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若干变化

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若干变化 关树东 辽朝社会大致经历三次较明显的变化。第一次变化始于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的并入，经济、社会构成的变化促使契丹族加快了封建化步伐，辽朝建立了中央集权、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第二次变化始于澶渊之盟(1004-1005年)，辽朝结束了与中原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状态，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境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并加大了经略西北、西南、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力度，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第三次变化始于大康年间(1075-1084年)，耶律乙辛诬害道宗皇后和太子，擅权恣肆。自此，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政治腐败，经济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本文试就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构成与社会文化的若干变化略陈管见。限于学识及史料的匮乏，所论难免是肤浅甚至错误的，恳请同仁指正。 (一)阶级关系和社会构成的变化 建国前契丹族尚未完全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大量各族战俘的迁入，特别是征服渤海国和获得幽云汉地后，契丹族很快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辽朝社会始终存在大量的贱民奴隶。官奴主要是宫户奴隶，私奴称驱口[1]。从辽初至圣宗时期，屡见将生口、俘户、宫户、叛户分赐贵族、群臣、将校的记载。奴隶的来源包括战俘、债务奴、犯罪籍没、依仗权势抑良为奴等，而以建国后开疆拓土所得的战俘奴隶最多。 出于发展封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征调兵徭的需要，圣宗初期即见抑制奴隶制因素的记载。《辽史》卷一一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四月壬戌载:辽军“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这是说城破以前被辽军将士俘获的居民，用官物赎还为民。统和七年二月，“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2]用官钱向诸族帐赎奴，可能变私奴为官奴，更有可能是释奴为良，让他们承担国家的赋役。实际上，自辽初起，并非将战俘一律变为奴隶。在那些用战俘建置的州县，战俘就不是奴隶。统和十三年四月，“诏诸道民户(穆宗)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3]部曲是地主贵族的依附民，或即处于奴隶地位。被胁从为部曲，是豪强兼并的结果。 澶渊之盟切断了辽朝掳掠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对奴隶制因素的极大抑制。战后，不少被掠的汉人得以归乡。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二月，诏“没蕃汉口归业者，均给资粮”。[4]次年又“诏河北诸州民陷契丹而归者，旧住庄产，勿限编敕年岁，并给之”。[5]据河东安抚司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报告，“北界自景德二年后，汉口被掠自归者千六百二十五人。”[6]澶渊之盟后，在对外战争中仍见将俘虏抑为奴隶的情况，如统和二十八年征伐高丽后，次年二月，将“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7]但对国内抑良为贱的现象则继续予以制止。开泰元年(1012)十二月，诏令“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8]这实际是用雇佣劳动取消债务奴隶。开泰八年，南京一带发生灾荒，同知南京留守杨佶就采取这种计佣赎身的办法，解放了不少卖身为奴的人[9]。 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有的人主动放奴。宋朝名臣田况之父景德中由辽境南归，“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数百人，以属况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纵去，因自脱归中国。”[10]有的官奴婢被赎出去，组成新的家庭。如涿州新城县人李家兴“以钱二十千赎得南界掠来妇人阿杜为妻”。[11]法律的调整也减少了罪奴的数量。如，辽朝一向“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圣宗母承天太后始“一以汉法论”，即一律依据律令裁决。[12]太平七年(1027)，“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13]次年，“诏庶孽虽已为良，不得预世选”，又“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14]庶孽即妾之子。以上规定显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但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婢生子转良现象的普遍存在。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15]契丹人既不能与汉人进行奴隶贸易，当他们需要钱时，就可能听驱口赎身。 辽圣宗时，部分奴隶被编置成国家直属的部落，成为国家编户。如稍瓦部、曷术部部民，本是“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国家取之置石烈，分别从事狩猎和冶铁业。