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肋下（短篇小说）

右肋下（短篇小说） 右肋下(短篇小说) 第一医院的路口常堵车，这是全市人民都知道的事情。这里曾因堵车发生过打架打死人的事，被打死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慢支”病人，是医院的常客，长期咳嗽使他说话做事都不当一回事，只有把喉咙里的痰咳出来才是顶顶重要的。那天他正好在路口处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弯着腰挡了一辆小汽车的路，市内禁鸣喇叭，司机只能拍车门提醒他，但老头只顾咳嗽。这时，跟在小汽车后面的一辆工具车里突然冲出一个大汉来，抓住老头就打，老头被打倒在地时还在咳嗽，他又用脚踹，小车司机和周围的人过来拉，大汉仍不解恨地往死里踢。老头不咳嗽了，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死于痰堵窒息。那大汉的行为令人不解，原因是他五岁的儿子被确诊为自血病，正在医院里治疗。所以，人们都说，第一医院那地方晦气，出这种事不奇怪。 陈伯良这天从第一医院的路口经过时，也给堵上了。司机通常是不走这条路的，但陈伯良在拐弯处撇了一下手，司机就把车子开过来，就堵住了。 车子被夹着动不了，从车旁挤过的人总无聊地拍着车厢，拍得陈伯良心烦，他问司机怎么从这里走?司机愣了一下，才知道陈伯良的手势与走这条街无关，便涨红着脸不敢吭声。 这时，一辆银灰色的奥迪从对面缓缓而来，是朋友王统的车。看到王统也堵在这里，陈伯良有了点喜色，他按下车窗，对奥迪招手，奥迪的车窗落下，露出王统的脸。王统的脸露出来时，陈伯良愣住了。王统好像刚跟谁打过架，青白的脸上铺陈着说不清是疲惫、恼怒还是惊慌的神色。他还想对陈伯良笑，结果只是抖动了脸上纷乱的表情，看不到笑的苗头，反而使面容更加难看。他对陈伯良挥挥手，算是招呼，并无说话的意思。车子又走了。 陈伯良探出头大声问:“上哪?” 但车子已经开过，王统没听见，或者听见了没有回答。跟在王统后面的是一辆的士，车窗打开着，里面一个妖冶的女人应声答道:“找你嘛!”同时抛过来一个媚眼。陈伯良感到睑上被砸了一块污物，他横女人一眼，女人却对他笑，他没想到女人的笑这么肮脏，遂厌恶地扭过头，坐正身子。女人并不介意，仍兴致勃勃地对他挤眉弄眼。陈伯良关上车窗，他的车子也开始走了。 车窗关上后，窗外噪杂的街声像潮水一样退去，银色奥迪和红色的士走远了，陈伯良松了一口气，但想到王统，心又提起来。他想王统一定是病了，记得看到王统时，他还看到王统背后第一医院的门诊大楼和大楼后面高高的二十八层病房，那一眼，让陈伯良的心头一颤，感觉非常不好。 不久前他曾到第一医院探望一个朋友，也是在路口处一眼看到这个景致，当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好像利刃划过脊背，脊背有一个被打开的空洞。几天后，那个朋友死于肝癌，这个噩耗与那天的感觉联系在一起，陈伯良就有几天脊背发凉，走路都僵硬着身子。刚才他看到王统时，时间和角度正好与那天重叠，所见的画面就像是从脑子里浮出来的，尤其是门诊大楼顶端用红色瓷砖镶在墙上的“十”字，在早晨九点多钟的太阳照射下，像一根红色火炬打在他的脑门，两次，他都觉得脑子被打蒙了。 他拿出手机，想给王统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可拨了几个号后，又犹豫起来，觉得这样问王统不好，要是他没病呢?或者，万一他真有病呢?这两种情况都不是陈伯良想要的结果。从内心讲，他不相信王统有病的，就像不相信自己有病一样。但怀疑王统有病，或怕自已有病的想法，却像蚂蟥一样吸在心上，让他感到有一块地方发紧。他把手机盖翻了几次，知道这个电话是不会打了。 一只不知什么时候被关在车里的苍蝇，正顽强地撞着窗玻璃想飞出去，发出“哧哧”声，他盯着苍蝇看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的情况像这只苍蝇，明明看得清楚，却走不出去。他替苍蝇把车窗打开，小东西却顺着下降的玻璃扑腾，飞不出去，他叹了一口气，又用报纸拨它一下，苍蝇才跌跌撞撞地飞出去。陈伯良一直看着苍蝇飞远，慢慢关上车窗。 这时，车子已快开出第一医院所在的老街，他突然说了声:“回去。” 司机赶快减速，看他一眼，确信是要他回去，才找地方掉头，小心问:“去哪里?” “第一医院。” 