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的雪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二、作家资料 俞平伯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他原籍是浙江省德清县，生长在苏州。1900年1月8日(清光绪26年农历12月8日)，俞平伯出生在这个书香家庭，取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在发表著述时，曾先后署过别名YP、环、平、援试、一公、屈斋、吾庐、槐居士、古槐居士平生、古槐居士。在他四岁时，就由母亲教读《大学》章句，长姐教诵唐人诗句，七八岁时，从曾祖父学习文字，九岁时入塾学习。1911年，他去上海学习英语和数学，一年半后又返回苏州。1915年春，入平江中学读书。秋天，十六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部。 1918年初，他参加了北大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研究会的活动，并开始创作新诗，进而从理论上探讨新诗的发展问。1919年11月，俞平伯在北大毕业。俞平伯是从写新诗起步，踏上了新文学的创作道路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他最初以新诗人的姿态，活跃在新的诗坛上。俞平伯在北大毕业后，1920年4月去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1922年7月，去美国考察教育，1923年秋，在上海大学任教，讲授《诗经》小说和戏剧。1924年底北上，结束了在江浙的数年生活。1921年，经郑振铎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1923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人成立了朴社，集资出版书籍。 在新诗的历史上，俞平伯也是较早地对新诗做出理论贡献的一个，这个时期，他写的有关新诗的文章，概括说来有三方面的内容:一、他认为新诗只有谋求自身健全的发展，才能战胜旧诗。二、他认为新诗不应以美为鹄的，而是应当表现人生，导人向善，有益于人群。三、对新诗的发展，他提出要推翻诗的王国，恢复诗的共和国，创造平民化诗歌的主张。 为谋求新诗的健全发展，他主张提高质量，限制数量。在提高新诗质量方面，他提出:一、诗歌应当表现人生，在“新诗里面自然以关于人生的事物做主要材料”，诗人“作诗非实地描写不可，想当然的办法根本要不得”。二、在诗的内容和形式上不能偏废，反对唯美的形式主义的诗风。三、要讲究诗歌艺术，注意句法章法的变化，在声气音调上也应当考求。主张新诗人应当努力创造平民化的诗歌。他还从文学历史的变迁上，文明艺术本来是平民的，文人的诗歌是在民间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强调诗歌与生活，与人民的结合，关心着新诗的社会化。 1922年3月，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冬夜》，选收1918年12月到1921年12月写的诗五十八首。1922年6月，他与朱自清等出版了八人诗歌合集《雪朝》，其中第三集为他的专集，收有1922年1月5日至2月11日写的诗十五首。1924年4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西还》，共收1922年4月至11月写的诗八十五首。1925年12月，出版了第三部诗集《忆》，内收1922年初至1923年5月写的诗三十六首。他从1918年到1930年，长达十二年间创作的新诗，收入诗文集中的共二百二十八首。集外诗有九首。 在诗歌艺术上，他的诗是有特色的。他的诗被公认为是长于描写，喜欢说理，音节美妙，有着委婉周至和缠绵悱恻的艺术风格。他写诗着力于句中炼字，篇中炼句，创造完整的诗境。他爱用叠字和偶句，很少使用欧化的句法。在音节上，善于在白话中融化旧诗词曲的音节，有着凝练，绵密，婉细的特色。他还善于利用旧诗的情境表现新意。在新诗的历史上，俞平伯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新诗的实绩，为新的诗国拓殖了疆土。他在诗歌创作上，向古典诗词和民歌学习，取得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俞平伯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多数是在北京写成的。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俞平伯先后出版了五本散文集。