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16]从奴隶到编户平民，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使国家获得封建赋役的承担者。 原来隶于诸宫卫的各族宫分人，圣宗时也有不少从宫卫中划出来，编为直属国家的部落或州县。圣宗三十四部中，撒里葛部、窈爪部、耨盌爪部、讹仆括部、奥衍女真部等十九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脱离宫卫后，诸部分隶南、北宰相府，镇戍边疆[17]。上京定霸县、保和县、宣化县都是圣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18]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所置州县还有仪坤州来远县[19]、显州属辽西州长庆县[20]、川州弘理县[21]。开泰初所建信州及二属县，析平州提辖司人户并他县人户置[22];来州属隰州，“圣宗括 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23]帐户即宫帐户、宫分户，有契丹等游牧民，也有汉、渤海族等定居农耕民。提辖司，亦称制置司，乃提辖制置司的简称，是设在府州、管理各地汉、渤海人宫分户的机构。[24] 《地理志》所记其他州县，想必还有以宫分人建置而漏记者。《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开泰二年四月记载:“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豪州为头下州，奉州或为头下州丰州之异写，而赡国、挞鲁河人户很可能就是宫分人。如果《本纪》保和县的记载纪年无误的话，此推理便能成立。以宫分户编置的州县，或者隶属宫卫，或者直隶朝廷。隶属宫卫州县的编户不是宫分人。宫卫属于内府、内库，皇室是其所有者。控制宫卫的极度膨胀，对国家经济发展、健全财政、赋役制度都是有利的。 贵族的头下军州，圣宗以后不少被国家收归国有，成为宫卫州县或直属朝廷的州县。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结建州县以居之”，“加以私奴置”[25]，本身就是辽朝抑制奴隶制的产物。俘户、私奴编入头下军州，其身份与驱口贱奴不同，是为转户，类似客户。[26]头下军州户的赋税在头下主与国家之间分配，他们对头下主保留较强的依附关系。圣宗以前，或因犯罪籍没，或因绝嗣，头下军州也有收归国有的。圣宗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强化了对头下军州的控制，除少数以公主媵臣户建立的头下军州外，不再见新的头下军州建立，原有的也不少收归国有。[27] 自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来，直到圣宗时期方见统计户口的记载。一次是统和九年“通括户口”，一次是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又见“通括南院部民”。[28]户口统计工作与上述州县、部落的建置沿革，不无关系。这是辽朝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肇始于统和前期，而于澶渊之盟后继续进行，并得以巩固。 圣宗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有所提高。原先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统和二十四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29]公主、贵族擅杀奴隶也要论罪。圣宗开泰六年，公主赛哥杀害一名婢女，公主、驸马受到降爵削职的处分;[30]兴宗重熙年间，契丹贵族耶律袅履擅杀他人婢女，有司拟以大辟论，因其善画，讨得兴宗的欢心，被免死，流于边地。[31]对奴隶的刑罚也有所减轻。兴宗重熙二年规定，奴婢犯逃或盗窃主家财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只能刺臂部、颈部。这和同时颁布的在全国废除鲸面的法令是一致的[32]。原来规定只有主人犯谋反大逆等死刑罪时，奴隶才能告发官府，道宗清宁四年，掌内藏 库官员赃满两贯就允许奴隶告官[33]。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抑制奴隶制因素、提高奴隶法律地位的根本原因。 阶级关系、社会构成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加快，出现统一官制、整齐风俗的呼声，并需作相应的法律调整。辽初基本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34]，“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 [35]。圣宗太平七年七月，诏更定法令，要求“《制条》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36]。兴宗重熙五年四月，颁行太平七年以来新定《条制》[37]。重熙二十年，再诏更定《条制》[38]。道宗咸雍六年(1070)，“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大康、大安间续有增订[39]。 道宗清宁三年(1057)，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40]。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尽管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确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早在兴宗重熙七年，萧孝忠任东京留守时，奏请取消渤海人击鞠的禁令，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五年以后他入朝任北院枢密使，又奏请:“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41]圣宗以来的法律改革，基本沿着糅合番、汉法律的道路进行，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但道宗过于偏向汉制，对契丹等族的传统法律、习惯扬弃过甚，加之吏治腐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法律改革以失败告终。