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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至清朝、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2017-09-17 41页 doc 123KB 8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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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至清朝、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唐朝至清朝、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唐朝至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隋朝被唐朝逐渐取代之后,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汉朝时期的巨大成就,人数众多的国家渐渐回到了中国这片沃土之上。随着唐朝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到达鼎盛时期。国家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大。经济发展自不必提,但是一场安史之乱又将本来充满希望的中国变得七零八乱。安史之乱远超乎后人对它的想象。安史之乱直接导致了盛唐的溃败,一直到宋朝全国总人数才和汉朝时期的总人数得以互相抗衡。 本以为在宋朝这个巨大的帝国建立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万国来朝,但是由于宋朝并不在意军...
唐朝至清朝、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唐朝至清朝、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唐朝至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隋朝被唐朝逐渐取代之后,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汉朝时期的巨大成就,人数众多的国家渐渐回到了中国这片沃土之上。随着唐朝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到达鼎盛时期。国家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大。经济发展自不必提,但是一场安史之乱又将本来充满希望的中国变得七零八乱。安史之乱远超乎后人对它的想象。安史之乱直接导致了盛唐的溃败,一直到宋朝全国总人数才和汉朝时期的总人数得以互相抗衡。 本以为在宋朝这个巨大的帝国建立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万国来朝,但是由于宋朝并不在意军事方面的提升,使本来丰盛的社会果实被挥鞭南下的成吉思汗夺取。中国仅仅几百年的文化繁荣和社会昌盛,立刻变成了泡影。“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这句话,不少学者都提到过。而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是“汉朝”时代的汉族人了。 由于元朝的统治,使本来的汉民族死伤大半,留下的多为蒙古族的血统,长着显着蒙古族的宽眉骨,细长眼睛。“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只有后世来诉说。 到了清朝,同样是外籍统治,但是已经被深深地汉化了。民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比较短暂,暂时放在下一张里,和中国建国后同样并重。历史和小说都对这段蒙古族与汉族之争津津乐道,而今,将要介绍宋朝是如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盛的国度, 一、 唐朝时期的经济发展——君主放权 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618年由李渊建立,定都长安(今西安)。627年,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唐高宗以后,武则天一度迁都洛阳15年以周代唐(690-705年),史称武周,705年唐中宗恢复大唐国号,还都长安。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开创了全盛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国力日趋衰败。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唐朝共历289年,20位皇帝。唐朝声誉远及海外,与南亚、西亚和欧洲国家均有往来。 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唐诗、科技、文化艺术极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人口数8000,9000万(755 量: 年) 中文名唐朝 主要民称: 汉族、突厥、回纥 族: 英文名Tang Dynasty 主要宗称: 道教,佛教 教: 简称: 唐 国土面1251万平方千米(669所属洲: 亚洲 积: 年) 首都: 长安、洛阳 政治制三省六部制 度: 主要城会稽,成都,洛 市: 阳,太原等 选官制科举制 度: 货币: 开元通宝 监察机御史台 政治体构: 君主专制政体 制: 文化形唐诗,壁画,雕塑等 国家领李渊,李世民,李式: 袖: 隆基等 重要人房玄龄,李白,安禄 物: 山,朱温等 1.唐朝的概览图 唐朝的文化、、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唐王李渊于618年6月逼隋恭帝禅位,取代隋朝,建国唐朝,设京师为长安(今陕西西安),唐高宗显庆六年后设东都洛阳,武后光宅元年(684年)改东都为神都并设北都太原,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恢复旧制。 唐朝全盛时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那时的新罗、高句丽、百济、渤海国和日本等周边属国在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在唐朝的前 半叶,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唐朝的后半叶,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土地、盐铁、赋税制度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的缓慢变化,藩镇割据势力的壮大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2.土地所有制改革带来的——均田制到两税法,从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 均田制,即封建王朝将无主土地按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 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让本来土地只属于地主的情况变得有所改观,农民有了希望,寄希望于耕田世代之后拥有自己的土地。一方面,使社会稳定,农民更加积极地附着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上面。另一方面,使国家安定,一些新的田地由于已经属于国有,同时农民有耕种权,所以使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帮助君主拓宽领土,真正的占有国家的土地。均田制有一定的正义性,但是实际上依旧是为了古代君主而服务的制度。 北魏初年,鉴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制并开始执行。北魏至唐前期都推行均田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后来的隋朝和唐朝初期仍行此制,在唐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实行的基础——土地国有制破坏严重。 均田制被废止。均田令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开创性措施。这一制度对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 唐初实行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凭借这些土地,可以承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并维持一家生计。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但是在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到天宝年间,户税钱达二百余万贯,地税粟谷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这就使得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建中以前,已有多次试探性的或局部地区的赋税改革。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帐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租、庸、调的征税原则。不过没有贯彻下去。