1928年8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杂拌儿》，内收1922年至1928年间写的散文三十四篇。1930年6月出版了线装诗文集《燕知草》上下册，收1924 年至1928年写的散文十八篇，1933年2月出版的《杂拌儿之二》，内收1927年至1932年间写的散文二十九篇。1936年1月出版《古槐梦遇》，内收《三槐序》、《梦遇》一百则和《后记》。1936年8月出版《燕郊集》，内收1923年至1936年间的散文三十篇，小说一篇，与《古槐梦遇》重出一篇。收入集中的有论文、书评、杂感、序跋、启、引言、祭文、札记、日记、抒情散文，以至诗谣曲和翻译小说。 俞平伯在散文上的成就和影响，超过他的新诗。在他结集的百余篇散文中，多的是学术性，考据性，评论和杂感之类的文章。他初期写的这些议论文，表现出他对人生和思索，推动人生向上的真诚愿望，有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色彩，体现了五四时期的革命要求。在他的抒情文里，更多的是抒写怀旧和伤往的情绪。在散文创作上，俞平伯常是虚虚实实的创造朦胧境界，追求不离不着的况外之味。俞平伯在散文创作上，与朱自清等挚友相互切磋，也受到周作人思想的影响。 俞平伯不只是在散文创作上，丰富了周作人散文流派，他还在理论上，对这一流派的主张多有发挥。他的散文既体现了这一流派的共性，也有着自己的特色。他受传统思想的浸染比较深，对人生又持有浮生若梦的见解，将朦胧和梦幻当做是艺术美来追求，把惆怅感伤当做是珍贵的趣味来抚摩赏玩，他爱写梦，写月，写夜，喜欢自寻烦恼自伤情的重温旧梦，乐于在文章里议论如梦人生和生死之道。这些构成了他的散文，特别是抒情散文的思想艺术上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调到北大文学研究所工作。从此离开教育岗位，专事研究工作。1953年2月，北大文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他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俞平伯辑录评注的八十回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于1954年12月出版。这本书在整理脂评上是开拓性的。1956年，又完成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订工作，这个校本于1958年2月出版。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初，对《红楼梦》的研究，属于新红学的范畴，他主张用历史考证的，文学的眼光来研究《红楼梦》，比起旧红学的索隐派、评点派是要高出一筹的。 三、文本资料 傅瑛:我志谁与亮 赏心唯良知 ——论俞平伯散文之“洒脱”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俞平伯之作以潇洒不羁而独具特色，恰如其好友朱自清所说:“这一派人的特征„„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1]。几十年来，尽管赞誉者称之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2]，非议者以为“他绝大部分的小品，从开始就显得缺乏生气”[3]，“他所谓的‘浑然之感’，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无视真理的浑沌世界而已”[4]。俞平伯却始终我行我素。迎着时代的风风雨雨，他没有刻意背离从出生起就抓住他不放的传统文化，也“不愿受任何主义的拘牵”[5]，只是“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6]。也许他曾经不合时宜，但却以特有的真诚和执着，以自然适意的潇洒之态，为现代散文真正挣脱“载道”的绳索而求诸独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今，当文学的独立性越来越为人所重视，中国当代散文又进入一个表现“自我”的高潮之时，研究俞平伯散文之艺术风范，透视先生之作的“洒脱”之源，或者对新时期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不无借鉴。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俞平伯是当之无愧的前驱者之一。早在新文学开创之初，俞平伯就对被中国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载道文学提出尖锐有力的批判。