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6月下旬，笔者去法国度假，在曼谷转机时买了几只椰子。之后的几日中，除了通过电视目暏解放军在滂沱大雨中进驻香港外，没有再接触外界新闻。7月3日再次途经曼谷机场时，赫然发觉用美元买椰子便宜了许多。 笔者便是这样发现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过泰国走向危机，早有征兆，笔者所在团队早在1997年初便有预告。 当时泰国投资急剧扩张，房地产业过热，并因此欠下巨额外债。炽热的经济刺激进口，经常项目赤字高达GDP的8%。可是泰国央行却固执地死守“钉美元”政策，外汇储备迅速消失。当泰国意识到政府原来可能输给市场，放弃汇市干预时，泰铢在7月2日一夜间贬值20%。 汇市的冲击波迅速向东南亚其他国家蔓延。那里许多国家也存在过度投资、过度借贷问题，不过基础面并不像泰国那样恶劣。但是，闻到血醒的对冲基金通过巨额的杠杆资金，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发起攻击，各国货币相继失守(马来西亚宣布实行资本管制，林吉特贬值后与美元挂钩)。 笔者看来，三大因素制造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基础面、对冲基金和IMF。毫无疑问，亚洲国家貌似强劲实则脆弱的经济基础面，是孕育金融风暴的第一要因。各国为求发展而大肆扩张，又因扩张而大借外债。资金不是用在回报不高的工业项目，便是进入已处狂热状态的房地产。贸易赤字越来越大，汇率越来越偏离正常水平，为外汇投机者制造良机，为本国银行、企业挖掘死亡陷阱。 对冲基金是危机的催化剂。它们对资金的杠杆运作能力，打了自以为是的亚洲各国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但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 IMF在这场危机中同样负有责任。除了少数几篇批评泰国的报告外，这家“国际央行”对危机预警明显不足(S&P和穆迪也是一样)。危机一旦发生，IMF的救援资金又来得太少、太迟，而且附加了一大堆条件。迟缓的行动，失去了将危机控制在泰国一国的机会。IMF释出救援资金的一个条件是，受援国全面紧缩经济。这个处方在危机爆发之前应该是正确的，但应用于危机中的国家则事与愿违。信贷收缩将原本有可能支撑下去的企业推向破产，不良资产急剧上升带来银行清盘。IMF的附加条件，将一场外汇、外债危机引向全方位的经济、社会、政治灾难。这家国际机构在亚洲危机中的迟缓、苛刻与其在之后的阿根廷债务危机中的迅速、宽容，形成鲜明对照。 十年过去了，阴霾犹存。除韩国外，受危机直接影响的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经济仍未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私人投资明显不足，引进外资大幅下降。缺少产业投资便失去升级的动力，难以跟上全球化的步伐。 由于资本项目不开放，中国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一劫。广东国际信托公司清盘，应该是中国在这轮危机中的主要牺牲。虽然出口、经济受到间接影响，不过总体来说中国所受冲击比较轻微。相反，亚洲竞争对手的低迷，为中国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提供了机会。 中国会不会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危机,笔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同类性质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外债规模不大，短期外债更少，经常收支大量顺差。资本的跨境流动 受到限制，对冲基金杠杆式沽空人民币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3万亿美元，一旦出现外部流动性问题，根本不需要IMF资金。 但是九十年代中在东南亚出现的许多症状，也在中国出现:投资过度，投资回报偏低;流动性泛滥，外资涌入;股市、楼市炽热，炒作成风;腐败、权钱交易层出不穷;汇率机制缺乏弹性。 今天的中国与十年前东南亚的最大区别是，中国的投资靠的是内债(银行贷款)，而东南亚当年靠的是外债。当外资认为东南亚模式无以为继，资金离走时，东南亚资金链出现断裂，危机爆发。外资很难在中国掀起如此大的风浪，因为进入中国的多为直接投资，是机器和砖头，难以一夜间走光。 不过这不代表中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靠资金、资源、人力投入堆积起来的高增长，有着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很难长久持续。内债因素可以延缓危机的浮现，但不代表危机就此消失。这种增长模式上的偏差，要么自我纠正(银行信贷、企业投资遵照市场原则)，要么由市场纠正。如果后者，中国步日本后尘(贸易顺差、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慢性危机)的可能性，大过发生急性金融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