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妇”与天使”——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飞越疯人院》

李丽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山西太原 030031) 摘要:在《飞越疯人院》这部小说中,作者肯·凯西塑造和刻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类是以“大护士”、哈丁的妻子、比利的母亲等为代表的强势“妖妇”,另一类是“大护士”的助手小护士、麦克默菲的女性朋友等温顺“天使”。小说中女性形象并置,通过赋予强势“妖妇”话语权和行动权,通过剥夺温顺“天使”的话语权,肯·凯西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明显的歧视女性的态度。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形象;“妖妇”;“天使”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2-0113-03 美国小说家肯·凯西的代表作《飞越疯人院》发表于1962年,该小说的出版为作者赢得了声誉和广泛关注,小说中丰富的象征意义、精湛的写作手法、独特的构思技巧以及鲜明的主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更是透漏和体现了他对女性的态度。对于作者在此小说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歧视、偏见和丑化,评论家们的看法大多是一致的。Daniel J. Vitkus曾经指出肯·凯西对“大护士”形象的塑造是其“厌女证”和反女性主义者的一种体现[1]。而Elizabeth McMahon也曾指出肯·凯西是个反女性主义者[2]。本文从小说中两种女性形象入手,将其分为“妖妇”和“天使”两类,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作者对女性的歧视、丑化和扭曲。 美国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主要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男性文学作品中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以此揭露这些女性形象背后所隐藏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扭曲和压抑。事实上,在大多数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象主要被塑造为“天使”或“妖妇”两类。“天使”类女性形象通常是温柔、美丽、温顺而勇于奉献等等,而“妖妇”通常是凶神恶煞、不愿顺从、不肯放弃、不恪守妇道、自私的女性形象,在邱云华主编的《文学批评方法与》一书有关女性主义批评的章节中,作者提到了三类主要的“妖妇”形象,即:失贞者:充满激情,不守妇道,是欲望的化身;男性化的女人:具有男性智慧,有着男性般的顽强意志和坚定意志,野心勃勃,心狠手辣;悍妇形象:长得丑恶,刁钻古怪,泼辣凶悍,喋喋不休,俗称长舌妇、泼妇[3]。 一、《飞越疯人院》中的“妖妇”和“天使” (一)“大护士”和小护士 在小说中“大护士”拉齐德以一种强势的形象出现,是典型的妖妇化身,是秩序和权力的象征和集权统治的代表。作为一名护士,她是一个冷酷僵硬、刻板无情的人;身为女性,她并没有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温柔体贴的特征在她身上丝毫不见踪影,相反,她不愿面对自己的性别特征,甚至极尽所能的去压抑和隐藏女性的身体特征;作为精神病院的实际统治者和病房的管理者,她制定和实施了名目繁多、苛刻刻板而又非人性化的病房规章,而最为反动和残酷的是,她通过实施一些侵犯人身权利而又泯灭人性的治疗,如:小组治疗讨论(Group Discussion),EST治疗方案(Electric Shock Therapy),甚至脑叶切除手术(Lobotomy),残酷地压制个性的发展,剥夺个人的话语权,侵犯个人的人身权利,从而将病人们控制和威慑在她的管理下。 “大护士”的助手小护士的形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病房里的小护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为病人服务认真细致而又体贴周到,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病人,在病人们因反抗“大护士”而自我伤残的时候,她总是小心翼翼为他们处理伤势,同时以轻柔的话语安慰她们。