他认为此种文学的特点是:“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他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 它们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志之士何去何从，还有问题吗,中国文坛上的暗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看到集部里头，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使人昏昏欲睡，便是一例”。[7]对于载道文学，俞平伯嗤之以鼻:“可笑千年来的文章道统，不过博得几种窠穴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为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谓圣贤皇帝开山祖师之流，他们的意见并不容易猜，„„那就自然而然的会落到一个圈套里，叫做窠穴，或叫滥调”。[8] 与此同时，俞平伯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的文学的坚决提倡者。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他已公开宣言:“好的文学好的诗，都是把作者底自我和一切物观界——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他后面边所隐着的是整个儿的人性，不是仅有些哲学家科学家分析出来底机械知识。他何能再关心世上对于他自己底态度,”[9]他以为:“如果要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10]他提出:“自我不是整个儿的，也不是绝对调和的。有多主面的我，就得有多方面的诗，这是平常而正当的。‘在不相识不相妨的路上，自然涌现出香色遍满的花儿底都～”[11]细细推敲这些言论，不难发现其要点有三:第一，文学是人性的自然流露。第二，人性内涵是复杂的，不能苛求圆满。第三，既然要做真的文学，就必须任情任性而为，不必顾念世俗的议论。为此，俞平伯曾特别声明:“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一个却占有了内心啊”。[12] 正是这种独立不倚的文学观，这种对文学表现真的人性的坚定信念，构成俞平伯散文洒脱之风的创作前提。为了真正占有“内心”，俞平伯坚持在散文中“说自己的话”，为了求得真的文艺，他并不计较出现在作品中的自我是何种形象，会引起他人的何等议论，只是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态度，言必由衷，称意而发，以求“勉放我细弱的声音，呼醒这沉寂极了的文艺界底迷梦”。[13]由此，俞平伯散文独具一种舒卷自如之意:战士意气有之，绅士情趣有之，儒雅之风有之，世俗之味有之。无论是初期的写景之作《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还是此后平实朴淡的《城站》、《清河坊》、《打橘子》、《穉翠和她的情人的故事》，乃至《陶然亭的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处处表现着作者对自然人性的大胆追寻，又处处流露着对世俗人生绅士化的尽情尽意的享受:春晨来时匆匆，去时局促，“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怅惜绯红的姚治尽成虚掷了呢”;遥望桃花下的轻阴，他深情呼吁:“正在春阴里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你们自珍重，你们自爱惜～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而桃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春归一度，已少了一度”。[14]而到《清河坊》里，这心绪就来得更为分明:“天下惟有盛年可贵这是自己证明的真实。梦阑酒醒，还算什么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梦之中央。我们的脚步踏在土泥或石上，我们的语笑颤荡在空气中，这是何等的切实可喜。”于是，无论身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还是荡舟秦淮河上，抑或冬日欣欣然偕友人前往陶然亭赏雪，俞平伯在浮世人生觅求着“闲闲的意想”，“寻诗的闲趣”，希望“重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甜酒”，“俯拾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贪恋着“圆足的醉，圆足的恋，圆足的颓弛”，让俗界的繁华喧嚣“添我们以幽甜”。 这中间固然清晰可见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意趣，但同时也表现了启蒙时期的知识者对世俗人生的执着之情。