史载:“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大安五年，复行重熙旧法[42]。 总之，澶渊之盟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和盟对辽宋双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契丹族和幽云以北地区来说，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实际上，自辽太宗入侵中原遭受重创以来，契丹社会上下都已厌苦得不偿失、无休无止的南侵战争。辽穆宗实行休养生息，遂致“户口丰殖”，“年谷屡稔”，南大王耶律挞烈、北大王耶律屋质终成“富民大王”。[43]辽景宗在位时，继续实行睦宋政策，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守臣，希望双方修好，得到积极响应。[44]萧太后(953-1009年)自幼目睹应历(951-968年)以来和平环境下社会经济的繁荣，亲历乾亨(979-982年)以来辽宋交恶对辽朝社会经济的破坏。当意外虏获宋真宗的藩邸亲信、宋将王继忠后，王继忠又晓陈和战利害，并表示愿意为辽宋和好上书宋真宗。[45]萧太后遂决意大举南下，以兵逼和，期望一劳永逸，尽快结束辽宋敌对状态，签订和盟，在她有生之年为她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发展空间。[46] (二)文教昌兴与礼法观念在契丹人中的推广 澶渊之盟前，辽朝大量吸纳中原官僚儒士进入统治机构。占领燕云地区后，在积极使用该地区汉族文人的同时，仍重视从晋、周、宋统治区引进人才。统和七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47]统和十二年十一月，“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并“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闻。同 由于征战不已，实无暇顾及发展时“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48] 文化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而发展较落后的契丹统治阶级对文教事业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到景宗、圣宗统治时期，封建化的发展奠定了文教事业进步的基础。澶渊之盟关闭了吸收中原儒士官僚的大门，为培育人才，辽朝重视发展教育文化，进一步推行科举制。与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开阔了辽朝人的眼界。契丹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显著提高，儒家礼法观占居主导地位。这无疑是辽朝社会的重大变化。 《辽史》卷103《文学列传上》的赞论说“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这当然是和平环境下的政策取向。统和九年，枢密使室昉、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等进呈所修本朝《实录》[49]。圣宗在位末期命令更定法令。兴宗重熙中，命臣僚编撰契丹建国前事迹及诸帝《实录》;又以“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编修《礼典》;颁行新订的《律令条制》，并“诏译诸书”。兴宗时还有修国史的，但晚到道宗大康中始置局编修。[50]汉儒给辽道宗讲解《论语》，避讳“夷狄之有君”句，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51]道宗时期，在圣宗、兴宗的基础上，辽朝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封建礼法制度的完善程度，确实达到很高的水准。大康七年《义丰县卧如院碑记》有云:“伏维今皇帝璿衡御极，玉斗乘时。程文选入彀之英，恤孤颁省刑之诏。礼乐交举，车书混同。行大圣之遗风，锺兴宗之正体。” [52]就是将辽朝兴举礼乐作为圣宗、兴宗以来的遗风、正体。澶渊之盟后的第三年，辽朝在上京以南、奚王故居，“拟神都之制”，建中京大定府。李锡厚先生指出，中京是辽朝汉化逐步加深过程中兴建的一座完全汉化的都城。[53] 创办学校、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是文化教育昌兴的重要标志。辽初已在上京设置国子监。幽云地区的州县学校多废于战火，辽早期自然难以兴复。现传世有统和以前重修寺庙、经幢的石刻若干通，独不见兴修学校的记载[54]。燕京建有太学，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广，特赐水硙庄一区”。[55]澶渊之盟后，学校间有兴建。开泰元年，归州上言“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诏允所请[56]。但学校教育的普遍化似在道宗时期。清宁元年十二月， “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57]中京国子监、应州、滦州、高州、良乡县、新城县、玉田县等州县的学校都是道宗以后创办的。[58]医巫闾山、南山、太宁山等处，似建有书院，供有志的读书人在此研习学问(见下文)。但是，朝野上下、黎民百姓对“阐扬儒教，辅助国风”[59]的孔庙、学校的建设热情，显然远逊于对寺院的热情。辽朝文教事业远不及宋，后来的金也大大超过了它。佞佛与契丹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是文教发展的两个重要不利因素。 汉族文人儒士，入辽后大多见用，入仕之外，读书、作文、赋诗仍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澶渊之盟后，随着统治者对文教事业的倡导，汉人中崇儒尚学之风逐渐形成。宦官王继恩，统和间南征被俘时不足十岁，后“通书及辽语„„市书至万卷，载以自随，诵读不倦”[60]。