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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2017-09-02 35页 doc 67KB 4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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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现在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的、由僵化的苏联模式向富有生机活力的新模式转变的改革潮流。这是当代世界的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 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基本情况: 保加利亚:,,,,年,月苏联红军进人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在苏联红军帮助下,推翻了法西斯政权,成立了祖国阵线政府。,,,,年,月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同年,月,,日宣布成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年苏联红军进入罗马尼亚,同年,月,,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现在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的、由僵化的苏联模式向富有生机活力的新模式转变的改革潮流。这是当代世界的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 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基本情况: 保加利亚:,,,,年,月苏联红军进人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在苏联红军帮助下,推翻了法西斯政权,成立了祖国阵线政府。,,,,年,月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同年,月,,日宣布成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年苏联红军进入罗马尼亚,同年,月,,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发动反法西斯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内斯库政权,罗马尼亚转而加入了反德国法西斯战争。,,,,年,月,日成立联合政府。,,,,年,,月,,日宣告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年国名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波兰:,,,,年,月苏军与在苏组建的波军进入波兰国土,,,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告波兰新国家诞生。 阿尔巴尼亚:,,,,年,,月,,日,阿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夺取政权,并解放全国。,,,,年,月,,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匈牙利:(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同年8月被帝国主义干涉者联合武装进攻所颠覆,恢复了君主立宪政体,开始了霍尔蒂的法西斯统治。)1945年4月苏联红军在匈牙利人民配合下解放了匈全境,1946年2月宣布废除帝制成立匈牙利共和国,1949年8月20日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并颁布宪法。 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初,布拉格人民举行反法西斯武装起义,5月9日配合苏军解放布拉格。1946年5月成立了以捷共为首的联合政府。1948年5月9日通过宪法,定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南斯拉夫:,,,,年,月,,日全国解放,同年,,月,,日,塞尔维亚和黑山与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8年10月7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成立德意志社会主义统一党,并在东德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政体。 越南:,,,,年越南共产党领导八月革命成功,,月,日宣布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月法国再次入侵越南,越南人民进行了抗法战争。,,,,年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定得以签署,越南北方(北纬,,度以北)获得解放,南方仍由法国(后成立由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统治。 朝鲜:,,,,年,月,,日获得解放,同时,苏、美两国军队以北纬,,度线为界分别进驻北、南半部(,,,,年底苏军撤出,,,,,年,月美军撤出),朝鲜从此处于分裂状态。,,,,年,月,日,朝鲜北半部成立临时人民委员会。,,,,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成立,,,,,年,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进行选举,同年,月,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年,月,,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月,,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年,月,,日美国被迫与朝中方面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年,,月中国人民志 愿军全部撤出朝鲜。,,,,年,朝鲜宣布完成了城市、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 蒙古:1939年蒙古军队在苏联红军支援下,同入侵的日军展开决战。同年 8月,彻底击败日军的侵略。1945年8月10日,蒙古向日本宣战,在苏军的配合,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1948年开始,蒙古进入计划经济建设时期。 中国:(略)。 古巴:19世纪末美国就开始占领了古巴。从50年代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反抗侵略,就率领一 1 批青年建立了“七?二六运动”组织,开展游击战争,1959年取得古巴独立。1961年美国再次策划雇佣军入侵古巴,卡斯特罗借此宣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以后,根据1976年颁布的宪法,古巴建立了独立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古巴共产党也成为古巴唯一的合法政党。 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1949年,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它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它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一个占世界人口 1,4的大国加入社会主义体系,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有力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苏联、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各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至此,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等12个国家形成了地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对巩固社会主义成果,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三、苏联模式: 所谓苏联模式就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制。它是在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逐步形成的,是由1936年苏联八大通过的新宪法确立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苏联模式的原则也逐渐形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一种模式。 苏联模式就其2 ?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现代社会是按照经济规律运行)。 应当说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苏联模式,使苏联在一战后特殊时期的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以及在二战后的恢复时期,都有效地发挥巨 大地了作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从30年代开始,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为一五计划阶段,这一阶段,苏联的工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值由48%上升为70%,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比重由39.5%上升为53.4%,苏联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33,1937年为二五计划阶段,期间,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为77.4%,苏联由农业国完全转变为工业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工业生产水平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1937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因二战的爆发而中断)。 苏联模式的弊端: 所谓苏联模式的弊端不是指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生产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指它所实行的在正常的发展阶段妨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特别是在突破帝国主义的包围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地作用)。 其特征是: 第一、过分强调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有化,难以在经济制度上体现和贯彻人民民主集中制,劳动人民对资源和生产资料没有处置权,对劳动果实没有分配权(这背离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最初理想,已被世界共运史证明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成为一种骗取和利用人民力量建立起来的封建主义残余制度,它维护的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新官僚的利益,是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社会制度原则。