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怎样影响别人

别人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怎样影响别人 什么是群体 一起长跑的同伴是一个群体吗？飞机上的乘客是一个群体吗？一个群体是否指彼此认同，感觉应该在一起的一群人？一个群体是否指具有相同的目标，相互依赖的一群人？是不是当个体变得有组织时，就形成了群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会长期持续下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的定义中都有所涵盖。 群体动力学家肖认为，所有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成员间存在互动。因此而言，一起长跑的同伴的确可以称为一个群体。而群体的存在可能有许多理由——为了满足归属的需要，为了提供信息，为了给予报酬，为了实现目标等等。 有关集体影响的三种实例：社会助长作用，社会懈怠和去个性化。 社会助长作用：我们是怎样受到他人在场影响的 纯粹他人在场——试指在场的他人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观众或共事者存在，并不具有竞争性，也不会实施奖励或惩罚。他人在场会对一个人的长跑，用餐，打字或考试成绩产生影响吗？ 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对自行车比赛感兴趣的心理学家特利普利特注意到：自行车手在一起比赛时，他们的成绩要比各自单独和时间赛跑时的成绩好。在把自己直觉发现公布与众（他人在场能提高作业水平）之前，他进行了首例社会心理学研究。在实验中，他要求儿童被试以最快的速度在渔用卷轴上绕线，结果发现，儿童们在一起做这事时要比单独做要快。 随后的实验发现他人在场能够提高人们做简单乘法和指定字母等任务的速度，同时也证实了他人在场能提高人们完成简单任务的准确性。这种社会助长作用也同样会在动物身上发现。 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在完成某些任务时，他人在场会妨碍当事人的成绩表现。在有同类在场，动物学会走迷宫的速度都比较慢，这种干扰效应在人类中也会发生。他人在场会降低人们学习无意义音节，走迷宫游戏以及演算复杂乘法问题的效率。 如果说有人在场有时会提高个体的作业效率有时会妨碍作业成绩，那这种说法比起经典的天气预报来也好不到哪里去——说今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 社会心理学家想把这个看似矛盾的发现融合在一起。正如科学领界中常有的创新瞬间一样，扎依翁茨受到了实验心理学中一个成熟定律的启示：唤醒能增强任何优势反应的倾向。唤醒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而在这些简单任务中“优势”反应往往是正确的。人们在唤醒状态下，完成简单的任务最快，而在复杂任务中，正确反应往往不是优势反应，所以，唤醒增强的是错误反应。因此，在更难一些的任务中，焦虑的被试成绩表现更差。 这个规律能揭开社会助长之迷吗？假设人们会因他人在场而被唤醒或激活似乎很有道理。而且也有许多证据证实这假设是正确的。如果社会唤醒能促使优势反应，那么它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并且会降低困难任务的作业成绩。至此，我们对以前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做出了比较满意的解释。毫无疑问，他人在场会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而学习新材料，走迷宫，或解答复杂的数学题都是一些较难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正确反映很难一下子就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在场就会增加个体错误反应的次数。 随后的实验也以不同的方式验证了这个规律：无论优势反应是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社会唤醒的都是优势反应。 拥挤现象：众多他人在场 综合上述，人们的确对他人在场有所反应。但是，观察者在场真会激发人们的唤醒状态吗？当面临压力的时候，身边拥有一个伙伴可能是令人安慰的。可是，他人在场时，人们的出汗量会增加，呼吸加快，肌肉收缩次数也增加，血压升高并且心跳加快。在完成有挑战性的任务时，甚至一群支持性的观众在场也可能会引发个体做出比平常更差的表现。你在第一次上台演讲时的表现不会因为父母的到场而有所提高。 他人的影响效应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递减。有时候庞大的观众群体所激发的唤醒状态和有意注意甚至会干扰熟练掌握的，自动化的行为。例如讲话，在极大的压力情境下，我们容易哽住。当口吃者面对一大群听众时，会比只对一两个人说话时口吃得更厉害。 处在人群之中，对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反应都会增强作用。当人们在一起坐得很近时，友善的人会更受到欢迎，而不友善的人会更令人讨厌。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个“同谋者”和其他被试一起听搞笑的磁带或看电影。当所有的人在一起坐得很近的时候，同谋者更容易诱导被试们发笑或者鼓掌。 埃文斯发现拥挤有时也会增强唤醒状态。他对学生们进行测试，学生每10人为一组，每组人会呆在一个2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或12平方米大小的房间。