永泰元年(765年)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别有科率。”但是在同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请夏麦每十亩官税一亩,企图实行古代的十一税制,实际上是加重地税。到大历四年(769年)又先后有几次关于田亩征税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规定是京兆府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分夏秋两次并且按亩积和田地质量征税,都是试行的新原则。与此同时,在广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开始征青苗地头钱,按垦田地积,每亩征税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积科税,不过是征钱而不是征租。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是唐德宗时代宰相杨炎所创之税法。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 次征税,是为两税法。因为武周末年均田制颓萎,唐初的租庸调法早已不适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将物品改为金钱,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商业经济。为什么这样说,本来征收实物的农民为什么要开始征收他们本来从官手里拿来的钱呢,这说明当时的商业以钱为基础已经非常明显。另外,国家有了钱这个命脉,可以去做的事情更多,再回来购买老百姓手中的事物和粮食、劳动力,都是可以的。 建中元年(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 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按九等分摊),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7)如在两税外擅自加征者,以违法论处。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不少:(1)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2)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3)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 ,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 尽管如此,两税法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两税法的“舍人税地”使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并且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两税法以土地资产纳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此后八百年,直到明代末年实施一条鞭法以前,两税法都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税制。 两税法的深远影响是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3.唐代民生概况——唐三彩、城市 唐代的城市商品经济处于成长的胚芽时期。长安、洛阳、苏州、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一定地域内的商业中心。唐朝国内交通在当时世界上是十分发达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道路遍布全国。水路交通则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为主。全国共有驿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一百六十六所。商人用于存放商物的邸店因其利润之高,在交通枢纽周边发展开来。自中唐开始,由于大批士绅与工匠南迁,长江流域商业城市发展快速,国家的经济财政亦仰赖南方的补给,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而江南最大城市、江南东道治所苏州的繁华程度在中唐末期时已逐步超越 扬州和洛阳,在全国仅次于长安,成为整个中国南方唯一的、最高等级的州——雄州,有“甲郡标天下”之说,即所谓“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此外杭州、湖州等地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而坊市分开的制度在苏州、扬州等商业城市被打破,还出现了夜市。 唐代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丝、麻为主要纺织对象。河南道的绢,江淮的布都是其中的上等品种。唐朝的丝织品广泛沿用北朝的蜡缬法染色,并先后研发出夹缬、绞缬两种新染色法。织品图案亦受西域胡风影响体现出少许波斯风格。白瓷的精细,唐三彩[注 8]的数量可以证实当时陶瓷业之发达。唐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表现了当时对施釉技术的熟练掌握,虽是随葬物品,但制作精致,取材涉及唐代社会上下的方方面面。金银器制造业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术,采用灰吹法达到很高的金银纯度。淮南扬州出产方丈镜、江心镜等上等铜镜。中唐时,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纸业和造船业:民间普及饲养桑蚕,开辟用竹造纸,制造人力脚踏轮船。越州越窑烧制出的秘色瓷是晚唐南方陶瓷业的杰出代表。 中唐之后,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遭受破坏,而淮河以南地区遭受战乱的破坏相对小得多,所以淮河以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就在之后的稳定发展之中超越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唐时淮河以南的土地大量开垦及大修水利,插秧移植水稻,使江淮的粮产量大幅增加,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白糖的制造始于唐代,北宋以后长江以南各地种植甘蔗。种植贩运茶叶的发展形成了南方经济的一大收入。饮茶的习俗,从南方传到北方,逐渐普及。南方的茶叶,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各地,至吐蕃、靺鞨国,甚至远及大伊朗大食。然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 正月,盐铁使张滂奏请在主要产茶州郡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在中唐以后成为国家的重要收入,因此在历史上成为正式建立税茶之始。 4.唐代的金融贸易——钱帛兼行和银行的初期模型 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与此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品的总称,包括锦、绣、绫、 金属罗、绢、絁、绮、缣、?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初期,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较好地适应了小额商品交易的需要。但随着贞观末期,尤其是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现在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等缺点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货币的职能趋于衰退,商品交易趋向喜欢使用更高一级的铜钱作中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铜钱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营铸币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铜钱短缺的日益加剧,又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的私铸和滥铸,造成了物价波动、货币流通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混乱,对国家财政制度造成威胁。 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注 10]。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中唐时期的繁荣。唐末,藩镇战乱连绵,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5.生产力的提高 唐代农业生产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开元年间发明了曲辕犁,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统治权扩大到全国,在之后稳定的一百三十年之中,仅见 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总计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安徽镜湖、山东窦公渠、山西文水、河北三河、四川彭山、湖南武陵等。