因此导致许多国家爱的反对)。 第二、国家政权机关是经济管理的主体,一切经济决策权几乎都集中在国家手里,企业只是按照国家下达的数十乃至上百个经济指标组织经营,所产产品和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国家,所需资金和物资由国家拨给,没有经营的自主权; 第三、完全实行计划管理,全国经济活动统由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指挥,排斥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即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第四、管理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不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 第五、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集中制,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制造和助长了个人崇拜。 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特殊国度和受帝国主义包围、阶级斗争异常残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假如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和富有民主传统的国家胜利,那么它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历史没有假如。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是在国内阶级斗争激烈、外受帝国主义包围和武装干涉威胁的特殊形势下形成的,并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苏维埃政权能够把有限的财力和物力集中用于最急需的建设和防务上来。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由于获得解放而迸发出的革命热情,弥补了这种管理体制的缺陷,使它能得以运转,并取得相当的成功和高速度的发展。再加上,当时以及在那之前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几乎都对被资本主义高度畸形发展了的商品货币关系抱有鄙视的成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确曾讲过,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整个社会可以像一个工厂一样,按统一的计划运转,而不需要价值规律插入其间。上述种种情况暂时掩盖了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病,使人一度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进入正常建设时期之后,在革命转变年代所特有的那种激情消失之后,这种过分集权、统得太死的经济体制的弊病就显露出来了。这种体制既易使国家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滋生官僚主义、唯意志论、瞎指挥和以权谋私的不良倾向,又使企业和劳动者缺乏改进经营、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妨碍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品种少,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在战后不久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增多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著地 表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就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 3 进一步发展,影响了苏联及各国人民的正常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生活,并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 由此可见,苏联模式并不是最好的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模式。特别是在西欧发展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为摆脱被动的局面,因而提出了扬弃苏联模式,寻求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本性的新模式。 随着这场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发展,经济上效率低、政治上缺乏民主、思想上僵化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旧模式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种崭新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将会出现,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无疑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四、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问题的暴露: 东欧国家走上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既有共同的背景,也有各自的特点。 作为共同的背景,它们大都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并在苏联的支配或影响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 所谓不同特点,主要表现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苏联这一外部因素的介入程度有所差异。 所以说这些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几乎都与苏联有着重大关系,最初也大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 战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运动对于推进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加快这些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苏联模式消极方面的影响,其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与苏联同样的弊端。 东欧国家套用苏联模式,从而形成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种机械套用苏联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上,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严重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抑制了国民经济的活力;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实行强迫命令,粮食义务交售指标过高,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 政治上,追随苏联大搞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击迫害要求改革、主张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干部群众,大大挫伤人民的积极性。再加上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导致东欧各国社会矛盾重重。 照搬苏联模式以及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导致东欧各国出现经济困难。特别是在西欧完成战后恢复和科技发展以后,东西欧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明显。所有这些都促使东欧国家产生了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强烈要求。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后,东欧各国受到很大冲击,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掀起了东 欧地区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 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显露,以及苏联改革的影响,各国自苏联改革后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相继进行了改革(但多有失误)。这一过程直到80年代末东欧出现了剧变才最后结束。 五、东欧各国的改革: 1、南斯拉夫的改革: 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背景(旧南斯拉夫的社会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实行阶级和民族的压迫政策,民族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经济上实行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各族劳动人民生活在饥饿线上。南斯拉夫王国一直处于政治、经济和民族的全面社会危机之中,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6.3%(1937年),农产品产量每公顷仅13公担左右;工业生产水平很低,工人阶级的人数约70万,工业产值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14%(1939年)。1938年人均国民收入不足60美元(国民人均收入在100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不发达国家)。同时,国家的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在过去由奥匈帝国统治的部分,受欧洲工业化方针的影响,已开始进入工业化过程,而在过去由奥斯曼帝国统治 的部分(主要是 4 南斯拉夫的西南部),封建奴役影响根深蒂固,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状态。这种两极发展的状况,对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所有这些阶级的和民主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状况,是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南斯拉夫王国根本无法解决的。“只有南斯拉夫共产党才有能力把现有的不满变成有力武器,并把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引到一个方向,即解决现存的矛盾和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我国各民族平等大家庭的方向,建立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团结的和真正统一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方向。”