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 一部历史失败的总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黄仁宇(英文名:Ray Huang，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的他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后黄仁宇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新闻系，分别于1954年与1957年获学士与硕士学位，之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明代的漕运》)。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他的代表作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等，并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 黄仁宇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是其倡导的大历史观 (macro-history)。这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它是对于英美微观剖析历史方法的一种反动，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短暂生涯的探究和历史事件的孤立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性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例如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他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 1 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二、全书架构 《万历十五年》一书为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基本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典型人物展开叙述，全书共涉及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分别代表的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内阁和官僚体系，军事组织以及思想体系，这构成了万历年间支撑帝国社会大厦的基石。作者通过分析这几个人物的政治和生命历程，旨在探寻他们产生悲剧的历史规律。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实为中国历史上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平静之下却暗流涌动，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一年感兴趣，在这一年，万历皇帝开始彻底消极怠工，不问朝政;显赫一时的大学士张居正已被抄家，遭遇了死后最为严酷的清算，申时行任首辅已达四年半，深谙调剂折中原则的他依然无法协调与文官集团的冲突;南京督察院右都御使海瑞去世，死后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哲学家李贽剃度为僧。 一如作者在全书序言中指出的上述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郑贵妃、福王常洵等，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 2 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作者精辟的指出:“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下述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来阐述这一论断。 三、人物介绍与分析 (一)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9岁即位，20岁亲政。至1587年，年仅24岁的他已经登基驭宇长达15年，作者笔下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在首辅张居正的亲自教导下成长。亲政之后的他勤于政务，励精图治，力图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就是这样一位本可以大有所为的少年英主，却保持着令人咋舌的近三十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被称为“活着的祖宗”。如此大的转变使得诸多史学家迷惘错愕，作者则以其自己的视角对这一历史现象作出阐释。 作者认为，皇帝的职位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但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人，皇帝已渐次退化为权力的象征。而明朝自开国皇帝朱洪武开始，便已经有意识的重用文官，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万历年间早已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文官集团。皇帝在诸多事情上无法与强大的文官集团抗衡，万历皇帝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即使自己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一个权力的象征，一个空具形体的傀儡。这一矛盾最终在立国本的问题上集中爆发。 中国几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和技术，封建统治者已经谙熟，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 3 道德的力量维持尊卑有序的格局。在繁复的社会事务面前，政府不断通过强化道德的观念作为处理问题的手段，将本该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归结到道德上去，不免产生无尽悲剧。 虽然万历皇帝想依据自己的意志立储，但他又深知即使自己作为皇帝，也无法挑战千百年来继承的长幼之序。由于无法立自己最宠爱的妃嫔郑氏之子为储，万历索性把立储的问题束之高阁，消极怠政。这反应出的问题是皇帝自主决定的权利已经被压缩到最小的限度，心有余而力不足，所做之任何决定都要受文官集团的牵制，必须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这渐渐将皇帝对政事的热情消减为零，与其沉浸在几乎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都难以实现的痛苦中，不如选择无为而治，这种怠政无疑是他对朝堂上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但这种报复最终导致了一个朝代的没落。 (二)大学士张居正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伟大的改革家形象出现，对于万历皇帝而言，亦师亦父，万历自9岁登基时起，就活在张居正的影响之下，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机缘，赐予张居正权倾天下的能量，能够左右皇帝的思想，借皇帝的权利实施自己的抱负。 张居正才华横溢，敢于改革，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旨在简化税制，减轻农民负担，督促官吏恪尽职守。但他又是一个独断专行，待人苛刻，生活极尽奢侈，报复欲强烈，表里不一，道德并不高尚的人。简言之，历史无法用简单的好与坏的标准来界定张居正，只能说他是一个及其复杂，深谙玩弄权术之道的人。 4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祖制要回家丁忧三年，但张居正不愿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倾一时的局面，又介于皇帝和皇太后的挽留，于是选择夺情。这无疑给张居正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在法治的力量有一定限度的时代，道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六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自然不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一代伟大的政治家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关于他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自幼生活在张居正阴影下的万历多年以来积攒的愤怒集中爆发，加之张居正诸多激进的主张与文官集团的保守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诸多臣子借势极尽弹劾，与张居正的清算正式拉开了帷幕。皇帝的震怒于这一位高权重之士背后的贪婪，表里不一与对权势的控制，这加剧了皇帝对现实的绝望。 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但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居正集团的本质。在其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这也难怪乎万历逐渐在绝望中淡出朝政了。 5 (三)首辅申时行 申时行是张居正之后的下一任首辅，相较于张居正而言，他更明白文官集团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于是调剂折中变成为其最显著的处世之道，为此他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因为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这便是这任首辅相较于张居正的高明之处。 申时行深谙阴阳之道，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文官集团具有典型的阴阳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示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拼命的自我牺牲精神也绝非空谈。张居正的错误在于忽视了文官集团的这种性格，在他们看来，张居正的措施背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 但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申时行最终因为立国本问题被迫告老还乡，但他却是全书我最欣赏的角色。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他准确的抓住了自身的定位，在皇权与强大的文官集团之间调解折中，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又是能保证帝国稳定前行的基础。