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设计中的吴文化

小区设计中的吴文化 从良渚文化时期到春秋吴国争霸，至今已有7000余年;从秦汉时期至今也有2000余年，吴文化的内涵不断延伸、发展、变化。但也有一些稳定的因素，成为吴文化的基本内涵: 1、水文化:太湖地区自古就是水乡泽国, “变水患为水利”是头等大事,吴文化就是在治水和利用水的过程式中诞生和发展的.具体分三个方面:一是水利建设。从良渚文化时期，先民就重视治水。到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治水已相当成熟。两宋以来，水利著作更大量出现，如宋代郏亶的《吴门水利书》、单锷的《吴中水利书》、明代伍余福的《三吴水利论》、归有光的《三吴水利录》，夏原吉的《治水奏略》，以及《吴江水利考》、《常熟县水利全书》等。二是水运交通。三吴地区沿江濒海，水网交错，交通便利。正如《武经总要》所说:“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平道。”水运特别发达，成为吴文化的一大特征。人工开凿的运河成为内河交通的主渠道:胥溪使吴楚相联，邗沟使江淮相通。另一方面，吴地依托大海，是我国最早出现航海的地区，很早就与日本、朝鲜相互交通。三是山水审美。中国先哲早就从自然界的山水中悟出人生哲理，视山水为人生境界。如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说:“上善若水。”。管子视水为“万物之本源。”从魏晋时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山水审美文化，以散文、诗歌、绘画来歌颂山水之美。吴地多山水，山水审美文化更成为吴文化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的吴门画派，山水小品，园林艺术，是山水审美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2、稻文化。吴越地区是人类最早驯化野生水稻的地区。早在7000年到6000年以前，在长江以南太湖地区就发现大量古人类遗址中有丰富的水稻遗存，如罗家角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等。水稻品种的不断改进，耕作技术的不断进步，耕作工具从石制工具到铁制工具,水稻产量不断提高，绵延数千年,是吴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春秋时期吴国的强盛，隋唐时期江南重要性的增加，两宋时期被称为“天堂”，都是建立在水稻文化的基础上的:水稻生产充分利用了太湖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水资源充沛的优势,开发了塘浦圩田，形成了人工灌溉系统，不但保障了粮食生产，而且改进了生态环境。太湖地区的水稻生产，向西、向南传播到湖南、两广地区，向东经过海路进入日本朝鲜等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工商文化。从良渚文化时期起,太湖地区先民就表现了心灵手巧,善于制造各种手工业品。大量的石器工具打磨精细。还制造了精美的玉器、陶器、瓷器,以及各类竹制和木制品。还制造了各类船只，营造了干栏式住宅建筑。很早就出现了各类精美的丝绸制品。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更是以生产青铜器而闻名于世。值得注意的是:吴越地区的青铜器多为工具、兵器，很少礼器。如在苏州城内出土的34件青铜器中，锛12件，锄5件，斧6件，镰6 件，犁1件，剑2件，作为礼器的鼎只有2件，反映了吴地人民讲究实际的作风。铁器铸造也出现较早, 春秋时期冶炼技术已经成就非凡。精工制作成为吴地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苏州的手工业品经常作为向皇室进贡的贡品,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这种精工细作的历史传统，对于发展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电子工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工业起了促进的作用。在商业方面，虽然春秋时吴国已有“吴市”，但总体上起步较晚，汉代基本上是“不待贾而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但后来居上，发展势头很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商业得到大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苏州处于交通枢纽地位，已是江南的大都会:“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明清时期成为著名的东南地区商品集散中心:“阊胥两门，夙称万商云集”、“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商业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明清时期的吴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 4、文教文化。吴地先民性格崇尚勇武,“轻死易发”。但也重视学习北方文化。从春秋时吴国建国以后，就重视向中原国家学习礼仪。两汉时吴地已开始有文人出现。两晋、南北朝时，对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不断出现，和中原地区在文化上的差距逐渐缩小。不过当时总的风气仍然是强悍好斗。唐代以后，开始兴学。宋代范仲淹在苏州兴办教育，提倡文治，对改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宋代以后，苏州文化事业一天比一天发达，重视文化教育成为社会风气。到明、清时期,清初思想家唐甄这样评论吴地:“吴地胜天下，典籍之所聚也，显名之所生也，四方士大夫之所趋也。”具体表现:一是历朝都重视办学。自从范仲淹倡导兴学以后，府学、县学相继建立。南宋时期又开始出现书院，培养了一批学者。元代开始办社学，明代和清代除继续办社学外，还大办义学(义塾)和私塾，普及初等教育。清代末年民间人士积极兴办新学。这种重视教育的风气，一直传布到今天。二是刻书藏书丰富。早在唐代已有书商刻书贩卖。五代时的吴越国和宋、元以后刻书更为发达。唐代刻书多为经卷，宋、元时期刻书多为经史和个人文集，且多请名家书写。到了明代，苏州成为全国刻书中心，当时苏州的“书肆之胜，比于京师”、“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书至多，巨秩类书，咸会萃焉。”由于是刻书中心，也推动了藏书家出现。北宋时有藏书名家钱龢，建有藏书楼，苏东坡曾为他题写匾额。元、明、清三代，历代都有著名的藏书家.清代乾隆时期开四馆修四库全书时,江南进呈的书籍占第一位。三是在科举下中式者多.不仅考中举人、进士的多，而且出状元也多。宋代出状元的共8人，明代9人，清代达26人，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因而被称为“状元之乡”。 5、平民文化。从中国的政治版图来看,太湖地区一直处于边缘地区,离政治中心较远,因 而文人写作少庙堂之气,多平民意识.东汉末年王充，以其坚定的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当时作为官方哲学的以儒学为幌子的谶纬之学。西晋时的陆机以沉痛的心情了吴亡的教训。中 虽贵为内相,但奏议中多匡时规切之语,被称为“救时宰相”。唐末诗人陆龟梦更唐时期的陆贽, 是多方为民生呼吁。北宋范仲淹、南宋范成大，更时时处处为生民着想。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市民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阶层。平民意识就发展成为市民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关系极为重大。明代出现了东林学派，和以魏仲贤为首的阉党作了极其剧烈的斗争;还出现了反对封建统治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在文学方面，从良代开始吴歌就在我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明代的吴门诗派。晚明小品，冯梦龙编写的短篇小说，金圣叹为代表的文艺评论，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在美术方面，出现了吴门画派。在戏剧方面，出现了对我国戏剧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昆剧，以及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群。通俗文艺如评弹等开始萌芽。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丰富了吴文化的内涵。到清代，苏州文化虽备受摧残,但在多方面仍保持了它的市民文化的特性。 以上几个方面，水文化和稻文化是贯彻吴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北宋时期出现的重视文教的变化，和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市民文化倾向，则是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重要转折。 