1941年4月6日德、意法西斯入侵,极其腐败无能的南斯拉夫王国及其政府未作任何抵抗,10天之后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德意法西斯及其仆从国肢解和瓜分了南斯拉夫,并建立各自亲法西斯的傀儡政权,企图永久地分裂作为一个国家的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境内,唯有南斯拉夫共产党为消灭国内外法西斯反动派,为建立新南斯拉夫,制定并宣布了人民武装起义和开展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斗争的纲领,同时还宣布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促进反法西斯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就是说,以铁托为首的南共在这场斗争的一开始,便明确地将民族解放斗争与阶级解放斗争结合为一体,毕其功于一役,在打击法西斯占领者的同时推翻南斯拉夫的封建王朝,南斯拉夫王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4年浴血奋战,终于赶走了法西斯占领者,击败了包括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在内的国内的法西斯邦凶仆从军队及各种各样的亲法西斯的傀儡军队,解放了南斯拉夫全境,并于1945年11月11日举行全国大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全胜,在组成新的议会之后于1945年11月29日宣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宣言指出,它是“一个共和国形式的联邦人民国家,是自由表达自愿在南斯拉夫实行联合的、平等的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体”,1946年1月31日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 国是共和国形式的联邦人民国家,是享有平等权的各主权民族的共同体,各民族根据自决的权力可以自愿地参加联邦或退出联邦”。宪法还规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黑山等6个共和国组成,其中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塞尔维亚本土、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区。 战后初期的经济政治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占领者及其仆从和走狗的残暴蹂躏,使南斯拉夫遭受严重破坏。4年的战争,使1,706,000人丧生,这个数字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其中约有9万名技术工人和近4万名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牺牲了。占领者焚烧和摧毁了近百万幢建筑物,使350万人口无家可归,在农村约有30万户农舍被烧掉,有近百万农民丧生。南斯拉夫在战时人口的损失居世界前列。在物质损失方面也是极其严重的,仅物质财富的损失一项即达90亿美元(按1938年价格计算),超过英国全部损失的1.4倍,捷克斯洛克的 2.2倍,希腊的3.6倍,美国的7.2倍,物质财富的损失加上其他物质损失合计469亿美元。南斯拉夫的所有矿山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无一完好;36.5%的工业被毁掉;65%的铁路被破坏;医院、学校、教堂等大部分被毁坏。战争的破坏使新南斯拉夫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恢复国家经济的任务是十分严峻的。 在政治方面,新建立的国家也同样遇到了严酷的形势。旧南斯拉夫的反动势力虽然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他们在各族人民中失去了活动的基础,但是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旧反动势力的残余一方面在国内传播外国的反南宣传,鼓吹沙文主义,挑动民族不和,一些新的法西斯势力甚至企图举行暴动,少数反动的宗教势力也乘机与土匪集团(切特尼克和“十字军”等)勾结从事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一部分亲法西斯的旧势力残余,特别是乌斯塔什分子,潜逃国外,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反对新政权的反革命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和战后初期,新南斯拉夫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十分恶劣的。首先是由于战时丘吉尔和斯大林关于对南斯拉夫以50%:50%的势力范围划分的东西方“君子协定”的深刻影响,使新南斯拉夫面对西方国家的各种压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如西方国家曾以武装干涉相威胁,迫使南人民军撤 5 出的里雅斯特;又如美国顽固地扣押南斯拉夫人民银行的黄金储备,长期封锁南斯拉夫多瑙河船队去西德,美国飞机在南领空进行挑衅;一些西方国家向逃亡的乌斯塔什分子和切特尼克分子提供援助,在西方国家设立间谍中心等等。与此同时,苏联则利用了新南斯拉夫的友好政策以及请求给予援助之机,“通过全面渗透开始推行支配主义政策”。 南共领导下的新南斯拉夫国家,在战后所遇到的上述种种严重的困难形势下,只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和执政的共产党的权力,才有可能使新诞生的国家得以站住脚跟,并着手医治战争创伤,因此借鉴苏联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也就不可避免。 政治经济体制沿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南斯拉夫成了新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统一的联邦国家,从而结束了多少世纪来受异国瓜分、占领和分裂的局面和历史。40多年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政治上和经济体制的发展来看,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即中央集权的时期、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 产生、发展和确立时期、稳定与调整体制时期。 中央集权制时期(1945,1950年): 这一时期南斯拉夫的国内国际形势比较严峻,情况比较复杂。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发展又可分为二个阶段。 ?恢复国民经济,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战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政治形势最重要的特点是,各族人民根据各自的经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即不能在旧的社会关系下继续生活了,而要求建设新的社会结构来恢复国民经济并加速经济的发展,以及保证确立更合理的社会关系。解放初期,南共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认识方面很少进行探讨,又缺乏本国的实践经验,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对南共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战后初期,南斯拉夫运用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作为南斯拉夫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起点。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南斯拉夫唯一可能的选择。 这样,在解放初期,南斯拉夫在经济领域就实行了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国家以中央集权、指令性的计划生产和分配的行政方式管理体制,以及限制并尽快地完全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通过农业和手工业和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在政治领域,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就是国家机关成为社会进程,尤其是物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组织者、监督者和领导者,形成中央集权体制。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为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因素,国家机关、军队、保安机关等都掌握在南共的手中。 实行以党和国家为主体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很可能使整个国家经济导致崩溃;各种反动势力的残余很可能乘虚东山再起,在这种形势下,唯有国家所有制的行政方式管理的强制性体制,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使新政权得到巩固。实践证明,在这个阶段正是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才使国民经济迅速地得到恢复,巩固了革命的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南共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积极作用的一面,并称之为“革命的国家主义”体制。 6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不仅防止了饥饿、投机倒把等灾难,而且基本上恢复了4年战争期间几乎完全遭到破坏了的国家经济。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国家管理进一步掌握在党政机关手中,实际上它们拥有无限的权力,尤其是由10人组成的南共中央政治局掌管着一切。 ?中央集权制的运行及其矛盾: 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求发展产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和行政方式的管理。因为只有这样的体制,才能为经济建设积累大量资金,只有国家的中央集权才可以通过国家行政措施,甚至是强制手段,来规定最高的积累率,并将集中的资金用于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建设项目。其次是制订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计划和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47,1951)规定,工业生产必须增加5倍,农业1.5倍,社会产值1.8倍,国民收入1.8倍。第三,由于几乎整个经济部门都实行了国有化,管理生产、分配和流通的国家机关迅速扩大。 在这个阶段,国家的集中投资逐年增加,到1947年国家净投资已占国民收入的32%。经济发展的初步成就也是显著的,同1939年相比,1947年工业生产增长率为121%,1948年为150%,1947年的的劳动资金为241%,1948年为352%。 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在农业方面,1945年进行土改之后,有32万户贫苦农民获得了10公顷以上的土地。随后实行了农业合作化。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农业投资为全部投资的16%,但未能实现,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战后恢复国家经济和工业化方针取得的初步成就是显著的,然而,这些成就不能简单地一切归结为是实行了中央集权制的结果,而应该看到首先是由于革命变革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劳动人民革命热情提高,积极支持新政权的结果。