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

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 史桂芳 内容提要: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有许多使略理论。这些俊略理论配合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政策～从理论上说明日本俊略的“合法”性～并煽动日本国民支持使略战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主义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获序为名～扩大使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其中～东亚联盟不仅限于对理论的阐述～而且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集团也大肆鼓吹东亚联盟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发展～在其统治地区组织了东亚联盟组织。东亚协同体论者组织的昭和研究会在日本新体制运动开展后～参加了大政奚赞会。大东亚共荣圈被日本政府直接述为基本国策。 关键词:侵略理论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这些侵略理论配合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政策，从理论上说明日本侵略的“合法”性，并煽动日本国民支持侵略战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主义为指导，以 “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同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其中，东亚联盟不仅限于对理论的阐述，而且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集团也大肆鼓吹东亚联盟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发展，在其统治地区组织了东亚联盟组织。东亚协同体论者组织的昭和研究会在日本新体制运动开展后，参加了大政翼赞会。大东亚共荣圈被日本政府直接表述为基本国策。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不仅以武力进攻中国，而且竭力在理论上寻找对外侵略的根据，蛊惑民众支持战争。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出现了诸多支持政府对外扩张的侵略理论。这些侵略理论与日本的战争政策、侵华罪行一样，是研究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日本侵略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拟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论作一概要分析，旨在加深对中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理论与侵略政策的认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 一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主要侵略理论 (一)东亚联盟论 “东亚联盟”一词始见于1933年3月伪满洲协和会制订的《满洲国协和会会务纲要》中。协和会是日本侵占东北后建立的思想控制团体，其宗旨是反对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 土”。协和会成立后，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讨伐”战，对东北人民实行思想和政治上的控制。协和会的纲要中提出:“满洲国协和会根据王道主义，向国民彻底地普及建国精神，团结有明确信念的国民，排除反国家思想和反国家运动，以期建成民族协和理想之地，同时向全中国普及民族协和运动，进而将运动扩展到整个东亚，结成东亚联盟，以重建东洋文化，确保东亚的永久和平”(注:山口重次:《民族协和运动と当面の课》，《东亚联盟》(东京，以下凡东京东亚联盟协会出版的杂志，不再注“东京”二字)1942年第8期，第27页。)，这里将协和运动与东亚联盟联系起来，视东亚联盟为协和会的目标。30年代中后期，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石原莞尔写了《东亚联盟建设纲要》和《昭和维新论》等文章，东亚联盟始成为一种系统的侵略理论，在日本国内外产生影响。 东亚联盟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王道主义反对西方的霸道主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东亚联盟。东亚联盟论认为所谓王道主义是东方文明特有的思想体系，石原莞尔解释说，“王道在政治上是联盟各个国家自觉地顺从民众的理性和良心，对最高价值的信赖与服从，是将内治与外治观念综合统一起来的观念，是以东洋民族觉醒和统一为前提的东洋理想社会的理念”(注:《石原莞尔选集6》，东京たまぃらほ社1986年版，第19页。)，这里的“最高价值”就是信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东亚联盟论者不仅要求日本人民绝对服从天皇，还要东亚各国人民信赖天皇。在他们看来，近代日本天皇制充分体现了日本国体的优越，因为天皇是“现人神”，日本是“天孙之国”，“承接天照大神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注:《石原莞尔 选集4》，东京たまぃらほ社，1986年版，第34页。)，而其他国家的国体都有致命的弱点，东亚各国服从天皇，信仰王道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结成东亚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在最终战争中取得胜利，以王道战胜霸道。