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末捷身先死的意思 出师未捷身先死

出师末捷身先死的意思 出师未捷身先死 韩非，是韩国的宗室成员。战国时代的纷乱场面，迫使有责任感的士人开始寻求结束纷争的途径。代表儒家孟子，抱残守缺的固守儒家的没落思想，不与时俱进，仍是不遗余力的鼓吹“王道”。这种在当时略显迂腐的论说，首先遭到了同门的批判，荀子作《非十二子》，尖锐的批判了孟子，指责他是“鄙儒小拘”。韩非作为荀子的得意门生，自然吸取了荀子的思想，对当时的儒家学派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指斥他们“以文乱法”，力主法治。 事实上，对儒家的批判，并非始于荀子，而是肇始于孔子。孔子曾经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看来君子和小人是不分时代与派别的。在天下儒者盛行的春秋时代，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可避免。但到了战国的特定阶段，环境使然，儒者开始发生分裂，开始变化，一些眼光具有前瞻性的儒者开始另辟蹊径了，他们创立的似乎应该命名为“新儒 1 学”。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和建设性的开创者，可以这样说，荀子已经认识到“学以致用”的重要性，他不再固守儒家的与时不符的论条。他决心变革儒家，开始从法家中汲取有用的养分。虽然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自己的主张，但是，通过他的学生韩非与李斯，思想学说得以部分实现。 韩非学习荀子，重点学习了荀子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思维。韩非的读，是有批判精神的。他认为，寻章摘句，教条主义，是现在儒者的弱点;只知皓首穷经，以传经释章句为业，虽然标榜儒家精魂，其实在韩非看来，这些儒家实际已经偏离了孔子等圣贤的本意，并不能真正代表儒家的主流。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鲁派以孟子等为代表，不以天下为己任，只是讲些仪文小节的礼，把儒学搞成了经院哲学，逆历史潮流，这样的学问，只适合于和平时期。而魏派，以儒门第子李悝，李克，吴起为代表，把儒家的宗旨发扬光大，遵循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教导，用“法”的精神匡正“礼”的混乱。因此，虽然韩非主张法治，并不是全盘否定儒家，而他自己虽然被后人定为法家，但自己何曾说过自己不是儒者的真正继承者,混乱的政局，不是一个半个的国家实行礼制就能解决的，韩非举例子说，徐国施行仁义却被楚国灭亡，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想达到儒家的大同局面，必须统一，统一无法用“仁义礼智信”来获得，必须运用法和术的观点，加强集权和军事征服。 2 韩非反对站在旧时代的腐朽思想下看问，他的眼光敏锐的洞察了这个时代的脉搏，他的思维方式是符合这个新时代的。因为他的思想高度，因而对各学派的批判，并不是无中生有，无端扼杀，或者全盘否定。他对儒家本派自然有很深的理解，别的门派，他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而且针对性很强。他清楚，读死人的书，重点是把书读活，能够根据时代的脉搏细加体味。而如果一味的照搬照抄，活书也会把人读死的。什么叫经典,能为世所用的就叫经典。明代的学者黄宗羲，顾炎武，也不满于宋明理学的陈腐滥调，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研究原则。有一点是遗憾，韩非作为韩国公子，博览群书虽大有条件，提倡法治力求清醒理智，务求可行，但视野狭隘，实践不多，虽不同于经院哲学，也只能算是个务实的理论家。 当然，韩非也多次向韩王上书变法，一则韩王已经斗志皆无，只有抱残守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二则，作为游说者，韩非的致命弱点是口吃，不能流利畅快的表达，因而无法说服韩王及宗室。这也是他最终不能得以说服秦王嬴政的最终原因。 因为自己的最具才华，实践的严重缺失，书生意气的果敢批判精神，韩非终被同门谗害。然人亡政存，后世的帝王虽表面崇尚儒家，独尊儒术;但大抵“阳儒”为表面，“法术势”却 3 暗中施行。 韩非的思想渊源甚多，他是个勤奋刻苦的人。他的历史观集中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他的循名责实的思想却是吸取了荀子和墨子的观念。但商鞅，申不害，慎到均学习黄老道德之术，鉴于此，韩非思想不可避免地也吸收了黄老学说。 黄老学说把矛盾归结为天道和人道的对立，理性和实践的对立。世界本就是个对立矛盾的存在，这叫“平衡”;一旦一方强，一方弱，就是“失衡”;改变这种不平衡，叫“制衡”。天道倾向于均平，而人道不平。取不足以奉有余，不足者愈不足，有余者愈有余，这违背天道。司马谈在《六家要指》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韩子在《扬权》中 说:“若天若地，孰亲孰疏,”儒家也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 黄老建立了“均平”这个概念，但如何使人道平衡，黄老学说没有论述。历史的重任自然落在了法家的肩上，他们提出了“法”的概念。《说文解字》说:“法，刑也，平之如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法家们就以它做武器，去解决人道不均的 4 现状。韩非从“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理论中又提出了“因道全法，因天命持大体”的思想。韩非强烈的主张，应实行更为严苛的律令，不仅适用于百姓，即使君王也不应该例外。他认为，法律是天下的公法，而不是哪个人的法律。几千年前的韩非能提出这种近似于资产阶级宪法精神的观点，还是很令人钦佩的。不过，他在《有度》中提到法的最终目标:“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未免有些严酷而不进情理，而且颇有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家思想，故司马谈说法家“严而少恩”。 具体到实施上，表现在赏罚。他在《定法》中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赏和罚的基础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性恶”的心理特性，而赏罚的实施是通过“循名责实”来贯彻的。君臣百姓应各操其业，各守其职。倘若人人不能各守其责，就是名不副实。名不副实者罚之，名副其实者赏之。 当然，虽然韩非认为法是天下的公法，国君也应该遵守。但具体实施起来，君王不同于百官，百姓，君主还是要独立于赏罚之外，因为韩非的理论就是要加强国君的权力。可是国君毕竟是人，精力有限，不可能日理万机，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百官会欺上瞒下，百姓也会给上 5 边做样子，搞形式主义。于是韩非在《扬权》说:“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他指出，君王应该用“法”约束臣民，以达到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君王因而达到“垂拱而治”。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