉玲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音乐哲学博士 .论文 ,此论文对三百多年前荷治时期的第一手音 由于本论文的论述范围限定年代文化工业全面兴起之前,因此关于年之后的研究专着、论文 与期刊文论不予列入。另外,此类的期刊文论为数众多,且各论文里的研究文献已有涵盖,并且本文 正文亦有提及,为免占用过多篇幅不在此多做赘述。 这里的年代跨度依照本论文所设定为主,即“十九世纪前”、“日殖时期”、“归化时期”、“柔性威 权时期”。 乐文献以及荷文数据详尽梳理,打破过去台湾基督教音乐多以英文次级资料为主 轴,并且对荷治时期音乐多约略带过的情形,为台湾音乐发展史增添三百年前的 音乐史实,并且针对过去由于史实不全对音乐文献的论述张冠李载的情形加以驳 正。许加惠主要以台湾阿美族及布农族基督长老教会主日礼拜所使用的圣 诗本为研究范围,将各版本之编辑过程及内容详述,并将目前所使用版本当中之 本族歌谣从音乐学角度加以分析,为了将歌谣圣诗与一般传统歌谣作比较,采用 早期音乐学者的录音作为分析之用,包括日本音乐学者黑泽隆朝,台湾学者吕炳 川许常惠教授等所采集之原住民录音。翁佩贞对晚清西洋宣教士在台宣 教的情形详实记录,并以厦门的《养心神诗》与台湾《圣诗歌》二大线路梳理圣 歌在台湾的发展与变迁。 其二为十九世纪前汉族移民歌曲与台湾歌仔册的劝世教化议题研究,主要 有:官宥秀《台湾闽南语移民歌谣研究》;曾学奎《台湾客家《渡台悲歌》 研究》;江美文《台湾劝世类“歌仔册”之语文研究》;林博雅《台 湾“歌仔”的劝善研究》;李佩玲《歌仔册《劝人莫过台湾歌》的时代背 景及语言研究》;谢静怡《歌仔册教化功能之研究》等。其中官宥 秀以台闽语民间歌谣为主要研究范围,兼收攸关移民垦殖之谣谚,对历 史背景、地理背景、经济背景、社会背景四方面精细梳理,探讨移民歌谣与 历史 文献之间的异同之处,归纳移民的思想与情感,反映出庶民的语言习惯,对词汇 之建构、套语之使用、押韵之习惯加以分析,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明清时期移民概 况与方言的使用情形。江美文以台语劝世类歌仔册为研究对象,对台语劝 世类歌仔册进行语文研究,以用字、词汇、句式、用韵为讨论的范围,以探讨劝 世类歌仔册在语文教学上的运用。林博雅以台湾歌仔具有明显劝善教化类 为主,辅以各文本故事中的劝化部分,论述歌仔的本质、歌仔的功能与歌仔的价 值,并探讨台湾歌仔的存在方式。归纳台湾歌仔劝善的种类,将劝善方式分为形 式上与功能上的劝善方式。谢静怡精细梳理台湾歌仔的承袭来源、内容来 源、教化功能、教化精神与传统文化渊源,新意在于试图厘清道统教育与庶民教 化两个体系的异同,认为歌仔将道统教育中的道德转化成以信仰为中心的善 恶功过行为规范,以解决庶民现实生存与生活的困厄,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力 量。 针对日殖时期之民间歌曲的研究主要有:李穗嘉《日据时期台湾音乐教育及 教科书剖析》:王家元《二、三十年代台湾与大陆通俗歌曲研究》; 方溆溱《日据时代台语创作歌曲之研究:?;吴国祯《论台语 歌曲反殖民的精神》;高沛秀《皇民奉公会的音乐动员运动》;谢 美铃《日治时期台语创作歌谣的修辞美学》等。其中李穗嘉对日据 期间本省音乐教育发展之沿革,作一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总结出日据期间殖民统 治对教育的影响,与本省音乐教育得失之因素,并对日本本国与我国大陆地区, 及光复后的台湾地区之音乐教育发展沿革,作一梳理,以供研究者比照。王家元 其于政治、社会、文学的脉络下,将通俗歌曲与时空背景为一互动的体系, 解析出通俗歌蓝在台湾海峡两岸所展现的大众文化特质,并探究日本与沦陷区通 俗歌曲之关联。高沛秀精细爬网并探讨在日治时期音乐史中一直受到忽略 的“音乐动员运动层面,藉由解读专制政权的音乐动员运动找出官方利用音乐 进行“社会控制”和“政治动员的技术,并藉由梳理这些全民动员的音乐活动 帮助研究者了解当时的音乐生活。 对于归化时期之民间歌曲的研究主要有:张怡仙《民国五十六年民歌采集运 动始末及成果研究》;廖佩如《“民歌采集”运动的再研究》;张 璧莹《戒严时期台湾流行歌曲研究?年》;廖纯莹《移植与内化:. 五、六十年代台语翻唱歌曲研究》;赵婷《音乐与政治??戒严时期禁歌 之研究》;高仲恒《国家、市场与音乐??戒严时期台湾爱国歌曲的流变》 ?等。