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与中国传统文化 张岂之

21世纪与中国传统文化 张岂之 21世纪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关于未来世界文明的展望 21世纪即将到来。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预测:21世纪世界文明的结构和发展趋向。 有一种看法认为，那时文明的冲突将影响世界政治。持这种观点的人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七八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这些文明包含西方文明、东方的儒学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非洲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将不断发生冲突，此种冲突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此种观点并没有全面地阐述21世纪世界文化的结构和演变趋势，它过于强调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而没有论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吸引。不同文化体系总是既有冲撞，也有融合，不可能只有一面。而且上述观点也没有深入地论述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将会怎样影响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因而它缺少足够的说服力。 再一种观点，认为东方(严格讲是中国)儒学将对世界发生较大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某些西方学者曾经作过详细的论证。他们说，亚洲和非洲两个大陆获得独立的时间大体相同，但是到今天，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方面看，亚洲的发展优于非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西方有些学者认为，亚洲的一些国家是在他们传统文化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国家，充分考虑到自己国家的传统，没有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模式。这些国家的领导大都受过儒学的教育。儒家思想传统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有较大的影响。这种学说主张建立一个守纪律、讲究伦理道德的、稳定的、分层次的社会。因而这些国家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它们已经并正在取得优异的成绩。 这个观点反映了20世纪现实世界的某些方面。但是它还没有阐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21世纪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将对世界，特别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老子》一书已经有30多种外国译本，东西方有些大科学家从《老子》书中吸取了理论思维的营养，依据《老子》的思维方式，去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老子》书中的“道”对一些自然科学家来说，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范畴。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力求说明中国古代道家学说对古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还有些著名的西方自然科学家认为，西方虽然在科学技术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忽视了“人文”，单纯地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人文”的教育受到削弱，将使整个社会成为畸形的社会，使个人成为某些物质机械的附属物。而在中国古代，比如在《老子》书中早就有“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思想萌芽，而这一点恰恰就是21世纪科学发展的指导。也就是说，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里，“科学”和“人文”应当携起手来，祛除世界的弊端，为人类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 以上观点有不少是西方科学家的经验之谈，是很有深度的见解。但是这些观点也没有全 面地阐述21世纪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需要大家共同加以探讨。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实事求是的，在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判断它在未来岁月里将对我们自己，以及对于世界发生什么作用。这里着重对儒家人生伦理价值观和道家自然哲学作些分析。 二、儒家人生伦理价值观的未来命运 春秋末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提出系统的道德理论。他了商、周时期的道德和文化遗产，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需要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他的道德理论大体上含有以下内容: 1(文野之分。在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文野之分的理论，反对野蛮而赞扬文明。在《书?舜典》中，就有“睿哲文明，温恭永塞”之说，把“文明”当成一种美德。《疏》的解释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易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乾?文言》)“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象》)孔子为“文明”规定了人们应当遵守的若干道德规范，并认为人们经过学习，可以成为讲文明的君子。 2(文质彬彬。这是孔子道德理论的重要内容，主张人们的内心和行为、内容和形式应当完美地加以结合。讲道德不但要有好的行为，而且要有高尚的心灵。