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斋语录 。。近思录

《近思录》 由《》而入《大学》,必有所从入处,《近思录》是《大学》之门庭;由《小学》而为《大学》,必有其进步处,《近思录》是《大学》之阶梯。 朱子作程正叔赞曰:“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识其贵。”此数句最好。读五子《近思录》,如吃家常饭,如穿粗布衣,一日不能离,终身不能离。 读《近思录·道体》一卷,从容玩味,仔细体察,日久月深,心与理熟,便自觉得时时有“理”与“气”两个字在眼前。圣贤所说阴阳动静、道德仁义、鬼神往来屈伸,千言万语,千头万绪,总之不外“理”与“气”二字。理即太极也,有理便有气,有气便有质有形。知其所以分,知其所以合,知其所以不想混,知其所以不相离,而内外本末、精粗里,可以一以贯之而无所遗,可以变通流行而无所碍。 理无形而难知,气有迹而易见。气一而已,有阴有阳,一而分为二;有老有少,二而分为四;阴阳老少之中,五行生焉成焉,四又分而为五;五行变化,造化流行,五又分而为千为万。由一而之万者,气也;其所以由一而之万者,理也;一开眼便是,一开口便是;说不能尽,写不能穷。每静坐以思,心下活泼泼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思录》辨论性处最多。周子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又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此兼理与气而言之也。 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此分理与气而言之也。 又曰“性即理也”,“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朱子解之曰:“未发之前,气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此单指理而言之也。 朱子曰:“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性与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此言理与气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污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污浊,猝难得便清。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煞用气力。”此合理与气言之,而示人以变化气质之道也。 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朱子解之曰:“‘论性不论气’,孟子言性善是也;‘论气不论性’,荀子言性恶、杨子言善恶混是也。” 合观以上九条,则于性之源流,可谓言之明且尽矣。理与气看得亲切明白,融会贯通。一部《近思录》,一千一百二十条,都是这个道理。 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明道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读朱子所言数句,便见圣贤与异端俗学不相同处。异端单言理而外乎 物,俗学逐乎物而不求其理,圣贤则本末兼该,事理贯通矣。 朱子以春夏秋冬之气,论仁义礼智;以药性寒热,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意极浅近,话极分明,读之者虽气质昏昧,亦可以了然于心矣。 朱子论生死,分别以天地为主,以我为主,便见圣贤之心至公,异端之心至私。 《为学》一卷,诸贤言语皆浑厚平正。惟张子所言“刻苦恳切”,耐人思索。思索果能有所得,数日留在心胸不能忘,今录五条于后。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朱子解之曰:“体犹体认之体,将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见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内外扞格,只见得自家身上事。凡物皆不得与己相关,便是有外之心。” 其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便除去了世俗习熟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又学礼,则可以守得定。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须有疑,有不行处是疑也。 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 人虽有事不及于学,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则终身由之,只是俗事。 张思叔座右铭曰:“字画必楷正。”夫字画楷正,写字之道尽矣。若必求如何好如何巧妙,则玩物丧志,枉费精神矣。程子说:“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者知道否?” 周子曰:“文所以载道也,轮辕设而人弗用,徒饰耳,况虚车乎。”程子曰:“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朱子曰:“看古来文章之士,那个唤做知道?”周子程子朱子所言如此,盖人之心,不可二用。若专心于文章,务外而不务内,则于圣贤之学,必有懈怠处;于圣贤之道,必有相妨处。圣贤不学为文,自言其胸中所蕴,皆天下之至文。