其中张怡仙为民歌采集的成果大部分始终均未 公开的情形作一文本记录,参加民歌采集运动的经过及影响并利用当时留下的录 音带做音乐学上的分析,提出当代原住民族音乐的详实情形。张璧莹之 研究企图赋予流行歌曲时代意义地位,认为歌曲的流行并非人为查禁可以左右。 赵婷探讨戒严时期的禁歌政策、政治与音乐,厘清模糊地带,建构出禁歌 运作的模型。本文新意在尝试运用图表方式,从国家大事、查禁事件、法规订定、 机关部门的互动关系中找出蛛丝马迹,为禁歌研究提出更明确的范围与理论基 础。高仲恒广泛搜集具有“爱国意识”的相关各类型歌曲,从“国家”与 “市场”两个面相及其交互影响,来观察战后台湾戒严时期爱国歌曲的发展流变, 认为战后台湾戒严时期爱国歌曲生产与传唱的过程里,官方的奖励与提倡是扮演 关键的主导力量。 对于柔性威权时期之民间歌曲的研究主要有:江梦妹及吴淑馨《现代民歌的 社会学探索》;苗延威《乡愁四韵:中国现代民歌运动之社会学研究》 :张钊维《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年代台湾现代民歌发展史:年 代台湾现代民歌发展史一建制、正当性理述与表现形式的形构》;于静文 《歌与时代??台湾流行讯息歌曲之语艺分析》;刘季云《论校园民歌之 发??从民歌运动到文化工业》;王启明《年代反叛文化对台湾的 影响》;蔡明振《“时代乐府”??民国六十年现代民歌之研究》; 陈嘉文《七十年代台湾“现代民歌”的发展与变迁》;张雅文《台湾现代 民歌研究??以?年例》;陈嘉文《一九七十年代台湾“现代 民歌”的发展与变迁》:钟绮华《七十年代“现代民歌”之内绵与艺术性 探讨》;姜振丰《从校园民歌的兴衰探讨八十年代台湾的社会文化》; 薛梅珠《记忆、创作与族群意识??胡德夫之音乐研究》;杜守正《唱自 己的歌??探讨李双泽在台湾民歌运动中的意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 公元一九八一年现代民歌仍处于巅峰期时,江梦姝及吴淑馨即着手进行现代民歌 的相关研究,为最早将台湾现代民歌做为学术研究主题的论文。地毯式搜集民歌 唱片歌本并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对其歌词文本做分类分析,将总计二百五十五首民 歌分类,其中并未有深入的作者盐调时间等说明,但透过分析结果阅读者可以得 知民歌的最初倾向,此文为台湾学术界引入现代民歌主题的开始。苗延威 的研究以社会学角度出发探讨民歌运动时期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其目标在于 缺乏前人研究状态下对于过去社会学界忽略境内音乐文化现象作为研究议 题的 可行性。作者将民歌发展过程的几个决定性因素??创新者、媒体守门人、唱片 工业??对其各自发挥的作用有一番梳理,其中以杨弦和李双泽两位先驱的作品 归结出现代民歌二大线路,一为本土民族认同意识的线路,一为注重艺术层次的 菁英取向,文中考察当时社会文化现象与现代民歌的互动因果关系,并指出外在 诠释体系的片面性特质。张钊维以史学角度来探讨民歌发展兴起与衰退的 过程,以文化型构作为出发点去探讨民歌在当时所呈现的文化意涵,提炼出三条 民歌线路:“中国现代民歌、“淡江《夏潮》”、“校园歌曲”,之后的研究多沿用 此一分类,这三条互为错位又相对关连的路条找寻现代民歌在台湾音乐史上的时 代定位,并侧重政治社会文化的角度及商业机制探讨民歌的价值意涵,该文的重 要观点认为现代民歌的出现是台湾文化机制当中的重大断裂,政权层级所组成的 高层文化文艺界在其尾声无法再宰制文化形貌,而由新的文化工业来承接。此文 于公元二三年出版同名专着,文中增加现代独立乐团的篇幅。于静文 则侧重在以“讯息”的角度结合歌曲传递形式去分析现代民歌在歌词文本中所释 放的讯息含意,并论述其传递讯息的功能性,从传播学的观点来探讨现代民歌在 初期具有强烈的讯息歌曲意涵。刘季云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透析出 现代民歌在末期走向商业化建制最终成为台湾流行音乐趋向文化工业的推动角 色,该文对现代民歌后段发展较为侧重,着眼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论述台 湾音乐的历史变迁,用艺术眼光来探讨民歌运动后期现代民歌时期过渡至文化工 业的关系,唯法兰克福学派至今仍有许多争议是该文仍需琢磨的地方。王启明 从音乐社会学为主体研究来论述六十年代中西的反叛文化对台湾的影响, 以美国摇滚文化为论述重点,并引至为台湾所带来的流行文化及抗议活动。