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即心地朴质，人们看不见;“文”即文采，是形之于外的东西，人们都能见着;“彬彬”形容结合恰当，有统一之意。孔子认为，朴质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质，又未免虚浮。只有把文采和朴质、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才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 3(中庸之道。孔子提出道德的最高标准，主张道德与行事结合，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恰到好处，不过头、不误时，这才是道德的极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由此引申出，“中庸”是一种认识，它能比较全面地观察事物;“中庸”作为道德教育理论，能鼓励人们去追求完善的人格，鼓励人们去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 4(和而不同。有道德的人胸怀宽阔，能容百物，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博采众家之长。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讲道德的人以“和”为准则，但不肯盲从附和，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正派的人处处盲从附和，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 5(寓教于乐。道德教育不是干巴巴的说教，应当是生动活泼的。道德教育和礼、乐教育相结合，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以上五个方面是孔子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孔子时代距今2500多年，当时提出这样的原则，无疑是中国道德伦理学说史上的伟大创造。这些理论原则是真理长河中的绝对真理粒子，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们将不断得到充实，永远不会被湮没。在当前和未来的道德伦理教育中，我们要用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来充实以上的原则，使它们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孔子以后，孟子和荀子对道德伦理学说都有创造性贡献。特别是孟子，贡献很大，他继承了孔子人文主义精神，在中国古代道德心理学方面提出过深刻的见解。 早期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认为，一个人要成为有道德的君子，不由天命决定，也不是外力使然，要靠人们的自觉努力。孔子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更加发展出一套人人经过努力皆可以成为道德君子的理论。人人皆有成为尧舜的心理因素，因为只要是人，他就必须具有人的某些特性，否则就和禽兽无异了。所谓“恻隐之心”等等，是从人的潜在因素而说的，并不是讨论知识从哪里来，因此对于孟子关于道德心理学的贡献，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在早期儒家的思想里，始终认为人自身具有调节人与环境矛盾的能力。孔子早就说过，颜回住在陋室，吃着粗食，生活艰苦，但颜回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成为道德君子的愿望，所以他的精神生活并不受环境的摆布，仍然充满信心地追求着真理。这种执着的精神，在孟子那里被进一步发挥成“浩然之气”，以及“大丈夫”面对富贵温柔之乡，面对穷困潦倒之境，面对粗暴强力威胁，都不能放弃自己宏大志愿的名言。总之由于正确的信念，人们内心会产生出强大的克服困难的毅力和耐力，以维护人格的崇高地位。——这样的道德心理学堪称中国道德理论史中的珍品，在任何时候都是丢弃不得的。 我国早期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对于后代人材的培育有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远的不说，就拿当代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来说，他在回忆往事时，提到了孟子。他说:“我小时候数、理都学得很好，读中学时，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却不支持学微积分，而聘请了一位国学老师教了一个暑假《孟子》，真使我受益终身。”当然不止杨振宁教授，有不少有成就的人都从早期儒家的道德伦理遗产中受到如何做人的教育。 秦汉时期，随着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中国道德伦理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司马迁不仅是卓越的史学大师，而且是道德伦理学说的伟大学者。他提出“死有重于泰山，生有轻于鸿毛”的生死观，现了崇高的价值理想。他又提出“家国为先”的道德标准;提出“荣辱不惊，唯义为先”的生活观，要人们正确地对待顺境和逆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道义的原则。他还提出道德并不是儒者君子的专利品，在农人和富贾之中，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中也有崇高的道德境界。司马迁敢于赞扬某平民“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另一平民“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许多平民百姓中的佼佼者，他们有高尚的品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没有亲身体验过人间的酸甜苦辣，就不会说出这样深刻的道理。司马迁有渊博的知识，有丰富的阅历，又有非常不幸的遭遇，所以他一生都在寻求什么是善恶。面对西汉时期的现实，他在思索为何有德之人际遇不佳，而那些不讲道德的小人反而官运亨通。道德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史记》这部史学的百科全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尽管这是常见的事，但是人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以富贵作为检测人间道德的尺度。因此那些终身潦倒而“言必信，行必果”的仁德君子依然彪炳于人间的历史。由此司马迁揭示了道德伦理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的价值不在于权势官位，不在于荣华富贵，而在于人们自身的思想和行动。 