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

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 蔡邕是东汉后期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他对众多文体都有尝试和开拓。其中，最为人所称道者是碑铭，而历来最受讥讽者也在碑铭。碑文作为文体获得认可，曾经历了一番纷争。而引发这场纷争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碑文巨匠蔡邕。碑作为一种文体，其命名本来就与颂、赞、铭、箴、诔等文体的命名方式截然不同。正因为它不以功用命名，而以载体命名，碑的材范围也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体的范围有交叉，甚至重合。由于它可用来纪功，就与铭的题材有重合。又由于它更广泛地被用于丧葬，就与诔的内容不易区分。蔡邕作有《铭论》，他崇信《左传》的记载，颇重铭体记述功德的用途。由其现存碑文来看，蔡邕本来并未对碑、铭予以区分。但是，由于自东汉起石碑的使用日广，钟鼎等礼器则逐渐稀少，因此铭文原有的称颂功德的内容，已经成为碑文的专利。同时也因为蔡邕为碑文写作所确立的新的，终于使这种文体获得独立的地位。自蔡邕以后，历代创作不绝。其间经历了从碑铭到墓志铭(也叫“碑志”)的演化过程。到唐代，碑志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古文运动的几位大家都涉足此体。他们的创作虽各有新变，但几乎都继承和吸收了前代作家，尤其是蔡邕碑铭创作的经验。 唐代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参与这一运动的作家一致认同三代西汉之文风，但对于东汉的文风是否值得学习，则见仁见智，存在分歧。那么，作为东汉一代的一流作家，蔡邕在唐代古文家的心目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唐代古文家对蔡邕碑铭文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创作受蔡邕影响的情形。 关于古文运动的发生过程，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云:“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此后，《新唐•文艺传》对此说加以补充，上溯至王勃与杨炯，下推至韩门后学李翱等人。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就是综合二家之说，并参考孙昌武先生的说法，包括了从高宗朝至武宗朝，凡是对于古文运动的发生及发展有所贡献的作家。 一、国史之笔 唐初，延续北朝的风气，碑志写作大行。《旧唐书•职官志二》载秘书省设著作局(龙朔为司文局)，其著作郎(龙朔为司文郎中)与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可见上层统治者对于碑志的重视。 孙昌武指出:“在‘古文运动’中，碑传文章成就卓异。”(《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全唐文》收王勃碑志十篇，杨炯二十多篇，陈子昂近二十篇，张说约七十篇，李华二十多篇，独孤及三十多篇，梁肃二十多篇，权德舆八十多篇，韩、柳各六十多篇，吕温约十篇，李翱十多篇。他们都在有唐一代留存碑传文最多的作家之列。不难看出，凡古文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及受其影响的作家大多皆为碑传写作的高手。 王勃、杨炯都很推崇蔡邕的碑铭之作。他们都在自己的碑文中，屡屡提到蔡邕的《郭有道碑》，认为此碑言无虚美，褒奖得实，符合作碑文的最高原则。而且，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看做是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同样的，稍后的张说、孙逖等也都在其所作碑文中达了同样的志向。 《后汉书•郭太传》记载汉末名士郭太死后，“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蔡邕在生前已经看到了碑文写作中存在的一种致命的弊病，此后，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愈演愈烈。《宋书•裴松之传》记载裴松之对于“世立私碑，有乖事实”，“勒 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的社会问题提出严厉批判，并进而联系到“蔡邕制文，每有愧色”的事实，将矛头直指蔡邕。裴氏提到的碑文写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他们大多不但没有责怪蔡邕，反而因为他有先见之明，并且至少提供了《郭有道碑》这一范例，所以对他深致敬意，并把他所提出的无虚美的原则作为碑文写作的极则。据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翁注引阎若璩校语云:“李吉甫言，周武帝时，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诏特留。”于此不难见出蔡邕作为碑文写作最高准则的确立者所受到的尊敬。 蔡邕曾自述其学术说:“骋驰乎典籍之崇途，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释诲》)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伯喈“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不仅如此，他还工于书画，精于典章礼仪之学。真可谓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蔡邕精雅，文史彬彬。”这正是历代文人最艳羡之处，唐人尤其如此，他们对“蔡中郎之博学”(杨炯《盈川集》卷九《隰川县令李公墓志铭》)是十分心仪的。 蔡邕的博学主要表现在对于典章的熟悉，也就是史学方面的才能。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曾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又“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蔡邕触怒王允之后，马日因珍惜蔡氏的史才而予以救助。