陈伯良知道，不到医院走一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从这一点上说，他在路口那不经意的手势，是潜意识的流露，不是司机的误解。当然，如果不在第一医院的路口堵车、不碰上，王统，不看见王统那张吓人的脸，他也不一定有决心上医院。这件事对他来讲有点莫名其妙，他简直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但越是知道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越是有一个心理障碍不可逾越，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极限。 他的那位死于肝癌的朋友，死得有点冤，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才三十七岁，是个IT专家，企业界新秀。平时酷爱运动，生活有规律，不嗜烟酒，不熬夜纵欲，人又长得相貌堂堂，体壮如牛，是人们普遍看好的无可挑剔的前程远大的人物。谁也不会把他与疾病、早夭联系在一起，似乎社会的宠儿不在死神的摆布下，他永远是神采奕奕、踌躇满志。 可是，有一天他到医院去探望得了肝癌的叔叔，叔叔的病情让他感到悲痛和恐慌之时，还暗暗庆幸自己毕竟健康，他或许在那时想到了什么。总之，他从叔叔的病房出来后，就到门诊挂号，想为自己做一次检查。为了引起医生的重视，他根据叔叔的症状编造了自己的感觉，疲劳，厌食，恶心，腹胀、腹泻，右肋下闷痛。结果，医生的面容渐渐严峻起来，给他详细做了检查，又让他做B超。医生还亲自带他到B超室，请B超室的医生给他现做，否则得排队等候一两天。B超做好后，他就直接住进病房，与他叔叔隔了两间病室。据他的家人说，彩超一做出来，他当即瘫软在B超室的检查床上，是医生根据他提供的电话号码，叫来了他的家人，用推车把他推进病房的。而这天早晨，他还跑了三公里，这是他坚持多年的运动。他再也没有离开医院，四十五天后离开人世，而他叔叔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所以，人们这样认为，如果他不去找医生检查，他或许就不会得肝癌，现在可能还活着。人与肿瘤还有一个抗衡过程呢，据说人体每天都会产生少量的“幼稚细胞”，就像工厂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次品一样。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及时将这些“幼稚细胞”吞噬、清除，如果免疫系统出了故障，这些“幼稚细胞”就会在它们来源的组织器官里生长繁殖，它们的天性就是快速复制繁殖，它们无限制的生长繁殖过程，就是对生命的破坏过程，也就被称为“恶性肿瘤”。但是，它们不知道，人体本身把它们制造出来时，就赋予它们这样的特性，它们不知道这样乐颠颠、瞎起劲地生长繁殖，是遵从生命的旨意呢，还是最终摧毁生命，包括自己。称它们为“幼稚细胞”，多少有点敕免它们无罪、无辜的意思。 “幼稚细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又在自己体内生长繁殖，你却看不见它们，拿它们没办法，这是最叫人想不通、干瞪眼的事实。那位朋友在极度愤怒和恐慌中度过了四十五天，他总是不相信，有时是睁大眼睛望着苍天，有时是拳打脚踢嚎啕大哭。他一再要求手术，把肿瘤切除。医生说已经不能手术了，他气愤地叫道:“怎么不能?你们就没有本事把它挖掉吗?当什么医生?要你们这种破医院干什么?”医生只好给他打杜冷丁，让他安静睡一会儿。但一醒来，只要还有力气，他会趁人不注意时，握拳朝自己的右肋下狠狠打去。结果是自己痛得昏迷过去，醒来发现，照样拿它没办法。他就这样在对自己身体的不解和怨恨中耗尽了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到最后已经没有人形了。所有的至爱亲朋看到他这样，都宁肯不要发现肿瘤，不要治疗，让他突然离去，也不要遭受这样的折磨。所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如果他不去找医生，就不会得肝癌了。 自从这位朋友发病以后，陈伯良身上就不对劲，他想，一个那么强壮的人身上突然长出肿瘤来，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发生什么了?这么一想，对自己的身体便不信任起来，他摸摸肚子，故意收缩腹肌，让它一上一下拱着，却看不出什么。