东汉时期，汉章帝钦定的《白虎通义》斩钉截铁地说，现实和道德完全相符，问题在于人们怎样看。如果臣民们都能按照汉章帝对《五经》的解义去理解，那么现实和道德不会出现任何鸿沟。而如果臣民们按照异端去解释《五经》，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白虎通义》想借用皇帝的权威把中国历史上由孔子开其端的人文主义(或称之为理性主义) 堵塞起来，把臣民们引到神学和盲从的迷宫中去。《白虎通义》系统地宣传了封建礼教思想。封建社会的礼教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有区别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教，大体有这样一些特征: 第一，它将封建制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加以伦理化和宗教化。礼教核心的“三纲”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最简洁的表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过，在封建社会人对人的从属关系成为法律的大敌。近代社会之所以与专制社会不同，在于它摆脱了人对人的从属关系，举起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 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教虽然有人曾经使它宗教化，说帝王就是神，从天统符瑞都可以证明帝王的历史就是神灵转化的历史，但是由于中国早期儒学的强烈人文精神，以及其他原因，封建礼教并没有真正形成为宗教。 第二，礼教只从伦理学角度谈社会的各个等级对社会和皇帝应尽的义务，不谈人的权利。同时它又强调人治而摒弃法治。综观中国历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法家的理论宣传，找不到太多的实例。中国封建社会里，人的权利观念之不足，以及法治之薄弱，都和礼教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礼教未能扼杀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之发展，但是封建制社会的民本主义已和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区别。战国时期孟子的民本主义有社会平等的朴素观念。比如有人问他:对暴君能不能杀,孟子回答:可以，暴君已经不是君。秦汉以后，这种论调几乎绝迹。秦汉以后的民本主义是在肯定皇帝统治前提下的“民本”，和孟子不附带前提条件的民本主义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秦汉以后中国的民本主义不可能不受到礼教的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区别传统美德和封建礼教。我们今天用传统美德来教育青少年和全民。儒家人文主义伦理价值观是有生命力的，不会消失，但我们在运用时要关注我们时代以及未来时代的要求，不能完全照搬。至于封建礼教，早已失去了生命力，我们必须加以摒弃。五四时期先驱者对封建礼教的批评是有历史功绩的，虽然当时他们还没有时间去分析传统美德和礼教的区别。 三、道家自然哲学与世界 西方有些历史学家说，中华文化缺少自然哲学，其主体是政治伦理学说。这个论断其实并不全面。中华文化中含有丰富的自然哲学，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离开人生去讲自然，而是从人生出发去探讨自然，其理论又作用于人生，因而形成这样的公式:人生?自然?人生。 在中华文化中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上面提到的儒学，一条是道家学说。道家的学说更加鲜明地表述了上面公式的特色。 道家的创始者老子通过对自然的研究，总结出许多人生的哲理。现在选择一二，作为引证: 老子说: 天下最柔弱的莫过于水， 水穿过山谷，越过平原， 水能够克制最坚硬的东西。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 由此悟出的人生哲理是: 人们应当像水一般柔弱， 记住:“不言”之教，“无为”之益才是最宝贵的。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 老子说: 江海之所以能够容纳百川， 是因为她居于最低下的位置。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 由此悟出的人生哲理是: 圣人真正为百姓所信服， 他必须对黎民百姓谦恭和顺。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 ) 老子说: 坚强的会走向死亡， 柔弱的却会长存。 因而凭借武力必将失败， 强大的树干总有一天会折断。 可见强大是转瞬即逝， 柔弱却是永恒不灭。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 老子从自然哲学回到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立身处世，应当柔弱似水，谦恭少言，“不言”、“无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强求去做，不要锋芒毕露，不要给人带来烦忧。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成功，如老子所说，“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对自然的观察很细密，闪烁着智慧之光。这和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又有明显的不同。赫拉克利特从自然返观人生，强调的是“斗争”，而老子却与之不同，认为“和”、“返璞归真”才是永葆青春的妙药。从这里也可反映出中西文化相异的历史背景。在此还想再强调一下，在道家的典籍里，有许多对于自然和人生作出了深刻观察的论述，有一些生活经验和处世智慧，在养生和延年益寿上更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国际学术界对《老子》一书如此重视，看来并非出于偶然。 道家创始人为春秋末期的老子，而战国时期的庄子则是道家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对于自然的观察更加哲理化。在《庄子》一书中，对自然现象的描述，以及众多的寓言故事，都在启发人们去思考自然的奥妙，从而指引人们应当如何对待自然和社会。 例如，《庄子?内篇?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庄子看来，自然为一整体，是不能破坏的。道家大声疾呼保护自然，不要破坏自然。令人感兴趣的是，著名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在对30多种基本粒子背后的基本物质是什么而进行长期探索时，居然从上述寓言故事中受到启发，认为这一基本物质可能类似于“浑沌”。