一、吴越文化的分布 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注明了的。然而在这以前，吴、越的文化中心又在何方。关于吴都的地望，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此两地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我们发现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如南京的锁金村、安徽的屯溪等地。这说明吴文化 的早期活动中心不在太湖流域的苏、无，而是在宁镇及安徽一带。 从苏南的武进、无锡、常熟、苏州、吴县、宜兴到浙北的嘉兴、湖州、德清、临安，余杭，再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诸暨、慈溪、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山脊上，密布着许多石屋建筑，时代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考古学界或称其为墓葬，或说是住宅，还有的说是军事堡垒。不论其有何用途，这一大范围内都有这种石屋建筑。从其形制、出土器物相同看，它们应是同一性质的文化遗迹。而在吴文化 遗存较密集的宁镇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此类遗迹。这说明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太湖地区属越文化的范围，而宁镇地区则是吴文化的中心。 二、吴、越文化的互相渗透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类似，而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青铜器就极少见了。到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中，虽然瓷器增多了，但几乎不见豆了。西周时期的炊器为鬲、 ，到了春秋则以釜、鼎为主，极少见鬲。由这些变化看，中原的因素明显减少，而越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增多，并最终占主导地位。这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如此强烈的变革只能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这与史书上所言吴越之乱相符。 在太湖地区也可找到吴文化的踪迹。吴国于春秋早期开始进入太湖地区，并向东部挺进，于春秋晚期占有姑苏并以此定都。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就是春秋时期，太湖地区的青铜器增多。在太湖地区武进、无锡、苏州、昆明等地都有发现，这些青铜器具有吴文化的特点，时代都在春秋晚期。青铜器这种贵重物品只有贵族才用得较多，往往是上层贵族 的标志。太湖地区在春秋晚期出现大量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说明吴国的统治者已于此时入主该地，吴人何时定都姑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应在春秋晚期，可能为吴王阖闾时。吴国虽然在姑苏建都较晚。但吴、越两国的文化都早在春秋前期就已交融。吴文化的始创者应是周人。太伯奔吴与当地的土著融合，蛮夷化，形成了吴文化。当地的土著属何种系。据文献记载应属谁夷的一支。他们与邻近的古越族人有矛盾，彼此争战不休，其结果当然是文化的互相渗透。(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吴越文化地域空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 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吴文化、越文化 无论吴越文化、海派文化抑或长三角文化，人们大多首先注目于对其空间概念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吴地文化”、“越地文化”这类地域文化概念，应当是确切的，开展相应的精致研究，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将吴越文化等同于江浙文化的认识，也出现过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受行政区划的束缚，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 回眸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绝非诸种文化因子之间单纯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 四。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五:吴越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 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 今天不论研究吴越文化，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海 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 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真向善、淳朴平实、诚信守份的精神，正是目前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务实风格的延续。 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 六，吴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1:吴语，以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等最为典型 2:昆曲，世界文化遗产，600年历史，百戏之祖， 3:越剧:现今中国第二大戏曲剧种，以爱情为主题，以婉转柔美的唱腔，儒雅的女小生为主要亮点 4:苏州园林，世界文化遗产 5:梁祝传说 6:白蛇传说 7:师爷文化:绍兴 8:杭州西湖 9:宁波天一阁藏书文化 10:佛教禅宗天台宗 11: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 12:西塘，堪称"活着的千年古镇 13:乌镇中国江南的封面，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 14:河姆渡遗址 15:唐诗之路 七，吴越文化名人: 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周文宾，徐祯卿 扬州八怪 ，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汪士慎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 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年轻时参加明末反宦官斗争， 为“复社”首领。后聚兵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间，致力著述， 写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文海》等， 开明代以来我国民主思想之先河。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他创立“心学”，提出了“致良知”学说，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38卷。 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严光(公元前37-,)字子陵。 朱之瑜(1602-1682)号舜水，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 孙武——春秋吴国军事思想家;陆逊——中国三国时期吴国军事家;张旭——中国唐代书法家;张籍——中国唐代诗人;范仲淹——北宋政治家;范成大——南宋诗人;蒯祥——明代杰出的建筑大师;沈周——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文徵明——明代杰出画家;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唐寅——画家、文学家;祝允明——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徐祯卿——明代文学家;柳亚子——中国近代诗人 陆游，徐渭 余秋雨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 鲁迅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