作者 认为音乐有其产生的自主性,就算是在威权体制中,政府对流行歌曲产生绝对性 的影响,在每一个年代仍有具体特殊性格的流行音乐产出,该文对台湾的经济社 会与美国摇滚的产生环境详细铺陈,音乐论述的轴线跨及四十年代的老歌时 期直 至现代流行音乐,现代民歌的出现夹自由主义的反叛思维是主要研究重点。蔡明 振从文学角度来欣赏民歌之美,作者广泛搜集现代民歌文本,列举数量有 七百七十五首。从创作者、取材方式、表现方式、风格情调及爱好者五大方面来 剖析民歌意义价值,并将民歌发展的所有相关年代大事纪详细罗列,企图为现代 民歌文本作一初步保留的工作。张雅文亦为从文学本质来探讨民歌所传达 的内容、社会功能、语言风格、价值及其影响。对民歌文本亦作详细的分类,该 文不仅加入以往研究甚少触及民歌中期的电视节目??“大学城”、“金韵奖”最 后一届比赛及年最后一张专辑“金韵奖创新”,并且增加现代民歌传播至香 港及中国大陆方面的影响,可是仅以一节带过,该文最着重在语言风格的论述并 表现现代民歌在文学上的意义。陈嘉文回归到音乐的本质面试图以音乐学 的角度来诠释这段史料,其论述的音乐特色与演出形式是此文的新意。作者选出 具代表性歌曲作详细论述,为每首歌曲打出乐谱,从调性、音域、乐曲结构、旋 律形态、节奏特点、和弦进行、演唱方式、歌曲记事八方面去分析其音乐特 色及 演出形式,再进一步整理出从音阶与调子、节奏与拍子、音程与音域、和弦的进 行、曲式结构、演唱风格、歌词意境、乐器手法几方面说明该类型作品的整体特 性。全文详解二十八首各类型中的代表作品,为研究者提供完整的现代民歌音乐 本质面貌。钟绮华立意站在中国通俗文学之民歌的角度来深究现代民歌所 具备的文学意缢,有别于其它研究着墨于现代民歌兴起的外缘与作品的分类,作 者认为“现代民歌”可视为延续中国民歌史的一个小点,更一步考察其时代性、 普遍性以及朴实真挚的特质以发掘“现代民歌”具有民歌特质的表现。姜振丰 从史学面向出发试图结合历史、社会、艺术多重视角来找出完整适当的 历史诠释。作着从社会学观点分析现代民歌的意义,再从当代的教科书中,以国 民教育为视角来了解现代民歌的意识来源,并从当代相同背景发展出的乡土文学 论战及台湾新电影与现代民歌作比较来说明台湾战后寻求自我意识的尝试过程, 最后试图透过比较两位不同时期的歌手??王梦麟与罗大佑来探讨民歌时期 之 后台湾社会的发展样貌是此同构型论文当中的新意。以上可知现代民歌的滥觞时 期正逢台湾社会全面涌入历史性的转折浪潮,现代民歌的研究在以音乐为论述主 体的研究之外,另有从社会学、文学、艺术、史学等为研究视角的学术论文,足 见其短短十年历程却留下无可量化的内外部影响。 以微观角度论述特定主题,并且横越年代跨度的专题研究主要有:专着类有 曾惠佳《从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曾惠佳的研究统整出台湾早期公元一 九四五年直至现代九十后的流行歌曲架构,透过对不同阶段流行歌曲文本的观察 来反映出台湾社会的变迁,由歌曲和人的互动关系解析歌词呈现的人生观爱情观 及社会集体想象,此书附有台湾年间重大纪事?,对于现代民歌的兴 起之前与式微之后有一完整轴线的探讨。论文研究有张纯琳,《台湾城市歌曲之 探讨与研究民国二十一七十年》;许瀛方《台湾日治至戒严时期爱国 歌曲之国家认同意识研究?等。前者将城市兴起所带来的歌曲 定位为城市歌曲,从日殖时期的闽南语歌、光复时期的海港派国语歌曲、后期的 台湾本地国语歌曲以及校园歌曲,其中增加代变迁中闽南语歌曲的继承问 题。整 体探讨城市歌曲的功能在今昔之差异及优劣处,寄望为提高城市歌曲在词曲创作 上的水平层次提供方法。许瀛方为跨日殖时期与戒严时期归化时期之研 究,从史学观点探查台湾地区爱国歌曲的型态、传播方式在时代性脉落下的转变, 及其对于台湾人民之国家认同的型塑之影响。结论出在国家认同的型塑上,日治 时期爱国歌曲产生“认同日本”、“认同中国、“认同台湾”以及“认同迷失”四 种不同的情况。戒严时期的爱国歌曲以“认同中国为主要基调,戒严后期民间 人士对政府提出政治参与要求时才更进一步突显出本土性攸戚相关的立场。 以上各时期对台湾歌曲的主题性研究不仅提供研究者更为微观与深入的当 代音乐多元面相,亦帮助研究者统整出各时期的差异环境下之历史语境对音乐文 化走向的牵引,以及其相对的研究倾向,以避免具重复性的选题。例如对十九世 纪前的研究多锁定移民社会下的音乐功能;日殖时期的研究多朝向殖民视角下的 自我认同问题;归化时期则多偏向二方面,即对本土歌曲的创作与爱国意识歌曲 的观察;柔性威权时期则多朝向以现代文化研究的观点来视察歌曲与社会的关 系。 