他在成功之后，写下这样的话:“中国人是最早进入精神成年时期的人。„„而道家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命运。”(转引自董光壁《当代新道家》) 道教也引起世界科学家的注意。东汉时期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于本世纪30年代被译成英文，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不少研究它的专著发表。 如果说，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中国的儒学，那么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学者都越来越注意中国道家思想的研究。 四、传统文化与未来 中华文化不是封闭的文化，她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原因之一是她带有开放的特色。这种开放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境内各个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同创造。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不以自己的出身地为限，他们在中原各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哪里最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在哪里定居下来。孔子周游列国，觉得不论在哪里，他的理想都难以实现，最后才回到自己的故乡——鲁国，过起教师的生活。 唐朝创造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当时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少数民族也向汉族学习。唐代文化有些来自少数民族，有些则来自亚洲其他国家。汉代和唐代长安城里有“胡坊”，整条街住的都是外国人。“胡姬当垆”指的是洋女子在中国酒店里当招待。长安城里，人们以穿胡服、跳胡舞为时髦，风行一时。史实的确如此。 中华文化开放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中国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就是唐朝时期中国佛教的宗派。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于是形成了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 再重复几句:16、17、18世纪，欧洲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学习汉语，了解民情风俗，和中国士大夫广泛结交。士大夫们也向外国传教士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这促进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出现了像徐光启、方以智这样的大学者。清代康熙皇帝也向传教士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学和土地测量法等等，都是值得称道的。 在中国近代，一些有识之士到国外留学，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他们回国后介绍西方的文化和科学，例如严复在19世纪末介绍的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上的事实表明，中华文化的繁荣必须要有中国文化本身和外国文化的结合。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到了王朝衰微的阶段，有些当政者固步自封，闭关自守，以为这样可以千万年地统治下去，然而这只是梦想。这不仅延缓了历史的进程，而且给文化发展带来了负面效果。 我们展望21世纪，会想到人口、污染、现代病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只有一种药方，要靠全球的综合治理。在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幸福，同时也带来不幸的时候，人类需要更加健全的精神文明，也就是说，当“现代化”为人类带来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同时也带来所谓的“现代病”的时候，人们就不能不特别注意精神生活的调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到了21世纪，经过转化、改造，可能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乐意接受。 例如，中华文化中重视家庭伦理价值的观点，对于医治经济发达国家老年人的心灵孤独，以及对儿童的家庭教育，甚至避免艾滋病毒的侵袭等等，也许有一定的作用。 又如，中华文化中重视自我意识的修养，重视精神作用的论点，以及和谐哲学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对于医治现代工业带来的身心交瘁，以及推动科学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再如，中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群体的重视、倡导中庸之道等等，在21世纪有可能启发人们更加实事求是地观察世界。 有些科学家已经指出，在21世纪，人们可以看到东方文化中某些方面的影响。我相信这个预言有可能实现。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会成为世界文化的主体。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时间怎样推移，她只能以她本国的文化为主体，即或是吸收外来的文化，也必须和她本国的文化相结合。以纯粹的外来文化成为自己的主体，达到文化的高峰，这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因此，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昂扬，也只是说，其长处将为世界所吸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21世纪，我们还需要从事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既要发扬本国文化的优点，去掉它对人们的消极影响，更要注意吸收其他国家文化的长处，以充实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