最终战争论是石原莞尔提出的日本统治世界的构想，它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国家联合的态势，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将围绕谁是世界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挟太平洋进行人类最后的大决战，打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注:江口圭一:《大系日本の历史14》，小学馆1989年版，第188页。)，通过这次战争“决定是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由美国总统统治世界，决定人类最后的命运。这是决定究竟是由东洋王道还是由西洋霸道统治世界的战争”。(注:《石原莞尔选集3》，东京たまぃらほ社，1986年版，第45-46页。)日本为了建立世界的王道秩序，就要努力争取在最终战争中取得胜利，为此，首先要与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联合起来，建立东亚联盟，以积蓄最终战争胜利的力量。 第三，结成东亚联盟的条件是:“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大肆鼓吹东亚联盟论，并以东亚联盟论附会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在东亚联盟论的3个条件后，加上了“文化沟通”。石原莞尔等人认为“文化沟通”有利于日本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有利于在中国的占领区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统治，因此，同意把“文化沟通”作为联盟论的内容之一。于是，结成东亚联盟的条件由3项变成了4项。 第四，东亚联盟的范围，主要是日、“满”、华3国，待将来东亚的力量发展了，再把范围扩大为整个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亚联盟论提出联盟的范围包括广阔的南洋地区，提出:“东亚联盟的范围是联盟的国防力量，目前主要是日本的力量能排除欧美霸道主义的压力地区内的诸国家。随着大东亚战争的发展，结成东亚联盟地区也在迅速扩大。”(注:《石原莞尔选集6》，第67页。)可见，东亚联盟的范围是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 (二)东亚协同体论 东亚协同体论与东亚联盟论一样，也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形成、影响比较大的侵略理论，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记者杉原正己。(注:尾崎秀实:《东亚新秩序论の现在及び将来》，《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劲草房1977年版，第52页。)而大量对协同体论加以阐述、的是东京大学教授蜡山政道。蜡山曾连续在《改造》等发行量颇大的杂志上，发表关于东亚协同体论的文章。此后，昭和研究会的成员及新闻记者也开始发表关于协同体论的文章(注:冈本幸治主编《近代日本のァジァ观》，ミネルゥァ书房，1998年版，第233页。)，加田哲二、山崎靖纯、三木清、三枝博一、船山信一、尾崎秀实等都是东亚协同体论的鼓吹者。东亚协同体论是当时各种侵略理论中，对日本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一种。 昭和研究会成立于昭和8年(1933年)10月1日，是日本的国策研究机构，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与日本政界要人关系密 切，研究会的发起者后藤隆之助就是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时的组阁参谋。研究会在常任理事会下设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若干个研究组，进行专题研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研究会主要研究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他们为了维护日本既得的侵略利益，主张以东亚协同体论解决中日战争。 协同体论的基本主张有以下几点:第一，认为东亚协同体是日中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要以东亚协同体论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使日本早日从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东亚协同体论重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认为:“中国以低下的经济力量、不完全的政治体制、贫弱的军队抵抗到现在，这实际是民族问题。”(注:尾崎秀实:《“东亚协同体”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观的基础》，《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第312页。)在长期化的日中战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主张以协同体论解决战争，达到日本军事侵略难以达到的目的。 第二，鼓吹协同主义是东亚各国的基本理念，它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协同主义的思想原理“从更高的角度超越了已经破产的近代主义，比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全体(集权)主义等体系更具有优越性。它立足于传统，又非单纯地复活封建的东西，亦非止于空疏自负的言辞。它通过对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新反省，站在现在的历史阶段，是应世界环境而生的思想创造”。(注:三木清:《续新日本の思想原理协同主义の哲学的基础》，《三木清全集》第17卷，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535页。)认为协同主义集东西方文化之大成，因此，东亚协同体不仅是东 亚地区的特殊的理想，而且是对世界和平有积极贡献的普遍原理。 