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事迹

闻一多的事迹 ok3w_ads(“s004”); ok3w_ads(“s005”); 篇一:闻一多先生的事迹 闻一多先生的事迹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 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 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 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 ?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 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 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篇二:闻一多的事迹 闻一多的次子(原中宣部宣传处处长)闻立雕先生讲述: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特别严，有两条让我记忆犹新，一条是不能自私自利，一条是不准撒谎。我小的时候贪玩，有一次父亲发现我没做作业，便拿鞋底子打我。后来我的胃病犯了没有回家吃饭，父亲便派保姆端着一杯牛奶送到学校让我喝了，父亲放心不下，就拄着拐杖拿着药，到学校要求我把药吃了，我当时觉得很丢人，所以犟劲就上来了，说什么也不吃药，不料父亲的犟劲也上来了，训了我一通，并在他的监督下，我不得不屈服地把药喝了。但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 父亲在家起草文件的时候，小妹不听话，影响了父亲的工作，被父亲在屁股上拍了两下，我知道后，不知从那儿来的一股劲，直接闯进屋里，冲着父亲说，你是讲民主的，为什么在家不讲民主呢,你怎么动手打人呢,……说完扭头就出去了。过一会儿，父亲出来了，我以为他要训我，结果出乎预料的是，他对我说:爸爸过去就是受这样的教育，我的父母就这么打我，所以我也这么对我的儿女，爸爸错了，希望你们以后长大了，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学我这样打他们。父亲的这番话，使我原来的那股勇气全没了。父亲在我眼前，顿时高大了，他是我们可敬的父亲。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 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 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 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 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 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 被迫辞职。 篇三:闻一多事迹 闻一多事迹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 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 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 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 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 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 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 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 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 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