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总耕地面积达到800万顷{折合今市制为6.968亿市亩耕地,[隋世祖大业五年(609年)总耕地面积是5585414顷,折合今市制4.374亿亩耕地]}。农业工具的进步以及水利工程的发展促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天宝八载(749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五谷的丰盛直接体现在唐初各地户口与垦田数量的超前增长。 6.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 在军事上,军力强大是唐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唐朝统一了隋朝末年军阀割据的中国。唐太宗、高宗、武后。在位时又远征东西两突厥,灭高昌、收其地为州县,灭高句丽和百济并在白村江战役打败日本援军,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征战。当时唐朝在亚洲军事制度,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都是这些战绩的基础。唐玄宗时唐朝的势力与来自现在阿拉伯、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黑衣大食的势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结果后来唐朝因安史之乱在军事上全面收缩,中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中亚。接踵而至的藩镇割据导致华北地区经济萧条。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改为征兵制和募兵制。安史之乱中,临时代府兵制而起的扩骑并不能抵御与节度使的兵力。唐朝在军事上失势: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回纥、吐蕃、南诏犯边。但在晚唐会昌二年唐军击破回鹘那颉啜部,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那颉中箭,透驼群潜脱,乌介获而杀之)。 那颉啜逃遁,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挟战胜余威,张仲武派大将石公绪兵进契丹、奚两部,尽杀回纥监使八百余人,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会昌三年唐军在阴山之巅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回鹘十三部,安定 了北部边境。763年吐蕃军曾经占领长安十五日,但不久就被郭子仪驱逐。此后唐朝与吐蕃进行了近百年的拉锯战,咸通七年(866)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 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 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 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南诏军一度占领安南。次年春,唐军收复安南。此后,唐与南诏在安南进行了数次交锋,至咸通七年,唐终于将南诏军全部驱逐出去。干符二年,唐天平节度使高骈在大渡河击败南诏军,擒其酋长数十人。南诏自此不再寇扰西川。唐天复二年南诏灭亡。 二、 宋朝时期的经济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并行发展,金融的 出现 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分为北宋和南宋。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两宋300馀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 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 1279年,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厓山海战后,宋朝彻底灭亡。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两宋时期民族融合和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对外交流频繁,文化艺术发展迅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1. GDP经济数据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据研究,北宋时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而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中国GDP总量为2286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这是中国GDP占世界比重最高峰。北宋时中国人均GDP为228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人均GDP为427美元,而1820年清朝时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当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GDP为1,250美元。 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详见宋朝科技),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250万增至大观四年(1110年)的1亿1275万。 2. 金融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 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3.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 会子 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 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4.生产力的大幅提高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 (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苏常熟,天下足”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着:王灼着《糖霜谱》。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4.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 临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庆元府(明州,今宁波)、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 宋朝瓷器(19张) 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5. 科技和学术 两宋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别的且不说,就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 活字印刷、火而深远影响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 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讲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然而,在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决不仅仅是三大发明,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如医学方面,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针炙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14]数学方面,两宋时期可谓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余年等等。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堪称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至于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两宋的成就也令人瞩目。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 6. 民生 衣:崇尚节俭——奢侈之风盛行。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 闲翻《南宋馆阁录》,南宋官员的工作条件更是了得,秘书省还设有浴室呢:“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北一间为澡圊、过道。”注文进一步说明:“内设澡室并手巾、水盆,后为圊。