第三，认为东亚协同体与日本国内的国民政治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东亚协同体论认为以往日本的国民组织已经失去了作用，日本应重新组织新的国民运动。因此东亚协同体论对1940年开始的新体制运动非常感兴趣。昭和研究会与国民运动研究会关系密切，参加了大政翼赞会。 (三)大东亚共荣圈论 提起日本侵略理论，人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论了。最早提出“东亚共荣圈”一词的是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的岩畔豪中佐和参谋本部第二课的堀场一雄少佐，而公开将“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国策提出的是松冈洋右。1940年7月19日，近卫在荻洼召开组阁筹备会，准备出任新一届近卫内阁外相的松冈洋右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荻洼会议)。会上制定了《荻洼会议备忘录》，备忘录在外交政策中提出:“东亚新秩序包括英法荷葡在东亚及邻接岛屿的殖民地，要对这些地区采取积极的对策”，“要力避与美国无谓的冲突，建设东亚新秩序要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年版，第436页。) 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26日，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这个纲要是根据荻洼会议精神制定的，其中关于外交方针提出:“皇国现在的外交以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为根本，其重点是解决中国事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实施建设性的且有弹性的施政方针。” (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年版，第436页。)8月1日，松冈外相在对政府的外交方针进行说明时说:“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注:《东京朝日新闻》(夕刊)1940年8月2日。)这是日本内阁成员第一次公开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大东亚共荣圈扩大了过去日本政府提出的由日、“满”、华组成的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增强日本的国防经济实力。松冈认为:“在各国推进经济集团化建设时，日本也需要扩大通商贸易上所必需的地域。”(注:《松冈外相演说集》，日本国际协会1941年版，第13,14页。)。 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主要内容是:第一，建立共荣圈弥补日本资源上的不足，保证日本扩大战争的需要。松冈认为欧洲经济呈现出集团化的趋势，阻碍着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尤其是随着日美关系的恶化，“日本必要物资出口更加困难，因此，须倾全力获得我国通商贸易上必要的物资，重点弥补‘东亚经济圈’的资源不足”。(注:《松冈外相演说集》，第13—14页。) 第二，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排除欧美旧势力，将东亚各国从欧美侵略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实现日本与这些民族“和衷共济、共存共荣、邻保互助”，建设大东亚的繁荣与安定。大东亚共荣圈已经远远超过“东亚新秩序”建设的范围，包括澳洲在内的南洋都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 二 各种侵略理论的异同 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论，均为中日战争期间影响较大的理论，这些侵略理论是研究中日关系史不可回避的问题。这里，先将东亚联盟论与东亚协同体论作一简单比较，它们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东亚联盟论与东亚协同体论都产生于中日战争时期，它们以维护日本在华利益为直接目的，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诱降政策，力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摆脱长期战争造成的困难。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东亚联盟论与东亚协同体论，都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伟大力量，认为日本虽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但是战争长期进行下去，于日本不利，因此主张在维持日本既得侵略权益的前提下，用政治方法尽早解决中日战争。他们支持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关于“圣战”的声明以及1938年12月的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认为第三次近卫声明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是解决中日战争的有效办法。 近卫声明发表后，东亚联盟论者认为近卫声明是根据东亚联盟论的原则制定的。石原莞尔认为:“近卫声明是以结成东亚联盟为目标的，是为了实现东亚联盟提出的临时条件。”(注:《石原莞尔选集6》，第124页。)东亚联盟论者还认为:“日中两国全面提携，是日本的(也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近卫声明就是根据这个出路制定的自利他利的大原则”(注:中山优:《日支关系の过去、现在、将来》，《东亚联盟》1940年第2期，第8页。)，近卫声明使世人了解了日本圣战的意义，有利于日 中提携和各方面关系的调整。东亚协同体论则认为，“东亚协同体是解决事变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注:《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第309页。)