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对权力逻辑的批判

布尔迪厄：对权力逻辑的批判 当前位于:首页 >>学术 >>思想文综 今天是:2003年11月15日 星期六 布尔迪厄:对权力逻辑的批判 汤祯兆 去年初法国重要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逝世，中国的传媒除了极少数的人文杂志外，大都没有任何反响。最近有机会看到他的《防火墙》中译本，其中的社会关怀精神令人非常钦佩———和萨伊德一样，他同样以左手从事个人专精的人文研究，同时又以右手写社会关怀的文章，和普罗大众互通生命气息，来处理及反省民生问题。 裁员骗局 他笔下关心的议题，由社会上整体性的失业风潮，乃至背后全球化的影响，大部分都和我们所面对的息息相关。但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总是尝试从更深层去审视问题，从而揭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而非就事论事作所谓人民喉舌式的情绪反应，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他深知这只会培养大众的反智倾向，最终吃苦头的亦会是大家，对社会进步毫无裨益。 正如他检视在全球性的失业风潮下，除了应用了不少政治修辞以作包装外(如裁员变成“瘦身”)，更重要的事实是大企业通过和传媒的利益关联，把不少民生困扰处理成一种“经济必然性”，又或是解释为结构性重组，从而让人安心接受被裁的命运。事实上，他在研究不少所谓经济的重灾区中，都发觉有不少企业其实仍有显著的资本增益，但受雇者的薪资却已长期停滞乃至不断下调，情况就如香港的大企业也可在整体经济失衡的状况下，坚持以“合理利润”的免死金牌来进行合法剥削。 这种刻意制造受薪阶层不安全感的手段，实际是一种“政治意愿”，以强化企业家的利益，同时减低工人讨价还价的反抗能力(营造了随时解雇任何人都合情合理的社会气氛)。有人以“弹性剥削”来形容这种状况，有趣的是其实政府也是被大企业牵着鼻子的傀儡，但又不得不作补救性来安抚人心，结果只会好心做坏事，令失业问题更趋严重。正如他留意到的所谓提高人民的学历水平，往往只会加速学校文凭的贬值，而且学生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距也愈来愈小，于是政府只会陷入作茧自毙的困局中。 另外，他也是传媒工作者不客气的批评者，尤其看不过眼当局者的双重认知状况。其实媒体从业人员均非盲目无知，只不过安于在他们所操控的媒体工具中牟取最大的利益，而同时又往往对外展示具说教意味的论析，但对自己则以非常宽容的理论观点来求自保，结果只会加快令人民对媒体失去信心的过程。 百货公司的屋顶 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刺激，大师的理论对文化文本的分析也甚具启发意义。以日本的游园地文化为例，透过影像文化与大师理论的对读，可以有更深入的考察作用。 游园地的文化据一些日本通俗文化的专家如川本三郎所云，是于昭和20年代(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换句话说，乃在战败后约10年左右的期间，因为人民的生活开始稍为安定下来，于是才有一家大小到游园地轻松一下的心情。 在那个年代，真正成形的游园地还未出现(现代游园地的形象确立仍须待后乐园于1955年开业后才固定)，大部分仍以百货公司的屋顶作替代物。正如川本三郎所言，负起游园地功能的百货公司屋顶，让母亲可以携同孩子出游，且于午膳后可到屋顶的机动游戏角落嬉玩，几成为战争已完结，和平重新降临的象征。 百货公司的屋顶游乐场，自那时起至少已具备三重的象征意义。其一是作为特殊新颖的景观，作为一观众不难理解的“外物”，以带来视觉上的刺激。其二为幸福的浪漫舞台，千叶泰的《下町》(1957)描述山田五十铃带着儿子与货车司机三船敏郎的约会，正好选择了浅草的松屋百货公司屋顶游乐场为舞台。而约会的前一天，三人均紧张到睡不着，而约会的一天更加是幸福的最佳象征。其三为纯真未泯的圣地，川本三郎提到川岛雄三的《炸猪排大将》(1954)，正好以饰演医生的佐野周二为主角。