大陆音乐界亦有对台湾音乐的研究,具代表性的有陈聆群《台湾省近现代音 乐管窥》,该文对公元一九四九年前的台湾音乐及其以后的台湾省音乐以 及音乐创作三方面研究,对台湾近现代以来的音乐创作及社会音乐生活的情形进 行全面概述。而梁茂春、陈秉义主编《中国音乐通史教程》与汪毓和编《中 国近现代音乐史现代部分》当中亦带入关于台湾音乐的章节。对于另外 有针对音乐作品的研究,主要有梁茂春《许常惠音乐创作之路》、《台湾 音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马水龙的《梆笛协奏曲》》、《从台湾作瞌家入 选曲目谈起》、《台湾酒歌??吕泉生的歌曲《杯底不可饲金鱼》》、 《台湾早期台语流行歌曲??邓雨贤的《雨夜花》》等。大陆音乐界对台 湾音乐的研究提供研究者更客观的视野来面对关于台湾音乐的主题。 总结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确知有关台湾民间歌曲的研究多集中于锁定年代 跨度并以微观角度作为主题性研究的议题上,横越年代跨度的著作其数量相较之 下甚少,并且多聚焦在梳理音乐史概貌的宏观性著述。其中既横越年代跨度又以 微观主题作为论述基础的研究著述笔者仅搜查到三部,其中有二部皆以流行歌曲为主题来探讨社会功能与变迁问题,一部以爱国歌曲来探讨国家意识问题。在跨 年代的部分以上有二部皆为由日殖时期开始,跨越至归化时期再至柔性威权时 期,一部是日殖时期至归化时期,完全没有再往前延伸至十九世纪前的著述。也 就是说,十九世纪前的荷西明清时代的研究往往自己形成一个时间界断,难以将 论述主题延伸至其后的年代跨度。这个研究倾向可归结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因为 多次不同权力集团进驻,改朝换代的情形致使文化及语言脉络瞬间断裂。优点是 为研究者提供鲜明的研究界限,缺点是文化性的研究主题难以在年代跨度之间相 互接续,若欲以史论性质来作为研究主轴则必须要找到能够接续各个年代跨度的 主题视角作为切入,台湾特殊的历史环境,对于多次被他者文化硬生生横移生根 的殖民地区来说,碍于多重文化断裂的限制性与多重文化增生的开放性使得这一 找准主题的任务具有程度上的难度。然而,多次权力横移所造成的文化断裂恰恰 得以让治理主题顺利切合入各个年代,并适切带出不同治理环境下所催生的新形 态歌曲作为论述基础,环境的治理意图与歌曲所包含的治理效应形成以治理为切 入视角所形成的两面性,无论是将此视角摆放在十九世纪前的原始台湾或新时代 的现代台湾都能得以适切观察歌曲与当代语境所形成的交互作用与文化地景。 第三节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台湾本岛的特殊历史语境下民间各时期所催生的代表 性歌曲,主要聚焦于因为新兴权力进入本岛所采取的多元治理样貌对民间歌曲起 到的影响,使得歌曲彰显出对治理的被动情绪反应并呈现出或隐含多元层次的 主动性治理效应与相应的审美功能反馈。其中歌曲本身是作为“人”经由思维与 审美的抽象过程当中在理性与感性的转换变动所依附的载体,因此歌曲所呈显的 治理效应实则为经由人的被动接受治理的过程与自我本质相融后所留下的痕迹, 与之相应的各种审美功能亦传达出此治理效应的规范下做为主体的人对歌曲此 一载体的各种需要性。治理方所传达的意识本就着重在对外部世界的调控期 待, 因此透过各种可规范的形式意图趋近接受方的思维层面,此时接收方的“人”的 自我本质成为一面网筛,治理方传达的规范透过这面网筛所释出的意念即是规范 与人的自我本质冲撞后的结果,治理方与接收方在审美运行过程里达到最密集的 交会,当中的论述与观察着重于人与历史语境所交会出的生活形态与其相应的特 殊思维。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纵向历史中的台湾民间歌曲进程,因此采用某种历史 分析方法,运用历史学的编年叙事为主要章节梗概,呈现出台湾民间歌曲置身于 阶段性历史之间的中心意象。本文主题蕴含着音乐在各时期由政权所调控的社会 底下之不同展现,因此在某部分上亦采纳音乐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个具社会性意 义的文化在价值上的阐发必定落实到寻常生活当中,并且落实的过程必须借由活 动主体来呈现,音乐与社会发生连动即是主体与音乐发生关系的当下所承载的生 活景观与社会事实,通过音乐社会学,本文得以将音乐活动视为一种社会现 象来 作为观察,并由此考察一种由音乐文化所形塑的组织模式与社会功能,观察音乐 活动的社会制约作用以及被社会活动所制约的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在于考察一种 组识形式,因此音乐社会学着重在音乐活动者的群体与其它相关连职业的群体关 系,例如出版者、印刷者、音乐买主、音乐会主持人、批评家、企业家等等,并 关连到他们所归属的社会阶级、社会定位以级社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音乐与社 会的相互作用、传播、控制等更为系统的方式与观点。