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神性诗歌思考提纲

路在何方？神性诗歌思考提纲 路在何方, ——有关神性诗歌的思考提纲 文/樵野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一批孟加拉青年作家以《浪涛》月刊作为阵地，全盘否定旧有文化传统，追求文学艺术的革新，欣然接受一战后风靡于欧洲大陆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艺新潮流。在内容上，他们热衷于描绘时髦的“现代”变态社会心理，婚外两性关系，情爱纠葛等，可谓一时黄风盛行。在形式方面，他们的诗歌语言生涩，意义含混，字、句、段也缺乏应有的基本规格。这些人声称泰戈尔已经过时，并放出话来，决心不让泰戈尔挡住他们的去路。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一代宗师泰戈尔被迫态。他说，现在，在否定一切的口号下，连诗歌语言都否定了，把语言搞得晦涩难懂，弄得混乱荒谬，专门在瞬息的感受，怪诞的印象，神秘的联想中翻筋斗，如同演杂技一般刺激读者的心灵。这是一种病态，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具备永恒存在的价值。他同时指出，所谓创新，是把能够启迪人们追求高尚的理想，具有永久价值的真实事物用最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创新与传统并不矛盾，不能割裂看来。在谈到人类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时，他认为作家(诗人)心中应该时常想到广大读者，把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冲动翻出来刺激青年读者的感官，不是一种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他劝告那些所谓先锋者， 1 不要把放纵情欲任意洒在作品里而急欲成名～之后，六十八岁高龄的泰戈尔发表优秀作品《最后的诗篇》，为当时混乱中的反对者作了示范。 再看当下中国诗坛，其淫靡恶整之风真是如出一辙，而如泰戈尔之大圣者，却迟迟未予出场，实令我辈陷于诗者所日夜焦慌。不过，还是自信人生一百年，此消彼涨，总有弄潮的大旗会树起来。幸运得很，2006年下半年，在第三极诗歌论坛认识一位名叫刘诚的诗人，理论家。他以第三极为突破口，首倡神性写作精神，在其浩大的理论背景下，团结一大批有实力的诗人。他说，神性写作，就是以神性为惟一背景的写作，也就是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旗帜鲜明，意志坚定。为便于理解，不使“神性”落入虚玄的概念，刘诚列举了老子，庄子，孔孟，司马迁，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朦胧诗，昌耀，海子，英雄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回归写作，由此，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清晰的领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降至近十年来，“现代派”，“超现实主义”，“先锋”，各种口号山头“风起云涌”，中国诗坛似乎热闹，但读者却显得异常冷静。直至口语滑向口水，下半身，下流诗，屎尿诗等等各种诗歌流氓摇头晃脑地整乱诗坛，他们公然叫嚣崇低，崇下，崇贱，意在反崇高，反传统，自封先锋，导致大众对当代诗歌产生反感，偏见，漠视和绝望。其实，上述垃圾派还应包含一个易被忽视的内容，那就是那些虚无，生涩难懂的咒语诗，这些伪诗一样令人讨厌，十分可恶，且流毒颇深，暗藏杀机。故，根据刘诚的划分，林林总总的各 2 色垃圾，均归该死的后现代主义阵营。 略考古今，这些后现代主义的垃圾诗风，其实并非什么新鲜货色。本质上说，当是十足的谬种流传。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相当严重。《诗品序》:“才能胜衣，甫就”的士族子弟也忙着写诗;王公(晋)绅之士谈论诗歌，“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竟起，准的无依”，附庸风雅，意图快速成名。直接造成“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谈混乱。钟之《诗品》，意在纠乱而已。他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是滋味说的诗学新主张。只有内蕴感情，外修文采，才是诗歌的理想之作。而“滋味”说的核心内容则是把诗歌的感情因素和诗歌的形式美结合起来。有否定，有构建。在钟嵘之前的刘勰，同样是反对形式主义，主导文学的健康发展。他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他的“风骨”论，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乃是坚实的事理内容及结构条理。同样要求思想内容和语言文辞的相统一。内容富有教育感染作用，语言具有刚健挺拔的力量。“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这就是健康文学的。陈子昂一首《登幽州台歌》，终一炮轰翻了自齐梁以来两百多年阴魂不散的绮靡诗风。倡导“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为新诗人，新诗风开辟了道路。于是，李白杜甫们才纷至踏来。而西(昆)派，感情虚假，内容单薄，而又辞藻华丽，却是一种空虚的消遣玩艺，其浮靡诗风在宋初竟风靡数十年。