她脸上有明显的疤痕,一旦和男病人们有过多接触她便显的局促不安,一个软弱、胆小、温顺的女性形象。 (二)哈丁的妻子和麦克默菲的朋友 哈丁的妻子是个身材高挑、浓妆艳抹、行为举止轻浮的女人,在小说第二章中,病人们在 图书馆一幕中她首次出现。她用甜言蜜语说服了医院的黑人工作人员而进入图书馆。她处处表现出对丈夫的不屑一顾,明确的告诉麦克默菲说她讨厌被称为“哈丁夫人”。她取笑哈丁的笑声,认为那是“像老鼠一样短促的尖叫声”。她向麦克默菲索取烟抽而不得,当哈丁向她解释他们被禁烟的原因,她以一种轻蔑、不耐烦的口吻说话,随意的回应丈夫的话语,令他局促不安,不知所措。随后,她向丈夫讲述他朋友们的造访,通过对比哈丁和他的朋友们,极尽所能的对哈丁进行蔑视和贬低。离开图书馆时,当着哈丁的面,她以一种轻佻的语气明确地对麦克默菲说希望再次见到他,毫无羞愧之情,毫不顾忌丈夫的尊严和面子。 同样作为女性,麦克默菲的朋友坎蒂和另外一位女性朋友在男女关系中则充当着依附男人的“天使”的角色。坎蒂是一位来自波特兰的美丽而随性的妓女,她听从麦克默菲的安排去疯人院探视他并跟随他和其他病友们出海打鱼,让他们见识到一种鲜活温顺的女性形象。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她按照麦克默菲的指示,带着酒和另一位女性友人深夜潜入疯人院参加病友们最后的狂欢派对,还听从麦克默菲的指示和比利共度夜晚,以帮助他建立在女性面前的信心和勇气。无论是和麦克默菲在一起,还是在打鱼的船上,或是在最后的狂欢聚会上,坎蒂始终面带微笑,对麦克默菲言听计从,在男女关系中充当着从属者和被动者的角色,是文学中典型的“天使”。 (三)比利的母亲 在这部小说中,病人比利的言行举止也值得,造成这种状态的表层原因是其自信心不足,不能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不适应外部社会,但深层原因在于母亲对他畸形和扭曲的母爱。作为疯人院的一名接待员,比利的母亲是“大护士”的朋友和同僚,因此也是小说中的“妖妇”之一。 从开始说话起,比利就是个有语言障碍的人,令人诧异的是,他开口说话的第一字“妈妈”也是磕磕绊绊。尽管已经三十多岁,但母亲忽视他的年龄,总是把他当孩子看待,从拉手、告别时的亲吻便可略见一斑。她没有从儿子的角度看待其成长和成熟,而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还不像一个“中年人的母亲”。小说中比利和母亲在草地上聊天一幕,鲜明的揭露了这一病态的爱。借病人们外出活动的机会,比利的母亲拉着儿子的手走到草坪上,比利躺在母亲的腿上,任由她用蒲公英和他嬉戏玩耍,当比利说他想成家,上大学时,她总是说儿子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享受生活,不急于此。她忽视比利的情感,压抑他的情绪发展,阻挠他恋爱,使得比利不仅在异性面前显得懦弱,胆小,而且在同性面前也表现的极端不自信,这很好的解释了比利在小说中的言行举止,以及他自觉进入疯人院的原因。小说结尾时比利的自杀也是因为怕母亲知道他和坎蒂一起过夜的事实,与其说比利是自杀,不如说是母亲害死了他,“妖妇”的形象也再次得到了认定。 二、评析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妖妇”和“天使”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刻画具有更深层的寓意。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主要女主人公的形象通常被刻画成“他者”或“第二性”的角色,她们是沉默者,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是男性人物形象的附庸和衬托,是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和发展而起填充和铺垫作用的客体,她们的存在、发展和灭亡是以男性主人公的发展和存亡为依据,自身没有话语权和行动权,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走向和发展态势,更无法影响和干预男性角色的发展走向。 作者肯·凯西在《飞越疯人院》中塑造了“妖妇”和“天使”两类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对于“妖妇”们,作者赋予她们话语权,给予她们统治的权利,让她们凌驾于男性角色之上,实现了压制男性的发展,统治以男性为主要成员的机构,主宰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作者让“大护士”充当残酷无情统治者和丧失性别特征的女性,统治医院,压制病人,泯灭人性;将哈丁的妻子塑造成风骚的女人,到处谄媚,对丈夫没有表示出应该有的尊重和爱戴,反而是嘲笑,讥讽,挖苦;让比利拥有一个自私自利、不辨事实、压抑儿子情感发展和成熟的丑 恶的母亲。