其所关心的是对社会事实 的专门研究而非对围绕在音乐周围的所有非音乐因素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推 进社会学的探索,本论文并非社会学考察,但其有助于推敲人的自我意识在音乐 与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当中的种种问题。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台湾民间歌曲,深究歌中所包含的文学审美特性,因此 亦需关连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方法,民间文艺学的知识谱系有别于作家文艺学的知 识谱系,是相对于作家文学所属的文艺学而言的。正如音乐家盛家伦曾提及: “你 不要对流行歌曲毫无敬意,持有成见,你以为人类的情感,己经由那些古典大师 海登、莫扎特、贝多芬表达尽净了吗”民间文艺学以生活属性为维度,认为 民间的生活文本或口语文化文本显现难能可贵的生存情境与原生态地景,因此本 论文对于台湾歌曲在民间的创造、传播与增值的阐发过程得以赋予鲜活的研究视 野与肯定的态度。每一则民间文艺作品代表着一个来自民间的真实故事,故事是 人们生活样态当中无可或缺的的文化活动,故事的构成与流播所致的素材指涉与 传播途径成就人我之间以及物我之间的种种关系,台湾民间歌曲因而构成人的精 神现象与抽象生活之原貌。在民问文艺生活中,说故事者和受众以及其它语境交 互建构出一种共同情境,而文化就在如此情境中被积淀生成。民间文艺学将民间 文艺还原为原来的生活状态,将文艺作品置于其生存的情境中加以考察并作为一 种富含情境性的生活文化并赋予民众变轨其日常生活节奏的功能。因此借由民间 文艺学研究方法台湾民间歌曲在还原生活样态之外亦得以考察人民跳脱寻常生 活外的文化痕迹。 本论文着重在与审美议题相关的研究主题,方法论上势必多方借鉴美学方法 来关注其中的审美文化事实与其思维方式。然而传统美学主要针对审美文化的现 象层面与文本层面的解读,对于审美文化发生的隐性层面与意义本源缺乏足够的 《重返号公路》, 《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北京:新星出版社,:。 重视,其惯常的思辨方法论往往陷入形而上的解释困境。越横历史语境与发生本 源的方法论极有可能将本文的论述重点由歌曲本身直接走向定义式的结果论,在 美与艺术上下各种定义却少于顾及美与艺术在不同的人群和时间空间中的具体 情境成为传统美学的失误之一。审美需要的理论研究亦不能局限在心理学的狭隘 视野当中,亦无法仅作为哲学问题来思考,因为艺术现象并不单单存在艺术成品 当中,它从创作者本身的内在诗学的阐释扩及到外在环境的多重影响,艺术成品 只是整体艺术现象的一部分组成,并且是属于外沿层面,单就这个表层以一个观 察者的客位姿态所能做的钻研无论如何难以准确趋近最中心的内核部分, 并且可能因为下手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偏趋,曲解了最核心的那一层意义。因为艺 术现象的异常繁复并非由一般性的观点或同构型的标准所能统贯,以本论文的研 究对象来说,台湾民间歌曲其本身是作为人经由思维与审美的抽象过程中所依附 的载体,因此歌曲所呈现的治理效应实则为经由人的被动接受治理的过程与自我 本质相融后留下的痕迹,与之相应的各种审美功能即是此治理效应下做为主体的 人对歌曲载体的需要。当中权力方所彰显的治理效应并非完全重现在歌曲的创作 上,因此单就艺术成品本身难以由外部趋近艺术本源的发生事实,达到对艺术成 品的客观描述,并诠释当中不断往复的相互影响与依存过程。