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扮男装出新意

【摘 要】《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燕特尔》是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瑰宝，两部作品在主题和主要情节上高度相似，但是女主角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视域，利用平行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两位女性形象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揭示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深层次规律。【关键词】平行研究；祝英台；燕特尔；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1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246-03一、引言世界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期，文化也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而比较文学以其独特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打破了文学研究的国别限制，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比较文学最本质的特点是其可比性，即在研究中寻求同与异的学理依据，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1]这种可比性存在于文学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等各方面的文学共性，而这种共性又是比较文学重要研究手段――平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它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类：类比和对比。类同是考察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家作品间的相似之处，以期发现其共同性。对比则指比较不同文化和文学体系的特点，从而使两者的特征相形突出，这是一种求异研究。平行研究正因为综合了以上两种方法，在“和”中寻求内在一致，在“异”中解出差别不同，从而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思索这种不同的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氛围、历史因素、心理价值等更深层次的“异”，对当今的多元文化交流和发展都极具重要意义。以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瑰宝《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燕特尔》为例，两部作品从主题到情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两位女主人公的命运结局却是有天壤之别。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视域，用平行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内外特征进行类比和对比分析，探寻其中的“和”与“异”，并探究“异”背后蕴含的文化差异、美学价值等影响因素。二、《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燕特尔》的可比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完整的梁祝爱情故事最早见于明代冯梦龙的《古今小说》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冯梦龙讲述的梁祝故事，内容上已基本形成现在的传说和戏剧中女扮男装、同窗共学、托言嫁妹、楼台伤别、拘情化蝶等主要情节，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一般认为，梁祝的故事如下：出身士家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去院求学，三年的朝夕相处后，与同窗好友梁山伯结下深厚情谊，归家前向师母表明对梁山伯的爱意，并赠送玉扇坠儿请她做媒，又在梁山伯十八里相送时百般暗示心意，让他向自己的“小妹”提亲。但是，由于父母的强行做媒和山伯的来迟，二人无法长相厮守。最后二人双双殉情，化作蝴蝶，永不分离。无独有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短篇名作《燕特尔》为我们同样也讲述了一个“女扮男装求学”的故事。女主人公燕特尔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父亲逝世后，离家去神学院求学。她也爱上了自己的同学兼好友阿维格多，而意中人心心念念的却是另外一个姑娘哈达丝。但是，哈达丝的父母因为阿维格多的弟弟是自杀身亡，担心他的血液里有抑郁症的因子，解除了婚姻。自知与哈达丝再无结成夫妻的可能，阿维格多于是转而恳求燕特尔代替自己娶哈达丝。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燕特尔，阴差阳错之下，真的“娶”了哈达丝。婚后，燕特尔使出浑身解数避免与哈达丝同房。一直饱受内心煎熬的燕特尔终于向阿维格多表白了自己的身份和感情，阿维格多也被她的深情打动而爱上了她。但是，燕特尔清楚地明白自己绝不会放弃学业和自由，变成阿维格多和社会认可的贤妻良母，最终放弃了阿维格多，远赴美洲寻求新生活。可以看出，尽管两部作品的问世时间相差了三四百年，但时空距离并不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作家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人类一些共同性的感觉。[2]两部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均为主人公女扮男装去求学，并且爱上了自己的同窗好友。而女扮男装这一情节在中西文学作品中并不陌生，从《再生缘》中的孟丽君连中三元，位极人臣，到《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法庭智辩，才思敏捷。女扮男装这一中西方文学共有的文化现象，不仅是因为情节处理的需要，更是许多作家在讨论挖掘女性自我意识发展历史上的一次觉醒。