，东亚协同体将来必定能获得发展，政府声明使协同体论由民间思想变成公开的理论，应以协同体理论作为解决中日战争的政治策略，使日本从棘手的战争中解脱出来。持协同体论者认为，“东亚协同体的理念是早已存在的，满洲建国时的王道主义、‘八紘一宇’之精神，在根本上与协同体的观念是相通的。它吸取了东亚联盟思想和大亚洲主义理论”。(注:《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第309页。)由此可见，东亚协同体论与东亚联盟论大同小异，并无根本区别，这两种理论与日本政府在对外侵略上是一致的。 第二，无论是东亚联盟论还是协同体论，都主张以日、“满”、华为核心建立联盟或协同体，日本在其中居于领导地位，待时机成熟，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东亚联盟论认为，日、“满”、华是联盟的中心，在日、“满”、华三国的基础上，将联盟发展到整个东亚。日、满、华三国是东亚联盟的基础力量，也是国防共同的基本力量，建立日、满、华三国的共同防卫，是帝国不变的方针”(注:宫崎正义:《东亚联盟の建设と国民の觉悟》，《东亚联盟》1940年第5期，第149页。);要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纳入日本战略轨道。东亚协同体论认为，“真实的东亚协同体没有中国民族的积极参加，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注:《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第314页。);要建立日、“满”、华有机的共同体，才能建立东亚新秩序。可见，东亚联盟论和协同体论都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地位重要，要早日解决中日战争，就要通过政治手 段转移中国民族主义的视线，达到日本的目的。 第三，东亚联盟论与东亚协同体论都鼓吹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帮助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非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东亚联盟论认为，中国人不理解日本的一片苦心，“对新秩序非常警惕，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日本侵略主义的伪装，是日本企图取代英美等国来侵略中国”。(注:船山信一:《新秩序の思想的基调》，《东亚联盟》1940年第9期，第26页。)对此它特别解释，中国久遭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日本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把中国从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东亚新秩序就是要以王道思想为指导，结成东亚联盟。而“东亚新秩序的关键是废除帝国主义的统治”(注:藤枝丈夫:《帝国主义支配の废绝》，《东亚联盟》1940年第2期，第36页。)，希望中国人相信日本实行的是民族协和主义，不是帝国主义的政策。 持协同体论的昭和研究会1940年6月出版了该研究会编写的《东亚新秩序建设の理论と方策》一书，书中反映了东亚协同体论为日本侵略战争制造根据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中日战争，非是日本要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是为了膺惩中国的抗日政权及军队，“是反对支持抗日政权的非亚洲侵略势力，是保卫东亚的圣战，具有解放国际殖民地中国的意义”，中日战争是“与日本大陆政策对立的中国民族主义及其支持它的欧美侵略势力之间的冲突”。(注:昭和研究会:《东亚新秩序建设の理论と方策》，生活社1940年版，第3页。)它也认为中国人不理 解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对日本的行动产生了“误解”、“曲解”。对此它辩解道，日本不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而是向中国提供资本和技术，协助中国进行经济开发，谋中国民族资本产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复兴;在政治上日本虽为新秩序的领导者，但充分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性。这样，东亚协同体论就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人民身上，似乎是由于中国人不理解日本帮助中国驱逐西方帝国主义的苦心，持与日本对立的政策，才造成中日间的不幸战争。 东亚联盟论与东亚协同体论的基本主张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有人主张“在理解东亚新秩序问题上，联盟、联合、协同体都可使用”(注:中山优:《新秩序の东洋的性格》，《东亚联盟》1939年第1期，第30页。)，“东亚协同体论与东亚联盟论实质上没有太大的距离”(注:安藤敏夫:《东亚新秩序建设论の展望(二)》，《东亚联盟》1940年第4期，第93页。)，只是语感不同而已。 东亚联盟论与协同体论在支持日本政府以政治诱降为手段，早日解决中日战争上是一致的，但是，东亚联盟论得到了汪伪政权的响应，表明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东亚联盟论以王道主义为指导核心，而东亚协同体论则以协同主义为理念。前者主张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基本内容的统制主义和全体主义，而所谓“全体主义就是由真正满足国民全体总意的政治领导，统合归一国民全体，使之全力协助领导者”。(注:松浦嘉五郎:《满洲国经营の体验》，《东亚联盟》1942年第2期，第42 页。)显然，这套理论与王道主义的政治含义相一致。东亚协同体论者不否认王道主义与协同体理论的基本一致，但是，更强调要以协同主义对抗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全体(集权)主义。