诚然,中央集权体制在战后初期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具有促进发展进程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革命性质,可称之为“革命的国家主义”。但是,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制所固有的以及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 情报局事件:1948年发生的情报局事件,使苏南冲突公开化。苏联还联合东欧各国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经济的封锁。这种形势使南斯拉夫处于政治上受到孤立,经济上受到封锁的境地,但是,另一方面却为南共全面地批判旧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因此,情报局事件是一个契机,由此南斯拉夫实现了摆脱旧的体制、探索和开创一条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转折(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导致关系破裂的争执与冲突:苏、南两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存在分歧。苏联承认南流亡政府而对南共领导的临时政府不甚支持,未与南共商议与英、美就南斯拉夫有关问题达成协议。战后初期两国摩擦加深。苏共以领导党自居,干涉南7 这时,南斯拉夫在经济领域,批判了高度集中的行政方式管理经济的体制,指出它束缚了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排斥价值法则的作用;批判了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指出它使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失调、农业和轻工业落后,直接造成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无法迅速提高的后果;批判了为积累而积累,指出这种方针使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将积累被置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的积累上,直接限制了直接生产者个人消费的作用,积累成了所有国家机关的主要目的,整个经济体制(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制、收入分配体制)都服从于这一目的;批判了高度中央集权制限制并挫伤劳动者及劳动集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指出这种情况造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趋缓慢,企业经营效率日益下降,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政治领域,批判了高度中央集权制使国家机关日益脱离劳动人民,党政结合体使官僚主义和国家集权主义日益加强,指出这导致个别社会集团和阶层在物质上拥有种种特权,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畸形;批判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机构日益庞大和臃肿,指出这种情况使国家的执行职能成了主要是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批判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只有集中而少有民主的现象,指出这种情况使广大劳动者仍然处于相对无权的地位,在劳动者和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新的雇佣关系;批判了高度中央集权制下使社会主义和社会公仆关系被颠倒了的倾向。 对旧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种种弊端的批判,为南斯拉夫进行体制改革,选择社会主义自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总之,正如铁托很早就指出的那样,在解放后最初年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是历史的必然,并且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主义关系。因此进行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确立时期(1950,1980年) 南斯拉夫在对旧体制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历史和现实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寻求建立不同于旧体制的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体制。南共联盟领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巴黎公社和列宁时期的苏维埃的一些历史性经验,认为自治是社会主义发展最本质的东西,因而选择了发展自治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南共联盟领导人和著名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所说:“自治不是我们的某种特殊的思想上或理论上的创造。它一向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存在于巴黎公社之中,存在于列宁的苏维埃,存在于像俄国革命这样的群众的一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 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中,社会主义经历了产生、发展、确立和初步检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斯拉夫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频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乃至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不同于旧体制的根本变化。按照社会主义自治发展的基本内容来看,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和联合劳动三个阶段。 工人自治阶段(1950,1962年) 1949年12月,南斯拉夫联邦经济委员会和工会联合会根据斯科普里索林一家水泥工厂选举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管理的初步经验,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及其工作的指示》,决定在全国215个大型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进行试点和摸索工人自治管理企业的经验。在此基础上,1950年6月26日联邦议会通过并颁布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令》,根据此项法令,全国所有企业普遍成立工人委员会,开创全面工人自治的进程。因此,这项法令被称为《自治宪章》,又被称为《工厂交给工人管理法》。联邦议会在通过这项法令时,约?布?铁托发表了《在南斯拉夫,工厂归工人》的著名讲话,其中有两个主要论点:一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形式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初始的和最低级的 8 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应当将国有制改变为由直接生产者管理的社会所有制;二是共产党同国家融为一体存在着危险性,应使党同政权机构分开,而作为本阶级的政党去加强党4。 因此,实行工人自治必然涉及到改革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问题。 在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即将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明确规定生产资料属于整个社会,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第二,取消由国家集中制定指令性指标的计划体制,实行只规定基本比例关系的社会计划体制,如规定最低设备利用率、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工资基金总额、积累率等。这种社会计划在整个经济中仍然起到基本调节器的作用,与此同时,更多地强调运用和发挥市场机制及其他经济杠杆的作用;第三,强调企业先是在社会计划规定的基本比例范围内独立经营并自负盈亏,进而发展到企业对纯收入的分配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而在产品的价格方面企业的30%的产品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定价,等等。 在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联邦国家政府机关的某些职能和权限的转变,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政府机构的某些职权转交社会一政治机关;二是国家执行机关的某些职能转交给企业和劳动集体的自治组织。这是两个逐步实行的发展过程,其具体措施是联邦国家政府机构将原来由联邦国家直接管理的企业分批逐步下放,到1951年4月将联邦国家管理的最后108个企业全部下放,至此联邦国家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与此相适应 的是精简联邦国家政府机构,除保留具有全局意义的国防、外交、财政、司法、铁道、邮电、航运等部外,撤销了原来直接管理经济的7个主管经济部,同时设立了某些只具有协调经济部门职能的联邦委员会。由于精简机构,机关的行政人员也大力精简,1948年联邦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4.7万人,到1958年减为0.7万人。第二,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使直接生产者可能直接参政和参与决策,在各级国家权力机构即议会中设立生产者院(根据1953年的宪法性法律),生产者院的代表名额是按各经济部门在整个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分配,并按本部门的生产者人数规定比例,每7万人中选一名,由各生产单位从直接生产者中选举产生。第三,明确党政分离。南共(南共联盟)早在50年代初就指出,在战后初期,南共在社会和国家中不可避免地必须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党政合一和党政不分的状况不能长期保持下去。因此,1952年南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党政职务分开,并限制兼职。南共联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发挥政治思想上的社会引导作用,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行使职能,国家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具有并发挥宪法规定的职能、权利和义务5。第四,缩小联邦国家的经济权力范围,强调以经济方法管理为主,行政方法管理为辅,减少行政干预。 这一阶段的体制改革,虽然还处于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初期,但是无论是在经济体制还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都有了不少质的变化。