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鲁迅抬棺人的悲凉命运

[教程]鲁迅抬棺人的悲凉命运 鲁迅抬棺人的凄惨命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一共出了八本研究鲁迅的书，最新出版的是《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早在大学三做学年论文和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吴中杰研究的选题都是鲁迅的作品。毕业之后，吴中杰与爱人高云一起，将那两篇文章扩写成他们的第一本著作:《论鲁迅的小说创作》。“文革”中，吴中杰可谓命运坎坷，成为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的重点批判对象，而在挨批斗中，却对鲁迅著作有了新的体会。“文革”之后，他首先做了上下两本《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于是接着又评点了鲁迅的书信、小说和诗歌散文。《鲁迅的艺术世界》是由过去的《论鲁迅的小说创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和《鲁迅文艺思想论稿》三本书修订而成，《鲁迅画传》则是由《鲁迅传略》改编而成。吴中杰在此基础上写出《鲁迅传》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有独特的切入点，“抬棺人”一说尤其引人注目。吴中杰说:“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因而经历了文坛上的风风风雨雨。”《鲁迅的抬棺人》选择了萧军、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抬棺人，再加上冯雪峰作为描写对象。冯雪峰当时因肩负中共中央特殊使命而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参加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者。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此书的副标题是:《鲁迅后传》。吴中杰解释:“《鲁迅后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也可以专写鲁迅身后的是是非非，环绕着他的争论。但鲁迅对于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都并不在乎，重要的还是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的兴废。本书所着重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因而，鲁迅抬棺人的命运，也就不仅是他们个人际遇，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 吴中杰在《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前言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扯出了一个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话题。这对《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颇具启示意义，吴中杰说:“萧军因为桀骜不驯，最早受到批判，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还专门为他做出一个‘’，把他的问题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胡风因为坚持鲁迅的文学理念，在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关押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1957年，冯雪峰、聂绀弩和黄源全被打成‘右派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将冯雪峰作为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而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反林彪、江青罪被打成‘反革命’，判为无期徒刑;巴金在‘文革’之前虽然还保有一定的位置，但也一直挨批，而‘文革’风暴一起，就被作为‘黑老K’而受到批斗。” 许广平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 时代周报:你在接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对自己研究鲁迅有什么帮助, 吴中杰:我与许广平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960年暑假，我与两个毕业班学生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访问，首先当然要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她在家里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谈话也很坦率。谈到鲁迅与共产党联系的事情，她说详情并不了解，有些重要的谈话，她也不在场。她建议我们去访问冯雪峰，说当时还是他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只有他最了解情况。可以听得出来，她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与“反右运动批判大会”上对冯雪峰的斥责，完全是两种语气。这反映出许广平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她要紧跟形势、紧跟领导，表现出革命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而且还要维护鲁迅的形象，不让别人加以损伤。 时代周报:你接触过鲁迅的学生吗,他们如何向你回忆鲁迅, 吴中杰:除了1960年暑假那次专程去北京(归途又到天津)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之外，后来又在上海进行过几次同样性质的访问，“文革”结束之后，因参加鲁迅学术讨论会，也接触到一些与鲁迅有关系的人。这其中有鲁迅的兄弟周作人、周建人，有他在《新青年》时代的朋友沈尹默，有前期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许羡苏、章川岛、李霁野、常维钧等，有后期的学生冯雪峰、黄源、唐弢等，还有在一段时间内在工作上有联系的王尧山、姚蓬子等，他们有的只提供所知道的事实，有的则迎合主流意识，去“拔高”鲁迅。所以对回忆材料，也需要进行鉴别，不能拿来就用。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见过《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中的六位研究对象,印象如何, 吴中杰:这六位研究对象中，我只见过三位:冯雪峰、黄源、巴金。专门访问过冯雪峰一次，因为那还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不久，所以开始时冯雪峰谈话有些拘谨。后来见我们并无政治意图，只对鲁迅研究感兴趣，而且对他也很尊重，所以谈话也放开了一些，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比如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并无，是他事后根据鲁迅这次演讲和平时谈话中讲到的相关内容，综合整理而成，再由鲁迅改定，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文中写出记录者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但是，当时毕竟还有金箍圈套在头上，他讲话很谨慎，不肯多谈。我感到，冯雪峰是对鲁迅后期情况知道得很多的人，他的理解也很有深度，只是那时顾虑重重，没有把他知道的事都说出来。我与黄源的接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对鲁迅很尊敬，一般情况也肯谈，但涉及一些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有顾虑，未必肯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黄源晚年想写一本《鲁迅晚年》，而终于没有写出，大概就与此有关。