结果发现呆在人口拥挤的房间里的被试比呆在宽敞房间里的被试新率更快，血压也更高（唤醒的指标）。可见，拥挤能增强唤醒状态，而唤醒能够促使优势反应。 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他人在场而被唤醒 在他人面前时你会受到激励而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更好（除非你已经过度唤醒或处于自我意识状态了）。然而在同一情景下，你原本觉得困难的事情就会显得更不可能实现了。那么他人在场是如何引发人们的唤醒的呢？有证据表明可能是以下三个因素：顾忌，分心以及纯粹在场。 评价顾忌 观察者在场使我们顾忌的原因在于我们想知道别人怎样评价我们。为了证实评价顾忌是否存在，研究者给观察者蒙上眼睛，结果发现与可以自由观测的观众不同，仅仅是这些蒙上眼睛的人在场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反应。其它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受到在场人的评价，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提高得最明显。 受评价引发的自我意识也会干扰我们熟练掌握的自动化行为。如果篮球运动员在投非常关键的一球时，自觉主动地分析自己身体的运动，那么他很可能无法命中。 分心 当考虑共事者在做什么或者观众会怎样反应的时候，我们已经分心了。这种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认知系统负荷过重，于是引起了唤醒。一些实验表明，不仅他人在场会引起社会助长效应，有时其它非人的分心物出现，比如光线突然照射，也会产生这种效应。 纯粹在场 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被试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判断对颜色的喜欢，他们的好恶程度会有所增强。在这个任务中，答案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别人也无从评价，也没有理由去关注他人的反应。但是，他人在场还是会有唤醒作用。 社会懈怠：个人在群体中会减少努力吗 人多好办事 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工程师林格曼发现，在团体拔河中集体所付出的努力仅有个人单独努力之总和的一半。这表明，与团结就是力量的普遍观念恰恰相反，实际上，在集体任务中小组成员的努力程度反而较小。也许糟糕的表现源于糟糕的合作——人们一起拉绳子的时候，用力的方向和时间是稍有差异的。一个研究小组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使被试认为自己在和其他人一起拉绳子，而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拉，并且要求被试“尽全力去拉”。结果是，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人拉，那么使出的力气比身后还有两个以上的人和自己一起拉时多出18%。 研究者同时也注意到了研究社会懈怠现象的其它方法。他们观察到：6个人一起尽力喊叫或鼓掌所发出的喧闹声还没有一个人全力喊叫或鼓掌所发出喧闹声的3倍响。就像拔河一样，制造喧闹声的任务也容易受群体无效率的影响。 有趣的是，那些单独鼓掌也和他人一起鼓过掌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懈怠；他们认为在两种情况下自己的努力程度是一样的。这和学生们一起完成某一种共同的项目时发生的现象相似。所有人都同意发生了懈怠——但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制造了懈怠。 在随后的160次研究中发现，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个体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减小（社会懈怠增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引发社会助长作用的心理力量，即评价顾忌，受到了扭曲。在社会懈怠实验中，个体认为只有在他们单独操作时才会受到评价。群体情境降低了个体的评价顾忌。相反地，社会助长实验则增强了个体的评价顾忌。一旦成为注意的焦点，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规律还是这样：一旦受他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会提高，这样社会助长作用就发生了；一旦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少，社会懈怠就发生了。 激励小组成员的一种策略是使个体作业成绩可识别化。有些球队教练通过录象和对运动员进行个别评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无论是否在小组中，当个体的行为可以单独评价时，人们会付出更大的努力。一个对流水线工人所做的小实验发现，一旦可以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单独评价，即使没有额外的报酬，工人们生产的产品仍然增加了16%。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懈怠 社会懈怠很现象普遍吗？前苏联集体农庄里的农民们今天耕作这块地，明天耕作另一块地，对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都没有直接的责任感。因为农民们只有一块很小的私有土地。