涿州人王鼎“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时马唐俊有文名幽、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这说明兴宗时期幽蓟地区存在诗(文)友社之类的组织。 辽太宗获取幽云地区后，为笼络士人，延揽人才，曾开科取士。后来科举兴废无常。圣宗统和八年，诏开贡举，自此到圣宗末年，大抵每年开科一次。兴宗以后，效宋制，每三年一试。进士的录取人数在澶渊之盟后明显增加。据研究，辽代“其初放进士，每次仅一、二人，或三、四人，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不过二十余人;其后逐渐增多，辽兴宗时达五六十人，至道宗时增至一百数十人。增多的原因主要是，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辽宋缔结澶渊之盟以后，南北交欢，友好相处，政治比较安定，辽朝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朝野都趋向于文化教育的提高，重视科举，应举者多，所以录取也逐渐增多。”[61]太平五年秋冬，圣宗驻跸南京，十一月，召见进士七十二人，据其赋诗工拙分别授予太子校书郎和崇文馆校书郎之职[62]。太平九年十一月，皇城进士张人纪、赵睦等二十二人入朝，试以诗赋，皆赐第[63]。朝廷对进士的优待，激励汉、渤海族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平民子弟读书求取功名。兴宗以后，进士成为南面官的清选，中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大大提高。风气所至，那些号称豪门大族，一向靠祖荫入仕的子弟，也纷纷加入科考行列。有的契丹人也以金榜题名为人生的理想和荣耀(见下文)。这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辽朝号称“以用武立国”[64],前期庶事草创，国家致力于拓展疆域，契丹贵族、平民多在马背上征战四方，“弋猎为务，戈矛是功”，[65]文事多交由汉人处理。契丹贵族中虽也有若干好学能文者，如太祖长子耶律倍、耶律隆先父子、六院皇族耶律羽之、耶律突吕不，但实属 个别。且前三人都曾多年在渤海国旧地任职，耶律倍娶渤海贵族大氏、高氏女，耶律隆先之母就是大氏，他们的文化修养应深受汉化程度较高的渤海人的熏陶[66]。契丹人逐水草而居，以鞍马为家，这种生活方式似也不利于文化教育的传承。但是，随着契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契丹人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统和之后关于契丹人好学能诗文的记载颇多，有的成为文人雅士，并有文集传世。圣宗、兴宗、道宗皇帝都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宋使路振出使辽朝，报告说:“番、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自与朝廷通好以来，岁选人才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67]辽朝派往宋朝的贺正使、生辰使，以及迎送宋使的伴使，既有汉人也有契丹人，他们都要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国家提倡文治，礼法治国，要求各族各级官员具备基本的文化修养。如太平七年十一月，诸亲王“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奏，各将之官，乞选伴读书史。从之”。[68]可能就在不久遂有“诸王文学馆”之设，置诸王教授、伴读[69]。 在这种政策和环境的影响下，契丹人中喜好读书的风气遂逐渐形成。国舅帐萧劳古“善属文，为圣宗诗友”，其子萧朴“博学多智”。[70]六院部人耶律谷欲工文章，与兴宗结为诗友。涅剌部人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兴宗“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授予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之职，组织编修《实录》、《礼典》，翻译汉籍，并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71]。重熙初始补牌印郎君的耶律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有诗文行于世。”他还参与编撰《实录》、《礼典》，修定律令。耶律庶成侄蒲鲁，“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由于法令不允许契丹人应举，他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72]。重熙中始补寝殿小底的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生于乾州，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将入南山肆业，友人止之曰:‘尔无仆御，驱弛千里，纵闻见过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余地。’良曰:‘穷通，命也，非尔所知。’不听，留数年而归。”道宗清宁中，时任知制诰的耶律良奏请编御制诗文，题名《清宁集》，而道宗亦命名耶律良诗集为《庆会集》[73]。有的契丹人文武双全，戎马倥偬间创作了不少作品，如萧柳、萧孝穆等都曾有诗文集传世[74]。 女性耶律常哥“能诗文”，“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道宗咸雍间曾作文以述时政[75]。圣宗外甥女、秦晋国王妃“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性 不好音律，不修容饰，颇习骑射，尝在猎围，料其能中则发，发即应玄而倒。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其笔也。轻财重义，延纳群彦。士之寒素者赈给之，士之才俊者升荐之。故内外显僚，多出其门。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今古，谈论兴亡„„撰《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世。”