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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孝文化

2017-12-12 3页 doc 14KB 6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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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孝文化中国孝文化 中國孝文化 序言 從古至今,孝文化一直是貫穿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孝文化在當代社會中依然是社會道德建設的關鍵環節,特別是在我國人口基數大、老齡化較明顯的現狀下,孝文化需要在新時代中提出更多新的含義。本期話文化將通過新舊時代的孝道,看看當今社會如何傳承孝文化。 中國傳統孝文化的歷史變遷 中國孝文化源遠流長,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孝”作為一種文化體系、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而發展的,而在當代孝文化作為一種最基本的親親關係,應該也可以發揮它應有的當代價值,有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國...
中国孝文化
中国孝文化 中國孝文化 序言 從古至今,孝文化一直是貫穿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孝文化在當代社會中依然是社會道德建設的關鍵環節,特別是在我國人口基數大、老齡化較明顯的現狀下,孝文化需要在新時代中提出更多新的含義。本期話文化將通過新舊時代的孝道,看看當今社會如何傳承孝文化。 中國傳統孝文化的歷史變遷 中國孝文化源遠流長,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孝”作為一種文化體系、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而發展的,而在當代孝文化作為一種最基本的親親關係,應該也可以發揮它應有的當代價值,有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國傳統孝文化是在華夏數千年歷史中孕育、誕生和發展起來的。 黑格爾曾說過“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 中國傳統孝文化歷經了古時期的萌芽、西周的興盛、春秋戰國的轉化、漢代的政治化、魏晉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時期的極端化直至近代的變革,是在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澱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現象,從不同的視角來審視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在當代,我們不能對其作簡單的二元對立,而要從孝文化的歷史與內涵中重新審視其當代價值。 孝作為一種社會意志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與確立 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之語,充分說明了孝之原始意義。人們在生產勞動,與大自然的不斷鬥爭中,為乞求平安而進行的一種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動。 殷商、西周是傳統文化的開端和創造時期,也是孝觀念的初步形成和確立時期。 殷人把祖先視為喜怒無常、令人懼怕的鬼神,他們對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種宗教意義上的祈求,並沒有更多的倫理內涵。 到了西周,人們依然對祖先進行虔誠而隆重的祭祀,不過與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對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種宗教行為和政治行為,又包含著濃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緣親情,是一種倫理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觀念除了祭祀祖先這層含義之外,還增添了奉養父母的新意義。 祭祀祖先是貴族的特權,奉養父母作為平民的義務,使孝觀念向著“子德”的方向演進,並逐漸取代祖先祭祀,成為後世孝道德主要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文化開創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論中豐富和發展了孝文化的內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觀點,“仁”是眾德之總,而“孝弟”則又被視為眾德之源、之總的“本”,其地位在整個傳統理論中升到了核心,同時確立了“孝”對於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從此成為協調親子關係的倫理規範,並成為古代社會宗法道德的基礎。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觀 點,並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其天下太平。”還進一步強調“事親,事之本也”,認為尊親、事親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對孝的論述,已經涉及到後世孝道的方方面面,從而確立了傳統孝道的基本面貌。 漢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漢代是中國帝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定型的時期,也是孝道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它建立了以孝為核心的社會統治秩序,它把孝作為自己治國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礎。隨著儒家思想體系獨尊地位的確立,孝道對於維護君主權威、穩定社會等級秩序的價值更加凸顯,“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漸走向理論化、系統化。 《孝經》、《禮記》以及“三綱”學說集中體現了孝治理論的風貌。 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社會倫理、政治倫理,孝與忠相輔相成,成為社會思想道德體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孝治國”的王朝,並實施了一些舉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孝”為諡號,稱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明了對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漢也把《孝經》列為各級各類學校必修課程,還創立了“舉孝廉”的官吏選拔,把遵守、踐行孝道與求爵取祿聯繫起來,這成為孝道社會化過程中最強勁的動力。 魏晉至隋唐五代七百餘年,孝道觀念雖然時而淡薄時而強化,但各朝統治者都堅持漢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舉孝廉”作為察舉的主要內容之一,一致為後世所承襲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進宮入仕的重要途徑。 其間最值得強調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領域的全面滲透,憑藉法律力量推行孝道,進而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控制,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極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時期,程朱理學成為社會正統思想,理學家認為孝道是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倫理屬性,兒子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不可違抗的,與此同時孝道的專一性、絕對性、約束性進一步增強,對父母無條件順從成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兒子不可不孝”成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進一步淪為強化君主獨裁、父權專制的工具,在實踐上走向極端愚昧化。 族權的膨脹和愚孝的氾濫,就是孝道畸形發展的具體表現,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後來的“割股療親”就是愚孝發展到極致的產物,這時孝道被異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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