一方面，他如历代文人墨客一样，不免“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怅惘，感慨着“昔之以梦犹真者，今且以真作梦”[15]，另一方面他又绝不缺少直面人生的潇洒、勇健:“微吟是不可的，长叹也是不可的，这些将挡着幸运人儿的路。若一味的黯然，想想看于您也不大合适的罢，„„只有跟着时光老人的脚迹，把以前的噩梦渐渐笼上一重乳白的轻绡，更由朦胧而渺茫，由渺茫而竟沉消下去，那就好了～”[16]洋洋洒洒姿意而行的散文篇间 章他不无洒脱地笑对人语:“四序如环，浮生一往。打开窗子说，春只是春，秋只是秋，悲伤做啥呢,”[17]与此同时，他又鼓励人们勇敢前行，“人之一生，梦跟着梦。虽然夹着书包上学堂的梦是残了，而在一脚踏到社会这一点看，未必不是另外一个梦的起头，未必不是一杯满满的酒，那就好好的喝去罢”。[18]待到30年代，他更明确提出:“我们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应该可以有一种态度，一种不必客气的态度”，这“不必客气的态度”就是“自爱”、“平和”、“前进”、“闲适”，他说:“唯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唯有更前进”。[19]在此，俞平伯将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的“自爱”、“平和”、“前进”，与分明属于传统文化的“平和”、“闲适”和谐地融为一体，也许有人认为这里缺少战士的搏击，勇士的呐喊，然而俞平伯正是以这种真实、自然的人性抒写，以其“一面在直接发挥作者的身世之感，一面又在间接映现所谓时代心”[20]的骨肉停匀的作品，使得身处时代交接点上的知识分子倍感亲切，赢得广大读者的信赖和欢迎。 二 当然，仅有一个洒脱的前提而无作者本身潇洒自然、随缘任意的人生态度，要想做出洒脱之文也是不可能的。作为俞平伯散文洒脱之风的核心而存在的，正是反叛传统，认同俗世的人生观。 这一人生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为禅宗佛理。恰如胡适当年评论俞平伯诗作时说，俞做诗的时候，“偏要想兼作哲学家”[21]。仅从字面上看，俞平伯的散文已然充满以禅心禅意为特色的哲学思考。收于《燕知草》的第一篇散文作品《湖楼小撷》中，面对湖山作者禅心顿生:“强自嘲地说，以湖山别无超感觉外之本相，故你我他所见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它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异而幼现其色相，至于亿万千千无穷的蕃变。„„如捏着本体这意念，则它非一非多，将无存所在;如解释得圆融些，它即一即多，无所不在。佛陀的经典上每每说‘作如是观’实在是句顶聪明的话语。你不当问他，‘我将看见什么,’你当问你自己，‘我要怎样看法,’你一得了这个方便，从污泥中可以挺莲花，从猪圈里可以见净土;„„”尤为有趣的是路遇西冷桥上手执桃花卖甘蔗的女孩，作者也忍不住要阐发其中的禅意:“她并执桃蔗，得何意境,蔗根可嚼，桃花何用呢,„„这些是我们所能揣知的吗,”此外，无论是在《清河坊》，还是《眠月》、《陶然亭的雪》等其它散文中，时时可见俞平伯的禅理之思:“暮色苍然而下，飒飒的细点儿，渐转成牵丝的‘长脚雨’，早把这一天走过的千千人的脚迹，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洗涮个干净。一日且如此，何论旬日;兼旬既如此，何论经年呢～ 明日的人儿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看见吗,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云如斯;云水天心，‘人’却多了一种荒唐的眷恋，非自寻烦恼吗,”„„“身处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我月华所笼络包举，虽皎洁而不睹皎洁，虽光辉而天有光辉。不必我特意赏玩它，而我的眠里梦里醉时醒时，似它无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没着在，故即使闭着眼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气实渗过，几乎洞彻我意识的表里。它时时和我交融，它处处和我同在，这境界若用哲学上的语调说，是心境的冥合，或曰俱化。” 值得注意的是，遍查俞平伯生平史料，不曾发现先生信仰佛学的多少依据。因此，我们只能这样推断，乳名“僧宝”的俞平伯是自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禅宗哲学，并在面对现实生活时使它成为自我的精神支柱。 事实正是如此。