调查分析发现，虽然农民们的私有土地只占全部耕种面积的1%，但其产量却占全苏联农场产出的27%。自从中国开始允许农民在上缴公粮后，可以出售富余的粮食，其粮食产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涨。 这些现象暗示了对社会懈怠的另一种可能解释。如果不管个人对集体做出多少贡献，都是平均分配。那么付出单位劳动所得报酬多的人就等于是搭了集体的便车。因此，人们就会想在自己的努力无法被单独监控或者单独评价的时候偷懒。 当然，集体性质的工作也不总是引发个体的偷懒的行为的。有时候，集体目标极具吸引力时，又十分需要每个人尽最大的努力，这时团队精神会维持并且增强个人的努力程度。在奥运会划艇比赛中，划手在参加8人一组的团队划艇赛时会比单人或双人划时更不卖力吗？ 有证据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引人入胜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行为就会减少。面对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假设人们认为小组其他成员是靠不住的，或没有能力做出多少贡献，那么他们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对群体实施激励措施或者让群体为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而奋斗也可以提高整体的努力程度。只要团体成员坚信高的努力程度能够取得很好的作业成绩并且会带来回报，他们就会努力工作。 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而非陌生人或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甚至是有想与某人见面的愿望也能提高团队的效率。在班级中与常常见面的同学之间的合作就比与那些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见面的人之间的合作动机水平更高。 不过，在进行的17个后继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表现出的社会懈怠的确不如个体主义文化下强烈。正如在以前曾提到过的，对家庭和集体的忠诚在集体主义文化下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女性不如男性个人化——社会懈怠也不如男性强烈。 当群体被赋予挑战性的目标任务时，当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的队伍看做是“我们”时，成员就会努力工作。保持工作群体较小的规模并使构成群体的成员实力均匀也有助于使成员们相信自己对群体的贡献是必不可少。因此，假如小组成员在一个集体里工作，而个人的成就又无法单独评价的话，那么社会懈怠的发生就不奇怪了，这种情况下，就未必是人多好办事。 去个性化：人在群体中何时会失去自我感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能扩散责任。一旦唤醒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让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餐厅里抛掷食物，怒骂裁判，在音乐会上尖叫），甚至发展到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警察暴力，暴动，私刑），人们都有可能干得出来。在一个事件中，200名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围观一个声称要从塔顶上跳下来的同学。下面的人起劲地同声呼喊着：“跳！跳！跳！”最后那个同学真的就跳下来了，当场死亡（1967年）。 这个失控的行为的特点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引发的。群体能产生一种兴奋感，那是一种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的感觉。很难想象，单独一个音乐迷会在一个私人的音乐会上发狂地乱叫喊，单独一个大学生会试图诱劝他人自杀，或者，单独一个警察会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小贩。在什么群体情境中，人们会抛弃道德约束，以至于忘却了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集体规范——简而言之，也就是变得去个性化。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心理状态呢？ 群体规模 一个群体不仅能引发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他们的个体身份变得模糊化。尖叫的人群遮蔽了尖叫的球迷。一个滥用私刑的暴徒组织成员会坚信自己不可能被起诉；他们把这种行为看成是群体的所作所为。经过对21起人们围观跳楼或者跳桥事件的分析，曼发现：如果人群规模小且是光天化日下，人们通常是不会劝导当事人往下跳的。但如果人群规模比较庞大或是在夜幕赋予人们匿名性的身份，那么，人群中的大多数人会诱劝当事人往下跳并且加以冷嘲热讽。 马伦指出，在使用私刑的暴徒中也存在类似的效应；暴徒团伙规模越大，成员就越有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他们就更乐于实施暴力行为。因为，每个人都如此行事，所有的人都会将其行为的责任归咎于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身体匿名性 津巴多让大学生穿上白色衣服和戴上只露出眼睛的帽兜，这和三K党（恐怖份子）成员非常相似。