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袁成达：怎样搭建东资西进的平台观察之二

北大教授袁成达：怎样搭建东资西进的平台观察之二 怎样搭建东资西进的平台 —西部开发如何吸引东部民间资本观察之二 袁成达教授2004年5月10日发表于《西部决策参考》 (编者按:袁成达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东资西进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研究员，袁成达教授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投资银行家。他从亲身实践的经验和社会调查中进行经济学的理论概括， 又用创新的理论进行新的实践，历时二十年，在区域经济、新城开发、产业集群、园区经济、地方经济，企业发展、三农问题、文化与旅游地产等的产业发展规划、战略定位、商业与战略制定，新的商业模式的转型，尤其对产业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对接运营、招商引资、多渠道融资、包括公司上市的运作等先进理念与成功方法上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总结出融资有道、投资有方的丰富经验。应邀在全国各地演讲，把先进的经济理念与投资理念传播给企业家与地方政府领导。早期提出了江浙经济实现梯度产业转移，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出江西经济浙江化，安徽经济江苏化战略。2 0 0 4年初，袁教授又提出了“东资西进”的概念，8篇阐述“东资西进”的集中在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西部决策参考》上发表后，引起了东西部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认为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的推进有积极意义的理论成果。目前袁教授正至力于有关部委下达的课题的研究工作，还在“东资西进与中部崛起”的实践中，积极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永乐大地---武当村”与“长生天池---孔明湖”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与实施的工作。) ?西部大开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东部和西部，各有自身的优势、自身的问题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以市场为合作纽带的东西合作，通过互补互动实现“双赢”已经成为东西部的共识，东部的许多地区都在重新研究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东西互补、互动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出现了一个东西问题。同 世界有个南北问题相类似，其外在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但内在根源却大不一样。世界的南北问题同社会制度、环境差别、国情迥异、民族文化冲突等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因素密切相关，而且带有根深蒂固的剥削性质(、我国的东部、西部同时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主要是因为政策倾斜、区位优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导向造成了巨大的发展落差。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观察，应当说是合理的落差，是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内驱力的落差，是能够减少直至消除的落差。 落差带来负效应，落差里也蕴含着解决问题的潜在动力。减少消除落差以造成东西协调发展的过程，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落差造成东西部如今各自凸显的优势，以至使互补性成为解决东西问题的充足条件。互补就要合作，合作是互补产生效益的平台。 所以，东西合作搭建投资平台，首先是要提高认识，把东西合作作为解决东西问题的主要着力点;其次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不断扩大合作领域的指导思想;第三是充分发挥政府的权威为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主要是制度环度。东西合作不是临时性措施，而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长远战略。 经济技术协作解决东西失衡的着力点 西部大开发需要强大的动力。动力的来源，要突破传统的思 维模式和发展模式，摒除对国家给资金、给政策的依赖性，立足于东部改革开放20多年已积聚雄厚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及东部的市场经济运作已比较成熟的国情，把广泛推进东部和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大范围的经济技术协作，以及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作为解决东西问题的主要着力点。因为西部存在的问题，正是东西合作的原因，决定着东西合作的内容，合作的模式。东西合作的结果，就是东西问题的解决。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部地区能够“效率优先”，发达起来，西部地区廉价的资源供给和劳动力供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西部资源的廉价开放使用，固然可给资源所在地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偿和就业机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实际利益大部分为东部获得，对西部发展的有利作用十分有限。民工东流，可以带回一定的资金，但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在东部工业化进程中做出的贡献，这些资金也微乎其微一。因此，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扶持，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开发大西部，并不是一段意义上的扶持大西部，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扶贫是“输血”，开发是“造血”。东部和西部，各有自身的优势，自身的问题，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极大的互补性，合作则互惠双赢。东西部在合租开发的过程中共同增进造血功能，就能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 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是一个总体概念，其主要 之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各项主要指标，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资本拥有量，人力资本量，科学技术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制度环境建设，社会文化程度，教育卫生状况等等存在的差距。