他同样于浅草松屋百货公司的屋顶遇上昔日恋人几野道子。女方已结婚，且带上了已是小学生的孩子到来。善良的佐野周二更买了不少礼品给孩子，且带他到游乐场嬉玩。由此可见，屋顶游乐场一方面负起正规游园地出现前功能上的过渡作用，同时也为建构游园地的文化意涵打好基础。 《人狼》的疑问 2000年的日本重头动画作品《人狼》，于游园地文化上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方向。冲浦启之导演、押井守编剧的《人狼》，以昭和30年代为背景(1955,1965)，但处理的是另一重的想象历史，企图把当年的东京塑造成一个在极权主义阴影下的都市，利用“首都警CAPO”、“积陀”(游击队)、“自治警察”等各单位的对立冲突，来突出权力斗争下人性如何被泯灭，从而显露出日本人集体主义思维的可怕潜力。 不过正如田中千世子的论评中提及的那样，它基本上是一首狂想曲(fantasy)，与现实世界有一定距离。而导演冲浦启之也承认尽管已尽量对昭和30年代作历史考察，但想象构筑的地方却也不少。既然如此，我登时产生的疑问为:在《人狼》里，为何伏一贵(“首都警CAPO”的卧底“人狼”)和“小红帽”雨宫圭的落难相交，为何要锲而不舍地屡次以百货公司屋顶的游乐场作主要场景呢,在从众多现实世界取舍的元素中，为何百货公司楼顶的游乐场为必要之物,而且再度成为男、女主角的“纯情”之地。 文化的“生存心态” 对于今年33岁的冲浦启之来说，屋顶游园地明显不是他个人历史以内的物。但作为一种文化上的集体童年意识，游园地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狄云图(MicheldeCerteau)在《行于城市》中，以拉康(J.Lacan)的童年镜象理论，引申出在城市中游走乃快乐行动的想法来。他认为在城市中去穿梭空间，正等于重复童年的快乐及宁静的经验;换句话说，即于某地中成为他者。把童年经历和地理空间扣连在一起，其实不囿于物理意义上的个人经验，而且牵涉到文化层面中的集体意识，这方面布尔迪厄有深刻的论析。 布尔迪厄提出“生存心态”(habitus)及一套禀性系统(systemofdispositions)，用来组织个人去行动及反应，也就是人类知觉的基础，一切行动均由此衍化。正如罗斯(CeliaLucy)的分析，“生存心态”主要于童年时成形，通过家庭及学校的教导，来把一系列的物质条件加以内化，因此便成了一己的品味建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生存心态”乃包含面部表情、饮食方法、说话腔调，乃至走路姿势等等，反映出主体的社会经验框架。 回到游园地的套用习惯中去，对大部分日本导演来说，它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集体潜意识。无论于自身经验中曾体味与否，也可自然而然地融入作品中成为一重要元素。当然这一套用也包含“挪用”的成分，即亦以重新诠释来予以意涵上的拓宽。当中正好呼应了布尔迪厄的看法:他曾把“生存心态”(habitus)和“习惯”(habit)加以对比:习惯乃自发、重复及机械性的，而“生存心态”乃生成、衍化和非复制性的。由是正好说明了游园地文化中于今时今日仍可不断衍化的生命动力。 是的，布尔迪厄的逝世在中国确实没有激起太大的回响，不过他积极介入社会的热情，冷静清醒的目光以及敢于挑战权贵的发声勇气，恰恰是我们这个年代最需要的人文素质。 《防火墙》，布尔迪厄著，台湾麦田版2002年 《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 -------------------------------------------------------------------------------- 延伸阅读 到读书论坛交流 写信谈感想 关闭窗口 当前位于:首页 >> 学术>> 思想文综 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编辑:绿茶 薄荷E-mail:book@peopledail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