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劫持的文学性

被劫持的文学性 德里达对“文学性”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解构文学性，他认为文学叙事与其他类型的文本叙事存在重叠与交叉，而其他文本中也存在着文学叙事。他会认为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少得可怜”，当他把文学与法律放在一起考虑时，他看到文学文本的独特性是由法律保护的，由一大批法律门卫把守才能保证一部作品的独特性、同一性和完整性。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性”并不能保证作品独立存在，也不是文本存在的根基，也不能决定文本成其为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又把“文学性”神秘化，少得可怜的“文学性”却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具有无限的力量，可以把文本颠覆，可以隐藏于书写中解构形而上学根基，可以显示出语言与书写的无穷活力。在今天，“文学性”已经是一个极为陌生的词汇，它早已经为各种庞大的更具有现实感和批评性的说辞所遮蔽。重读一下德里达论述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的那些文字，会让人想起文学的先锋派年代对文学所持有的极端立场，这对时下的平面化和现实化的写作也不失为一种参照。 一、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与被劫持的语言 从解构的角度来看文学性，那无疑是一个极为矛盾的论题。但也因此可以透视出文学性的解构特征。德里达当然不会陷入直接的自相矛盾，他不会直接谈论文学性，也不会在审美感受的意义上谈论文学性。然而，仔细辨析他对书写(或写作)的阐述，他对语言、铭写、延异、踪迹、游戏、补充„„解构性修辞的论述，可以读出他的写作中潜伏的文学性，对于他来说，也许一切文本都是文学的，都具有文学性，因为书写本身一定是语词延异的无限游戏过程。但这一切只有在真正面对文学文本时，他对书写与语词的延异活力才揭示得最为充分，他无疑在这种阅读中体验到文学性的存在。对于德里达来说，文学性是一个非常细小的、狭义的、有质量的概念，它隐藏于书写中，附着于延异的展开，在踪迹中显灵。 德里达对文学性的谈论可以从他对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的解构中读出相当独特的。阿尔托是德里达欣赏的戏剧家，其生活、写作与艺术实践就如同他本人编排的那些戏剧，疯狂、残酷、绝望、幽闭。他长期在社会上游荡，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一生中大部分时光。多年后他从精神病院里出来，在友人们帮助下独自演出他的剧本，那是一个光秃秃的舞台，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念着他的剧本，手中的剧本不时掉到地上，坐在前排的纪德几乎按捺不住要上台为他捡起那些纸张。阿尔托说:对精神而言，残酷意味着严格、专注以及铁面无情的决心、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意志。 德里达在阿尔托的戏剧中看到绝对的文学，或者说文学中的绝对。阿尔托曾经写道:“当我写的时候，除了我所写下的之外不存在别的东西。我觉得说不出来而逃我而去的东西，是一些意念或某种被劫持了的言语，而它们大概让我毁掉了而代之以它物。”阿尔托这段话被德里达作为他的一篇文章的题词，这篇文章题为《被劫持的语言》，发表于《泰凯尔》，1965年冬季号第20期，后来收入《书写与差异》。德里达这篇文章谈的是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但又直接与莫里斯?布朗肖关于阿尔托的言论进行批驳，其中又卷进了荷尔德林与阿尔托的对比，再加上对让拉布朗西的讥讽，还少不了对福柯夹枪使棒，内含的机锋是针对精神分析学的，就这些不是按逻辑论证的引述来进行，而是任意的发挥，左右开弓，反话正说，让人读起来摸不着要领。三十五岁时的德里达已经是天马行空，令人眼花缭乱。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目前可读到的德里达第一篇直接谈论文学艺术的文章，他关于文学的观念、文学语言的表达、表达中所隐含的文学活力，都可以在这里面看出。 当然，这依然是一篇哲学意味浓厚的文章，德里达讨论的对象虽然是一个戏剧家和诗人，但他的主题却还是集中在对形而上学的瓦解与恢复的那种关系上。德里达的解构思路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暴露无遗，令人惊异于他几乎是一开始就那么成熟老练，他后来的思想及方法也 几乎都显示出全部的征兆。 德里达首先对批评话语与精神分析话语的不可重合作了一番议论，随后对福柯的关于“疯狂”的论述进行了暗含机锋的评述，他对它们二者之间的表面对立，各自寻求独立自治的做法并不以为然，在德里达看来，“它们之间在那种同样的抽象、同样的误解和同样的暴力中就不缺乏共谋关系”。批评话语是一种本质还原的话语，心理还原和本质还原如出一辙，“它们在面对作品和疯狂的问题时以极端的方式相互对立，但却以同样的方式动作，而且不知不觉地具有同样的目的”。德里达这里显然是在说福柯，但他要击中的是莫里斯?布朗肖，他要指出的是莫里斯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学的某种共同之处，布朗肖未竟的任务可以留给心理学。德里达在这里连篇累牍的四面出击，算是对法国批评界和精神分析学界一阵尖刻针砭，连福柯也没有放过。虽然围绕关于阿尔托的争论，但横扫的是法国学界。显然，德里达并不满意他们的解释，他对阿尔托有着更为深刻也更深奥的看法。 德里达要表达的观点像绕口令一样转圈子，要把握住其要点相当困难。概括地说，像他后来的解构一样，他先树立他的论敌，如布朗肖的观点，再引出阿尔托自己的观点，由此展开他的论述。这是一个三角关系，他要颠覆的是双重对方。阿尔托认为他的表达离开他的身体而去，在他表达完成的时刻，那个意义已经离他而去，已经被劫持而去，留下来的是他完成的表达。他在实存、血肉、生命、戏剧、残酷这些名下发声的吼叫，预示的是疯狂和完成作品之前的那种艺术意义。德里达认为，阿尔托追求一种不是表达而是生命的某种纯粹创造的呈现，它永远不会远离身体而堕落成符号或作品、客体。他这样作是要瓦解某种历史，即那种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之历史。这种形而上学其实在暗中支撑着言语和实存、文本与身体二元等的那种灵与肉之二元论。 德里达对阿尔托的最基本的解构在于，阿尔托认为有一种超出完成作品的更为本真的意义，那个意义是捕捉不到的，而在戏剧中呈现的是身体，这些身体如何与语言结合在一起才是残酷戏剧的根本保证。所以德里达嘲弄地说，鞭打其皮肉以使之于被放逐前夜苏醒过来，阿尔托这么做试图要禁止的是远离他身体的言语被劫持。 这些言语是如何被劫持的呢?德里达分析了两种被劫持情况。第一种被劫持是指被评注者劫持，这主要是指残酷戏剧中的公众接受者。阿尔托认为，公众观看他的表演，听到剧中的台词，也就对这种言语、文本构成了盗窃。公众把他所接受到的言语，安置在他惯常的经验结构中。言下之意，阿尔托的戏剧并不能真正保持它本来的意义。第二种被劫持是对阿尔托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意向的批评。这种被劫持可以理解为是阿尔托试图授意于另一个声音，而这个声音本身阅读着一个比我的身体之诗，比我姿态之剧更古老的文本。德里达指出，阿尔托所欲求的是焚烧那种使题词者成为可能并使身体服从于某个陌生文本的舞台。“用同一个动作瓦解掉支撑着它们的那种形而上学、宗教、美学等，并将那个盗窃结构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