这一阶段的体制改革特点是:改革主要还围绕着生产领域的问题,企业正在逐步形成独立的经济主体,在作为商品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整个经济体制中获得了新的地位,即企业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并基本上开始成为商品生产者;国家管理经济已逐步开始变行政方法管理为经济方法管理。这些旧体制下的新的质的因素,为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迅速提高,生产增长较快,整个经济发展较迅速。这一阶段的年平均生产增长率为8%,其中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12%左右。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4%左右。这是南斯拉夫经济高涨时期。 与此同时,由于自治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自治还局限于工人在企业范围的自主管理,工人委员会的地位和权利也极其有限,只是在简单再生产范围具有决定权,在扩大再生产范围的权利还很少;联邦国家机构虽然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是联邦国家在投资、价格、外资、外汇等领域基本上保持了中央集权的管理;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方面 ,由于1954年出现了以吉拉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严重事件和倾向,整个非中央集权化的进程放慢。与此同时,整个经济的不平衡现象、收支逆差、外贸赤字、比例失调等仍然存在。南斯拉夫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对旧的、高度集中体制的改革未能彻底贯彻下去的结果,也即非 9 中央集权化的进程远未结束。新旧体制交错和并存的局面是这一阶段不可避免的、新的特点,而对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则是整个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要求。 社会自治阶段(1963,1973年) 从1954年到1964年的10年期间,是南斯拉夫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相对平稳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份。从外部条件看,虽然自1948年情报局事件后,南斯拉夫受到来自东方的对其政治上孤立和经济上封锁的压力,但南斯拉夫并没有实行自我孤立的方针,在与西方密切联系和合作的同时,到1956年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逐步正常化,其标志是1955年南苏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得到了承认(尽管以后仍出现了反复),国际环境对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是有利的。50年代中期,在生产 领域发展工人自治的同时,在非生产领域的某些部门,如文化、高等学校等社会事业中,也探索并实行了自治。到50年代后期,自治已越出了工厂企业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事业部门。 ?1958年南共联盟纲领的制定和1963年宪法的通过 在1958年南共联盟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根据世界上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国内总结社会主义自治近10年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南共联盟纲领。这一纲领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并阐述了南共联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立场,同时根据国内的发展还提出了南共联盟独特的理论观点和南斯拉夫长期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并对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规定了基本的原则。 自治领域的扩大日益明显,但是,在1961年进行新的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两个无形的“阵线”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一方主张社会关系应进一步非国家主义化,主张市场自由化和扩大劳动集体的自治权利;另一方则主张继续非国家主义化进程,但反对市场自由化和进一步扩大劳动集体的自治权利。这场斗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反映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商品生产和竞争、如何对待劳动者自治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特别是经济上发达与经济上不够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 在这种形势下,1963年制订并通过战后第三部宪法6,这部宪法为社会主义社会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和法规上作出了规定。自治不再限于生产领域的工人自治,而发展成为全社会的社会自治,即各社会事业部门及国家机关均实行自治原则,并按自治原则进行组织。 ?1963年宪法制定和实施前后的体制改革 在1963年宪法制定之前,工人自治扩展为社会自治的进程已经开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又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许多改革的成果最后均载入1963年宪法。 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扩大企业和劳动集体支配扩大再生产的权力,缩小联邦国家的投资权;第二,取消社会投资基金,改由银行发放贷款;第三,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社会福利及其社会服务事业的机关建立自治的劳动组织;第四,明确劳动集体拥有在收入的基础上支配收入的独立性等。 在政治体制方面,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规定联邦议会既是最高权力机关,又是社会自治机关。在联邦议会结构方面,将原来仅适应于工人自治阶段要求而设立的生产者院撤销,而根据社会自治的要求,分别设立了联邦院、经济院(主要替代生产者院)、文化教育院、社会福利卫生院和组织政治院。而在联邦院中仍设有由各共和国议会和自治省议会选出的联邦院代表组成民族院,专门从事涉及各平等民族重大问 10 题的讨论决定事项。第二,实行限制再次当选政治和国家的领导职位的制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连续两次当选同一职务,并限制兼职,实行轮换制,即每两年重新选举各机关的一半成员。第三,为了统一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保证一切合宪合法,1963年宪法规定设立宪法法院。 ?60年代中期重大经济与政治的改革及其后果 1963年的宪法,在经济体制方面规定的一些原则和措施,有不少人认为是两种势力斗争妥协的产物,因此,在经济发展取得比较高的增长率的同时,出现了比例失调,如财政赤字、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失调、盲目投资建立的所谓“政 治工厂”、经济未能纳入国际劳动分工、大部分价格(70%左右)由行政决定、各种贴补,特别是出口部门的补贴剧增,等等。当时普遍认为“经济制度已处于危机之中,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7。 在1964年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整个体制并未彻底改变,特别是商品生产的规律还没有充分而广泛地发挥作用,收入分配制度也未完善地建立起来,劳动者和劳动集体未能发挥扩大再生产的主体作用。因此,1965年提出的经济改革方向是要求建立更加自由的市场关系,从根本上消除行政方式管理时期所遗留的一切消极东西,使经济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和自治制度中商品生产客观经济规律发挥更大作用的条件下,建立更加自由的社会经济关系。改革的主要措施和内容是:进一步明确取消联邦国家的投资权;联邦国家只掌握对不发达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援助基金;统一汇率,以国际市场价格为,调整国内价格比率;扩大企业的自由定价范围;国家对价格实行直接和间接的监督;实行新的收入分配制度,企业有权独立自主地进行纯收入分配,但国家规定个人收入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原则;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和参加国际劳动分工,实行统一汇率,减少关税保护和出口补贴,为扩大出口,原则上实行外贸自由化,并允许外国资本在南斯拉夫直接投资。 1965年的经济改革是从1950年实行工人自治以来对经济体制进行的较彻底的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直接生产者和劳动者有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关心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命运,为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创造了条件;第二、为经济领域和社会事业领域实行自治一体化的进程创造了条件;第三、大大缩小了联邦国家中央集权的实力和因素,保证民族因素或共和国和各自治省的权力得到确认,国家统一得到加强。 但是,这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因为1965年的经济改革而得到确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经济混乱现象还很严重。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张恢复中央集权的势力蠢蠢欲动,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障碍,特别是以当时的副总统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为首的官僚主义,集权主义的宗派集团,凭借他们能掌握的国家保安局,采取各种隐蔽的手段,从事反对自治,反对民主化和反对非国家主义进程的活动。这对整个经济改革进程产生了重大的阻挠和障碍作用。于是,1966年联盟召开四中全会,清算了兰科维奇集团的错误,改组了国家保安机关,同时决定对南共联盟进行改组,进一步明确南共联盟对社会的思想政治引导作用,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各种倾向,并使南共联盟作为工人阶段的先锋队组织更加民主化。共盟民主化的中心问题:一是应使“共盟盟员在南共联盟各级组织结构中成为制定南共联盟政策的积极因素”8;二是更新南共联盟的领导干部,通过民主化的选举,使许多新一代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共盟领导机构成员也进行了更新,第一次选入新的共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一般占60,70%。与此同时,1967年和1968年通过联邦制的宪法改革,加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重新将民族院作为独立的议院,具有共同的权限。而自治省拥有了联邦组成因素的地位。