然后让他们按开关电击另一名学生，结果发现他们按开关电击的时间要比那些可以看见对方并且身上贴着很大名字标签的学生要长。 互联网也提供了类似的匿名性。几百万谴责过巴格达暴徒的抢劫行经的人在利用网上的公共资源制作盗版光盘。网络聊天室，新闻工作组的匿名性也使其中敌对而激进的行为比面对面交谈中要多得多。 戈文及其同事们雇了一个“司机同谋者”，让他遇到绿灯时先暂停一会，并且当后面有一辆敞篷车或一辆普通轿车上来的时候再等上12秒钟才开。在等待的时候，戈文后面车所发的喇叭声（一种轻微的攻击行为）。相对于敞篷车的司机，那些普通轿车司机是匿名的。他们鸣喇叭的速度要比前者快1到3倍。而频率是前者的两倍而且持续的时间几乎也是两倍。 这些实验令研究人员想知道穿制服的作用效果。为了准备战斗，一些部落中的斗士会用油彩或面具装扮自己的身体和面孔，使自己失去个性化。研究发现，那些去个性化的斗士部落几乎都会对其敌人实施暴行。在500例暴力事件中，有206例袭击者都戴有面具，头巾或其它面部伪装物。与未伪装者相比，这些匿名者表现出更多的严重袭击行为。伪装使他们忘记了社会的常规，而被情境卷入其中。 身体匿名性是否总能引发人们释放最邪恶的冲动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人们显然是对一些反社会的暗示线索作出了反应。研究人员在大学里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要求女被试在决定给别人实施多大程度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士制服。在实施电击时，这些穿制服的被试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么她们的攻击性就远不如说出自己姓名和身份时的情况大。结论是：您明星使人们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更容易对情境线索作出回应，无论这线索是消极的（三K党制服）还是积极的（护士制服），一旦提供利他线索，去个性化的人们甚至会施舍更多的钱财。 唤醒和分心作用 群体表现出攻击性之前常常会发生一些较小的引发人们唤醒状态或者分散注意力的事件。集体喊叫，高歌，鼓掌既可以令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一位曾经是邪教成员的人回忆说： “所有的兄弟姐妹手拉着手热情地高歌，这行为使我们组成了一个群体，似乎我们一起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体验某种重要的东西。这力量令我震撼，但它使我觉得很舒服而且令我放松。” 迪纳的实验表明，像仍石头，小组合唱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成为其它更放肆行为的前奏。当人们看到别人和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会对自己做出冲动性的举动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愉悦感，当又看到被人和自己做得一样时，我们会认为他们和自己想的一样，因而，这又强化我们的自我感受。而且，从动性的集体行为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冲着裁判大喊大叫时，并不会想到自己的价值观，而只是对情境做出即时的反应罢了。有时，我们会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感到恼火，还有些时候，我们会主动去寻找去个性化的体验——跳舞，宗教体验，群体交流等等，从中我们能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感以及与他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弱化自我意识 能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通常能分离个体的行为和态度。罗杰斯所做的实验表明：无自我意识，去个性化的人更不能自我控制，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观就做出行动，对情境的反应也更强烈。 自我觉察是去个性化的对立面。自我觉察的人，以站在镜子或照相机面前的恶人为例，回表现得更多自我控制，这时他们的行为也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他们的态度。比如，如果人们在镜子前品尝各种食物，就会挑选那些低脂肪的品种来吃。这样看来，也许节食者们应该在自己的厨房里按上一面镜子。 自我觉察的人也不大可能做出欺骗性的行为。那些一直坚信自己是独立而与众不同之人也不可能做出欺骗行为。自我意识的个体，或仅是受他人驱使而产生暂时性自我意识的个体。他们会在情境中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一行一致性，这些个体也会越来越明智，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受有悖与自己价值观的呼声所影响。 喝酒之类的情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觉察，从而增强个体的去个性化。而能增强自我觉察的情境，比如，镜子和摄象机，小城镇，明亮的光线，很大的姓名标签，个性化的着装和房屋等情境都可以降低个体的去个性化。 群体极化：群体会强化我们的观点吗 风险转移的案例 一名研究硕士生在论文中对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看法——群体比个人在决策时更为谨慎——进行了研究。他设计了一些决策时的两难情境，被试的任务是建议假象的人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风险。