因此在美学由外向 内的思辨方法之外必须有一更为全面性的方法论作为艺术本体的完整批评,这个 方法必须以研究对象的内核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由此中心往外的方向所到达 的艺 术表层都有它不致偏颇的解释方向;试想一颗球体,将中心定位后,由此中心往 任何方向所拉出的线都能到达表层任何一点,并且每一根线都交会于中心点;相 反地,由表层拉进中心的线却是难以找到中心点,并且线条与线条之间难以轻易 找到交集,这也就是一种根本性立场定位未臻准确所导致的解释偏颇,我们也由 此了解它的重要性。何为根本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当中即有解答,亦 即是“人”。 美离不开人,是人创造了美,是人的本质决定美的本质,人总是通过自己的 实践活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在客观现实中实现出来,使现实成为自己本质力量的 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因此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在人类最初有目的性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里就已经开始欲将世界加以美化的审美 意识,同样是研究人的学科,人类学美学的跨学科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为指导,将人类学作为根本性的立场,“在微观研究和量化分析的同时,对人 类、 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提出问题,并在哲学的层次上对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人的 审美存在问题加以追问。”因此人类学美学的借鉴得以对本文作一根本性的立场 蒋孔阳, 《美学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摘自郑元者对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访谈。参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 ??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第期,:。 定位,研究者得以对人的创作活动所致的内部诗性与治理所强加的外部框架得以 作一清楚的性质划分,由此观察二造在歌曲这一载体的交会点上所呈现的拉扯力 度,并且得以由哲学观点探求历史语境下人的思维与审美的交互过程当中,理性 与感性的转换变动过程所引发的自我定位与生存问题,并且寻得文化失误的原 因。 由于人类学美学是“运用当代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对 人类的艺术和审美活动展开微观的研究和量化的分析,讨论各种文化区域和历史 时期的信仰、仪式和艺术作品,对艺术和审美的起源学问题做深层次的探 究。” 因此本文在采用人类学美学方法的同时也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作为论述根据的来 源,用以洞察台湾民间歌曲此一文化现象在台湾民间社会被创作、被聆听与被流 传的中心内涵,与其所带来的构造力量和其形成之总体群相。文化人类学亦与社 会文化人类学相通,是将文化视为一有意义的科学概念,探讨人类的文化变异性, 从整体社会范畴来检视外部环境的组成过程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并且生活于其中 的人们的意识走向。文化人类学者坚信文化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亦即所有人都具 备能力去编码教导其它人这种抽象概念,这也直接避免了西方种族主义与文化菁 英主义所带来的分割危机。本文亦主张,无论雅俗,各个“单一”艺术成品一 首歌、一幅画、一座立体雕刻都是一个具某种内在规模的小文化,每个小文化 皆在诠释其所衍生的社会事实切片,因此文化人类学强调一种总体的视野对文化 议题加以关照,认为文化依存在特定的社会与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富含独 特的构造与行为模式,涵盖人的知识与行事的绝大部分。