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工作的审读通常需要三个审次

编辑工作的审读通常需要三个审次 审读通常要由三个审次(初审、复审、决审或终审)来进行，这就是“三审制”。它是编辑部最重要的工作。 审读前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主要是:1)检查书稿，尤其要注意附件包括序、跋、目录、索引、插图等;2)调阅书稿的全部(来往信件、写作及其研讨记录等)，了解书稿的写作过程;3)集中有关参考文献、资料和工具书，并作粗略的了解。准备工作做好了，审读工作就能遵循合理的方向进行，避免走弯路。 审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核对资料和引文，对内容、结构和文字作全面分析，最后在这二者基础上对书稿作出全面评价。 核对资料和引文 这是审读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全部审读工作的基础。它常常由助理编辑或者见习编辑担 任，但是不能低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责任编辑应当关心、帮助并指导这项工作。 可以根据哪些参考资料来核对,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它的线索:一方面是依靠作者提供的情况，作者在拟订写作计划时应当同时告知主要资料来源，在交稿时更应作进一步说明;另一方面是从选确定时起，编辑应当有意识地关心和了解有关资料的简况。关心国内外出版情况，掌握学术界研究动态，是做好核对资料工作的重要前提。 核对资料工作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鉴别材料的拥有情况，一是判断材料的运用情况。鉴别书稿材料的拥有情况可以有三项指标:准确程度，即引用上或书写上有无错误;有效程度，因为材料也有新陈代谢;丰富程度，即与客观上的材料相比给出它的利用程度。 一般图书都是“史”与“论”相结合的，即是材料与观点相结合相统一的。因此，材料与观点的衔接和匹配，应当是一般图书的共同要求。有观点而无材料，就会显得言之无物，空洞虚无;有材料而无观点，又可能只是现象罗列。当然，更不应有材料与观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书稿篇幅大，参考资料面广，核对工作的做法和要求应当因稿而异。比如，以“论”为主的书稿，核对资料的工作量相对较少，可以尽可能逐一核对。对于以材料为主的书稿，往往难以一一核对，就应当有所选择，至少在开始时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什么是可供选择的重点呢,它应是书稿材料的基本和主要的部分。所谓基本的部分，可以是书稿重要观点、重要特点的依据和基础。比如一本中国自然地理，它的新贡献可能在于其自然地理区划的独创性，其他材料则可能属于一般性的，比较次要的;一本中国历史，它的新贡献可能在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其他材料则可能属于一般性的，比较次要的。对这些重要方面的材料的核对，涉及到书稿质量的根本和全局，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所谓主要的部分，可以是那些枝 节性、派生性材料和论述的基础。这方面的主从关系无疑是十分多样、十分复杂的，但是书稿中的总论对于分论，综合对于分析，原因对于结果，一般表现为更具基本的性质，是可供选择的重点所在。我们提出对于一部分书稿可以有选择地重点核对资料，并不是为了限定核对资料的范围，更不是单纯为了减少核对资料的工作量，而是为了合理地使用总是有限的编辑力量，确保那些关键的、关系重大的核对工作能够高质量地进行。要求书稿的每个材料都要核查出它的确切出处，既是过于苛刻的，又是缺少实际意义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一些常见习闻的事实，依据编辑常识来判断，或者对于一些虽非常见习闻却无关宏旨的事实，由于有证据证明作者写作态度比较严谨，采取“相信作者”的态度而不予核对，也是很平常的。我们所以要核对书稿的材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出于对作者的不信任。我们对作者如果不信任，捧起书稿，如临大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编辑工作恐怕就无从下手，无法进行了。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信任作者，须知智者千虑也难免一失，所以核对资料工作不可缺少。 关于书稿材料运用情况的判断，主要是要弄清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某些调查、考察和实验的数据和情况，是可以广泛引用的。如果比较集中地引用，应当注明出处。叙述文字的引用则不同，一般应当避免直接地简单地搬用。如果整段、整节直接引用，又未经原作者同意，就将侵害他人的著作权。这种事例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不少，应当密切注意。书稿中材料的运用情况，会反映出作者的写作态度和贡献大小，这是衡量书稿质量和出版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核对资料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于对书稿作了第一次筛选。 核对资料工作通常要在对书稿通读一遍以后进行，因为经过通读才可以确定核对工作的广度、深度和重点。编辑部主动组写的稿件，由于具有较大的出版可能性，核对资料工作可以循序而进。对于情况不明的自投稿，核对工作必须先通过“抽样调查”，再确定有无必要全面地核对。如果重点抽查中发现资料运用上有不可弥补的重大缺陷，一般就没有必要作全面核对，甚至也不必对内容和文字作过多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直接作出退稿处理的判断了。