昭和研究会的成员对协同体论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蜡山政道强调地域主义的东亚地域协同体，加田哲二、山崎靖纯强调经济方面的协同，三木清等重点从理论方面论述协同主义，尾崎秀实则非常重视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协同体论没有联盟论那样的明确和统一。 其次，两者的组织规模及严密程度不同。东亚联盟论者不仅出版了专门的论著，而且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发行名为《东亚联盟》的月刊。1939年10月，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京成立，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由此开始。参加东亚联盟协会的有原伪满洲协和会会员、农民联盟成员、议会议员、大学教授、军人等，东亚联盟协会总部设在东京，在日本各地建立地方事务所和支部。据统计，日本参加东亚联盟协会的会员有10万人，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57个支部(注:河原宏:《ァヅァヘの思想》，川岛书店1968年版，第213页。)，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运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北平、汉口、广东、南京等地也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分别发行《东亚联盟》杂志。1941年2月，汪精卫将各地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组成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自任会长，出版《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杂志。东亚联盟协会在日本统一全国国民组织后，1942年改称东亚联盟同志会，一直以东亚联盟组织的名义进行活动，以民间文化团体的名义协助政府的对外侵略战争。 而东亚协同体论者没有发行专门宣传协同体理论的刊物，也没有组织协会，他们更多的是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昭和研究会的成员与政府的联系比东亚联盟论者密切，他们中的不少人是近卫的智囊。在日本开展大政翼赞运动后，昭和研究会于1940年11月19日自动解散(注: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讲坛社文库1985年版，第215页。)，与大政翼赞会合流，参加了日本国内的新体制运动。 最后，东亚联盟论明确提出“政治独立”为结成东亚联盟的条件，这是中国国内各傀儡政权纷纷接受东亚联盟论的重要原因，协同体论却没有这样的表述，因此联盟论比协同体论更具欺骗性。汪精卫在阐述东亚联盟运动的意义时就提出，“自中日事变以来，中日两方，同时反省，深感两国关系有重新调整、东亚新秩序有重新建设之必要，前此日本言论界曾有东亚协同体之倡议，我国人士以含义未明，甚少谈及”。(注:《汪主席致开会词述东亚联盟运动始末》，《东亚联盟》(中文号)1941年第3期，第93页。)傀儡政权认为，“‘协同体论’派所提倡的论据，在形式上它没有‘联盟论’的明确，在对世界准决战的展望上它没有‘联盟论’派的意见坚决”。(注:龚客:《国民革命再转换的动向》，《东亚联盟》(北平)1卷2号，第30页。)日本的东亚联盟论者也洋洋得意地说:“在提出东亚联盟论之后，又出现了东亚协同体论等诸多的亚洲论，但是，它们在大陆都没有实际成果，只有东亚联盟在大陆开花结果，这是东亚联盟的主张在现阶段符合肇国精神的。”(注:《大陆の信を系ぐきの》(主张)，《东亚联盟》1941年第3期，第4页。)他们认为，中国人视协同体论为法西斯主义，却对联盟论怀有好感，说明联盟论可 以解决中日战争。总之，东亚联盟论与协同体论在协助日本维护侵略中国利益上是一致的，而在具体的主张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汪精卫政权不仅以联盟论作为投敌的理论，而且在伪政权统治的地区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联盟论比协同体论的影响更为恶劣。 再谈谈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的联系与区别。 这些理论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这些理论均以征服世界，确立日本的霸权为最终目的。它们都支持日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侵华政策，认为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是以“10万生命、20亿国币”换来的，是正当、合法的权益，主张日本永远占领中国东北，并控制整个中国。第二，均认为日本是东亚各国的领导，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军事侵略，不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是为使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摆脱欧美殖民主义的压迫，打破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旧秩序，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新秩序。第三，这些侵略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日本政府制定侵略政策的理论依据。 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的最终目的虽然相同，但是在具体的侵略手段、步骤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主张以日、“满”、华为中心建立日本的统治圈，首先巩固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再扩大侵略范围，进一步 积蓄争取最终战争胜利的实力，因此，东亚联盟论注意采用“政治独立”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政治诱骗的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东亚协同体论力图以协同主义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非常重视政治手段的运用。