但至苏轼， 3 创立豪放词派，完成欧阳修，梅尧臣等开创的诗文革新运动，“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而对晚明有较大影响的则是李贽的“童心”说，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即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这对打击“台阁体”，扫除八股文风，以及对清除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实在是当头一棒。总体说来，旧诗虽瑰宝，但至唐以后，延续清代，已趋于僵化。纵有“诗界革命”等力挽，也只是零星之改变，垂死若枯，似乎再也活不过来了。只待“五四”的风雨到来，1927年2月--6月之间，有个名叫胡适的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从此，*新诗*的新枝才诞生。 所以，严格说来，新诗的历史命运注定其前行的征途才刚刚开始。就诗艺而论，什么探讨都是可以的。诗歌是艺术，绝不是政治的从属。如果有谁还在强行为诗歌艺术寻找政治归属，那就犹如强行把鱼儿从水中捞出，只有死路一条。故，所有诗歌的真爱者，均应早早抛弃可怜的政治企图。后现代主义者所以如恶疾风染诗坛，除受各种诗艺的思潮影响外，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土壤。在社会主义大旗下，逐渐产生了一个由富人组成的阶层，他们获得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非公有。他们一方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深深地伤害着自己和别人。资本是带血的丽妖，她勾结那些意志薄弱的官僚，批量生产着腐败，庸俗淫糜的世风便横吹。急功近利，丢弃价值，物欲横流，身不由己，似乎人人都在为站 4 在背后的那个杀手(金钱)而不惜一切～诗者也是人，他们岂能坐怀不乱,可怜兮兮的后现代主义者坐不住了，他们整乱获利就走人，朝整乱，夕死可矣。名符其实的过把瘾就死。多么无赖。歌德在1825年10月15日的《谈话录》中说:“很多人足够聪明，有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也有满脑子的虚荣心，为着让眼光短浅的俗人赞赏他们是才子，他们简直不知羞耻，对他们来说，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这话就象站在后现代主义者面前说的一样，那样深刻而到位，一语中的。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孔子的诗学标准。他认为“关雎”这首诗感情含蓄委婉，“发乎情，止乎礼”，是好诗。虽是偏于道德教化，然说明诗歌是有节制的。诗歌的两种倾向不足取，一是一览无余，二是百读不懂，两者均无节制。一览无余，失之无味。百读不懂，令人心烦，那已不再是诗了。五四以降至朦胧诗，大多偏于浮泛直露，重于“载道”与“言志”，无甚诗艺。其可观者，实聊聊也。而认真考察朦胧诗，以及台湾诗坛50年代以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其收获一定不会太少。大体言之，朦胧诗一反一览无余的明白畅晓的抒写，注重诗人自我的内心世界对于客观事物和社会生活的溶解和包容，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诗歌期待欣赏者的加入，调动欣赏者的创造欲望，力图改变那种被动的接受。这应当为神性诗歌所吸收。余光中在《从古典诗到现代诗》一文中讲到:“我坚决反对晦涩和虚无，反对以存在与达达相为表里的恶魔派。我认为，用现代手法处理现代化的题材的作品固然是现代诗，用现代手法处理传统题材 5 的作品也是现代诗，且更广阔而有前途------一位诗人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之后，应该炼成一种点金术，把任何传统的东西都点成现代，他不必绕着弯子去逃避传统，也不必武装起来去反叛传统，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狭窄的现代诗人但见传统与现代之异，不见两者之同;但见两者之分，不见两者之合。对于传统，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入。”又说:“西方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中国的现代诗。这种诗是中国的，但不是古董，我们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它是现代的，我们志在现代化，不是西化。”(《古董店与委托商》)这似乎指出中国诗歌所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富有中国传统，吸收丰富的外来表现技巧，兼容并包，不断作新的综合，写中国味的新诗。 有人说，二十世纪最有特色的艺术发现之一，就是塑造个人意识折射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让无所不知的作者去观察和判断一切的时代业已结束，通过人物的知觉，情感和意识去体验或感受外界，从而对所把握的对象取得一种“纯客观”的效果，这样的艺术作品，其内蕴更加丰富。我们需要并写作健康，积极的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让内心的感情流淌出来，或含情脉脉，如一泓清泉;或汹涌澎湃，似洪波大浪。既不虚无，也不艰涩，更不下流。运用丰富的现代技巧，使作品感情倾诉不单单是写实的描绘，或是浪漫激情的直抒，而是透过丰满的意象的曲折组合，使得深长，灵动的内心感情充满张力。真实而健康的感情，永是诗的生命。 让诗富有智情美，神性美。诗永远从属于崇高。芬兰诗人瑟德 6 格兰说:“没有美，人类一刻也不能生存。”诗人，就是为人类创造美的人。而坚定神性写作，就是神性派。按照神性派主张的原则和要求来进行创作，就是神性主义。本世纪已经开始的诗坛斗争，就是神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斗争，且神性主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