仪鸾司掌洒扫,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至于私人在家中洗澡更是普遍而平常的事情,特别是夏天不停出汗,一天里至少要浴身一次。宋词中,美滋滋形容夏日“晚浴”后心身舒爽状态的妙句比比皆是。因此,官署中设澡堂也不过是社会普遍风气的反映,原不足怪。 更有意思的一点,在这里,是前为浴室、后为厕所(“圊”),方便之后洗手用的水盆、毛巾是安置在浴室里,官员们如厕之后,要到浴室里完成洗手的程序,如此的空间安排,居然与现代居室当中的卫生间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啊~ 专门配备水盆、手巾在厕所旁边的浴室里,也说明,当时的人,至少有教养阶层的人,有便后洗手的习惯———实际上这一习惯早在晋代就已确立。“净纸不得狼藉”更说明当时普遍地以纸来拭秽,而且,厕所里总是整齐地备有“净纸”供前来的人使用,这样的卫生观念搁到今天也不落后啊。管理规则 也清楚而严格,要求“仪鸾司”的杂工随时维持“卫生间”的清洁,不许懈怠:浴室里,官员洗澡之后,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泥污;厕所里,坑位两旁的木板不得残留屎尿秽迹;净纸被如厕人碰乱之后,也要随时重新码放整齐;当时,洗手会使用有去污效力的澡豆,因此,用过的水盆里就会有澡豆末的沉滓,必须立刻换为清水;擦手巾一旦弄脏,也要即刻更换。这简直赶上今日写字楼里的卫生管理了~ 7. 雕琢技艺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区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 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 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着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 宋瓷 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 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造纸供应图 三、 元朝、明朝时期的经济发展——元朝官商走向明朝私营工 商业 1.“崖山之后,再无中华” ——崖山海战纪念日:夏历二月初六 宋祥兴二年(1279) 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残军与元军在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馀万,动用战船2千馀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 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太傅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 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大宋后宫及群臣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馀万人”。杨太后闻赵昺死,赴海死,张世杰葬之于海滨,亦投海殉国。宋遂亡。 易衣冠、亡天下。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明弘光政权金陵。六月初五日,多尔衮谕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通令全国剃发,“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戊子年二月初六(2008.03.13),崖山海战729周年;六月十五(2008.07.17),剃发易服363周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 “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大约此意吧。 托现代教育的福,知道崖山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我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文化低落,然而依然极端鄙视和仇恨这些文明高于他们的人群,他们始终拒绝汉化,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显然不是汉语,他们三心二意的短期恢复过中国人操练的很熟稔的科举考试,然而这种技巧复杂的运作对帝国而言还是太复杂了,而且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 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 在海边,蒙元军队把一队队百姓定期扔到海里喂鱼,在内陆地区,蒙元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百姓,发现所谓"赵,张,王,李"四大姓汉人就拖到一边杀了。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杀光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才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杀光所有的中国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让我想起《黑客帝国》中机器人对待人类的手法,将人类作为他们的电池,为那个机器人社会提供能源。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最后中国人复国成功,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他们身入宝山而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只是因为处于游牧奴隶社会阶段的蒙古统治阶层文化太低落,加上他们建立的是世界性的帝国,治下不但有蒙元帝国,还有其它的如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他们的地域超出了中国的范畴,所以蒙古人不局限于中国一个地域,他们与草原故地的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定期回到草原,无法切断与草原的脐带,不可能化身为中国人,而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残酷杀戮态度也使得他们和中国人始终对立,命中注定这个寄生的帝国无法长期骑在中国人头上。 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其后蒙元和满清交替的异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二个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间一个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丧心病狂且腐朽堕落闻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诛尽开国功臣、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刚刚血战解了京师围的袁崇焕)。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不少国外的史学家也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 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嵴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 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有宋一代,充满太多诡谲魔幻的宿命。在一波波外来专制暴力肆虐下和思想的强奸中,现代中国的民主宪政总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有宋一代几乎就是汉祚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 英国着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着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着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回到本文的题目: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今人的努力。崖山之役,应写入教科书,告知后人,华夏当有那样的气节。 2.元朝和明朝 元朝(1271—1368年)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干元”之意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中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北至北海、东到日本海,西藏 和台湾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版图。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处理政务。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后期因统治腐败和民族压迫,导致农民起义,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残余势力退回蒙古高原史称北元。 