首先，就历史传统而论，禅宗人生哲学浸润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那种重视现世的内心自我解脱，尤其注意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和超悟的人生意趣，其实是对温柔敦厚，切于人事的儒家世界观构成了一种悄悄的反叛，使他们学会在尘世俗氛中超越尘世俗氛的方法，同时也构成他们出世与入世同在的心理结构的二重性。出身于士大夫世家的俞平伯自然而然地从小受到这种独特心理结构的影响。更何况晚清以来的众多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面向宗教寻找慰藉，同时也寻找思想武器。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都对佛学思想表示了极大兴趣。他们一再著文倡导:“佛法以救度众生为根本，以檀波罗 蜜为首义”， [22]鼓吹“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以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23]张扬佛学中的积极进取精神，表现了启蒙时期思想家的战斗性，这不能不影响到年青的俞平伯。 其次，就现实处境来看，五四时期正是一个张扬“自我”的年代，禅宗那种强调“本心”，尊重个人思考的权威性的理论，那种呵佛骂祖、否定外在经典桎梏的风气，对打开现代知识者心灵与情感的闸门，激扬出一股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思潮均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禅宗又具有将外界物象视为内心寄托，以内心世界的主观幻象包容并改变外界物象的方法，更使身处大变革、大动荡之中、目睹了许多人生黑暗的中国现代知识者得到了心灵的安慰，所有这些，都构成俞平伯接受禅宗思想影响的可信因素，也使我们得以走进俞作禅宗佛理的深处，认识先生这种任意洒脱的人生观与五四时代风的自然契合。 漫步俞平伯散文之间，禅宗哲学那种“我心是佛——我心清静——依心行动——适意自然”的宇宙观、时空观、生活情趣，点点滴滴从先生笔下渗出，自成一片满蕴着人间气息的洒脱自如之境。行进其间，我们当看到身处中国多事之秋的俞平伯是如何努力以平常心对待人生种种变故:“近来时序的迁流，无非逼我换了几回衣裳;把夹衣迭起，把绵衣抖开，这就是秋尽冬来的唯一大事。至于秋之为秋，我之为我，一切之为一切，固依然自若，并无可叹可悲可怜可喜的意味，而且连那些的残痕也觉无从觅呢。千条万派活跃的流泉似全然消释在无何有之乡土，剩下“漠然”这么一味来相伴了。”[24]仔细品嚼，其间不乏苦涩，但更多不为物喜、不为己悲，随缘即应的淡然出世之心:“风霜花鸟互为因缘，四序如环，浮生一往。打开窗子说，春只是春，秋只是秋，悲伤作啥呢,”[25]然而，曾经高扬“五四”旗帜的一代人是不会轻易退出尘世人生的，佛禅那种参透人生又不撇弃人生的思想哲学恰恰符合俞平伯这类知识者的需要。一方面执着于人生，一方面又将人生看破，这就构成俞平伯极富禅机的生活观:“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26]身处纷华乱世，先生以精神解脱寻求心理平衡，恰如禅语所论:“本身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等等”。[27]“用妙者，动寂俱妙，心真者，语默总真，会道真，行往坐卧是道”。[28]为此，俞平伯十分注意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从大自然的陶冶欣赏中获得超悟，因而他的散文不大有迷狂式的冲动和激情，有的是一种体察细微，幽深玄远的清雅乐趣，一种宁静洒脱的心境。 《城站》与《清河坊》是两曲参悟人生的俗世之歌。“山水是美妙的俦侣，而街市是最亲切的”，俗界之人谁能干“索索于我们的归宿”,俞平伯一笔笔地勾勒着游子归乡的情景，那不是迈向家门急切的脚步，不是“近乡情更怯”的犹豫，而是对走近家门那一刻的人生喜悦的细细品味:“我也喜欢夜深时踟蹰门外，闲看那严肃的黑色墙门和清净的紫泥巷陌。我知道的确已到了家，不忙在一时进去，马上进去果妙，慢慢儿进去亦佳。我已预瞩有明艳的笑，迎候我的归来。„„从车安抵城站后，我就体会到一种归来的骄傲，直到昂然走入自己常住的室为止，其间虽只有几分钟，而这区区的几分钟尽容得我的徘徊。彷佛小孩闹了半天，抓得了糖，却不就吃，偏要玩弄一下，再往嘴里放。他平常吃糖是多么性急的;但今天因为‘有’得太牢靠了，故意慢慢儿吃，似乎对糖说道:‘我看你还跑得了吗,’在这时小孩是何等的骄傲，替他想一想。”认同俗界生活的温馨安谧，自然也就认同了令许多人想起来就“头晕”的喧阗的市声:“城站无异是一座迎侯我的大门，距她的寓又这样的近;所以一到了站，欢笑便在我怀中了。无论在哪一条的街巷，哪一家的铺户，只要我凝神注想，都可以看见她的淡淡的影儿，我的渺渺的旧踪迹。”