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为何推崇周礼及对周礼的超越

论孔子为何推崇周礼及对周礼的超越 摘要：几千年来，孔子礼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尤其是孔子对周礼的推崇和超越，为中国文化作出了特有的贡献。本文从探讨孔子与周礼的关系入手，并从孔子的家世、所处的地域、社会变化等方面，孔子推崇周礼的原因及孔子对周礼的超越，希望有助于读者对此方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孔子、周礼、推崇、超越 研究孔子，我们会发现孔子非常推崇“礼”。在《论语》中“礼”出现的次数非常多，达七十四次。当然孔子所推崇的“礼”主要是指的周礼。孔子研究了历代礼制，认为西周的礼制是最完美的，因此他崇拜和赞美周礼，并得出了“吾从周”的结论。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孔子决心以重建文武周公的事业为己任，提出“克己复礼”主张，并在言行上达到了对周礼的超越。下面就孔子为何推崇周礼及如何对周礼进行超越加以论述。 一、贵族家世影响下的崇“礼”思想 古代文学理论中有“知人论世”说，那么认识孔子及其为什么推崇“礼”，就必须了解其家世。家世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概括孔子的家世，那就是显赫与没落。 这显赫的家世可以追述到殷周交替之际。“周武王灭殷，将殷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宋，成了宋国的第一代君主。他的嫡传后代弗父何（孔子第七代祖）把本应由他继承的国君之位，礼让于其弟，从此美名传四方。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孔子第七代祖），辅佐过宋国三朝君主，以谦恭简朴和熟悉古文献而被时人称誉。相传《诗经》里的《商颂》就是他追念殷商祖先所作的史诗。正考夫的儿子孔父嘉（孔子第六代组）在宋国贵族的内讧中被杀，其后代为避祸而逃难到鲁国，以孔为姓氏。从此，这贵族家世如日薄西山，渐趋没落了。” 孔子的父亲是孔父嘉的五代孙。虽然立过两次战功，但已无力改写家族没落的历史。因此他的战功只是这个显赫家世的最后一页。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非常重视“礼”的，而“礼”又是贵族所推崇的。而由以上看来，孔子是有着曾经显赫的贵族家世，虽然在他三岁的时候他父亲就病故了，但孔子的母亲肯定不止一次地向孔子叙述过这光荣的家世。这自然激励着孔子从小就产生了跻身仕途而重返贵族行列的志向。然而，这需要掌握体现了贵族的政治规范、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趣的周礼。这多少对孔子学习周礼、推崇周礼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孔子的爷爷代就已经是士族，《国语﹒齐语》告诉我们：士在中国古代的春秋以前，不仅是“四民之一”，而且是“四民之首”——士、农、工、商，即平民的上层——最高等级。由于士是平民的最高等级，所以，其社会地位比其他平民高；与贵族的关系密切，是贵族的“臣、仆”，可为贵族的“家臣”；有的还可任官，或帮助贵族管理采邑，是贵族治理农、工、商等平民的纽带和桥梁；生活比其他平民洒脱，受人景仰。正因为孔子的家庭处在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也使孔子直接接触了很多来自贵族阶层崇 “礼”的思想，这些都对孔子以后推崇周礼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现。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典章和礼仪形式。” 当时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把礼看作是国家的根本，认为它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年）。因此，如何对待礼也就成了国家最大的政治，受到当时政治家的重视。维护“礼”，实际上就是维护封建领主国家制度，有利于封建贵族阶级。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 “礼”在当时是被贵族所推崇的。而从以上看来孔子有着显赫的贵族家世和接近于贵族身份的士族地位，所以“礼”在孔子的思想意识中是潜在的，并随着孔子的年龄增长，这些意识就变得日益明显和清晰了。 孔子维护“礼”的原则态度比较突出，他认为周礼兼有夏、殷两代的长处，是最完美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政）。对周礼表示十分的赞赏。甚至对旧制度的些微变更也表示反对。如：“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左传》哀公十年，齐国大夫陈成子把齐君齐简公杀死。孔子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去告诉鲁君，请求出兵去讨伐陈成子。只是鲁国没有接受孔子的建议，孔子才只好作罢。孔子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孔子是主张正名的，以臣杀君，是大逆不道，不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违背了周礼，故而这一次孔子虽不在其位，却谋其政了。这说明孔子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领主制度，这并不奇怪。孔子家世没落，到其父一代已失去了贵族特权变成了士族，士有他的梦想，那就是向上爬，跻身于贵族阶级，而孔子的父亲也一直希望有一个能重振这贵族家世的儿子。因此，重振贵族家世便一直是孔子的和梦想。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孔子拥护贵族阶级，其自然而然也推崇这有利于贵族阶级的“礼”。 