假设你也是其中一名被试，你会在以下情境中给该人物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呢 令人吃惊的是，群体决策往往会更加冒险。这被称为“风险转移”的发现推动了研究群体冒险的浪潮。研究发现，冒险转移不仅发生在需要达成共识的群体中。在某有一次短暂的讨论后，个体也会改变他们以前的决定。此外，研究者选择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的国家的被试，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在讨论中，不同的看法会趋向于一致。但奇怪的是，人们趋于统一的观点往往比他们原始观点所得的平均值更倾向于冒险。风险转移效应是可信的，也是意料之外的，并且无法立即找到任何明显的解释。群体影响的什么因素可以产生这种效应呢？这种效应的作用范围有多大？陪审团，商业行会以及军事机构中所展现的各种讨论是否也会促使人们的冒险行为呢？如果以死亡率作为衡量，在有另外两名同伴的情况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卤莽驾驶的可能性几乎是车上没有任何同伴情况下的两倍，这是否也能用上述效应来解释呢？ 数年的研究之后，研究发现，风险转移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然而这是为什么？你能找出一条一般性的规律来解释吗？ 群体会强化我们的观点吗 群体讨论会引发改变的新观点启发了研究者，他们在实验中组织人们讨论大多数成员都赞同的观点或大多数成员都反对的观点。那么这会加强成员们最初的倾向吗？在群体中，是否冒险者会表现得更加冒险，顽固者会更顽固，乐于助人者更加乐善好施呢？因为这正是群体极化理论所预言的。讨论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这就是群体极化概念。 很多研究证实了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 莫斯科维斯观察发现，讨论可以加强法国学生本来就对总统所持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对美国所持的消极态度。 当日本的大学生集体讨论了一宗交通事故案例以后，他们对有罪有了更明确的裁定和判断。 另外一些研究是选择一些观点有分歧的事件，然后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分隔开，把观点相同的人们安排在一起。观点相似的人们在一起讨论的结果是否会加强他们所共同认可的观点呢？讨论是否会加深两种不同态度的鸿沟呢？ 研究人员发现，在观点相似的学生群体里，进行的讨论确实可以加深两个群体之间观点的距离。 日常生活中的群体极化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和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进行交往。与这些观点相似的朋友之间的日常交流是否会强化大家共同认可的观点呢？这样是否会令人讨厌的人变得更糟糕，纯真可爱的人变得更可爱呢？ 的确如此！麦科比提出，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的性别隔离能够加强他们最初中度的性别差异。男孩们在一起游戏时，会变得更加富于竞争性并做出行动取向。而女孩们在一起则会越来越倾向于做出关系取向。斯凯德发现，共和党任命法官会挑选那些更像共和党的人，而民主党任命法官则倾向于挑选那些更像民主党的人，和观点相似的法官在一起又会强化这种群体极化现象。学校中的群体极化与实验室的结果相一致的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是教育工作者称之为“加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群体之间最初的差异会被扩大化。如果X大学的学生最初比Y大学的学生善于思考，那么这种差异多半会在大学期间扩大。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成员会强化他们彼此共有的倾向。 社区中的群体极化 在社区冲突中，想法相似的人们会逐渐联合起来，使他们共有的倾向得以加强。在相邻团伙相互强化的过程中，犯罪团伙便产生了，他们的成员往往具有共同的品质和敌意性人格。如果在你的街区住进了第二个无法管束的15岁少年，他们作为一个团伙所带来的破坏性可能并不仅仅是第一个人单独所带来的两倍。 在对全世界恐怖组织进行分析后，研究人员指出，恐怖主义并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拥有相同不满情绪的人们走在一起的结果。他们脱离了能令自己的不满情绪缓和下来的影响，彼此之间相互交流，逐渐变得更加极端。社会放大器将信号变得更为强烈。结果是，个体成员表现了在远离群体时决不会做的暴力行为。 对极化行为的解释 在提出的群体极化理论中，有两种理论已被科学实验所证实，其中一种着重于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信息影响，由于接受了事实的证据而产生的影响）；另一种着重于群体成员如何看待自己和其他成员的观点（规范观点，基于人们希望被他人接受或敬仰的愿望而产生的影响）。 信息影响 从最受支持的解释出发，群体讨论可以产生一系列观点，而大多数观点都和主导性观点一致。那些对群体而言就算是一般性常识的观点也会被带入讨论，这些观点即使没有被提及，也会被带着影响讨论。其他人的观点也许会包含一些群体成员在此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他人的立场而只是想听到相关的观点时，他们仍然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就其本质而言事关重大。 