1971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在联邦作出决定的过程中要以得到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同意为基础,等等。 这一阶段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是:自治超越出了工厂企业范围,扩展到其他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全面铺开,改革迈步较大,改革措施较激进,但改革又极其曲折;强调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活动,仅联 11 邦政府在这一阶段就通过和发布了近百项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法律和法令。总 的来看,这一阶段的改革,使联邦国家集中的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分散管理或分权的程度更高;进一步加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逐渐成为经济的重要调节手段,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未真正形成;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 这一阶段的改革,在经济方面,使企业扩大自主权并增强了活力,因而对集约化经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1965年经济改革的纲领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经济活动和发展政策中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因素有所扩大,整个经济发展未能真正在集权的基础上进行,实际上仍是外延式发展;在放弃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计划体制的同时,没有真正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自治社会计划体制;在放弃按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社会积累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地按自治方式集中积累资金的制度,从而加强了自发的和自给自足的倾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现象趋于严重,结果是前10年中持续的高增长率逐渐下降。这一阶段的社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逐渐下降。这一阶段的社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5%左右,1967年达到最低点,仅0.3%;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物价不断上涨,失业待业人口有所增长,外贸逆差1970年已达15亿美元;在投资基金转由银行发放后,出现了银行和大型外贸经济组织等控制和垄断国家大部分资金,垄断全国市场和对外经济活动的现象,等等。 在政治方面,这一阶段,特别是1968年以后的联邦改革,使联邦国家的权力和经济职能极大地削弱,而极大地加强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与此同时,联邦国家的一部分经济职能本应下放到直接生产者和其他劳动者手中,实际上并未转到他们手中,而是被共和国或自治省、区的机关所“截留”,从而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绝对”主权的倾向加强了。 1967年到1971年期间,联邦议会根据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先后通过了42项宪法修正案,对1963年宪法的一些条款和内容进行了修改,这些宪法修正案涉及联邦国家的领导体制,如设立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以加强集体领导;扩大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自主权;实行联合劳动原则;企业扩权和加强工人和劳动者的自治权利等,这些宪法修正案也是为1974年宪法的制定作准备。1969年召开的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也为进一步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作了准备。总之,这一阶段始终是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充满极其复杂的矛盾的时期。 联合劳动阶段(1974,1980年) 联合劳动原则是1969年南共联盟九大提出的,197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实行联合劳动原则,1974年新宪法将联合劳动正式载入并规定为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之一,1976年又制定并颁布了《联合劳动法》,俗称《小宪法》,对联合劳动作了全面的具体的法律规定。联合劳动不单纯是经济范畴的概念,它同样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联合劳动是南斯拉夫坚持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坚持扩大再生产国家主义化并使“联合劳动中的劳动者成为再生产的基本体现者”这一作为基本发展方向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体制。 ?最终确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1974年宪法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为适应这一时期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改革方面的要求,先后制定并通过了三批宪法修正案共42条。宪法修正案的实际贯彻为制定1974年的新宪法作了准备并奠定了基础。自治和联合劳动被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制度的最根本的原则,而生产资料 的社会所有制是自治联合劳动的基础。 12 在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方面,根据1974年宪法,第一、各个经济和社会领域均按联合劳动和资金的原则进行改组和联合。在生产领域,建立三类联合劳动组织形式,即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联合劳动组织和联合劳动复合组织。这些联合劳动组织都具有法人地位,其特点是,它们根据自愿原则联合组成,可自由加入或退出,各自独立从事经营活动。相互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是联合劳动的基本形式,是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其他组织无权直接干预其活动。在非经济或生产领域,即社会事业领域,除各社会事业部门的组织内部要建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机构形式外,要根据自由交换劳动原则同经济部门和生产部门通过签订自治协议联合成立各种自治利益共同体,由社会事业部门提供劳务,经济和生产部门提供资金的方式实行特殊形式的联合劳动。第二、实行自治社会计划体制,并以签订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作为主要协调手段;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薄记局系统,以监督整个经济,特别是对资金的支配和作用进行社会监督;第四、农业劳动者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并且原则上具有联合劳动的工人所具有的同样的地位和权利与义务。 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根据1974年宪法,第一、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实行代表团制,这是政治体制最重大的改革,“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新形式,是工人阶段政治制度的新形式”10,所有基层单位都要通过全体职工大会选举各自的代表团作为常设机构,分别参与权力机关和自治利益共同体的决策和工作;第二、在代表团制的基础上,确立了各级议会的结构和组成,使新的代表团议会制在权力社会化方面又向前迈进一步,这样,议会不仅是各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且是具有自治职能的社会自治机关。在联邦议会结构中,最主要的改革是,将原来的“民族院”改为“共和国和自治省院”,在这个议院讨论和通过重大经济问题时采取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代表团一致同意的原则;第三、为保护劳动者的自治权利和社会财产,各级议会均设立社会自治辩护人的机构;第四、为使联邦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设立各种社会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机构,这些社会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包括国务活动家、专家、学者和教授等)组成,讨论并草拟解决重大问题的,交权力机关在其作决策时作为重要依据和参考。 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解放后30年来的社会发展和不断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主要成果反映在1974年制定和通过的新宪法中,因此,1974年的宪法“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体制”,“调整了联邦内的新关系”,但同时也是新体制经受实践检验的开始,或者说是体制改革的新开端。因为任何一部宪法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客观现实需要的产物,而历史和事物总是不断地发展,还会出现种种新的问题,改革将不断继续,宪法也将不断修改。 2、匈牙利事件和经济体制改革: 1945年4月,苏军全歼匈境内德军,匈获解放。同年11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小农党组成的临时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小农党获多数选票,担任总理要职和半数部长职位。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于1946年2月1日宣布废除帝制,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但民主力量仍受压制,为了同反动势力对抗,同年3月,在匈共倡议下,组成左翼联盟(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工会)。1947年8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民主力量获胜,以共产党 为首的民主力量的地位逐步巩固。从1948年起,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1949年8月,匈牙利通过宪法,正式宣布为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计划期间,要求把匈建 匈牙利从1950年开始五年计划建设。匈牙利在“一五 成一个“钢铁之国”。1954年计划完成时,工业产量增加一倍半,钢产量从86万吨增到160多万吨。在多瑙河边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钢铁厂??斯大林冶金联合企业,它既生产钢铁,又能制造联合收割机、工作母机、采矿机,以及卡车、轮船等。