蔡邕死后，郑玄曾叹息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可见蔡邕的史学才能在当时是很受推许的。《汉书•司马迁传赞》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王允之所以杀害蔡邕，是怕他像司马迁一样作“谤书”记录当时历史，但恰恰是他这一不自觉的比附，倒使后世有些人把蔡邕和司马迁的遭遇以及著作联系起来，因而在“实录”这一点上找到了二者的相似之处。而这种“实录”原则，与儒家惩恶褒善的文章传统正相一致。 古文运动的早期倡导者李华是当时极受推许的碑志大家。他在《著作郎厅壁记》中追述了三代以来“国史”之职“褒贬惩劝，区别昏明”的教化功绩，又特别强调汉代司马迁、班固、蔡邕等史官的重大作用，进而赞美当时的著作郎崔杰“以儒雅之姿，从班、蔡之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华说，贞观年间，“别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领带其职”。著作郎本来是执掌“碑志祭祝之文”的，但后来其实身兼“经纬斯文，昭宣有政”的国史重任。不难推想，其时碑志写作已经取得了与国史修撰并列的位置。因此，上行下效，碑文作家必然要求具备良史之才。李华所推重的蔡邕之文的“儒雅”，也即刘勰所称“精雅”，其中含有对其史学才华的赞赏。蔡邕之文以儒家经典为本，合乎《春秋》笔削之旨，因而风格雅正。 张说在《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说:“马迁世家，益孟坚之一传;刘宽表墓，并伯喈之两碑。报德教忠，俱传不朽。”在这里，张说认为蔡碑之可贵，正在于其合乎儒家文统的“报德教忠”的主体思想。他在《齐黄门侍郎卢公神道碑》中又说: 昔仲尼之后，世载文学。鲁有游、夏，楚有屈、宋，汉兴有贾、马、王、杨，后汉有班、张、崔、蔡，魏有曹、王、徐、陈、应、刘，晋有潘、陆、张、左、孙、郭，宋、齐有颜、谢、江、鲍，梁、陈有任、王、何、刘、沈、谢、徐、庾，而北齐有温、邢、卢、薛，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 对西汉文学，张说不像当时一些作家以及其后的古文家那样注重政论文，而是关注贾、马、王、杨等人的辞赋。而对东汉以至隋代文学，所看重者主要是诗歌与辞赋，但也还看重颂赞和碑铭，其所论及的北朝几位作家，温子升、邢邵皆以碑志擅名，几乎不作辞赋。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些作品不管是纯个人的“吟咏情性”，还是合乎儒家传统，立足政教的“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在内容上都是可取的，其持论可谓通达。当然，蔡邕的碑铭应该是属于“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之作，这正是他推重蔡碑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汉书•蔡邕传》记载:“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 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蔡邕对孝道身体力行，这或许是促使他不断写作碑铭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蔡邕为汉末通儒，曾“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于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后汉书•蔡邕传》)。此外，他还精于典章制度仪礼之学，著有《独断》、《月令章句》等。这种专门的研究应该更能加深他对儒家丧葬礼仪根本精神的理解，从而不仅有利于在碑铭写作中熔铸经典如己出，而且使他的碑文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自身践履并宣扬儒家道德准则的有效途径。而后世有一些作家，正是被蔡碑的这种内蕴的精神力量所震撼。 在此以后，韩愈的弟子李翱也很喜爱蔡邕的碑铭。他在《答泗州开元寺僧澄观书》中高度评价蔡邕作《黄钺铭》，合乎古人作铭“以纪功伐，垂戒劝”的传统，进而批评近代文士“为铭为碑，大抵咏其形容”，“非所谓勒功德诫劝于器也”的不良倾向。 梁肃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中评价独孤及之文“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在古文运动中，“实录”的原则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蔡邕碑铭受到较为普遍的推崇。 二、颂述之文 唐代古文家中，对蔡邕碑铭文评价最高的是碑志巨匠权德舆。他在《醉说》中评价蔡碑“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为繁。贯通之以经术，弥缝之以渊元”。权氏除了赞叹蔡碑源于经、史的典雅的内容，还特别强调其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一是用典，“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这与《文心雕龙•事类》所谓“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是一致的。二是剪裁，“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为繁”，即繁简得中。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权德舆“于述作特盛，《六经》百氏，游泳渐渍，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焉”。他在《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中说:“张老之轮奂，……伯喈之无愧，贤士大夫颂述之文也。若夫……阮元瑜书记翩翩之任，触类滋多，非文不彰。后之人力不足者，词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难能也如是。”