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论文

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 学习了方法论课程,觉得很有意思,对很多问有了新的认识。下面对于“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和范式问题谈一下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究竟个性重要还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个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础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在查阅资料后有了新认识。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联系到范式的概念,处于同一范式的群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而处于不同范式的群体共性基础较弱,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差异和冲突。 个性应该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获取的一定的事实,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也不能轻易的把一般性的差异和不同理解为个性,要注意追究这种差异产生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础上,这种共性最好是比较严格的共性。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理论基础有着完全一样的认识和把握,然后根据自身的认识水平,认真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可以称为个性。 个性的表现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次看。对于一个国家,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条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本国的问题。虽然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理论上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随便引用他人的经验,效仿他国的做法,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对于个人,基于不同的基础,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时候,就会得出自己特有的结论。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有的结论越来越有意义。比如很多学术大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认识水平非常高,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他们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真理观、人生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看作个性的方面。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础越深刻,所得到的个性越有意义。这里的个性已经没有对与错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这时的个性是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最有意义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们要尊重个性,在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理解时,不要轻易地否定别人的个性。 从演绎法里面的关系推理可知: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括个性,任何个性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之中。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个性存在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的核心假设条件。核心假设条件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论研究最终是解决共性的问题,对理论的认可构成了共性的基础。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确定的解决,只是相对的解决。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理论的证伪度越高,用它作为共性的基础就会越牢固,共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个性如果得到越来越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也可能最终转化为共性。个性的层次的提高,最终推动共性层次的提高,推动整体的发展。这也许是每个个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身层次的意义所在。 对策是我们首先积累知识,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可以使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实,这是获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自己的信念,这是获得个性的一面。要获得更高层次的个性,就必须不断积累知识,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选择自己的真理观。这种层次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就如同选择了一种信仰,我们只能给与尊重。 长期与短期 传统经济学经常不考虑时间因素,从而也就没有静态和动态、长期和短期之分。但时间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却至关重要。马歇尔最早区分了长期与短期这两个概念。他指出,在短期内,“特殊的技能和才干,适用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资本的供给和适当工业组织的供给,都来不及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须利用他们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他们的供给适应需求”;但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的产品的需求而加以调整的”。他接着指出:“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自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划出这种分界线;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需要它们。”现代经济学家从生产的角度对长期和短期的区分是,“在短期内某些生产要素是固定的,……;在长期内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变动”。从本质上讲,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论述的是长期均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市场的自动调节、市场出清等问题都是针对长期而言的。例如,市场供求通过价格自动调节,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降,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实现供求平衡;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供给量增加,供求也会实现均衡。但是,产品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供给量虽然能够在非最优规模上增加,但产品的生产本身也需要时间。我们还可以将从“生产”角度区分的“长期”和“短期”扩展到制度,长期内所有的制度都可以变化,特别是宪法,国家整体等都可能变化;而在短期内只能发生宪法约束下的制度变迁。换句话说,在短期内,所有主体只能在既定约束下,选择最优的制度;而长期内,它们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改变制度选择的规则,即布坎南所谓的“宪法”。 按照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没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解,市场调节会使宏观经济自动实现均衡。从长期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可能表现为周期性波动,市场似乎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均衡,但政府往往需要解决短期问题。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长期”往往使人踏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正如有人在批判传统经济学时指出,在暴风雨季节到来之时,这批人只能告诉我们在它逝去之后,大海会恢复平静。然而,谁都知道,此时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或必须做些什么。这是张宇燕说的。在现代国家,执政者的任期是有限的,是选民定期选举出来的。从完全放任自由的角度看,政府的最优决策可能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不作为。但是,当经济萧条、失业严重时,执政者不可能无所作为,任宏观经济自由波动,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从人的行为看,具有短期眼界和长期眼界的人会表现出巨大差异。例如,一个具有长期眼界的统治者会通过适当的税收、提供公共产品等谋求长期利益;而—个流动的帮匪则通过竭泽而渔实现短期收益最大化。MaNCUR进而指出,人们在高呼“国王万岁”时是发自内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预期具有长期的眼界的统治者不仅考虑短期利益最大化,还会考虑长期利益,从而可能会制定长期政策,确定适当的税率等.)。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如果执政者采取经济学家的观点,任何国家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采取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甚至通过宪法规定下来,不得变更。但这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当失业大量增加时,执政者不可能用“长期”安慰选民,他们需要解决现实问题。失业工人需要的也不是“长期”安慰,而是生存问题。因此,政府可能就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采取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虽然大量研究表明,采用贸易保护政策维持就业代价高昂,并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要远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即出现无谓损失,但执政者除了追求经济效率外,还要考虑社会稳定,执政者至少在其执政期间不希望发生社会骚乱。执政者任期短期化,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就决定了现实经济决策与理论之间的差异。 经济学作为科学,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方法。科学研究无非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一般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