其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还供出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超过了农业。 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卡达尔执政时期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受苏共“二十大”影响、政局动荡最为剧烈的是匈牙利。 13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以往内政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22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拉科西等人不仅对过去的种种错误一味加以掩饰,甚至打算用暴力手段镇压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 1956年春,随着苏联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匈牙利也兴起了要求民族自主和改革的潮流。3月17日,布达佩斯的一批新闻界、文学艺术界和教育界人士(包括部分党员干部)成立以爱国诗人裴多菲命名的俱乐部。他们组织各种会议,在报刊发表文章,评论时政,批评以拉科西为首的党和政府所推行的照搬苏联模式的路线和政策,要求恢复因提出改革政策而被开除出党的前总理纳吉的职务,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全面改革,并呼吁为被指控为“铁托分子”而遭清洗、迫害乃至处死的前外交部长拉伊克等人平反。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有些讨论会参加者多达数千人,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但是,拉科西拒不接受党内外的批评,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并用“反党反人民”的罪名镇压裴多菲俱乐部。拉科西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社会动荡加剧,也引起苏联当局的不安。7月17日,苏共领导人米高扬到布达佩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决定让拉科西下台,由格罗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增补卡达尔为中央书记。然而,领导人的更换未能使局势稳定下来,因为格罗继续奉行拉科西的路线,党内外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增长。 10月6日,在群众的压力下,党中央决定为被冤杀的拉伊克等4人举行国葬,布达佩斯三十多万居民自发上街为拉伊克送葬,此举成为群众对当局的一次大示威。为了缓和形势,格罗被迫于10月14日宣布恢复纳吉的党籍,但这一让步已不能解决问题。10月21日,哥穆尔卡出任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布达佩斯,引起连锁反应。次日,裴多菲俱乐部和布达佩斯大专院校学生团体联席会议先后向党中央、政府提出十点要求和十六点要求,主要内容是:清算拉科西的罪行,将其开除出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由纳吉出来主持政府工作;进行经济 和政治体制改革;撤走苏联驻军,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等。格罗对此反应迟钝,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不满和愤怒终于以激烈的方式爆发了。 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首先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当局先是下令禁止,后见阻挡不住又解除禁令。游行队伍迅速壮大,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傍晚,聚集在市中心广场的群众已达二十余万。晚8时,格罗发表广播讲话,对游行示 ”。这犹如火上浇油,事态急剧恶化,一部分示威威进行谴责,声称要镇压“暴徒 者冲击电台,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当晚,电台、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印刷厂和一些警察局被示威者占领。 鉴于形势严重,当日深夜召开的党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由纳吉出任政府总理,同时决定全国戒严并请求苏联出兵维持秩序。这些决定于次日上午公布,随即,驻匈苏军的坦克进入布达佩斯。25日,在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直接参与的匈党中央会议上,格罗被迫辞职,卡达尔接任第一书记。这时,事态继续恶化,由于部分军人和警察加入示威者行列,武器弹药也流入示威者之手,形成了武装群众与苏军及匈保安部队的对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流血局面。在此情况下,纳吉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局面,而是企图用满足示威者要求的方式缓和局势。10月28日,纳吉政府决定解散原国家保安机关,更改国徽和国庆日,并要求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与此同时,政府还释放了几乎所有在押犯人。在这些举措的综合作用下,形势更趋复杂,各种政治势力乘机而起。一些武装暴动者要求国家改变政治制度和脱离苏联阵营,他们把党的机关和共产党人作为攻击对象,布达佩斯市委大楼被占领,市委书记和守卫大楼的保安人员被杀害。10月30日,纳吉宣布结束一党专政,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并表示准备就退出华沙条约问题与苏联谈判。纳吉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匈牙利的局势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中引起严重不安。为了阻止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并防止匈牙利事态向其他国家蔓延,在与阵营各国紧急协商后,苏联决定出兵干预匈牙利。11月1日起,大批苏军开进匈牙利,占领首都布达佩斯和各重要据点,对武装暴动分子和抵抗者进行强力镇压。当天,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并呼吁联合国阻止苏联的入侵。同日,卡达尔宣布解 14 散已瓦解的劳动人民党,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随即离开首都,秘密前往苏联,与纳吉分道扬镳。11月4日,卡达尔在匈牙利东部的索尔诺克通过广播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以新政府的名义请求苏军进入,帮助粉碎“反革命势力”,恢复秩序。同一天,在苏军进攻下眼看大势已去的纳吉逃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注:1956年11月23日,在苏联压力下,纳吉被迫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随即被逮捕,1958年6月16日,被匈牙利最高人民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9年6月获平反,被重新安葬。)。11月7日,卡达尔政府迁回布达佩斯,到11月中旬,局势被平定。 历时三周的动乱使匈牙利遭受重大损失,数万人伤亡,二十余万人外逃,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民收入的1/4。这场民族的悲剧对匈牙利以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苏联支持下成立的卡达尔政府以稳定局势、恢复秩序为首要任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十月事件的后遗症,卡达尔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同我们在一起”的口号,对参与十月动乱的大部分人实行宽容政策。1956年底,政府宣布,凡因动乱而逃亡国外者,只要在1957年3月15日前回国,一概不予追究。1962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作出决议,对所有曾卷入动乱的群众不再予以追究, 并释放了绝大部分被监禁者。同时,匈牙利党还通过《关于结束个人崇拜时期对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违法事件的决议》,纠正拉科西时期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拉科西、格罗等人则被开除出党。在经济方面,卡达尔政府也采取了宽松政策,修改五年计划,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允许农民退出强制组织的合作社,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搞“第二次合作化”,并取消农产品的义务征购,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上述政策使一个本来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权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卡达尔的个人威信也有很大提高。此后,卡达尔开始推行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 1964年9月,匈牙利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1966年5月,匈党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批准改革方案;1968年1月1日起,改革方案付诸实施。改革的目标是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革后的新体制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中央政府不再向企业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对企业进行调节管理,中央的宏观计划主要贯彻于投资和发展领域。实行新体制后,匈牙利的经济表现出比过去较多的活力,工业年均增长率从60年代下半期的3.8,,上升到70年代上半期的6.2,,农业产量也有较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度进入经互会国家的前列。但是,匈牙利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最终突破计划经济框框,而是在面临突破时陷于停顿。7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机制的矛盾日益尖锐,领导层在决定性的选择面前出现分歧。卡达尔为首的主流派缺乏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的理论意识和政治魄力,他们满足于计划经济框架内改革的成果,并顾虑进一步改革会引起苏联的干涉,因此用放慢改革步伐乃至停止改革来谋求国内外局势的平稳。然而,这种做法只能延迟矛盾的激化,却不能解决矛盾,卡达尔执政后期的匈牙利在平静的表象下酝酿着一场更加激进的社会变化。 3、波兹南事件和波兰的改革: 1956年在波兰波兹南发生的一次工人骚动。 1948年后,波兰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一些失误,领导机关对群众疾苦关心不够,引起群众不满。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在波兰引起强烈反响。 1956年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和增加工资。当局表示可以考虑减少税收,但拒绝增加工资。工厂派往华沙的代表团没有同政府达成协议。