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 诗三百篇,皆发乎人情,止乎天理,天道人事,无所不备。自秦汉以来,诗之工者,莫如唐诗。今读其诗,大抵皆发乎人情,任其情之所流而无所止。乐而必至于淫,淫之至,时人谓之好诗;哀而必至于伤,伤之至,时人谓之好诗。由此观之,古诗三百篇,所以养其人之性情。唐诗不止三百,适足以害其人之性情。 有人劝伊川先生作诗,先生曰:“古人说‘咏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说‘可惜一生心,咏成五个字’,某那得有闲工夫为此。”朱子曰:“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要多作,盖便是陷溺耳。” 致知之方,《近思录》言之最详,世之为致知之学者,每陷于一偏,务内省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朱子与洪庆说话,劝以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可全费工夫,钻纸上语。与陈安卿说话,劝以游学四方,事事去理会。这道理方周遍浃洽,此 皆因其人之偏而指示之也。 天下之学者多矣,所读者皆圣贤之书,然而有君子上达者,有小人下达者,其故何也。自读朱子言格物致知之学,以反身穷理为主;博物洽闻之学,以徇外夸多为务。然后知学者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有内外义利之辨也。 存养之功,以静为主。惟朱子之论静为最平,曰:“道理自有静时,自有动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也。是他经历过,故见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纷扰人观之,会静得固好;讲学,则不可有毫发之偏。” 存养之功,莫要于敬。惟朱子之论敬为最多。《朱子敬斋箴》,动静语默,应人接物,无不兼该,学者当书之坐隅,朝夕提醒。 由存养而克治力行,非至明无以察其几,非至健无以致其决,非刚强无以为上进之阶,非柔顺无以为下学之地。张子曰:“人须要得刚,太柔则入于不立,亦有人生无喜怒者,则又要得刚,刚则守得定不回,进道勇敢,某则比他人自是勇处多。”又曰:“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为太柔太弱。至于瞻视亦有节,视有上下,视高则气高,视下则心柔,故视国君者,不离绅带之中。学者先须去客气,其为人刚,行终不肯进,‘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盖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托之,视之上下且试之。己之敬傲必见于视,所以欲下其视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则听言敬且信。”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近思录》有《家道》一卷,所以明处家之道。朱子作《家礼》一部,所以定居家之礼。明乎家之道,行乎家之礼,则家可得而齐矣。 周子曰:“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闭门不纳,踰垣而避,贤者之过也。胁肩谄笑,未同而言,不肖之不及也。惟孔子之于阳货,不可见则不见,可以见则见之,大中而至正也。朱子曰:“观圣人出处,须看他至诚恳切处,须看他洒然无累处。”朱子所言如此。至诚恳切,仁也;洒然无累,义也。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圣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化之人,是其至诚恳切处。“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三日不朝,孔子行。圣人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是其洒然无累处。 《近思录》治道、治法、临政诸卷,以圣贤之学,论为政之道,可与《典》、《谟》、《伊训》、《说命》、《召诰》、《无逸》等篇,互相发明,上下数千余年,若合符节。 《小学》内篇论立教处太略,《近思录》教人之道一卷,委曲周详,可以补《小学·立教》一篇。 《书》曰:“惟圣罔念则狂,惟狂克念作圣。”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存诚主敬之功,一有间断,则怠气乘之矣,众欲攻之矣。是以尧舜汤武,一生兢兢业业,知几慎独之君子,无一时一事而不存养省察焉。《近思录》于修己治人之后,又录警戒改过一卷, 良有以也。 莠草去,则良苗起;邪路闭,则正路开。《近思录》先辨别异端,然后总论圣贤。 朱子言:“《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学者依朱子之言,熟读《近思录》,讲论明白。虽未读四书,而四书道理,已见之多,闻之熟矣。以此去读四书,自然有路可寻,有阶可登,有门可入。 《近思录》周子、程子、朱子之言,读之者如和风之吹,如甘雨之润。张子之言,读之者如艾之炙,如针之刺,虽麻木之人,可以使之自觉其痛痒。 诸贤气质平正,故其言亦平正。张子苦自刻励,自家从病痛中救拔出来,故其所言皆亲身阅历有得之言,句句能切中人之病痛,使后人读之者,莫不兴起也。 《近思录》原本是四子《近思录》,汪星溪取朱子切要之言,分其类,续于四子之后,改为五子《近思录》,世之有志于道者,欲寻圣贤之门庭,熟读五子《近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