我在公共场合见过巴金几面，但没有交谈过。 时代周报:在中国，关于鲁迅的传记很多，你认为自己的著作《鲁迅传》在史识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吴中杰:我的《鲁迅传》，是在细读鲁迅的作品，深入了解相应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写成的。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某些流行观念，而是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一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 透视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在立意与史料上，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材, 吴中杰: 《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买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了萧军、胡风、冯雪峰、聂绀弩、黄源、巴金六人作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主角, 吴中杰:我以为这六个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坚持鲁迅文学路线者的历史命运，所以选择他们作《鲁迅后传》的主角。 时代周报:萧军独立不羁的个性，你认为从哪些细节中反映出来,他的命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典型意义, 吴中杰:在强调文艺要服从政治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敢于提出作家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他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在遭到众人围攻时，他敢于站出来辩论、对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国作家都有这种精神，中国文学也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了。 时代周报: “胡风事件”作为影响日后中国文化的重要事件，你认为发生的原因何在, 吴中杰:主要是由于缺乏民主与法制。作家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应该在文艺思想上强求一律;何谓“反革命”，应该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所谓“罪证”，应该允许法庭辩论，不能由领导说了算。“胡风事件”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杀了文化上的生机。 时代周报: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个人的因素重要吗,还是有什么外因,对整个文坛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中杰: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有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文艺路线上的分歧。冯雪峰走的是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路 线，强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现实，反对按照政策来写作品，因为政策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生活本身;周扬则强调文艺服从政治，提倡文艺写政策，只从政策的角度来要求文艺作品。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当时的形势下，冯雪峰是必然要遭到批判的，但这样一来，文艺也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路子愈走愈狭。 时代周报:黄源一生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能否坚持早年的信念, 吴中杰:黄源由于多年来受到部队文化工作的熏陶，他还是想用文艺来适应和服从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艺的特色，使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就是这一点也不允许，所以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落马了。 时代周报:巴金在1949年以后17年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晚年为什么提倡“讲真话”, 吴中杰:1949年以后，巴金一面想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努力改造自己，一面又想使自己的创作保持一点文艺的特色，想反映一点真实的情况。这样，他就进行了苦苦的挣扎，结果还是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不断受到批判。也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终于省悟了，在思想上摆脱了桎梏，而重新提出了“讲真话”的口号。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精神，是鲁迅早就提出过的，但后来在“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要求下被淹没了。巴金在“文革”以后重新提出这个口号来，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时代周报:写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你如何反思书中这“六条汉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命运, 吴中杰: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绝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 时代周报:鲁迅身后引起的思考与争议从未停息，你认为鲁迅精神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 吴中杰: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多的还是随大流的人物，因此，正需要鲁迅所倡导的独立精神，需要他的思想深度。这就是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谁在重建中国文化 雪堂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老辈读书人，往往对于传统文化和思想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认定，往往使人觉得他们心目中所有社科领域只有谈论文化属于上层的学术—更别提经济领域了。我们今天说某些当代学人有传统的风度，以笔者有限的观察，这些学人往往也具有这种明显的价值倾向。我们去看梁漱溟先生晚年的著作，往往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充满信心。梁先生被视为“最后的儒家”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断裂于他们那一代人，更多的原因是出于他在晚年仍然对中国文化说“我很乐观”。