明朝(1368,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历经十二世、十六 1421年迁都至顺天位皇帝,国祚276年。明初定都于应天府, 府,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毅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亡。随后,满清入主中原,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杀,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明郑结束。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繁盛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3.元朝赋税沉重,劳役不堪 元朝赋税制度,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项。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南宋旧制,按地亩征收两税。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南方科差则有户钞、包银。但“江南包银”在元代施行时间很短。一般来说,元代的江南三省不征收包银。 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如坊正、里正、仓官及库子等。又有修城、开河、筑堤、运输等力役。差役极为繁重,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官吏收钱的名目: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要收“公事钱”等等 4.元朝官商盛行和通货膨胀 元朝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7],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可汗进入中原之初, 惨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毁坏。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 元代宝钞 期,曾打算尽杀汉人,把耕地都变为牧场,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不如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5.明朝的私营工商业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 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 6.明朝商业空前繁荣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 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 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 四、 清朝时期的经济发展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逐步统一全国。清朝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多遭列强入侵,主权严重丧失。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清朝从后金建立开始算起,共有十二帝。自此之后,中国进入了民主时期。 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1. 科技 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着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清朝皇舆全览图(部分)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 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我国的新疆地区。这两份地图,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清代的园林建筑在世界上是享有盛名的。如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周围广达三十里,拥有150多座精美的宫殿、台阁、宝塔等建筑。从康熙时开始营建,乾隆时基本完成, 圆明园大水法复原图 道光时又有所增修,前后经历一百余年,耗费白银约二亿两。“圆明园”,是由康熙皇命名的。玄烨御书三字匾额,就悬挂在圆明园殿的门楣上方。对这个园名雍正皇帝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 另外,“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并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着有《御选语录》19卷和《御制拣魔辨异录》。在清初的佛教宗派格局中,雍正皇帝以禅门宗匠自居,并以“天下主”的身份对佛教施以影响,努力提倡“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是佛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康熙皇帝在把园林赐给胤禛(后为雍正皇帝)时,亲题园名为“圆明园”正是取意于雍正的佛号“圆明”。著名的还有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北京的雍和宫等。 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有《钦定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其中大型综合性农书《钦定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乾隆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个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了坡度,降低了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京张铁路是中国人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修成的,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人口 明末清初,因为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明清之际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人口隐匿数量远大于人口损失数量,而真正人口损失最大的时期就是满洲入关之后的战乱时期,以及各种的灭绝性种族屠杀。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占领台湾,经过康雍干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数量未明确,史学家姜涛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增长到1亿;赵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 除国家安定之外,中国人口有赖占城稻与玉米、花生、马铃薯等新兴粮食作物的推广以支撑庞大的粮食需求。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正式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亿。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十九世纪时,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光绪年间又发生不少天灾,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最后加上海外移民风气日盛,因此到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维持在4亿3千万多人,与道光年间的人口数差不多。 3.财政政策——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安定,但人丁与地亩的载册数增加迟缓。一方面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够彻底,再者也由于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贫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采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这使得无产者没有纳税负担,而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减缓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4.经济情况 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 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关后,1644年顺治帝颁布圈地令[参 136]。有主与无主地被满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执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废止而终。