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我们都是穷人

宋冬-我们都是穷人 宋冬:我们都是穷人 他一直都在以琐碎的、隐晦的方式重新展现中国家庭的生活与情感状况。以温和的平视的态度观察、呈现他身边的“穷人智慧” 在北京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接待大厅正中，摆放着一个矮小的、奇怪的房子。四面墙壁由老式的门窗组成――油漆剥落的木头和有些污点的玻璃。中间是一张木架床，一棵枯树“破床而出”，肆无忌惮的伸出屋顶。就像电影《贫嘴张大民》中所描述的张大民的婚床。而它确实发生在北京胡同的某些家庭中。 这是艺术家宋冬的装置作品，他给它取了一个有些诗意也有些残酷的名字――《与树共生》。再往里走，展厅深处慢慢显露出一个巨大的破烂堆，废弃的木头、过时的大衣柜、散乱的花盆⋯⋯一个大杂院在渐渐还魂，逼仄空间下的生活，那些无奈、压抑、温暖的片段也都随着具体的作品唤醒了相似经历者的记忆。 穷人的广场 “工作人员是为了保护作品，把四周的门都关上了。本来观众是可以进去躺下的。”宋冬路过《与树共生》的那座房子时说道，“一圈门的上半部分是玻璃的，人们会有不安全感，分不清私人空间和外部公共空间的关系。门的下半部分是木头的，当他躺下就看不到外面，暂时会有一些私密空间的安全感。” 艺术家想通过这个作品探讨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宋冬的这些作品无关本身的技巧和美学，他更愿意以此为观众指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关系”并不神秘，曾经的大杂院中到处都是这类问题――个人隐私的剥夺与公共空间的侵占。 宋冬绕过那座玻璃房子，右转，开始留意脚下，沿墙根堆起来的旧瓦、废弃的瓶瓶罐罐都有被踢破的可能，再进去，就是一堆散放的板凳，破桌子上用粉笔画了楚河汉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坐下闲聊、下棋。这是真正的胡同生态。胡同被从小生长于斯的宋冬看作“穷人的广场”。“真正的广场是不许随便散步的。但是在胡同里可以。”宋冬笑笑说。 近五六年，宋冬一直在搜集这类“破烂儿”。“收东西，要什么不要什么，我有我的。”宋冬笑笑说。他的标准无非就是搜集那些可以作为符号代言那个时代生活的、后来又被时代抛弃的旧物。比如大衣柜。 这些其实也与艺术家儿时的生活有关。 宋冬一直没能拥有一个大衣柜，直到现在。 他的第一个家只有5.8平方米。1960年代初，经济下的中国物质匮乏，一切生活用品奇缺。在大饥荒过去不久，文革来临。宋冬出生正在1966年。在5.8平方米的房子中，居住着父母和宋冬姐弟四口人。很长一段时间，宋冬睡在一个柜子的顶上。这样逼仄的房间奢谈大衣柜的位置。在宋冬童年的记忆中，大衣柜是那个时代每个家庭物质生活的核心象征。一面镜子和一扇柜门对他来说，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他的父母曾去捡些别人扔下的废旧木料，拼凑起来，自己做木匠费时一年多打造出了一个大衣柜。但因为家中无处摆放，也先送给了宋冬的祖父母。 几十年之后，曾风光一时的大衣柜被主人们抛弃了，但是仍有用处。它们被摆放进大杂院里，里面储藏着大白菜或者蜂窝煤。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为他们的主人侵占一些公共空间的地盘。 于是宋冬在旧货市场淘来数个大衣柜，将他们拼接成一个圆圈，镜子冲里互相映射。“这就像圈地运动。”宋冬笑笑说。他给这样利用一些私人占有公共利益拓展个人空间的 方式起了一个名字，“借权”。 “借权”一词来源于“借景”，只不过那份借景造园中包含的雅趣早已被打磨殆尽，留下的是物质贫瘠所引发的无奈和不得已。 在宋冬这次规模巨大的个展中，除了“大衣柜圈地运动”之外，还有更为辛酸的“借权”。有人在房顶养鸽子，于是主人借助鸽子笼的空间一点点向上拓展，逐渐搭出了一个也可让人居住的屋子;有人在房子外墙外再造一堵墙，然后一点点将原本的墙壁拆除，以便拓展一些空间让居住者可以在睡觉时伸直腿脚⋯⋯这一切都是“穷人的智慧”――它也作为了这个展览的名字。 实际上，将这个展览再向前推六年，当年，宋冬就开始以规模庞大的旧物堆砌出作品。而初衷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治愈心病。 物如何尽其用 宋冬的母亲并非平民家的女儿，她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家庭中，其父虽然身处高位但一直于战时同情共产党，并为重庆地下党提供过帮助。但1953年，父亲因曾经的身份被新政权打为“反动分子”，从那之后一连串政治运动陆续降临到这个家庭的头上。 宋冬的母亲赵湘源开始经历贫苦的生活。计划经济的体制、长期的政治运动以及个人家庭的原因让赵湘源长期处于物质极度匮乏的恐惧之中。像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赵湘源惜物。本该废弃的物件都被细心收纳起来，有些废物利用，有些只是单纯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 宋冬出生之后，母亲对于旧物的不舍仍然在持续。在5.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居住几年之后，一家人搬了新家。房子仍然处在一个大杂院的一角，邻居们相处还算融洽，母亲仍继续保持着勤俭的态度，不扔东西似乎成为持家的底线。