以比较文学的视域来看，两部作品都以“女扮男装求学”这一情节来展现女性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中的挣扎，都以爱情悲剧为主题。总之，《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燕特尔》存在较大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本文运用平行研究手段研究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整体上更好地理解两部作品。三、寻同“‘文学是人学'，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学都始终把形象塑造看作是艺术创造的重要内容，这些形象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产物， 是作家探索人性的中介，是共性和个性特征的结合。[3]尽管两部作品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但祝英台和燕特尔这两位中西方典型的女性形象有许多相似点。（一）大胆叛逆，渴求知识不论是祝英台还是燕特尔，她们都表现出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大胆革新的精神。祝英台生活在森严的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当时女子的言行处处受到压制，标准的大家闺秀理应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别提只身一人远赴书院求学。但祝英台智辩哥嫂，并且毅然决然地离家学习，可谓是当时的奇女子。而燕特尔生活在20世纪初的波兰，女子不被允许学习，她们被认为是不能理解法典的人，不具有学习的能力。而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燕特尔却不能容忍这一点，面对不肯把书卖给女人的书贩，她据理力争；面对不允许女儿在父亲的葬礼上念祈祷文的规矩，她毫不在意，一把夺过书就念起来。在进入神学院学习后，年长的老师都为燕特尔的学识惊叹，觉得其他学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这更有利回击了“女子不具备学习能力”的观点。（二）情有独钟，一往情深祝英台爱上了同窗好友梁山伯，“十八里”相送时以诸多比方来暗示自己的心意，临分别时，更编出“祝家小妹”之说约梁山伯前去提亲。在父亲强行将自己许配给富贵大户人家之后，她更是绝食三天抗议。若无深厚情谊和坚定信念，岂可做到？最后她更是以殉情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爱情，可歌可叹。燕特尔同样也深爱自己的同窗好友阿维格多。知道他喜欢吃荞麦饼，就每天早上给他买一块；看到他衣服的扣子掉了，她第二天便带针线到教室给他缝上；还给他购买了各种各样的礼物。甚至在心爱人的乞求下，明知自己女儿身的身份，还是替他娶了心上人哈达丝，心灵备受煎熬。深情至此，可见一斑。四、比异（一）性格差异作为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士家小姐，祝英台保守、内敛、逆来顺受。同窗三年，祝英台从未向梁山伯展示过爱意，临别时才向师母告知真情；十八里相送虽百般暗示，但回到家却没有立即向父母告知；在知道自己被许配给马文才后，也仅以绝食三天作为抗议，后来也终于无可奈何。《喻世明言》对祝英台求学前的行为有这样一段描述：“英台临行前，正是夏初天气，榴花盛开。乃手摘一枝，插于花台之上，对天祷告曰：“奴家祝英台出外求学，若完全名节，此枝生根长叶，年年发花；若有不肖之事，玷辱门风，此枝枯萎……英台归时，仍是初夏，那花台上所插榴枝，花叶并茂……”[4]从中可以看出，祝英台并未想打破这个禁锢她的囚笼，也未曾想与之公然作对，她甚至为自己恪守封建礼教而感到一丝骄傲。祝英台骨子里的含蓄内敛和被社会所压迫出的逆来顺受注定了她与梁山伯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生不同衾，唯死能同穴。而燕特尔作为破旧出新的西方新女性，则大胆奔放、坦率叛逆。她可以为了心上人“娶”另外一个女子，把一切礼教法律抛之脑后，只因爱得深沉。不同于祝英台选择隐瞒自己的女子身份，燕特尔做出了大胆的抉择：向心上人阿格维尔展现女性的身体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燕特尔在爱情方面虽然偶有犹疑不决，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积极坦率的态度；在人生规划方面，燕特尔一直有着坚定的信念，她的最大理想就是去求学深造，这一点从未动摇。即使在爱情面前，燕特尔也绝不以牺牲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代价去委曲求全，这点和祝英台有本质的不同。（二）女性意识强弱的不同祝英台最叛逆大胆的行为便是女扮男装去书院求学，这一行为也是她对自我作为个体的肯定，但是在这之后，再无任何具有个人色彩的火花闪现了。在个性和社会标准之间，祝英台选择了后者。她希望自己与梁山伯的“私情”可以合法化、正规化，得到父母的认可。在失败后，她顺从了亲情，上了花轿。同时，更重要的是，以前那个渴求知识的祝英台不见了，在爱上梁山伯的同时，她丢掉了自己作为个体的部分，顺从了整个父权、夫权至上的社会，想要变成社会认可的贤妻良母。而燕特尔则不然，她虽然一直苦苦挣扎在“男性”与“女性”的身份中间，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将个人追求放在了爱情之上。她一直努力探寻自我，尽管常常会处在生存现实和心理冲突的夹缝中，但她从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渴求。她还是一个不自知的女权主义者，一直为女性的学习权利进行辩护。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心上人以及整个社会对女人的定义就是相夫教子的情况下，她并没有被一时的爱恋冲昏头脑，而是主动放弃爱情，远渡重洋，继续为自己的个人理想而奋斗。燕特尔身上浓重的哲学色彩也是区分她与祝英台之间的重要差异：“我的灵魂是男人，躯体是女人。”燕特尔究其一生都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的困难，这种磨难虽然让她无法享受正常的爱情，却也磨练了她的心智，不断提问、不断探索的人生才是她最想要的，即使是最爱的阿格维多，也无法折断她遨游在知识海洋中的决心。五、女主人公性格形成的文化背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不同朝代对梁祝的故事都有不同的演绎，可以认为梁祝的故事实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父权至上的社会，儒家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建立起家国天下，并运用礼制与法律保障家族与父权。