落差，是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有的学者估计西部赶上东部须30年，有的说50年，而且要求西部的经济增速始终领先东部，否则永远也赶不上。不管估计是否正确，差距很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东部先进，西部落后，原因种种，有一种东西部都接受、而且确实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原因，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和国情选择了这种结果。所以，对巨大的落差，要辩证地看，要实事求是地看。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落差，就是东部拥有较西部巨大的财富，东部拥有较西部巨大的创造财富能力。在主要生产要素中，资本、技术、管理，东部占优势;劳动力是西部占优势。当然，西部的优势还在于资源。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分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西部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使之具有独特的不可移植和替代的矿产资源、药材资源和农产品资源。青藏高原以世界屋脊的唯一条件，蕴藏着世界其他地区、我国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矿物、动植物资源，西部在“三线”建设中积聚了丰厚的军工基础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及技术资源，西部的人文、地理风光构成的独特的旅游业资源，西部独具的水力资源等等，在现在和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就形成既有巨大落差，又有各自优势的局面。我国的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的整体，西部落后不仅自身日子不好过，东部也难以进一步发展。 经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5年的努力，东西部的情况都在发生变化。现在的西部市场，总需求量远远低于东部，但是广阔的西部市场正在经济总量提高的刺激下不断增加需求量。西部地区与全国各地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1991年为1.5个百分点，2002年已缩小到0.6个百分点。东西部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由2000年的5.9个百分点缩小至2001年的3.7个百分点。一方面，是中央的西部大发开战略决策造成的西部经济增长刺激，西部在改革开放20多年积蓄的力量和东部多年帮助西部产生的效益，形成了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另一方面，是东部有些地区，有些产业的资本回报率下降、增速减缓。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我国经济的区域增长点也不局限于东部，全国各地，到处有商机。 这一点连外国商人也看得很清楚。在2003年美国《财富》周刊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5名工商业人士中，名列第20位的VPP集团总裁在去年10月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会增长，而这种增长并不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区，这从政府的举措中可以得到证实。他透露，WPP集团正在中国的中西部寻找业务进展的机会。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市场发育不断完善、市场总需求量日益提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善商者，先取其势。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包括资本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西部接纳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逐步成熟，国家资本在西部的基础实施、 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陆续完成后产生的巨大效益，为东部资本进入西部提供了现实的增长途径。东西部合作已经进入了“互惠互赢”的新阶段。东部的许多有识之士亦已清楚地看到了。江苏省一位领导最近在谈到东西合作时也指出“东部企业投资到西部，促进了西部税收、就业和配套企业的发展。同时(东部企业在西部也找到了市场，找到了项目，自身得到了大发展。” 建设三大流域经济带形成东西协调的支撑 科学发展观，是讲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东西合作的指导思想、实施原则、选项。按照这个思想去看已形成巨大落差的我国东部和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西部尽快发展起来，缩小落差，才能是全面的发展;东部和西部合作，优势互补，才能协调地发展;东部和西部的发展都应当是建立在可持续性基础上的发展，任何“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饮鸠止渴”等发展思路都应当摒弃。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将拓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使东西合作进入一个更高、更新的层面。 我国内地有三大水系，即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三大水系横贯我国东西部。在科学发展观的启迪下，云南等省有专家学者提出建设珠江经济带问题。珠江人海口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广州、深圳及周边城市群构成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已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极之一。处于西部地区的广西，其贯穿东西全境的珠江上游西江，是连接 云、贵内河通向广东及港澳地区的一条“黄金水道”。经过国家重点投资整治的西江河道，其运输能力仅次于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其年经流量是黄河的5倍，是德国莱茵河的4.5倍，在广西境内有年吞吐能力万吨以上的港口达77个。广西水能源十分丰富，其中70%集中于西江干流上游的红水河，是全国三大水力“富矿”之一。以西合作开发珠江水力资源为载体，实施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开发，赋予西部大开发更为现实、可操作性更强，更具有21世纪工业化特征的含义。前不久在贵阳召开的珠江上游石灰岩地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试点工作会上，国家决定投资1.5亿多元治理珠江上游生态环境。