但是，态度的转变不不仅仅是由于听到他人的观点，讨论中的积极参与者会比消极聆听更容易导致态度的转变。参与者和观察者听到的是相同的观点，但是，一旦参与者用自己的话表达该观点时，言语的使用会扩大这种影响作用。群体成员对别人的观点的重复得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在不断地复述中认同这些观点。仅仅是在一次电子讨论实验中，让被试写下某人的观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态度极化。 这印证了一句老话，人们的大脑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供说服者们填写。事实上，仅仅是对某个观点思考几分钟也会使看法得到强化（或许你会回忆起，当你仅仅是想起某个你不喜欢的人或喜欢的人时，你的感受也会变得极端起来）。 规范影响 第二种极化的解释涉及到与他人的比较。社会比较理论认为，我们人类希望能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做出评价，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比较来达成。我们常常被“参照群体”中的人们所说服。所谓参照群体就是与我们相一致的群体。而且，当我们发现其他人的观点和自己是相同的时候，为了使其他人喜欢我们，我们会将观点表达得更强烈。 巴伦及同事发现了令个体的观点得到社会化巩固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他们询问大学牙科诊所的病人认为诊所的椅子是“舒服的”还是“不舒服的”。其中一部分被试会听到主试询问：“某某医生，顺便问一句，刚才的那位病人是怎样回答的？”然后牙医会把之前病人的回答重复一遍。最后，病人们会在一个量表上对椅子的舒适度进行评定。与没有听到自己的观点被证实的被试相比，那些听到自己观点被证实的病人断然地做出了更极端的评定。 当要求人们预测在一个两难困境问题中其他人的反应方式时，被试通常会表现出人众无知的现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会普遍认同的倾向。（这个现象仍我们想起了自我服务偏见：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要好于社会普遍所希望具有的特质和态度。）当开始讨论时，大部分人都发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出众。事实上其他一些人的观点比自己更为超前。于是他们不再受群体规范的错误约束，而是自由地更加强烈地表达自己的偏好。 或许你能回忆起曾经有一次你和其他人都希望外出游玩，但你们中每个人都没有说出口，以为其他人可能对此没有兴趣。这样的人众无知会阻碍人际关系的开始。又或许你会回忆起曾经有次你和其他人都很拘谨地沉默着，直到某人打破沉静说：“恩，我认为”于是很快你们都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彼此认同的观点。 米勒让被试们阅读一篇很难理解的文章，并告诉他们在理解文章中遇到任何困难的问题时都可以寻求帮助。尽管没有一个被试寻求帮助，但他们都认为其他被试不会有和自己一样的害怕出丑的念头约束。他们错误地认为那些没有寻求帮助的人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帮助。为了克服这种人众无知，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打破沉寂，其他人能够发现并强化他们共同的观点和反应。 群体思维：群体会阻碍换是促进好的决策 二战时的珍珠港事件，夏威夷的指挥所接到一条可靠的消息：日本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之后军事情报失去了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那时航空母舰正直朝夏威夷前进。空中侦察队本来应该察明得出航空母舰的位置或至少提前几分钟发出警报的。但自以为是的军官们完全无动于衷。结果是，直到日军发起袭击警报才拉响。遭到袭击后，美军损失了：18艇舰艇，170驾飞机，以及2400条生命。 贾尼斯认为酿成如此大错的原因是由于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护集体和睦而压抑异议，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思维。在群体工作中，同志式的友谊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但是，在决策时，紧密团结的团队反而不利。贾尼斯认为友善的，凝聚力强的群体，对异议的相对排斥，以及从自己喜好出发做决策的支配型领导都是培养群体思维的温床。 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 贾尼斯列出了八条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集中反映了对异议的排除。表面上看来就是群体成员在遇到威胁时，会努力保持他们的积极群体感。 前两条群体思维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 无懈可击的错觉 凝聚力强的群体都表现得过分自信，以至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险。当珍珠港海军总司令得知他们已经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失去电联系后，还开玩笑地说或许日本人打算绕檀香山转一圈。