父权的范围很广，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包括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在《周礼》中关于婚姻的条件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婚姻须有“父母之命，媒妇之言”。《梁祝》中祝英台临别归家时，特地赠信物给师娘，请她帮忙做媒，便是这个道理。而她十八里相送时百般暗示梁山伯来朱家提亲，也是在默默遵守这套封建礼教的程序，期望可以得到父母和社会的认可。即使反抗，也是在封建礼教的范围之内。这种父权制度一方面通过法律礼教等牢牢束缚住子女的行为举止甚至婚丧嫁娶，另一方面又通过宣传“血脉”“孝道”等教条从骨子里让子女听命于父权，放弃斗争。因此，中国的子女在反抗双亲时往往会陷入游移不定、软弱妥协的局面。而《燕特尔》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则大不相同。20世纪的东欧犹太社会处在一个革新的大背景下。在这之前，传统的犹太社会也是一个父权色彩极其浓厚的社会，传统的犹太妇女过着社会赋予她们的二等公民角色，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要承担全部繁重的家务活和相当重要的经济责任。更糟糕的是，由于欧洲人对犹太人实行的隔都制度，犹太人的精神生活犹如一潭死水，犹太社会与外部世界的隔离日渐加深，犹太人成为欧洲社会的另类。但是，18世纪末兴起的哈斯卡拉启蒙运动却为传统的犹太社会带来了一股清风。哈斯卡拉运动的追随者们敢于涉足世俗领域，不再甘愿屈服于犹太律法和宗教的权威，而是投身于研究欧洲和德国的理性哲学，批判陋习、反对迷信与偏见、改革教育。哈斯卡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为犹太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犹太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极具意义。[5]燕特尔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大背景下，传统与现代激荡，先进与落后并存。女主角燕特尔正是那样一个时代的典型新式女性。她天资聪颖，一心渴求知识，不满女性的社会地位，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女性也可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学识。同样，她在女扮男装的过程中陷入的对自己身份的困惑等，也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共同困惑：个人才能和女性身份在仍待彻底革新的犹太社会似乎不能共存。六、社会背景差异导致相异的结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局是祝英台跳进坟墓里，实现了她“生不能同衾，死同穴”的心愿，传说二人最后幻化为蝴蝶，永世相守。《燕特尔》的结局是燕特尔最终放弃了和阿维格多相守，离开了学院，登上了远赴美洲的轮船，她站在甲板上，放声高唱。梁祝的结局蒙上了神话的色彩，采用了中国人希冀的大团圆式的开放结尾，似乎想减轻人们对惨死于封建礼教下的有情人的哀痛。但是，这种自我安慰式的胜利只是精神层面的，它并未唤醒青年男女的觉醒，甚至起到了相反的结果。最初的作者虽无法考证，但他确有给祝英台戴上“义妇”帽子的嫌疑，这种讴歌无疑是对祝英台的侮辱，也是封建制度下的必然结局。《燕特尔》的结局则充满着积极向上、破旧出新的意味。结尾燕特尔站在奔往新大陆的轮船上，起初低声吟唱，后来放声高歌的场景也给人无限希冀。作者并没有想回避犹太女性在犹太社会乃至整个东欧社会的尴尬处境，而是通过这一意味深长又积极乐观的结尾，展现了对拥有雄心壮志和不凡才能的女性在追求个人抱负的途中因身份原因而遭受挫折打击表现出了深切同情，也间接暗示了这一切终将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完善而不复存在。七、结论平行研究是将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发现文学自身规律性的东西，以此丰富文学研究成果。[6]作为中西方的文学瑰宝，《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燕特尔》都将视角投向了女性，塑造了具有许多性格共性的女主角，反映了她们的诉求。“女扮男装”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写作手法，但是两部小说却体现出了新意。“女扮男装”本身就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抗，而“求学”这样一种在当时社会女人被严令禁止的行为，更是为作品附上了叛逆革命的色彩。不论是祝英台，还是燕特尔，在她们穿上男装变作男儿身的时候，周围的人以及整个社会都将她们当作男子看待，她们在男性身份下暂时实现了平等，这也让她们获得了表达自己情感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求学”“追爱”的桥段，在“女扮男装”的前提下，被赋予了新意，除了是对男权社会的一次主动、大胆的挑战，也是女性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觉醒。同时，通过对祝英台与燕特尔的平行研究，我们发现了两位女主人公身上体现着的典型的中西方女性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并发现其背后的深层次文化规律，有助于我们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有助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参考文献：[1]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文学出版社，2015.49.[2]付明端.郝思佳与王熙凤的平行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6，23（1）：111-114.[3]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7-178[4]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m].长沙：岳麓书院，1992.229-230.[5]张礼刚.哈斯卡拉启蒙运动[j].博览群书，2011，（8）：39-43.[6]任洁敏.从平行研究角度浅析《哈姆雷特》与《雷雨》的悲剧主题[j].文教资料，2014，（28）：15-16.作者简介：殷斯琦，女，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学生；华 静，女，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