至于全国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称其为「更名田」,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参 137]。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令民垦荒的政策[参 138]。使得华北、华中地区先后着令准垦,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湾等省于清朝中叶先后实行开垦政策,而东北地区直到清朝后期才准许大量汉人前往开垦[参 139]。 清初,在康熙时期进行的多项水利兴修。明末清初,黄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运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采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减少水患的威胁。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于北京的永定河,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农田的水利工程。清朝的耕地面积于康熙时期逐渐提升。江南、湖广与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许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称。 由于清朝人口成长超过可耕地发展速度,如何维持庞大人口有赖占城稻与一些新的粮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国有一段长期的发展时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获的品种,使得二次收获,甚至三次收获变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种植。从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间,稻米产量以及耕种面积都增加一倍。一些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开发许多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例如比较干旱的高原有赖玉米与甘薯,更加崎岖的山地则依靠马铃薯。到嘉庆年间,这些高原都种满新一代的粮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则大量种植花生,约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才由南方推广到北方。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与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产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产地以华中、华南为主,江南、四川与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蚕桑业以江苏浙江的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和广东的广州最为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 清朝的手工业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手工业分成官营与民营,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废除工匠制度,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十数万件御器。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质量极优。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 4.劳雇关系——带一些奴隶制色彩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论定工价。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 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也比过去有较多的自由。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 5.商业 在明清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很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由于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扩大,农产品越来越多地变为商品,出现许多专门化的经济作物地区,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应消费者。例如养蚕地区为调剂桑叶的供需,出现专卖桑叶的「青桑行」和「叶市」。一些经济作物如蔗糖营销国内外,茶叶于十八世纪输出激增。粮食作物除大量供给城市居民食用外,还有不小的部分用于酿酒、油和豆制品加工等。这些产品自然都是为供应市场而生产的。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例如汉口镇和朱仙镇就是位处交通枢钮点而兴起,而佛山镇和景德镇专司生产如丝绸、瓷器等高价值产品的城镇。至嘉庆年间,这四镇并称为「四大名镇」。其他兴起的尚有于江泾、震泽镇等等。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江宁(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当时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与此同时,金融业与贸易业发达,商人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广州的行商与扬州的盐商都是最阔气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国银号。 6.海外贸易由盛转衰 清廷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 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清廷放宽海禁后,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馆制度。浙江、福建与广东地区盛行海外贸易,人民时常与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西洋各国展开贸易。到十八世纪还有英国、法国与美国,其中英国几乎独占对华贸易。西洋各国与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丝绸、茶叶与甘蔗,然而清朝对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银元流入中国,增加货币流通量,刺激物价上涨,促进商业繁荣。在此期间,中国沿海以泉州、漳州、厦门、福州与广州先后崛起,成为贸易大城,操控对外国际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广州一地为通商出口。到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并且大量销往中国。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逆转为入超。鸦片的问题引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门户大开。南京条约不但开放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给外国人。随后陆续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人大量来华投资,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对清贸易。 8. 医学与技术 清朝的官方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这方面的成就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落后甚远。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国传教士传来西方的科学,但并未得到重视,所以没有广泛传播推广。清中叶,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国传教士中止来华,从此,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阻隔。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传统的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所进展。 《皇舆全览图》,该图有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 满清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来华传教,带来西方科学与技术。