而大东亚共荣圈论则鼓吹东亚新秩序的建设，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等广阔的东南亚地区，把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的日、“满”、华为中心，发展为对整个亚洲的政策。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东南亚各国的资源，因此，主张在中日战争未解决时，就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以获得具有“长期不败态势”的资源。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出于这种目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国内的石油仅够使用一年，铁矿石的储量仅有几个月的。(注:远山茂树等:《昭和史》，岩波新书1973年版，第216页。)在1941年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藏相贺屋兴宣在说明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政策时就公开地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暇考虑一般民众的生活，当前不得不采取经济榨取的方针。”(注:远山茂树等:《昭和史》，岩波新书1973年版，第216页。)这与东亚联盟论以“经济一体化”掩盖日本侵略目的不同，是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这说明在具体的侵略步骤上，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是不同的，东亚联盟论更善于以形式掩盖本质，更具有欺骗性。 第二，尽管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都曾大肆宣传近卫三原则与其主张的一致性，但是，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都没有被日本政府拿来直接表述为对外政策。而大东亚共荣圈论则是由日本政府的核心人物提出并系统加以论述的，直接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1941年10月， 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后，积极实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太平洋战争就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开始。为了与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相适应，1942年日本成立了大东亚省，负责大东亚范围内各国的事务。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的影响比前两者更加明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东条英机是大东亚共荣圈论的积极实施者，他刚刚出任日本首相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英美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面临的两面作战与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日见突出，在反法西斯国家的共同打击下，日本终于战败投降，因此，战后日本国内有人认为，如果按照石原莞尔的主张去做，日本就不至战败，不至被美国占领。更有甚者，他们骂东条是军阀，政治上实行独裁，却称石原莞尔是东亚之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它没有认识无论石原主张的东亚联盟论，还是东条实施的大东亚共荣圈论，都是侵略理论，它们的根本目的是相同的，虽然手段有所不同，但都给中国及东亚各国人民带来灾难，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指责日本政府后来没有按照东亚联盟论去做，并为日本的失败而惋惜，只能说明在这些人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军国主义的流毒，没有是非界限。其次，对外侵略战争总要受到被压迫民族反抗，东亚联盟论打着“政治独立”的旗号，维护日本的侵略权益，终究会被各国人民所识破。中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政权组织了大规模的东亚联盟运动，也未能达到瓦解中国抗战的目的。因此，以为按照东亚联盟论就能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也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它们的区别是具体侵略时机和方法的区别，不是侵略非侵略的问题，而它们维护日本既得的侵略权益，并不断扩大这种权益，最后统治世界的目的则是相同的。 三 各种侵略理论的影响 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论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有代表性的侵略理论，对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日本国内建立法西斯体制及社会思潮均有一定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配合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支持政府不断扩大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破产，日本不得不调整侵华政策，准备应付长久战争。