纵使很多人批评他身居要 6 职，却碌碌无为，诚然他不像张居正，每走一步都能掀起惊天巨浪，但却用自己的中庸之道，阴阳调和之理处理各类危机，将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然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这位谦和的申阁老，在那些个特殊而敏感的年月功不可没，书写者着低调的奢华。 (四)模范官僚海瑞 1587年，海瑞去世。海瑞这一人物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声望，以清正廉洁、敢于直言进谏名闻天下。他从政20余年，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他的政治措施却会引起巨大分歧，究其原因在于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自幼丧父，由母亲一人抚养成人，性格孤僻、极端，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其诸多激进而极端的行径，他最后因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而招致垮台。自古以来，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当时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社会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绵延数千年未能改变。 海瑞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仅凭他以个人的力量以及不怕死的个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确实志大才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 7 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其注定是失败的结局。 在我看来，海瑞的存在，更多的是扮演精神偶像的角色，在那个官吏贪腐，政治颓败的年代，海瑞清廉以及刚正不阿的形象击中了普通百姓心中对美好以及正义的向往，万历皇帝启用海瑞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看中了他的这种精神引导作用。但还原海瑞真实的存在，他与此同时又是一个偏激而激进的人，例如为整治官吏贪污，他主张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革的极刑。这注定无法与整个政治集团契合，无法与时代融合，也注定了海瑞的很多理想，以及为理想所采取的措施无法实现。 在名著《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这样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海瑞。就在万历十五年，海瑞逝世，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彻底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五)孤独的将领戚继光 同一年，戚继光去世。这一历史人物的存在为我们洞悉明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理解文官集团在整个政治架构中的地位提供了一种思路。 明朝重文轻武，武将的战斗精神与大多数文官崇尚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的原则相违背，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不仅使得文官轻视武将，而且凌驾于武将之上。这种畸形的出现，源于明朝的政治组织的 8 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与发展。 戚继光作为武将中的杰出代表，自创战斗体系，钻研战斗方法，制定如铁军律并勤加训练，组建了一只所向披靡的戚家军，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戚继光得到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与张居正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其在张居正死后的清算中受到牵连。倒张群臣认为戚继光的军事力量是张居正培植的私人势力，张居正倒台后，戚继光的军事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这位杰出的军事家晚年孤寂而凄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几乎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戚继光的谢世，则意味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没有良好军备保驾护航，本朝被其他更为强悍的力量取代便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四、文章的启示 9 书中所述人物，各有各的悲哀，无一功德圆满，这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具有必然性。 读罢此书的第一个启示在于特殊的文官集团，以及维持集团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正统的儒家思想，是悲剧发生的根源。至明朝，帝国的重心在于维护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平衡，维持文官集团的惯性运作。立储之争表面上是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正统观念，实为文官集团为稳定其统治的合法有效性而展开的抗争，若打破文官集团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其统治的根基便会动摇，这断然是不能被整个文官集团所接受的。 张居正虽权倾天下，但他的改革措施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就是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之其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试图将文官集团控制于自己的权势之下，又缺乏申时行妥协调和的折中思想，纵使其改革再具有先进性，也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文官集团的阻扰而注定失败。 海瑞同样重复上述悲剧。一心为民的海青天不明白剥削这种延续千年的社会现象，正是文官集团存在的经济基础，更是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海青天看到的是受剥削的农民利益受损，却没有深刻的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剥削存在的必要性，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其失败不言而喻。 戚继光之所以为一代名将，便在于其深知武将与文官之间的微妙关系，任何军事策略的制定，军事行动的采取，都不能让文官集团感到威胁，必须让整个武将与军事力量屈尊于文官集团的统治之下，才 10 有生存的空间。所以戚继光采取的诸多措施都遵循这一原则，与另一名将俞大猷相比，他更切合实际，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少他以民族英雄，抗倭名将的称号流芳千史。至于最后的倒台，则是因为与张居正的关系过分密切，在张居正死后的清算中，他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军事力量而永远不可能再得到实质上的重用。 启示之二在于道德与礼仪取代法律在明代发展极盛，这不仅是明代的悲哀，更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皇权政治制度是道德与礼制的结合，法制在帝制中国之不能成长源于皇权制度浓厚的到道德情节。在中国的政治哲学思想中，不存在纯粹的个人，人性的实现是完成与个人担当的社会角色相联系的道德义务问题，如统治者被指望作为伦理的表率去教育人们遵守这些道德规范。从海瑞所坚持的审判原则也可见一般:“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暴露了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即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法治基础的欠缺使得道德在各色问题上握有绝对话语权，长此以往，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前进。 与此不同的是，在西方国家坚持法治，一开始就把法律作为宗教来崇拜，主张君主的权威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相对于中国的“礼治”而言，西方的“法治”是不断限制权力和争取权利的过程，这种法治的环境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又 11 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这也就无怪乎明代自万历年间开始，固守落后的生产力而国运日渐衰落，中西方自此拉开巨大差距，直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部分有为之士才意识到皇权政治制度的法律化是唯一能挽救颓势的途径，但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源也是在于阶级局限性，即幻想在不触动皇权的前提下借助皇帝的权威进行改革，然而实行“法治”意味着否认皇权的至高无上，这必然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冲突，最终的失败也不言而喻。 五、结语 在明代，经济上以农为本，反对商业以及手工业，禁止海外贸易;政治上强调君权至上，讲究传统道德的治世功能，重视文官集团的稳定和平衡，军事上力主分权弱化，以免对君权构成威胁，这三大正统观念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社会完全失去了活力。 与此同时，西方的西班牙全面征伐英国，西方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而此时的大明帝国，依然固守重农抑商的思想，坚持儒家倡导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鼓励先进的生产力，所有的经济措施均围绕“均”活动。治世重尊卑道德而无法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更不容许异端思想的存在，这使得明朝在西方全面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刻丧失了这一历史机遇，也就永远的失去了领先世界的机会。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