“我追念某地时，山水的清音，其浮涌于灵腑间的数和度量每不敌城市的喧哗，我们大半是俗骨哩～”与《坛经》所说“立处皆真”、“平常心是道”相吻合，俞平伯以为人生“似应有一种极平淡、极自然的境界”，“唯平淡自然才有真切的体玩”。[29]他的作品也恰恰表现了这种混迹凡俗、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当年临经慧照禅师曾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眠”，[30]仿佛正是与此相映照， 俞平伯散文主张:“我们有些日常生活，饮食言动间，只觉得它舒服，不曾问它通不通;通不通是向来没有的，我吃我的冰激琳，你喝你的热开水，不但大家都无舒服，而且大家都会对的”。[31] 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俞平伯这种对俗世人生的肯定正与五四时代“唯庸夫俗妇才识得真理”的平民意识相一致，与新文学倡导的“人的文学”相呼应，这就使他的作品不仅具有禅理，同时富有时代风采。他赞美平民的“月亮观”:“月亮起来，纳头困倒;到月亮下去，骨碌碌爬身起来。凡这般眠月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永远不用安眠药水的。我有时也这么睡，实在其味无穷，名言不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岂不很好。管它月儿是圆的是缺的，管它有没有蟾蜍和玉兔，有没有娇滴滴梅兰花式的嫦娥呢。”“碧天银月亘古如斯。陶潜、李白所曾见，想起来未必和咱们的很不同，未来的陶潜、李白们如有所见，也未必会是红玛瑙的玉皇御脸，泥金的兔儿爷面孔罢。可见‘月亮怎么啦～’实具颠扑不破的胜义，岂得以老妈子之言薄之哉～”[32]他一再肯定“人”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暗淡又将如何呢,„„一言以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落于渺茫了。在此我想注释我在《鬼劫》中一句费解的话:‘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33] 三 思想情趣作用于艺术形式，俞平伯在他的散文中创建了一种类似明代公安派小品的“口不择言，言不择事”，任情任性的艺术风格。 这相似主要表现在共有的对于传统文学体制的反叛，恰如周作人所说:“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传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的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表现”。[34]关于这一点，朱自清也曾经作出说明:“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尔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35] 确实，俞平伯散文的洒脱不羁之风自有独特之处。他常常以文言成篇，不讲究篇章布局，有意忽视景物描写，都曾引起人们的不满与不解。正如朱自清指出的:“至于这种名士风是好是坏，合时宜不合时宜，要看你如何着眼;所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36]现在，我们试将俞平伯之作置于半个世纪的独特历史环境中，置于其独有的人生哲理间，当可看到这三种特色均是可以理解，并应当予以肯定的。 首先是以文言成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俞平伯的文言散文曾受到严厉指责。1980年，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一书中指出:“俞平伯有时候干脆用文言撰写像《重刊〈陶庵梦忆〉跋》(1926年)之类的小品，这就非但在思想内容方面落后于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且在形式上也完全是模仿旧文学了。这对于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传统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倒退。”然而俞先生却似乎不以为然。1984年11月，荒芜《纸壁斋集》出版，俞平伯为之题记，认为:“五四以来，新诗盛行而旧体不废，或嗤之为骸骨之恋，亦未免稍过。譬如盘根老树，旧梗新条，同时开花，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以批判为心骨，以词藻为羽翼，取材多方，不拘一格，清词隽语，络绎而来，名为旧体，实是新声。”此言是他为荒芜所作，但也不妨看作他对自己六十年来文言之作的有力辩护。