拱得凶了，腹部还真难受呢。他想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又怕像那位朋友那样，不去吧，也怕像那位朋友那样，医生说，那位朋友发现得太迟了。他有时用手指在自已的右肋下压一压，会感到一种闷痛，赶快松手，全身不敢 动，好像怕被谁发现，但手又痒痒地想去摸。有一次，他往右肋下抠得深了，不但痛，还恶心，头晕，自己吓出一身冷汗:真的吗?脸色就泛白了。正好被秘书撞见，大叫:“陈总怎么啦?”引来周围慌乱的脚步声，他才感到应该到医院去一趟了。 陈伯良来到第一医院，他在怎么找医生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下。他以前到医院除了看望病人外，就是偶有几次发烧、腹泻到医院挂瓶，再就是近年来，听从劝告，每年到医院体检一次。这些都是事先有人安排，医院有人接待，琐事由身边的人去做的，他不用考虑什么。每次他到医院，都会受到院方的热烈欢迎，因为第一医院二十八层的新病房大楼里，四部大型的奥迪斯电梯就是他赠送的。但是，现在他不想惊动医院的人，他希望像普通人那样挂号看病，好像如果不这样，启己就不是病人，医生就看不出问题，或者有问题就不会告诉自己，他心里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就是那位死于肝癌的朋友所走过的，他将不由自主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陈伯良不让司机跟着，自己整整衣服下车。 门诊大厅里排列着各种长队，密集的人群让他略略吃惊，他很少看到有这么多心事重重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形成一种忧郁和焦虑的气氛。他们互不关切，只顾自己匆匆地奔来走去，把他们的忧郁和焦虑搅得纷纷扬扬。陈伯良从踩进门诊大厅的第一步，就有某种惶惑，他在大门旁张望，不知道挂号处在哪里，眼前的人走马灯似的闪过，他小心地避过他们。呼吸和皮肤都充满了医院污浊的空气和浓重的消毒水气味。 陈伯良挂了号来到内科，把挂号单交给导诊员，然后坐在长椅上等候。右边的一个老头侧了侧身子给他让座，又愁眉苦脸地看他一眼，他对他笑笑，老头无动于衷。左侧的人像木头一样毫无表情。陈伯良端坐着，举头看电子显示屏上的红色数字一个个地跳过，感觉自己的心跳与屏幕上一闪一闪的节奏渐渐吻合，没多久，他便与周围的人一样面容呆滞了。 给他看病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医生。女医生含笑看着他，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想了想，断断续续说了自己的症状:疲劳，厌食，恶心，腹胀、腹泻，右肋下闷痛。医生的面容渐渐严峻起来，给他详细做了检查，又让他做B超。医生还亲自带他到B超室，请B超室的医生给他现做，否则得排队等候一两天。彩超做好后，他躺在检查床上起不来。医生根据他提供的电话号码，叫来了在门外等候的司机，让司机把他扶回去，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医生交代司机，检查结果明天出来，让他们明天来拿报告单。 司机不敢多问，小心翼翼扶着他走，到了车上，问:“去哪里?” “回家。”陈伯良的声音细得像蚊子。 陈伯良中午极少回家，就是晚上也不常回家。他老婆和他两人各管各的，平时像邻居一样相处，偶尔在家碰见时只是点头招呼，有事也说说，都是公共的问题。老婆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私人生活，也不常在家。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家是由女佣管的。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家，可就是有强烈的回家的愿望，似乎是只有回到家里，才能开始面对自已的问题。从医生认真地为他检查，并亲自带他到B超室的一刻起，他的头脑就萦绕着这样的问题:真的吗?真的轮到我了吗?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他是被医生带到某一个房间，从里面的暗门走到B超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