[76] 澶渊之盟后，通过榷场贸易或其他途径，中原文献源源不断流入辽朝，成为契、汉读书人的珍藏。如宋陕州逸士魏野工诗，“契丹使者尝言本国得其《草堂集》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77]辽道宗时使辽的宋使苏辙反映“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贩入虏中，其利十倍”[78] 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是房山(白带山、涿鹿山)云居寺石经的续刻。辽末天庆八年《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自隋朝沙门静琬刻经以来，门人“师资相踵，五代(按:谓师承五世)造经，亦未满师愿。至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勖、梁公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至大安十年，又有通理大师倡议开坛放戒，化缘刻经四十四帙。而据道宗清宁四年《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所载，辽朝续刻始于太平七年，涿州刺史韩绍芳有感于“自唐以降，不闻继造。佛之言教，将见其废”，奏请朝廷，圣宗“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出土于今辽宁省朝阳市的辽天庆六年《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对辽朝佛教盛行的解释是:“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此教所以盛宏。凡民间建立佛寺，靡弗如意。今此塔自太平九年，柳城人梁氏之所建也”[79]可见，圣宗太平年间续修石经实得益于澶渊之盟后偃武修文政策。 随着汉人、渤海人的大量进入草原以及渤海国、幽云汉地的并入，契丹、奚族与汉族、渤海族的交往日益广泛。澶渊之盟后，辽宋双方也保持着友好往来，促进了辽朝各族人民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契丹、奚等族人民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汉族也受到契丹文化的深刻影响，呈现民族融合的趋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丧葬、服饰、游戏、岁时礼俗中[80]。汉语成为辽境内各族人民彼此交流的通用语言。如东北接近女真的黄龙府，诸族混居，“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辨之。”[81]各民族既然交错杂居，彼此通婚早已有之，但统治者人为制造民族隔阂，禁止民族通婚。辽兴宗时，在汉官韩绍方等的建议下，放宽了对民族通婚的限制[82]。 尽管“辽居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83]，但封建礼法既为统治者所倡导，如圣宗太平年间，“时太平日久，帝留心翰墨，始画谱牒以别 嫡庶”，[84]封建礼法在契丹人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圣宗太平年间始仕的楮特部人萧德“笃学好礼法”;重熙中，兴宗嘱燕赵国王傅萧惟信“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惟信遵命“辅导以礼”[85]。重熙中补护卫的宫分人萧乌野，“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道宗清宁中为护卫太保的国舅帐萧韩家(奴)“动循礼法”。[86]公主之女、耶律奴妻萧意辛，“事亲睦族，以萧谨闻。尝与娣姒会，争言厌魅以取夫宠。意辛曰:‘厌魅不若礼法。’众问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洁，奉长以敬，事夫以柔，抚下以宽，毋使君子见其轻易，此之为礼法，自然取重于夫。以厌魅获胜，独不愧于心乎～’闻者大惭。”道宗太子被诬害，耶律奴受牵连，举家遭籍没，流放边地。道宗因意辛为公主之女，让她与耶律奴绝婚，意辛辞以“夫妇之义，生死以之„„背纲常之道， 。契丹人信奉儒家于禽兽何异,”她所遵循的完全是一套儒家伦理[87]礼法，也反映在他们的汉语名字中。如兴宗母舅名萧孝穆、孝先、孝诚(忠)、孝友、孝惠[88]，圣宗朝南府宰相耶律思忠五子名仁先、义先、礼先、智先、信先。[89]这在辽前期也是不多见的。 葬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辽圣宗以后，契丹族的墓葬更多地吸收了汉族的礼俗。目前，学术界一般将辽代契丹族的墓葬制度划分为三个时期，景宗及以前年代的划为早期，圣宗、兴宗两朝划为中期，道宗和天祚帝两朝划为晚期[90]。杨晶认为，就壁画而言，“早期，契丹人和汉人壁画墓的装饰题材区别较大，契丹人墓中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色;到了中晚期，两种族属的墓葬装饰题材日趋接近，反映了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李逸友指出，已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辽代画像石墓葬始于圣宗统和年间，墓主有汉人也有契丹人，除出行图、宴饮图、伎乐图等外，还有孝悌图，内容大都出自《孝子传》、《二十四孝》，“但画像石的人物画，则是契丹人装束，头带毡帽，身穿窄袖长袍，腰束带，脚着长靴。”[91]可见圣宗统和以后，儒家伦理观念已经深植契丹人心里。 辽朝社会与文化的上述变化，有其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大多于统和早期即可见端倪，而于澶渊之盟后愈益明显。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辽宋之间敌对、战争的局面，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进步遂加快了步伐。澶渊之盟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适此盟约签订一千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誌纪念。