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将“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的奖项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先生，这是这项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殊荣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几年之后，余先生书面回答李宗陶访谈时说，“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 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 《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版)或许正是如此，决定了余先生后来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和关注。他谈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始终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深信不疑。 余英时先生在《论文化的超越》中说:“现代有些人提出中国史有所谓‘超稳定结构’，并且想从经济政治结构方面加以解释。其实专以政治、经济结构而言，中国史乱多于治，至少治乱各半，不能说是‘稳定’。如果真有什么‘超稳定结构’，那也当归之于‘文化’，不在政治或经济。换句话说，文化的超越力量才使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的大传统。” 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超越性似乎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前五四时代，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普遍否定中国文化继续有生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事实对照。被胡适誉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中、西之间的文化比较、只破未立形成的混乱局面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余先生提出的“重建”并不和“湮灭”或者“失败”相对应，而是针对这种“混乱”而言，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我们相信余先生始终不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会走向失败。于是这些年来他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都在试图为这种“混乱”寻找原因。他发现如果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入手，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的问题，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地位和身 份的边缘化，他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无论是革命式的或是改良式的。„„我们今天不禁要问: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呢,即使是在许多号称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也往往看不到什么民主的修养。这最足说明政治是一种浮面的东西，离不开学术思想的基础。”(参见该书434页) 在与上述同一次书面访谈中，余先生说: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奴仆，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边缘化和今天商业化的趋势，成为重建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知识人今天的很多问题隐藏在“现代性”的遮蔽之下，其实都源于这种身份的变化过程，只不过人们讳莫如深。《中国文化的重建》这本书收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经过了大部删节，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时代书架 虚构类 阿弗小传 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芙 译者:周丽华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8月 20世纪大作家伍尔芙难得的谐趣之作。阿弗是维多利亚时代女 诗人勃朗宁夫人的一条小狗，陪伴了她缠绵病榻的年月，见证了她与大诗人勃朗宁的相识相恋，并参与了他们的私奔。本书透过一条小狗的视角，再现了桂冠诗人夫妇的爱情传奇和宇宙中不同生命形式间的神秘联系。与作者晦涩朦胧的实验作品相比，这部小说手法相对传统，视角独特，语言诙谐机智。 茵梦湖:施托姆抒情小说选 作者:[德]施托姆 译者:施种 等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6月 施托姆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和莫泊桑、契诃夫同时代，也同为中短篇小说大师。除了他的名篇《茵梦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其他两篇抒情小说《木偶戏子保罗》和《林苑一隅》。 隔壁女子 作者:[日]向田邦子 译者:张秋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五则在追寻与放弃中摆荡、思索幸福或不幸、游走于信任与背叛，关于爱情与家庭的故事。作者是日本收视率最高的著名电视剧家、随笔家、小说家，被称为向田邦子“大和民族的张爱玲”。1980年获直木奖。 魔鬼的无聊 作者:[日]坂口安吾 译者:黄瑾瑜 文汇出版社，2011年5月 日本战后著名的“无赖派”文学旗手坂口安吾代表作，由《魔鬼的无聊》、《我想拥抱海》、《直盯着人看的女人》、《行云流水》和《肝脏医生》5部短篇小说组成。主题大多揭露战争致使人类的堕落与放荡，体现了坂口安吾的“输家哲学”。 爱的八日流浪 作者:郑华娟 凤凰出版社，2011年6月 台湾著名填词人郑华娟小说，一段旅程，四个历久弥新的爱情纪事。旅途中，童遇到的每个人对爱的诠释都不一样。 非虚构类 寻找家园 作者:高尔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 美学家高尔泰用一本书书写一生，他的文字是历史的真实回忆，更是对人性的深层揭示，用文字丰富着大历史。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 作者:[英]庄士敦 译者:耿沫 华文出版社，2011年7月 奥斯卡电影《末代皇帝》的底本。这是庄士敦的怀旧集，以他与溥仪的主要交往经历为线索，记述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中国发生的大小事件。 文字侦探:一百个汉字的文化谜底 作者:流沙河 新星出版社，2011年6月 在本书里，诗人流沙河不仅解出每个汉字的写法、意思，还解出这个字的创造过程、历史演变、承载的文化内涵。 绿色和平:一群生态主义者，记者和梦想家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 作者:[加]雷克斯?韦勒 译者:胡允恒/虞鑫(审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6月 “绿色和平”(GREENPEACE)合成一个单词，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1年，12名怀有共同梦想的人从加拿大温哥华起航，挂起“绿色和平”的条幅，驶往阿姆奇特卡岛，去阻止美国的核试验，从而揭开绿色和平运动的序幕。本书就是一本关于绿色和平运动的编年史。 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 作者:[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译者:丁君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6月 德国人会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除了1933和1945年，目前德国回避的话题中又多了一项内容:1989/1990。作者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还有作为德国历史参照体系的欧洲的历史和整个西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