对于小说中的“天使”形象,作者也毫不吝啬的贬低她们,将小护士刻画成一个容貌丑陋、刻板封闭的教徒,将麦克默菲的两位女性朋友定位为供男人取乐和玩弄的妓女,这类女性依附于男性,为男性提供关爱,给男性带来快乐和笑声,是传统文学作品中被剥夺了话语权、丧失了个人身份的女性形象,她们依附男性而存在,与“妖妇”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小说中,作者将这两种女性形象并置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看,作者赋予“大护士”等女性话语权,让她们在工作、婚姻和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拥有掌控和压制男性主体的权利,这种超越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权利的现象,看似颠覆了以往作家作品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压迫和歧视,实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压制和歧视女性的做法,是丑化和扭曲女性形象的体现,是父权制对女性的一种更为恶劣和残酷的镇压。小说中,作者将疯人院当作整个社会的缩影,让“大护士”充当统治阶级,赋予她至高无上的权利,让她蹂躏和践踏男性的自尊和面子,病人们被她管理的服服帖帖,治疗方案由她决定,病房的生活被她量化,工作人员们配合她的工作安排,连医院的领导和院长都让她三分,如此一来一个专横跋扈、残酷无情、蛮横无理而又不近人情的护士长活脱脱呈现在读者面前。表面上赋予这一女性形象丰富的象征意义,实质上,让女性来承担这些象征意义是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扭曲和丑化,这样的女性形象必定会遭到读者和社会的谴责及批判,这是一种更为残酷的压制和歧视女性形象的手段和表现,其目的和本质与父权社会对女性行为的宗旨和要求是一致的。作者让“大护士”在社会集体中充当“妖妇”,让哈丁的妻子和比利的母亲则分别在婚姻和家庭中扮演着“妖妇”角色。 病人哈丁是知识和理性的象征和化身,有关医院的政策和治疗方案都是由他作出解释和说明,但这样一位明理而博学的男性在婚姻关系中却是个失败者。哈丁的妻子对待丈夫就像对待陌生人,表现得不在乎,不尊重,不爱戴,她总是认为哈丁男子气概不足,经常对其出言不逊,或指责嘲讽,或精神打击,以一种蔑视的口吻和哈丁交流,这使得哈丁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他认为外部社会是强者的社会,以自己不能适应外部社会为由而主动到疯人院生活。对此,与其说是他不能适应外部社会,不如说是不能协调和妻子之间的婚姻关系。成了家庭和社会的牺牲品。哈丁妻子的形象违背了传统女性做妻子的行为准则,成了婚姻关系的主宰者,这种关系看似是对父权社会中婚姻关系的一种突破和颠覆,实际是形成了另一种扭曲的婚姻关系,与男女平等和谐相处的理想婚姻关系相差甚远,作者以强化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权利和威慑力为手段,间接的诋毁和丑化了女性形象。 家庭中的“妖妇”比利的母亲对儿子的爱是一种病态畸形的母爱,是阻碍和抑制儿子成熟和发展的母爱。她总是认为儿子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认为他还不需要成家,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她心中的强势因素作祟,她想把儿子永远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让他保持一种孩子的心理和思维,永远听从母亲的命令和教诲,这是一种扭曲的情感,是强势女人想要达到控制男人的一种病态心理。在这种强势母爱的关怀下,比利不但没有按照母亲的规划成熟起来,反而形成了一种胆小懦弱、敏感悲观的性格,不能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综上可见,《飞越疯人院》中的“妖妇”和“天使”形象代表了作者对女性的态度和观点,“大护士”、哈丁的妻子、比利的母亲分别是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的强势女性,与传统文学中的女性相比,她们被赋予了超越男性的强大的统治权力、主宰能力和驾驭能力,而与她们的同伴则分别被刻画成胆小丑陋的小护士,依附和顺从男人的妓女形象等等。作者将她们塑造成女性形象的两种极端,并置在小说中,表现出作者对女性的歧视和丑化,是父权社会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