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里京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

周里京在这部电影中的演 周里京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完全达到了世界级影星的水平。但可能外国人不理解中国国情，会看不懂这部电影吧。我一直认为能代表中国演员济身世界的只有周里京和周润发二人(梁朝伟也属演技一流，但身形偏矮)。可惜中国大陆再没有优秀的产品，使周里京没能更辉煌，很可惜。 看不懂《人生》，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的; 看懂了《人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 认识人生的选择，男人必须看《人生》。 闭上眼，高家林端着馍筐慌忙地走过。睁开眼，骑毛驴、盖红纱的刘巧珍在泪光中频频回头。 泪水总是这样无声地流下来。整整20年了，《人生》还是以这样刻骨铭心的方式，屡屡带着一些木纹样厚重的记忆回到人们眼前。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一部《人生》曾引发了全国关于道德观、价值观的一场大讨论;也许更加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部被选派参加奥斯卡评选的国产影片。 故事其实不复杂。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青年，为了进入城市，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人生》，似乎更像是中国版的《红与黑》，千千万万中国农村青年的个人奋斗史和血泪史。 但《人生》的价值，却远不止于如实记录了80年代特定的中国国情，它有着超越情节本身的动人力量，当镜头在茫茫的黄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贫瘠的山村中拉开时，让我们重回电影，寻找答案。 1982年第三期《收获》的文学杂志上，正式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这个新生儿的诞生，旋即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品，被视为当代文学具有开拓性的力作。 当时，中国文坛已出现了不少探索人生的作品，当有的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引向虚无、引向自我、引向生存竞争的时候，《人生》这篇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生的意义引向火热的中国变革的现实生活中，郑重而严肃地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观”的严肃命题。 于是，《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至世界、大学校园、工厂农村，随着同名电影改编拍摄的巨大成功，有关“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旋风般地在全社会、在港台甚至跨出国界，在日本、法国、苏联、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是是非非的大讨论。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纷纷扬扬，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 之类的讨论场所，一时间，直到高加林和刘巧珍的人比知道路遥的人还多得多，人们为此争吵得一塌胡涂。尤其在大学生宿舍，男男女女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加。作者本人也被青年人推崇为“人生顾问”，来信，来访，座谈，演讲，把路遥忙得不亦乐乎。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为“最佳男演员”的周里京，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吃了不少“哑巴亏”。 当周里京在好多场合遭到不应有的冤屈和辱骂时，“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她走起路来，不必像周里京那样提心吊胆，甚至一些怀有同情心的年轻人，斗胆向吴玉芳发出求爱的信号„„说起《人生》，就一定不能忽略路遥。写于1982年的《人生》，是个仅仅13万字的中篇，它在发表之初，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到了1984年，吴天明将它搬上银幕，更造就了青年人关于人生价值的热烈讨论，一时蔚为大观。 以自己为蓝本，《人生》是农民的儿子路遥写的一本主角为农民的，而高加林的人生，既是路遥人生的一部分，又是80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