早在1920年《草儿》与《冬夜》问世之时，俞平伯就曾经郑重宣告:“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37]推崇一种任意自然，敢于在一个流行性的社会里，“特立独行”的创作之风[38]。确实，翻检俞平柏半个世纪以来的散文作品，文言之作虽占据相当比重，主要依据的原则却是发诸自然和 旧体新声。一般来说，序跋旧体文喜用文言，如《积木词》序、《重刊〈陶庵梦忆〉》跋等等;思乡怀古，表现古今文人共有之情时用文言，如《江南二月》、《山阴五日记游》、《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小记》。今日读来，其序跋之作古风盎然，与原作相依相凭，却又真情毕现，新意迭出:20年代跋《陶庵梦忆》，他借古言今，抒发的是彼时彼地自身之感慨:“作者国破家亡，披发入山„„然彼虽放恣，而于针芥之微莫不低徊体玩”，俨然一片爱国之心，又一片人情真味，真切体现了2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心绪。80年代序德译本《浮生六记》，则于史传文学独发己见:“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虽曰两端，盖非二义。其闺房燕昵之情，触忤庭围之由，生活艰虞之状，与夫旅逸朋游之乐，既各见一书，而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之冲突，往往如实反映，跃然纸上，有似弦外微音，实题中之正义也。”与此相映成趣，先生文言思乡怀旧之作千折百转，情意绵绵，虽称“自己写着玩玩”，细读却能感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一致。《江南二月》得于太平洋上，“舟居奇寂，云海以外无故人，而江南之物山川时来梦寐之间”，文中“去时骢马声萧萧，归来踟蹰上板桥“微阳畹晚客来迟”摇落鞭丝马不知”等句，立时令人如见一位通身满溢中华书卷气的归来游子。此外，《山阴五日记游》以文言刻绘山水，极尽其妙:“潭水深明浓碧。石壁则黑白绀紫，如屏如墙，有千岩万壑气象，高松生其间颠，杂树出其。„„细雨飘洒，石肤弥润„„舟行其中，石骨稜厉，高耸逼侧，幽清深窈，不类人间”。也许同样的描写完全可用白话，但主人公自身那种传统审美意趣却唯此才表现得酣畅淋漓。同年5月，俞平伯在《〈杂拌儿〉自题记》里提到，他宁可任人指责此类文字为“骸骨之恋”，是“落伍”之作，“反正我也管不了”，也总由它吧”。需要提起注意的是，《杂拌儿》出版于1928年，正值无产阶级文学倡导之际，俞平伯这种但求真情真性的洒脱之风，越发显出“特立独行”的勇气。 其次，是行文篇章结构的散漫。1923年，俞平伯在《重刊〈浮生六记〉序》中指出，“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他赞美沈复那种“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的创作态度，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散文写作。翻阅俞平伯作品我们当可看到，其中许多篇章可说是信手信腕，不拘一格，思之所至，笔之所到。类似“离题已远，快回来罢～”“不跑野马，在月言月”一类句子时时可见，常令人忍不住笑想，此类文词出现时，作者的“野马”实在是已经跑回来了。但仔细揣摩，他对文章做如是处理又确有依据。其一，这种大胆的跑题行为，在当时情况下，是对讲究“起承转合”的传统文章体例的勇敢挑战，在新散文与旧散文分庭抗礼之时，有助于形成一种与旧散文之严整有序井然不同的崭新风气。其二，俞平伯散文结构的松散还与其哲学思想有关。恰如前文所言，先生之作留有明显的禅宗思想影响，而禅宗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它抛弃一切逻辑思维语言的束缚，进行大跨度的跳跃。俞平伯散文正是如此，其思路常常由东到西由天到地，飘忽不定，无边无际，往往出现古今万代同时登场，东南西北万象纷呈的局面，然而，在朦胧一片，交叉纷纭中，“心”与“意”仍是唯一的主宰。仅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例，作者行文枝蔓虽多，忽而言及波光灯影，忽而论及佛学哲理，忽而说到河上人事，但归根结底其心其意只在表现先生彼时彼地地似醉非醉的心态。再如《清河坊》，乍读颇有散乱之感，叙议迭出，名为“清河坊”，却又声明“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于是，作者从人与外缘的关系，说到杭州的车夫，又从男人女人买东西之不同，说到好吃的油酥饺，最后论及人生的实在性。但是读过之后细细琢磨，又不难体悟其间浓浓郁郁地积存于清河坊一类俗世人间的真性情，那种对于人生的“淡如水的一味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