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崇“礼”思想 从《论语》、《左传》、《史记》等先秦史料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孔子与西周的密切关系。如孔子“适周”、“亲周”、“从周”、“继周”、“为东周”等等。而孔子本人|更是深受周礼的影响。章学城说：“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体。”可见章学城是这样认识孔子与周礼关系的。的确可以说，孔子自幼及长至老，都与周礼发生密切关系。“孔子年六岁，为儿嬉戏，即常‘陈俎豆，设礼容。’年长，适周问礼。居鲁，‘入太庙，每问事。’及晚年，删诗，订礼乐。” 孔子之所以一生都与周礼有密切关系，并学习周礼、推崇周礼，这主要是受其所居住的鲁国地域文化的影响。 孔子所在的鲁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北依泰山，与齐为界，东临大海，西南接壤于宋、卫，自然环境与经济条件，在当时的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与各国相比，最值得鲁国自豪的，当然是它的文化传统。殷灭周兴，周武王将功劳大、威望高的周公封了鲁。周公是武王的胞弟，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并有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音乐（即人们所称的广义上的“周礼”），多半是由他制订的。《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由此可见，周公不但“制礼作乐”，还曾在周王朝管理朝政。其儿子伯禽则代理他做了鲁国的国君。伯禽带来了其他国家所不能得到的天子专用的礼乐、器物、典册，使鲁国成为唯一能用天子礼乐和祭祀天地祖先的诸侯国。他还带来了太史太卜等文化事务的管理者和官吏。伯禽治理鲁国，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变化和改革鲁国原来的风俗、礼乐。在伯禽的多年经营下，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得到完善的保存和发展，并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 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 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 直到孔子出生的前后，对于这一文化传统的因循仍是鲁国的光荣。据说，孔子八岁的那年（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到了鲁国。特别令他兴奋的是听到了鲁国保存着的较完整的周朝乐歌。当他听到《周南》、《召南》两部分乐歌时就说：“真好啊！这反映出周代建国的基础已经有了，只是还有点草创的光景。其中表现出勤劳，可是没有怨意。”以后，他又听了宫廷音乐《小雅》和《大雅》，也顺便夸奖了几句。他还见识了周代以前的音乐歌舞，其中相传为舜时的乐曲《韶》最使他陶醉了。他十分欣赏的说道：“我已经听到并看到最好的了，再有其他的音乐，我也不想享受了。”此外，孔子十岁的时候，晋国使臣韩宣子来到鲁国，他从鲁太史那里见到《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既羡慕又感慨地是说：“周礼都保存在鲁国啦！”从这两件事可窥见：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是十分完备和相当悠久的。 《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常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常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正所谓“周礼尽在鲁矣。” 正是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给了孔子良好的学习周礼的机会。正是对周礼的学习，使孔子认识到周礼是在夏、殷两代礼制的基础上历史演进形成的，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洋溢着更多的精神文化内容，近乎完美，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孔子一生积极入仕，希望建构完美的理想社会。因此，孔子极为推崇周礼。尽管春秋时期，是新兴的封建制逐渐取代陈旧的奴隶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这一社会大变动中，原先滋生于奴隶制土壤的周礼文化传统趋于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谓的“礼崩乐坏”，因而这一正统文化的崩溃和没落，在鲁国那里引起的震动和痛苦无疑要比其他诸侯国更为强烈和深刻。而深受鲁国周礼文化熏陶的孔子更是对其深感叹惜。所以孔子年轻时候就树立了复兴国礼的决心。从孔子后来显露的政治理想中，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孔子对周礼的推崇。而且在孔子对鲁国周礼传统的弘扬下，即使在鲁国灭亡后，其礼乐传统也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秦朝末年，刘邦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可见孔子对周礼的推崇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对人的思想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孔子为何与周礼关系如此密切及为何推崇周礼的原因之一。 三、孔子对周礼的超越 “礼”是一种社会规范，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周礼是以周公为首的统治者制订的，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泛很复杂。