6月 28日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 1.6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沿途不少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他们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其代表,遭到拒绝,人群中传出派往华沙的代表团被扣留的消息,群情哗然。敌对分子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使矛盾激化,事态扩大。有人高喊“到监狱去~”“释放囚犯~”“我们要面包和自由~”等口号。部分游行者冲击专政机关和市委大楼,夺取武器,枪击公安人员。当局出动警察进行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当晚事件被平息。6月29日,波兰领导人讲话称这次事件是“挑衅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唆使下”,企图“夺取人民政权”。此后,6月30日,当局开始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降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税款将分期还给该厂工人;为事件 15 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骚动平息下去。10月,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认为,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反对的不是人民波兰,他们抗 议反对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被批评为“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新改组的党中央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被捕者,哥穆尔卡说:“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挑起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还说:“波兹南工人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统一工人党二中全会的召开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突然飞抵华沙。波兰统一工人党对苏联的干涉极为愤慨,双方发生激烈争论。在波兰强烈要求下,苏联终将包围华沙的驻波部队撤回基地。并将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波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共进行了三次改革。 第一次,1957年—1970年,哥穆尔卡担任波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主张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政治上,肯定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利和地位,加强与各在野党的协商,扩大社会团体的民主权利。经济上,削减国家的指令性指标,从几十项减到8项;扩大企业自主权,设工厂基金用于奖励和福利,成立工人委员会参与企业管理;撤销部属管理局,设联合公司作为经济核算单位;国家投资改为银行贷款;以赢利指标考查企业效益。 第二次,1972—1975年。1971年波共六大制定“新经济战略”,盖莱克提出“第二次工业化”、“高速度、高积累、高工资福利”的口号和政策,合并企业实行联合公司的大型化,扩大其在投资、就业、工资、制定价格等方面的自主权。 第三次,1981年—80年代末期。1981年7月,波兰公布经济改革方针,以中 统配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企业自主,职工央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代替指令— 自治,自负盈亏的“三自”原则;国家不再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价格、分配等事务;改革价格体系,分为官定价、调节价、合同价、自由价;国家对企业的对外经济贸易只规定发展方针和外债范围。为加强对经济的法律监督,几年间议会通过了《职工自治法》、《国营企业法》、《合营企业法》等20多项法律,政府发布了有关各个具体领域改革方案的100多项法令。波兰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78年与1944年相比,国民收入增加11倍,工业生产增长22倍,年均增长10.6,,农业增长近1倍,年均增长2.1,,人均收入3830美元,在东欧仅次于民德、捷克斯洛伐克。 到了1989年1月,波党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拉开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4、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在东欧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基础比较发达,但由于走上了苏联模式道路,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步减弱,经济效益下降,再加上与苏联和经互会贸易圈的非市场原则的经济交流,原来的比较优势日趋衰退。到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的不满情绪滋长,党内外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呼声。但是,当时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却顽固地坚持保守立场,压制改革,激起了党内外的共愤。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经过激烈斗争,诺沃提尼被免除第一书记职务,由原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接任。诺沃提尼不甘心失败,企图策划军事政变,事情败露后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斯沃博达接任。同时,切尔尼克出任政府总理,改革派占据了领导层的主流。 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实行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宣布“将进行试 验”,“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纲领提出的改革目标是:政治体制按民主原则进行改革,把最广泛的民主同受过科学和专业训练的领导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为此,要实行党政分开,权力制衡,并使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经济体制按市场原则进行改革,使企业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为此,要建立工厂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政府的管理权下放,取消外贸垄断,让企业直接进入世界市场„„总之,行动纲领把政治 16 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当时的东欧国家中独树一帜,表现出创新和探索精神。 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春出现的改革新气象被舆论界称作“布拉格之春”。 捷共的改革方针虽然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却遭到苏联的猜忌和反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把捷共全面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尝试看作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他们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反苏的”“自由化运动”,决心加以扼杀,以避免东欧其他国家加以效仿。 苏联先是对捷共领导人施加压力,要他们改变方针,放弃改革,在遭到拒绝后,苏联又以华约军事演习为名,对捷进行军事威胁。苏联的行径激起捷人民的愤慨,1968年6月27日,一批科学和文学艺术界人士联名发表《两千字宣言》,呼吁加速改革,并对外国势力的干涉表示不安,提出必要时用武力支持政府。苏联称这一宣言为“反革命的号召书”,同时加紧对捷的干预。7月14,15日,苏联召集波、匈、保、民主德国领导人在华沙开会,以5国联名的形式向捷共发出警告信,声称“我们不能同意让敌对势力把你们国家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这已不仅仅是你们的事了,这是我们华沙条约国的共同事业”。捷共中央在复信中驳斥了对方对自己的攻击,但表示愿意举行双边会谈解决分歧。7月29日至8月1日,捷苏双边会谈在捷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但没有取得成果。8月3日,捷共与苏、波、匈、保、民主德国五国党代表团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虽然没有谈出具体成果,但气氛比较缓和。实际上,此时苏联已经对捷共领导失去耐心,在会谈的掩盖下正积极策划对捷的军事入侵。 1968年8月20日下午4时,两架苏联民用客机飞临布拉格上空,以机器发生故障为由要求在布拉格机场紧急降落。降落后从飞机上下来的是几十名穿统一服装、提着统一样式行李箱的“乘客”。当日深夜11时,这些“乘客”(实为苏军突击队员)突然从箱子中拿出武器,占领了布拉格机场。随后,在两架“故障”飞机(实为活动雷达站)指挥下,装载着坦克和苏军部队的大型运输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入侵的苏军迅速控制了布拉格的各重要据点,并绑架了杜布切克等捷党政主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苏、波、匈、保、民主德国五国的三十多万军队从各个方向开入捷领土,对捷全境实施武装占领。 苏军侵捷后原想组织一个亲苏政府以取代现政府,但因找不到有影响的牵头人物而只好继续同现政府打交道。8月24日,被绑架到莫斯科的杜布切克等捷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在苏联的高压下,捷方被迫于26日签署了按苏方旨意起草的会谈公报,对苏联等国军队的“暂时进入”和留驻表示认可,实际放弃了自主改革的权力,苏方在达到目的后则同意保留杜布切克的领导职务。公报激起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群众自发地集会示威,抗议苏军入侵。然而,屈服于苏联压力的捷领导人于10月16日又被迫签署了《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使苏军占领合法化。苏联的军事干涉中止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 革运动,“布拉格之春”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凛冽寒风中夭折了。此后,苏联进一步加强对捷的控制和干预,1969年4月,杜布切克被撤职,由苏联挑选的胡萨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那些曾积极参与和支持改革以及反对苏军占领的党内外人士均遭到清洗和迫害。 5、苏联的改革和挫折: 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 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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