愿我国各族人民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局面，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完全统一共同努力～ (原载张希清等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详见李锡厚《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论驱口》，载《临潢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三》。 [3]《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甲午，中华书局点校本。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己丑。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己酉。 [7]《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统和二十九年二月。 [8]《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开泰元年十二月。 [9]《辽史》卷八九《杨佶传》。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仁宗嘉祐八年二月乙酉，《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真宗景德三年庚戌。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辽史》卷61《刑法志上》。 [13]《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太平七年十月。 [14]《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太平八年十二月。 [15]《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重熙十五年正月。 [16]《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部族》，“圣宗三十四部”条。 [17]同10。 [1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据卷一五《圣宗本纪六》，保和置县在开泰二年四月。 [19]后并入广义县，见《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20]《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21]《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22]《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23]《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24]《辽史》卷一?五《马人望传》见南京诸宫提辖制置，《韩资道墓志》见诸宫制置使，《刘存规墓志》见积庆宫都提辖司。《墓志》，如无特别说明，均出向南编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序、上京道头下军州。 [26]详见李锡厚:《头下与辽金“二税户”》，《临潢集》。 [27]参见冯永谦:《辽代头下州探索》，《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刘浦江:《辽代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8]以上分见《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统和九年七月、统和十五年三月，卷一四《圣宗本纪五》统和二十一年十一月。 [29]《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30]《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 [31]《辽史》卷八六本传。 [32]《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33]参见《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圣宗统和二十四年诏，卷二一《道宗本纪一》清宁四年七月。 [34]《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序。 [35]《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36]《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卷一七圣宗太平七年七月。 [37]《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重熙五年四月，《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38]《辽史》卷二?《兴宗本纪》重熙二十年九月。 [39]《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40]《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清宁三年八月。 [41]《辽史》卷八一《萧孝忠传》。 [42]《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辽史》卷二五《道宗本纪》大安五年十月，“以新定法令太烦，复行旧法。” [43] 《辽史》卷七七《耶律挞烈传》。 [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太祖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录耶律琮书全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八册第7673页;《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太祖经略幽燕”条也载信件全文，以及次年契丹遣使聘好事，称“自是，契丹始与中国交聘”。