事实上日本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司令对这种想法的嘲讽使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 对群体道义无可质疑 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视了伦理和道义上的其它问题。肯尼迪等人对于袭击一个小小的临国在道义上持保留态度，但整个群体从没接纳或讨论过这些道义上的疑虑。 群体成员还会在想法上变得越来越接近： 合理化群体 以集体将决策合理化的方式来减少挑战。所谓的合理化就是为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找出合理的理由和解释，而不管事实是对是错的而反对异议。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 陷于群体思维的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手不是太难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于难以抵抗他们的计划。 最后，群体会受制于一致性的压力： 从众压力 群体成员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质疑的问题，而且有时这种抵制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有一次，当约翰逊总统助理抵达会场时，总统嘲笑他说：“阻止爆炸的先生来了呀！”面对这样的讥讽，很多人都选择了从众。 自我审查压力 由于异议往往会令人不舒服，而且整个群体似乎表现出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怀疑压抑下来。 一致同意错觉 不要去破坏一致性的这种自我潜意识压力回导致一致同意错觉，而且，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加让群体成员坚定地相信了群体的决策是对的。 心理防御 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那些质疑群体决策效率和道义的信息不会对群体构成干扰。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成员对相反信息以及问题的各种可能性的探询以及讨论。当领导主张某个观点而整个群体有排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可能就会产生错误。 对群体思维的批评 虽然贾尼斯的想法和观察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一些研究者仍然持怀疑态度。贾尼斯的论证都是回溯性的，因此他可以挑出支持自己观点的例证。后来的研究也表明： 支配型的领导方式确实和糟糕的决策相关，有时下属会认为自己太弱小或缺乏自信，因此不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群体确实倾向于支持极富有挑战性的信息。 当成员们希望从群体中获得接纳，赞许和社会认同时，他们会压抑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想法。 但是友情并不会滋生群体思维。安全和高度团结的群体（例如，一对夫妻）会为成员提供自由的氛围来提出异议。凝聚力比较高的群体规范既能够导致意见统一（从而造成群体思维），也可以进行批判性地分析，以避免出现群体思维。而一个组织严密的部门学术伙伴彼此分享手稿时，他们想要的就是批评：“尽你所能地来挑我的毛病吧。”在自由的氛围中，团结会提高团队工作的效率。 纵览这些对群体思维的批评，提醒我们：“如果一个理论完全可以用实验来验证，它就可能永远保持不变。它必须作出改变。所有理论都是不完美的。”只有无法验证的理论才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不该问一个理论是对是错，而应问，它能对我们的经验领域做出多少解释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修改。在科学领域这就是我们探索真理的方法：根据事实来设计实验，修改它们，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实验。 预防群体思维 不良的群体动力能帮助解释很多错误的饿决策，正如有时候人多反碍事。不过，在开明的领导方式下，有凝聚力的团队精神的确能够有助于决策，这时三个臭皮匠真的能顶一个诸葛亮。 为了找出产生良好决策的条件，贾尼斯分析两个看起来比较成功的冒险事例后，提出了预防群体思维的建议： 公平——不能偏向任何立场。 鼓励批评性评价；设置一个“魔鬼代言人”。如果能有一个真正的反对者就更好，这会激发原来的想法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有时能够将群体划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再重组在一起表达不同的意见。 欢迎局外的专家和伙伴提出批评。 在实施计划之前，召开被称为“第二次机会”的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 这些被用来改善群体动力的部分实用准则现在已经在企业决策，政府决策，以及团队建设上被广泛地运用。 少数派影响：个体是怎样影响群体的 许多社会运动开始时，一小部分人有时会成为主导，接着甚至会演变为大多数。“所有的历史”爱默生写道，“都是关于少数派力量的写照，以及只由一个人组成的少数派的写照。”想想哥白尼这些人，是什么使得少数派具有如此的说服力呢？莫斯科维斯进行的实验证实了少数派影响的几大决定因素：一致性，自信和叛离。 一致性 比起摇摆布丁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有影响力。