他们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康熙帝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令白晋、德玛诺等人,测绘全国地图,历时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经纬度测绘的地图。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雍干时期,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西方传教士曾为清廷造过不少大炮。康熙帝时,戴梓发明连珠铳、冲天炮,颇具威力。但中叶以后,国家承平,只强调刀矛骑射,不重视火器的改进。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能制造各种精巧的器具与机械,如眼镜、望远镜、温度计、钟表、水车,但这种研究和制作,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广。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建筑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清初至鼎盛时期,医药学进步所表现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医药盛况的延续。如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学、方剂学、诊断治疗学、医案整理等,均较明朝更成熟。各家学派的纷争也逐渐缓和,大多医家能采各家之长折衷于临床。但也不乏固守《内经》、《难经》、《伤寒论》,而批评金元以后一切新说的医学,这与当时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清朝中医药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关于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个新 的系统,即温病学说。这一学说的出现,虽然是基于历代医家的有关成就上,但清代温病学派在中医发展史上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显着的,它并不亚于汉朝张仲景着《伤寒论》,金朝刘完素创河间学派。京张铁路青龙桥车站同时开行的火车,呈现出「之字形」。 清朝中叶后,西学的影响不像清初仅局限于个别传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显然变得十分具有影响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把医药作为实现他们宗教目的、掠夺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医学对中国的渗透变得比清初那时更为明显。那时中国人民也有吸收外来医药学的需求,于是中西医汇的主张应运而生。这种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医药学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压抑对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和发展的一面。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坡度,降低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期间,厘定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郑氏自动挂钩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培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五、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 1.经济构成走向多元化 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 原来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破坏,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出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断发展。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已摆脱了较为单一的形式而向多元方向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得到建立并逐渐扩大。 2(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国家资本经济和私人资本经济等三部分构成 在华外国资本经济:这是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国时期外国资本经济利用不平等条约,享有许多特权,在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在外国资本经济中,在民国二十年(1931 年)以后,由于日本先后侵占了中国的许多地区,日本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具有了殖民地性质。 国家资本经济:这是国家政权通过资本手段或运用资本形式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形式。民国时期的国家资本经济,分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时期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国家资本经济发展较快,并形成了对金融、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的垄断。在以往的一些经济史等著作的表述中,国家资本经济常常被称之为"官僚资本"。 私人资本经济:这是民间自办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近代新的生产力的主要代表之一。民国时期,私人资本经济比以往有了更高程度的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处于薄弱地位。 3、封建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 在民国时期,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但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主要是在沿海、沿江的一些大中城市及邻近地区,广大的农村、西部和边疆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极少。因此,就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封建经济尽管呈下降趋势,但仍占主导地位。 4、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基本上仍处于小生产状态,农村生产力落后,农业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技术原始,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再加上帝国主义商品对农村经济的冲击,连绵不断的战争的破坏,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使这时期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农村经济凋蔽。民国二十年(1931 年)至三十六年(1947年),全国平均水稻最高单产量383 斤,小麦154 斤,大豆183 斤,玉米194斤,棉花(皮棉)34 斤?,产量不高。 5、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一些大中城市及邻近地区,形成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地区经济水平相对低的状况。因此,内地、边疆与沿海地区,农村与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根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的调查,除东北四省和甘、宁、青、新、滇、黔等边远省份,全国17 个省共有工厂2435 家,其中冀、鲁、苏、浙、闽、粤等沿海6 省有2241 家,占92,;其中上海一地有1186 家,占48.7,。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全国20 个主要城市的调查,共有工厂14078 家,其中上海占54,,天津占9,,青岛、广州各占3,,这四个城市合计共占69,。 6、中国经济的发展受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卷入世界经济潮流,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二年(1929-1933 年)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影响着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经济是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曲折发展的。这对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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