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整个审读过程。 核对资料时还要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公开发行的图书，不能引用内部文件、内部材料(包括不出口的地方报纸)或其他非正式出版物。有些材料是否可以公开，没有把握时应当记录下来，通过请示来解决。 引文也是需要仔细核对的。这指的是编辑部主动组写的书稿和经过通读认为值得进一步考虑的自投稿。引文有两类，一类是一般引文，包括古今中外的一般著述，一类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者所据的版本有时不一定是善本，核对时可以由作者提示的版本检索到善本的文字。经典著作的引文必须根据最可靠的和最新的版本核对。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中的文字，凡已收入选集的应以最新版选集为准，选集未收的才可以按全集(全集未收的则按单行本)的文字校正。 核对引文时不仅要勘正文字、出处(版本、卷次、页码等)，还应当注意所引是否必要、是否适宜。任何性质的书稿，都不能以引文来代替作者自己的叙述，否则就只能是对他人著作的汇编。 引用经典著作的文字，更要持严肃态度。经典著作中某些一般性的叙述，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中关于我国地理情况的一般叙述，如果被作为中国地理知识来引用，就不大恰当。它并非毛主席自作，仅是经过他修改。马克思的著作，前期和后期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引述时要加以注意。核对经典著作的引文，要逐字、逐句进行，标点符号这些细节也不应放过。引用者如果要在某些引文下加着重点，必须注明为引者所加，以示区别。还必须注意，马克思的著作中有恩格斯的增补，以及引有一般作家甚至论敌的文字，凡此种种，都要特别留意，以免张冠李戴，铸成大错。 对内容、结构和文字作全面分析 这是审读工作最重要的方面。从积极方面说，通过审读应当发现书稿的一切可取之处。从消极方面说，通过审读应当发现书稿的一切问题。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就是衡量书稿出版价值的实际基础。但是，实际工作中，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有时也是不必要的。在审读阶段，我们着重注意和发现书稿的主要优点和缺点，只是在加工阶段，才对决定采用的书稿的文字，逐字逐句地琢磨和加工，消灭一切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缺陷。所以审读工作也有一个抓重点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审读阶段，要着重注意书稿在四个方面的情况，它们是书稿的政治性、系统性、确切性和科学性。 书稿的政治性是审读中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即使是知识性的或科学性的作品，也是这样。它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书稿政治思想观点上的正确性和政治思想教育意义。书稿内容的政治思想观点正确，是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图书的门类不同，它们的具体要求又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这方面的要求，社会科学作品要严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作品，政治类作品又要严于一般社会科学作品，时事政治类作品又要严于一般政治类作品。从另一方面说，通俗性的、普及性的作品要严于学术性的作品，工具性的作品要严于通俗性、普及性的作品，教科书又要严于工具书。 政治思想观点正确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条是实践，但是归根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强调倡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鉴别书稿的政治思想观点时，固然应当同马列主义创始人的具体教导相对照，但是不能以此为限，还应当从根本上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衡量，而且明确地认识到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实践检验的一致性。不要说是许多科学问题，就是许多社会问题，也是不能从马列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科学地正确地鉴别书稿的政治思想观点。 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科技类图书如果正确地反映了它的研究对象，并为实践所证实，应当说已经具有了基本的政治质量，在政治思想上是正确的。自然科学类图书，从客观上来说，其政治思想观点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按理说比较不大，但是实际上有时并不如此。这是有些作者在写作时往往过分强调“联系实际”，如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作用，于是超出了本学科的范围而造成的。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类图书中的政治问题大量地是非自然科学的。还有，我们不应当任意把科学问题拔高为哲学问题，世界观问题，以至立场问题等等。这种做法，貌似原则性强，政治性强，实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