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了对华三原则，与中国共同担负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近卫声明发表后，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的鼓吹者积极宣传近卫三原则，都认为日本政府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标志着它们的理论为政府接受，它们的理论是解决陷入长期状态的中日战争的唯一出路，认为日本政府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签定的《日华基本条约》及与伪满洲国签定的《日满华共同宣言》是东亚新秩序的成果。起草近卫声明的就是东亚联盟论的积极鼓吹者中山优(注:《石原莞尔选集4》，第304页。)，这些侵略理论的确对日本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而东条英机上台后，更把大东亚共荣圈论作为其内阁实施的对外政策，将战争扩大到太平洋沿岸。可见，侵略理论与侵略政策关系之密切。 侵略理论对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支持，还表现在对国民情绪的煽动和国民行动的控制。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让国民支持侵略战争，强化对国民的思想控制，要求国民“灭私奉公”、“尽忠报国”。文部省在《臣民之道》中公然提出:“我们平常的生活虽是私生活，但是，这终究是在实践臣民之道。翼赞天业的臣民，其工作具有公的意义。进而言之，决不能认为私生活与国家无关，属于自己的自由而恣意妄为。”(注:文部省教学局编纂:《臣民の道》，昭和16年版，第71页。)各种侵略理论也纷纷与政府的战争宣传相配合，鼓吹“灭私奉公是日本的共同观念，任何人对舍弃一切私利而奉公都没有疑义，以义勇奉公的殉国之心去殉国，是我日本精华之所在”。(注:津田信吾:《日本の进べき道》，《东亚联盟》1940年第11期，第12页。)1939年9月，日本设立“兴亚奉公日”后，上述侵略理论都积极地宣传“尽忠报国”，为天皇制国家奉献一切的思想。东亚联盟论甚至编造吃粗米治疗脊椎病、坐椅子使腿部肌肉萎缩的谎言，要求百姓节衣缩食，保证侵略战争的需要。(注:小泉菊枝:《东亚联盟妇人运动につぃて》，《东亚联盟》1942年12期，第10页。) 第二，反对政党政治，对在日本建立一国一党的法西斯主义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卫担任日本首相后，曾在国内进行了新体制运动，要在日本建立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体制。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等积极配合近卫新体制运动，鼓吹维护日本国体。东亚联盟论认为日本是全体主义的国家，一君万民的国体是全体主义的最高阶段，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国家由主权、人民、领土三大要素构成，且主权拥有至高无上的 地位，是从法学国家概念得出来的，与我国的国体不容”。(注:山口重次:《民族协和运动と当面の课题》，《东亚联盟》1942年第8期，第28页。)它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反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理论，主张建立独裁政治体制。当然，西方政治学理论是一回事，以东方国家没有明确的领土界限为由，进行对外侵略又是另一回事。而东亚联盟论连表面民主、自由都不愿意承认，认为如果按照西方的国家观念去做，就会导致违反日本国体的“天皇机关说”。 所谓“天皇机关说”是大正民主运动时，由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一书中提出的理论，它认为国家是法人，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在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守宪法。“天皇机关说”在大正民主运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天皇机关说”受到了右翼势力的攻击，主张国家一切大权属于天皇的言论占了上风。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积极支持近卫建立一国一党法西斯体制运动，认为一国一党与日本的国体是一致的，“上承天皇的信任，下能综合领导万民的民意，与我国的国体相符”(注:《近卫内阁の成立と国体政治确立の急务》，《东亚联盟》1940年第9期，第4页。)消除政党对立，就必然建立一国一党的体制。1940年10月，大政翼赞会成立，新体制运动从此被称为大政翼赞运动。主张协同体论的昭和研究会随即解散，参加大政翼赞运动。东亚联盟协会虽因大政翼赞会没有明确表示采用东亚联盟论的指导原理，仍单独活动，但是一直关注着新体制运动，鼓吹大政翼赞会是国民组织的核心，是实现万民翼赞体制的关键。东亚联盟协会没有参加大政翼赞会，反映 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他们的对外侵略主张在本质上则是一致的。 东条英机上台后，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作为基本国策，对内则更加积极地推行法西斯体制，1942年东条内阁通过翼赞选举，成立了翼赞政治会。翼赞政治会成为日本唯一的政治结社，从而最终建立了一国一党的政治体制。 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鼓吹的“大和民族优秀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解放战争”等言论，是战后日本国内少数翻案势力否定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侵略理论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当今的日本社会以及国际政治中，仍有不容忽视的残余影响。对侵略理论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作者史桂芳，1961年生，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