试点工程涉及云南、贵州、广西的17个县(市)，无疑会对珠江经济带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以横贯东西的大江大河自然形成的纽带，通过建设流域经济带为载体实现区域经济起飞的构想并非今日始。 早在党的十四大，就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在长江干流上，有上海、南京两个东部特大城市，在中部有武汉，在西部有重庆、成都三个特大城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为龙头，以武汉、重庆、成都为支点，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建设为东西合作的新的大平台，东部的上海、江苏、浙江，中部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部的重庆、四川、青海，完全可以构建同西部大开发配套的更加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框架。在这个框架 内，东西合作将会更加具体、有序而更具操作性，更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要求。 随着科学发展观日益深人人心，对现有工业布局的反思亦随之而生。有学者提出，既然我国80%的水集中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为什么不更多地在南方布局工业呢,与以数千亿资金数千公里河道南水北调比较，可不可以从改革工业布局方面去思考呢,这些思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北方缺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相对集中，耗水量极大。南水北调，解决生活用水、襄助北方水资源涵养，有积极的意义。用南水供给北方工业用水，至少有如下三个问题不能回避:1)工业发展的成本问题;2)长江水资源减少后对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问题;3)对西南水电资源的不利影响问题。如此等等涉及工业布局、产业政策的大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必然会出现新的调整。这些调整都将成为东西合作的契机。 党的十四大在做出长江沿岸开发开放的决策时，亦已提出“以欧亚大陆桥和京九铁路大干线为纽带的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这也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构想。欧亚大陆桥，东起江苏北部港口连云港，西至新疆出境，横贯亚洲中、西部直达欧洲，现已由单一的铁路干线演进到包括铁路、公路、管道、航空、海运在内的立体化复合型运输通道，促进了陆桥区域省区联系日臻密切，内聚力日益旺盛，成为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把发展陆桥经济和治理黄河联系起来研究，可以设想依托欧亚大陆桥的 经济大动脉优势，突出黄河流域应以涵养为主的实际，加大退耕还林、种树种草的投资，拓展利于河流涵养的生态工程项目，形成东(山东)中(河南、山西)西(陕西、内蒙、甘肃、青海)合作治理黄河、涵养黄河、利用黄河的格局，由此而发展成不同于长江、珠江的黄河流域经济带，也不失为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思 路。 《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对西部生态环境的过去与未来的分析，就气候、生态、环境演变对西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有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同时，也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东西合作开发西部的项目选择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数据。《评估》关于“过去50年来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处于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状态”的估计，以及对恶化状态的具体表现和原因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大、加快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开发办已经和正在提出各种政策建议。这些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政策建议都是有利于东西合作的潜在资本，是东资西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大好机遇，蕴含着财富创造的无限商机。现代的投资理念是向资本的增长投资，尤其是向可持续增长投资。东资西进，是向将来可能的收益增长贴现，是在把收益增长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实现资本增值。这与静态评估已有收益的投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实现互补互利打造东西合作的共同点 东西合作最初是以扶贫开发的形式起步的。建立帮扶关系的各省区市都提出了明确的帮扶原则，从一开始就定位在互补、互利的合作层面上，所以，尽管多年来主要表现是对口支援，但已经产生了具有经济利益共享的合作和互动。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西合作进入新的大发展阶段。 新的大发展阶段，是以市场为合作纽带，全面体现互补、互动以实现“双赢”的阶段。这一点，已经成为东西部的共识，东部的许多地区都在重新研究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东西互补、互动战略。 广东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广东已具备了对外发展的基本条件，西部大开发不仅为西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广东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广东省已制定了同西部合作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五个方面是:资源型合作，品牌型合作，资产型合作，科技型合作，基础设施合作。覆盖面广、种类齐全、空间大、科技含量高、层面新、互补性强，是其重要特点。例如资源型合作，广东省提出，一方面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开拓国际市场能力较强的地域优势，与西部地区联手合作，寻求西部产品“出山人海”途径。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与西部地区联手开发当地资源，建立原材料基地或资源综合利用基地。这就使东西部的资源优势互补进入 新的层面。 以市场为合作纽带，着眼于使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主体，由市场配置中西部优势资源。西部的中小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6%，产值比重仅为8%，需要大力发展以加快西部地区自身的民间资本积累。