暖瓶、被褥、衣料都被整齐地放置于屋内各个角落、门外的院子、地下的防空洞⋯⋯宋冬渐渐长大，年轻人的喜新厌旧加上早已转换的时代，母亲的行为让宋冬难以理解。 长大后，宋冬的姐姐买了一套房子，让老人搬去，原本装修整洁的三居室很快就被各种旧物占满。那些无用的物件就像分裂繁殖的细菌，逐渐占领了沙发、茶几和空地。“我们也扔过一些东西，我母亲很气愤。”宋冬笑着回忆。 虽然一直在积攒旧物，但还算整洁有序。但事情在2002年之后发生了改变。那一年，宋冬的父亲去世，母亲赵湘源把一切感情都寄托在旧物身上，状态有些失控。几年后，在艺术批评家巫鸿的描述中，那段时间宋冬的母亲“给自己造了一个茧，在里面找到继续生活的理由”。 此时对于旧物的迷恋已经不光是物质极度贫乏而造成的创伤，还有对于逝去生活的追忆。已经成为艺术家的宋冬决定换一个方式与母亲沟通，试图将这些无用的“破烂儿”转化为有用的作品。 宋冬开始与母亲细致地分类所有旧物，并且开始交谈每一样旧物背后的人和事。空瓶子、牙膏筒、旧鞋、器皿、不再会有人去喝的酒、已经硬得像石头的香皂⋯⋯2005 年秋天，一万余件日常生活的残骸被陆续摆放进艺术展厅。 即使是真的垃圾，达到庞大的规模也足以产生震撼。更何况是被人触摸过的生活物品。那些竹编外壳的暖水瓶、劳保手套和上海药皂成为了一部中国家庭史的无言注脚。宋冬特意为母亲在现场安排了一个角落可以坐下与观众聊天，这些久藏的物件被展示于众并激起他人的兴趣让赵湘源逐渐走出阴霾。 策展人巫鸿带着展览出国巡展，2006年这个被命名为《物尽其用》的展览获得第六届光州双年展大奖。 2009年初的一天，宋冬的母亲赵湘源为了解救树上被困住的一只喜鹊不慎坠落，不久 去世。在那之前，她和宋冬一起整理旧物展览的过程中，赵湘源一直向已是知名艺术家的儿子强调一句话，“我们都是穷人”。 为给母亲治病做的展览成为了宋冬系列作品的一个开端，而这句话让宋冬确认自己可以在“穷人的智慧”上继续探索。于是才有了今天在798延续的个展。“虽然现在我已经解决了衣食，住得也很好，但是我一直没脱离最初的那种生活。”宋冬说，“我这么多年的作品其实一直对简朴这类概念特别感兴趣。” 哈气成冰 作为艺术家，宋冬涉领域跨度很大――行为、装置、多媒体，有些偏但却没有用暴力和血腥搏出位。 “我不是个演员，没法去表演，也不是表演型人格，我做不到那种灯光一亮，人家说，‘下面由宋冬给大家表演……’”，宋冬笑笑说，“我就只能自己在那给一块砖哈气，妻子在旁边拍点照片。” “给一块砖哈气”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宋冬趴在天安门广场上，认真执着地对着一块地砖哈气，40多分钟后，直到砖面结上一层冰。期间，有四个武警充满好奇、警觉和无奈地观看。武警问宋冬到底在做什么,宋冬就掏出那时的教师证，解释他们要教学生画天安门和雾气，需要拍一些哈气的照片。因为他们夫妻俩都是业余的，所以拍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得有一张照片能拍好。于是，宋冬就认真地哈气，同样是艺术家的妻子尹秀珍在一旁认真拍照。40分钟后，被冻得够呛的四个武警走了两个，宋冬也得以完成日后让自己声名大噪的作品。 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行为艺术似乎在“比狠”，血腥和暴露以及对身体的破坏搅拌着时代的压抑喷发出来。虽然宋冬对同时代暴力的行为艺术作品表示尊敬，但自己却选择了温和的表现方式。 “我喜欢隐。有时候太显了就等于无。”宋冬说，“隐在细节当中，如果碰到和你相通的人，是可以看出那种力量的。”就如同哈气成冰，没有对抗却也默默改变。 比“哈气成冰”稍早，1995年，宋冬开始用水写。那一年，他从外面找了一块石头，每天用一支毛笔蘸着清水于石头上写下日记。在作品自述中，他曾说，“水是一种无色、无臭、无味、无形的物质。它是生命源之一，又是毁灭物之一。我写下任何话而毫无顾忌。” 这个行为一直到现在仍在持续。只不过它已经从一件作品变成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就像刷牙一样。这不是个需要坚持的事。不做就不舒服。”宋冬说。 宋冬的作品似乎一直秉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这类自身修炼一般的个体行为;另一条是家庭关系。 1997年左右，宋冬开始说服父亲与自己合作作品。他用一台摄像机拍下自己手部的光影，再让父亲坐在椅子上，把光影投放在父亲身上。影子在父亲身上游走如同抚摸。这个被称为《抚摸父亲》的多媒体行为作品企图以一种收敛的东方式的方式化解两代人的代沟。之后，他又和父亲合作了《父子太庙》等作品。就像几年后宋冬与母亲合作的《物尽其用》展览一样，他以琐碎的、隐晦的方式重新展现中国家庭的状况。 “我是个很注重家庭生活的人。”宋冬笑呵呵地说。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把旧物和“破烂儿”组成的作品持续到现在的原因之一。他认可那样的生活，不悲悯不批判，平视看待平视展现。 现在，宋冬一家居住在北京远郊的工作室里。有时他会去二手旧货市场买些破家具，夫妻俩再对其加工，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宋冬还在老胡同买下了一个四合院，但母亲去世后他很少回去居住。这两处居所中都保存了很多旧物，宋冬似乎真的接下了“穷人的血脉”，直到现在他仍住不惯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