莫斯科维斯发现，如果少数人一致认为兰色幻灯片是绿色的，那么占大多数的成员偶尔也会表示赞同。但是如果这少部分人摇摆不定，认为有时认为兰色的是绿色的有时又认为兰色的是兰色的话，那么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会同意“绿色”。 实验表明——经验也表明——不从众，结果往往是很痛苦。这可以用于解释少数派缓慢效应——相对于多数派而言，少数派往往更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如果你决定做爱默生所说的少数派，你必须准备好接受遭到嘲弄——特别是你提出的观点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并且群体正试图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人们或许会认为你提出的异议是由于心理怪癖。当内梅斯将两个人安排在一个模拟陪审团中，并让他们反对大多数人所提的意见时，这两人确实变得不受欢迎。尽管如此，多数派公认这两人的坚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 少数派或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刺激创造性的思维。从自己群体中产生的异议中，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并且常常会做出更好地决策。内梅斯认为，个体并不需要通过赢得朋友来影响他人，他引用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不喜欢任何类型的争论；它们总是无礼的，但又总是令人信服的。” 自信 一致性和坚持性是自信的表现。而且，内梅斯报告说，少数派表达自信的任何行为——例如，坐在桌子的上座——都会使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通过坚定有力的行为表现，少数派明显的自我支持会使多数派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当观点是是而非时，尤是如此。 从多数派中叛离 坚持己见的少数派会打破任何的一致同意错觉。当少数派对多数派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后，多数派的成员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疑虑，甚至会倒向少数派的立场。莱文在对大学生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少数派中的某个人是从多数派中投奔过来的，那么他会比那些自始至终居于少数派的人更有说服力。在他的模拟陪审团实验中，内梅斯发现，一旦开始出现叛离行为，其他人也常常会紧紧追随，产生滚雪球效应。 这些加强少数派影响的因素是否只对少数派起作用呢？研究人员认为不是这样。同样的社会力量对少数派和多数派都同样起作用。信息和规范影响同时可以增强群体机化和少数派影响。如果一致性，自信和从另一派叛离能够使少数派得到加强的话，那么这些变量也能够加强多数派。任何立场的社会影响力都取决于它的力量，即时性以及支持者的数量。少数派之所以没有多数派的影响力大，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规模较小。 一些研究人员同意上面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少数派更可能使人们发生转变而接受他们的观点。莱文通过群体随时间演化过程的分析，总结出一个群体的新成员与老成员表现少数派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新成员通过引发他人对他们的关注，以及在老成员中引起群体知觉来施加影响，而老成员通常能够较为自由地表达异议或是实施领导。 领导是否属于少数派影响 有些领导是正式任命或选举产生的，而有些领导是在群体交流中非正式产生的。怎样能产生好的领导，往往取决于情境——领导工程队的最佳人选可能并不是销售人员的好领导。有些人能出色地担任任务型领导——组织工作，设置规范，聚焦于目标的实现。而另一些人能出色地担任社会型的领导——建立团队，调解矛盾，表达支持。 曾经很流行的“伟人“领导理论——所有的优秀领导都具有某些特质——被人们抛弃了。现在我们知道，有效的领导风格会随着情境而改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们可能会讨厌任务型领导，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们也许会对此欢迎。但是最近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是否可能存在某些品质是很多情境下的优秀领导都具有的。 事实上，群体也在影响他们的领导。有时候，那些站在群体最前方的人已经觉察到了事态的走向。政治候选人知道怎样从民意调查中得知民众的态度。能够代表群体观点的人更有可能被选为领导；而过于偏离群体的规范的领导往往会被抵制。明智的领导通常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并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尽管如此，有效的个体领导有时会通过动员和引导群体力量来施加少数派影响。在个别情况下，适当的特质与适当的情境相匹配，可以产生出改写历史的伟人。当才智，技术，决心，自信和社会领导气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遇上难得的机会，那结果就会是冠军，诺贝尔奖或是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