同时，要创造条件加快东资西进的步伐。 被称为“彭西部”的华夏论衡(北京)西部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西部大开发年度报告课题组组长彭真怀博士分析西部大开发可能出现的一个潜在危机是:在国家投入西部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的项目陆续完工后，西部的发展必将面临一靠自我积累、二靠外部民间资金的“助跑”。如果这部分“助跑”资金迟迟难以到位，或资金有限，或资金滞停时间过短，都将使西部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这一分析的依据是，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投资软环境与东部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西部希望快速筹集建设资金的愿望势必大打折扣。我们提出东西合作搭建投资平台，正是为了使这个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不要转化为现实危机。但是，要使投资平台的功能充分发挥，则依赖于西部的软环境。因为资本总是向投资环境好、资金回报率高、经济发展动力足、潜力大的地区或企业流动，这是市场 条件下资本流动动内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以政府的招商力度大小为转移的。因此，投资环境，特别是投资软环境已成为当前最关键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在东西合作搭建投资平台这部分观察研究的内容里提出着力 创造东西合作的良好发展环境的原因。发展环境包括诸多因素，以政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即软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软环境不改善，西部的各种优势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西进的东部企业的优势发挥也会大打折扣，所谓东西合作优势互补也就会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在华夏论|衡(北京)西部开发研究院关于“西部开发如何吸引外资观察”系列文章中，已对西部的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缜密的分析，这些，阻碍外资西进的问题同样是阻碍东资西进的问题。以市场为合作纽带，东西合作搭建投资平台，就是要求西部地方政府把政府行为的着重点放到改善投资软环境上来，在建立市场机制、保护机制、推动机制上下功夫。 要尽快出台健全市场发育的政策措施，确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西部软环境差距有诸多因素，观念陈旧、市场意识差是显而易见的重要因素。一些政府部门和民众，靠国家靠政府的惯性思维顽固，市场经济观念严重缺失。一个地区的市场发育，是在市场制度的确立和市场观念的树立两者相互作用下进行的。而经贸活动、商品流通则是发育的载体。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市场制度，主要包括完善的市场体系，充分作用的市场机制，规范的市场秩序，现代化的市场运行方式等方面的内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时，应转变观念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问题。例如，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货币资源的融通市场、物质产品的交易市场、精神产品流通市场、人力资源流通市场、技术资源交易市场。以物质产品交易市场为例，传统的划分是分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 料市场。这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很多产品，例如房子，现在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因此物质产品交易市场就要让任何物质产品都能进入交易市场，都能接受市场的评价和按市场定价，同时还要解决好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和消费者的主体地位问题。 要尽快出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政策法规，形成完善的保护机制和合理的分配、服务机制。投资回报、资金安全和人身安全，是任何资本投向任何地区都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也是这个地区软环境是否良好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西部各省区都出台了不少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必要的便利，切实维护和保障外来投资者权益，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方式等政策措施。但是，进入西部投资的企业和当地的民营企业仍然啧有烦言，忧心忡忡，说明已有的政策措施执行不力，任有许多不健全之处。陕西省个私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在一次谈话中举了许多在外面流传的关于西安投资环境差的具体例子。作为西部特大城市、西部大开发“桥头堡”的西安尚且如此，其他地市可见一斑。政府出台的措施不少，问题就在于落实不到位。因此，政策到位问题，应当是西部各省区政府要着力解决的大问题。任何好的政策措施，到位才能产生好效果，不到位甚至会产生负效应。到位不到位还是个信用问题。软环境中，信用环境是一大构成要素。缺乏信用的政府，是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政府;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就会成为东资西进的巨大障碍。 要尽快出台鼓励、保护东资西进的政策措施，建立有效的推动机制。东资西进，在政府层面上，有赖于东西部各级政府的合力推动，相关的政府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已经签订帮扶关系的，应尽快就东资西进研究新的鼓励和保护的政策措施，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尝试用各种方式帮助合作企业解决困难。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企业的“一锤子买卖”行为。这种情况，有的西部地区的表现是，看到东部企业来了赢利，就想把人家挤走;有的东部企业的表现是，一赚了钱就开溜，打一枪换个地方。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西部地区有个企业，产品老化，濒于破产。招来东部某企业资金、技术，合作后很快盘活了原有资产存量，现代化的生产线和新产品使企业很快恢复生机，扭亏为赢。当地个别政府官员和原厂领导就寻找种种理由废止合作协议，在东部企业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这些情况往往不是市场资源的有序流动而是急功近利的短视眼光造成。加强对当地政府官员、民众和企业的教育，也应提到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