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0年，第2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正月戊寅条载，知雄州贺令图等上言:“自国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发兵以援„„”;《耶律琮神道碑》残文有“远结欢盟，玉帛交通须为政”之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第86页。由此可见，辽景宗保宁六年，也就是澶渊之盟前的30年，辽宋之间就曾缔结和盟。 [45] 《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传》。 [46] 统和二二年辽朝出兵南下的战略意图及王继忠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见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61本3分册(1990年);何天明:《澶渊议和与王继忠》，《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47]《辽史》卷十二圣宗统和七年三月。 [48]《辽史》卷十三圣宗统和十二年十一月。 [49]《辽史》卷七九《室昉传》、卷八?《邢抱朴传》。 [50]参见《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卷八九《耶律庶成传》，卷一?四《耶律孟简传》。 [51]洪皓:《松漠纪闻》，豫章丛书本。 [52]《辽代石刻文编》。大圣所指，辽太祖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但下句兴宗用的是庙号，故大圣当也指庙号圣宗。 [53]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条。武则天时一度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见李锡厚:《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临潢集》。 [54]见《辽代石刻文编》。辽中后期佞佛更甚，有关的石刻颇多，而兴建庙、学的石刻仅见个别。 [55]《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统和十三年九月。 [56]《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开泰元年十二月。 [57]《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 [58]参见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9]《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乾统七年)，《辽代石刻文编》。 [60]《辽史》卷一?九《宦官?王继恩传》。 [61]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62]《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圣宗太平五年十一月。 [63]《辽史》卷一七圣宗太平九年十一月。 [64]《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序。 [65]《萧仅墓志》。 [66]见《辽史》卷七二《宗室传》、卷七五《耶律羽之传》、《耶律突吕不传》，《耶律羽之墓志》，《文物》1996年第1期。 [67]《乘轺录》，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 [68]《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 [69]《辽史》卷四七《百官志》。 [70]《辽史》卷八?《萧朴传》 [71]以上见《辽史》卷一?四《文学列传下》。 [72]《辽史》卷八九《耶律庶成传》及附《蒲鲁传》。 [73]《辽史》卷九六《耶律良传》。 [74]《辽史》卷八五、八七本传。 [75]《辽史》卷一?七《列女传》。 [76]《秦晋国妃墓志》。 [7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五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三月甲戌。 [78]《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苏辙集》第二册，中华书局校勘本，1999年第2版。宋神宗元丰元年禁榷场贩卖除九经疏以外的书与北客，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四月庚申。 [79]以上石刻俱见《辽代石刻文编》。 [80]参见宋德金:《契丹汉化礼俗述略》，《辽金史论集》第一辑。 [81](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前揭贾敬颜《疏证稿》。 [82]据(宋)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但据辽道宗时使辽的宋使苏辙反映，中京地区奚、汉之间依然是“婚姻未许连”。《栾城集?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奚君”。 [83]《辽史》卷一?七《列女传》序。 [84]《辽史》卷八?《萧朴传》 [85]《辽史》卷九六《萧德传》、《萧惟信传》。 [86]《辽史》卷九二《萧乌野传》、《萧韩家传》。 [87]《辽史》卷一?七《列女?耶律奴妻萧氏传》。 [88]参见《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辽史》卷八七《萧孝穆传》。 [89]《耶律仁先墓志》。 [90]参见李逸友:《略论辽代契丹与汉人墓葬的特征和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王秋华:《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杨晶:《辽墓初探》，《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91]《论辽墓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