反相来说,人类学研究 者的独特性在于有意识地思考特定语境下正在发生或过去发生的人的知识行为 活动,呈现出生活在具体历史节点上的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发生过并完成的审美 活动总要再一次历经创作者所走过的痕迹,因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也 是人类特有的生命与传承需要。因此本文亦关连至审美人类学,其在方法论上认 为艺术是生存的必需,它也必然与生命深刻地交互影响:“各种艺术具有所有生 物功能中最核心的功能??即坚持生命是有价值的,而这毕竟是它的延续性的最 终保证。”由此本论文通过人类学与美学的交叉方法走向审美的人类学性,研究 台湾民间歌曲在历史语境下的多种表述指出其各自隐藏的特殊意识与生活形态。 二观念评介 本段文章在于厘清与本文相关的“治理’’、“文化治理”、“工具论的文化 治理”与“审美为媒介的文化治理之概念。 同上注。”,: ,, ,.. .转引自埃伦?迪萨纳亚克, 《审美的人》,卢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到,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作为人们共有的是非标准与 裁判人与人之间一切纠葛的共同尺度,亦缺少一个有权参照既定法律作为裁判准 则的公正裁判者及支持这种判决的力量和执行权力,如此状态下个人享有的权利 与自由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受侵犯的危机当中。因此人们愿意放弃各自独立的权 利与自由,将统制和控制权交由他们中间所指定的人来专门行使,基于保护个人 私有财产的目的政府于是成形。洛克着重于驳斥君权神授说及王位世袭论的合 法性,阐明统治发生的必要与其统治权力的本质与基础,如此对于统治的定义已 经说明统治本身和人民实际生活互有抵触,目的在于自身财产的保护进而牺牲权 利和自由作为一种托付,因此“统治”一词指涉由政府国家所下达的行使权力, 为一种单向的管理模式。 九十年代前统治长期与治理一词交叉使用,“治 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在 不少学者眼中,区分治理与统治两个概念甚至是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英语 中的治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 并主要用于与政府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与政治活动。在现代的使用上,公元一九 八九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 一词概括当时 非洲的情形,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特别是被用来描 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例如,公元一九九二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 的标题为“治理与发展”;公元一九九六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一份 名为“促进参与式发展和善治的项目评估;同年联合国开发署的一份年 度报告的题目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公元一 九九七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了一份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档案;公元一九九八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三期出了一个名为“治理” 的专号。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 版了一份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之后一词在西方政治学和经济 学的视野中被赋予以新的含义,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感受到市场的失效, 亦 体悟了国家的失效,是治理概念之所以被提出的直接原因。