周礼实质上是周代的奴隶制典章制度，包括当时的礼仪、礼制、礼器等。这套制度维护着“礼乐征代自天子出”的统治格局，它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但“孔子生逢春秋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代：从生产工具上看，是青铜器向铁器过渡的时代；从经济制度上看，是井田制向地主所有制转型的时代；从政治权利的运行机制上看，是分封——世袭制向郡县——任命制转型的时代；从意识形态上看，是传统的一元的礼乐意识向多元的‘百家争鸣’意识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统治者、被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再也不能按照旧有秩序生存和发展的时代。” 在这“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动时代，孔子举起了“克己复礼”，因此有人说“复礼”是复周礼。然而孔子在这里谈的礼，却是对周礼进行深刻超越的“礼”，是变革后的“礼”，是孔子理想中的“礼”。它已不完全是原先意义上的周礼，而是对周礼进行了“损益”而赋予了“仁”的新内容的“礼”。孔子的“复礼”，首先要重新确立礼的深层基础的问题。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的发问实际上呼唤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转换。这种价值转换是对当时社会转型所做出的应对。尽管孔子对“周礼”很赞美，叫嚷着什么：“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连做梦都想梦到周公。但是孔子认识到了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像奔流的河水一样，日夜不息。正因孔子看到了社会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孔子并没有说过周礼是绝对不可以修正和改变的话。他认为“周礼”是可以“损益”的。他曾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所损益可知也。”这就是说，周以后无论多少朝代，对于周礼，都应该有所损益，因革。对“周礼”“损益”的思想，恰是孔子头脑中对于社会变革的反映。所以，孔子的所谓“复礼”，即把过去社会中的“礼”的合理成分吸收过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昭舞。” 以这种“损益”思想为指导，孔子从实际出发，就“周礼”中合理的地方予以弘扬和拓展，同时，对不合时宜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革新和改造。大致来说，孔子对“周礼”的革新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孔子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按照周礼，“礼不下庶人”。而孔子主张对庶民百姓实行礼治，对他们要“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要求统治者“礼让为国”（里仁）。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提出正人就要先正自己。季康子问政，他的答复是：“克己复礼”，就是行“仁”政，也就是所谓“为政以德”。这种看法表明孔子对庶民百姓的重视，客观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对于“贵贱不衍”的等级制度虽然不是根本的破坏却是个明显的改进。 第二，孔子把“周礼”从“神治”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孔子认为，“礼”应该是关乎社会生活，体系百姓民生的事，不应与天命鬼神牵连在一起。“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要求把鬼神的至上地位从民众生活中淡化。如用“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情之爱去解释“三年之丧”的必要性等。这就从根本上修正了“礼”的原始目的，由“致孝乎鬼神”转变为表达亲情和淳风教化的手段。 第三，孔子进一步明确了“礼”的价值内涵，并创造性提出了“仁”、“礼”结合的思想。孔子所复的“礼”，是将三代以来或者说有史以来的“礼”——社会规范，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以“损益”发展，与他提倡的仁的最高指导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以仁为精神，以仁为核心的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这种新的规范是他理想的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本质特点是：以仁为指导思想，要求统治阶级内部团结，要求给人民以人的生活；反对人殉而主张封建所有制和贤人从政；并以仁为标志的礼作为社会规范。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周礼的超越。 第四，孔子进一步扩大了“礼”的社会功用。孔子在赋予“礼”以新的价值内涵的同时，也意识到“礼”在陶冶个人情操和调节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如“不知礼，无以立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关系）；“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民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