权氏认为伯喈之碑铭合乎雅颂的传统。他自己的碑志以骈体为主，很重视文采，但是他看到了后来以蔡、阮(蔡邕弟子)为宗者所存在的偏差，即“词或侈靡，理或底伏”。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关联的，过于逞辞弄藻，必然妨碍说理的清楚明白;而蔡、阮之高明，正在于能恰如其分地处理词与理的关系，显示出后人所不及的才力，这恰是权氏所追求的。释皎然在《答权从事德舆书》中说:“初，贫道闻足下盛名，未睹制述，因问越僧灵澈、?古、豆卢次方，签曰:‘杨、马、崔、蔡之流’。”这一对权氏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 范晔在《后汉书•蔡邕传赞》中评价伯喈为文“心精辞绮”。王勃也屡屡称道“伯喈雄藻”。(《与契将军书》)据《旧唐书•张说传》记载，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极为推崇四六宗匠庾信的文风，亦很推重“四杰”之文，正是出于对其文采的喜爱。自然地，蔡碑之“辞绮”定能引起他的共鸣。另外，张说作文“用思精密”，这一点与蔡邕之“心精”恰好一致，可见二人具有相同的对于文章构思精巧的艺术追求。无独有偶，后来的古文家、醉心于蔡碑的崔元翰作碑志时亦“致思精密”。不难推断，唐代喜爱蔡碑的作家，看重其构思精巧之特色者当不在少数。 作为古文运动萌芽期的重要作家独孤及的弟子，崔元翰非常用心地师法蔡邕的碑文。 《旧唐书•崔元翰传》记载:“元翰苦心文章，时年七十余，好学不倦。……其对策及奏记、碑志，师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与崔元翰同时的权德舆盛推崔氏之文，称其“师遵六籍，磅礴二汉，……闳茂博厚，菁华缜密”(《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王勃、杨炯之后，张说之前，碑志写作曾出现过一股新的潮流。《旧唐书•文苑传中》记载: 富嘉谟……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作《双龙泉颂》、《千谷颂》，少微撰《崇福寺钟铭》，词最高雅，作者推重。富氏二颂今不存，吴氏之铭见《全唐文》卷二三五，题曰《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主要为散体，间有偶句。岑仲勉《金石论丛•续贞石证史》收录富、吴合著的《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上柱国安平县开国男赠卫尉少卿崔公墓志》，且据《旧唐书》此段记载，云:“今读其文，诚继陈拾遗而起之一派，韩、柳不得专美于后也。”此碑之志文全为散体，铭文偶句极少，对偶亦不工，铭文后有附志，亦散体，记死者之子孙。所谓“富吴体”的新风格，即打破专用骈体的行文规则，抵制“浮俚不竞”的文风，学习古代经典以散体为主的行文风格，力求达到“雅厚雄迈”(《新唐书•文艺传中》)的境界。当然，其“以经典为本”不单是学其皮毛，而更重要者在于学习经典的思想内核。因此，这种新文风，其实是矫正了在碑志写作中被徐、庾等人发挥到极端的过分注重遣词行文的形式华美之弊，转而注重碑志这一文体所应承载的儒家道德教化的功能，这在实际上恰恰与蔡邕所确立的“无惭德”的精神相一致。这种新文风，受到张说以及萧颖士的极大好评。 李翱在《答皇甫书》中云:“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此言不无自负的成分。在李翱心目中，尽管就文采来说，蔡邕似乎不如司马迁，但就碑铭之文而言，蔡氏亦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标的。对于李翱颇为自负的两篇文章，裴度评价说:“若《愍女碑》、《烈妇传》，可以激清教义，焕于史氏。”(《寄李翱书》)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蔡碑辅助“教义”的史学精神。其师韩愈曾这样评价柳宗元:“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新唐书•柳宗元传》)韩、李立论是一致的。尽管他们认为东汉文在气质上要弱于西汉之文，但对于像班、张、崔、蔡这样的大家，也不无崇敬之意。对韩愈古文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的独孤及就嫌“荀、孟朴而少文”，因而既主张向西汉的贾谊、司马迁学习，又主张向东汉的班固学习，难怪其弟子梁肃认为其师之文有“两汉之遗风”(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作为李翱十分尊敬的一位文坛前辈，梁肃对两汉文的评价比较客观。他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途者也。”这里没有按时代的分界来评价两汉之文，而是把两汉文章写作看做一个整体，比较客观地指出贯穿两汉时代始终的是两种不同的文风，前者“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后者或“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或“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虽然后者在思想上稍逊于前者，但亦自成一派，与前者一样都文理兼胜，足为后世法。照这个标准衡量，蔡邕应是与张衡等为一派。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唐代古文家之所以喜好蔡邕的碑铭之作，是因为蔡邕确立碑文写作的“实录”原则，其文融化经典，合乎儒家雅正的标准，遵循褒贬劝诫的根本原则，而且构思精巧，辞藻丰富、典雅但无俚俗、华靡之弊，运用骈俪之语而能所恰如其分，不以辞害意，充分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才能。总之，蔡碑典雅而又优美，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 刘师培说:“碑铭之体应以蔡中郎为正宗，然自齐梁以迄唐五代，碑文虽较逊于伯喈，而其体式则无殊于两汉，盖惟辞采增华，篇幅增长而已。”(《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载《国文月刊》1945年第6期)此言可谓得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