市场的失效指的是仅 运用市场的手段无法达到经济最优化,也就是金融概念中的“管理”,在提供物 品、限制垄断、约束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许 多局限,单就市场手段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相对来说,全部交由国家 去和执行亦无法达到最完美有效的资源配置,统治和金融概念的管理都无法 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治理的被提出,其涵盖的范围与意涵在 洛克著, 《政府论》,刘晓根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俞可平编, 《治理与善治》,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如此前提下远远超出传统与统治交叉并用的经典意义。它不再只局限于政治学领 域,并且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场域当中,不仅在英语世界使用,并且开始在在 许多语境中扩散开来。 九十年代后,治理成为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一代注目焦点,因此西 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定义 多 在其代表作《没有 由区分统治概念的比较基础而来,例如罗西瑙 政府统治的治理》和《二十一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 域里的管理机制,区分出政府管理与治理,前者指的是“有正式权威支持的活动”, 认为:治理的概念在于“统 后者为“由共同的目标支撑的活动”。罗茨 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 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等等。而许多学者的定义当中,全球治 理委员会于公元一九九五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埋的研究报 告,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这些关于治理本质的理论本文概括汇整出几个 要点: .权力运行的向度:治理和统治一样具有权力的行使,但权力的向度不若统 治一概从上而来,而是多元向度的运行,它可以来自政府但又不单单仅限于政府 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使人员,亦可是私人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 众的 认可即在各层面合理运行,不若统治以国家为惟一的权力中心。 .合作与协调:治理和统治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治理虽然也需要权力权威, 它和统治一样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 府机关,治理主体可以是公共机构,亦可是私人机构,甚至两方的合作,它在威 权力外还拥有协调的调性,以及非控制的行为过程,更可以是一种持续合作互动 的“伙伴关系”,使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促使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多中心点的网络化管理模式:统治的权力行使为层级式的威权下达,权力 运行的路线犹如树形图般随着阶级重要性的递渐遂渐往外扩散,树状的最顶端是 “罗茨, 《新的治理》, ‘政治研究》年第期。转引自俞可平:。“按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 于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 伴关系》 “治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