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纪实摄影的社会作用

浅谈纪实摄影的社会作用 摘要: 在多媒体时代的今天，纪实摄影并没得到重视，没有很好的被摄影爱好者理解。本文从纪实摄影的形成、纪实摄影提供可靠文献、推动现实变革、揭示世界真谛、有利于社会研究四个方面来解读纪实摄影的社会作用，从而倡导在我国纪实摄影可以得以进一步推广，并为其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提供 推动 揭示 社会学 绪论: 人类真实记录现实的梦想，是催生摄影术的并促使其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纪实摄影诞生的基础。摄影术诞生后，它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记录性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着，并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惊讶和惊喜～摄影用它直指事物真实面貌的特征使很多人把摄影看作是眼睛的延伸和记忆的银行。当一个家庭团圆之时，乖巧的孩子拿出相册，凑到大人跟前细数着那会儿的种种，这是件何等温馨又极附有意义的事情! 社会中一个单位需要摄影，这个大的组织就需要摄影的存在，更需要摄影的贡献～而摄影也绝不离不开哺育它的社会环境。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摄影也随之而变。从记录到纪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有着一位位前辈们做出的突出贡献，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本论: 第一章 纪实摄影的形成 第一节 纪实性是摄影与生俱来的本性 摄影术的出现，使人类以视觉图像记录外界环境的梦想成为现实。摄影术用其与生俱来的、超强的记录写实功能震惊世人，并且对当时人们所宠爱的绘画，特别是写实主义绘画给予了极大的冲击和压力。(早在1840年，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第一次看到达盖尔式照片时，他竟然宣布:“从现在起绘画已经死了～”)也因如此，摄影术受到了各种非议。不少画家对其持排斥态度，并否定了摄影的艺术价值。法国学院派绘画大师安格尔就曾大声呼吁对具 时，由于绘画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人们心目有“不公平竞争”色彩的摄影禁止推广与实用。同 中长期确立的神圣地位，摄影在最初几十年里一直为没有具备绘画般的艺术素质所困扰。为了证明自己的艺术血缘，摄影师们甘愿作为绘画的奴隶，而极力模仿绘画，因为画艺派摄影家几乎统治了整个19世纪。 (《人生两条路》作者:雷兰德) 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那些以摄影最基本特性来工作的摄影家们一直以自己不是“艺术家”而深感卑微。摄影与生俱来的，且其他形式无法比拟的纪实性(也可称之为记录性)， 并没有被人们所接受、利用和感到自豪。“物质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今天我们所指的纪实摄影的形成，不仅仅是摄影自身的进步和人们对摄影艺术性理解的提升。真正促使纪实摄影成熟的，还是社会发展与社会需要这双巨手～比如19世纪的西方国家正经历着都市化与产业化的巨变，摄影作为当时可以用视觉手段记录客观实事的唯一手段，担负起了记录城市社会生活变化的责任。法国政府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展开了大型的城市摄影记录工作。这是摄影史上国家政府第一次出于公共目的实用摄影。还有，在当时西方工业主和国家机构为了炫耀他们所取得的重大建设成果，纷纷邀请摄影师为那些重要，如工厂、桥梁、教堂，以及重要产品如火车、轮船等拍摄照片。1851年至1854年间，英国重建水晶宫，为了记录这项伟大的工程，有关当局邀请摄影家菲利普?亨利?德拉莫特每周一次记录工程进程，共拍摄了3年。在今天看来，这些照片不仅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是摄影术在社会中崭露头角之举，也是纪实摄影被人们孕育的开始。 (英国水晶宫重建照片 作者不详) 第二节 “纪实”一词的由来 今天我们所指的纪实摄影并非如上所述，摄影师做出单纯的影像记录。中文“纪实摄影”概念的由来，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根据宋刚明教授的《纪实摄影:概念的“硬伤”》一文中记载，1984年，“纪实摄影”初见于《国际摄影》。当时，《国际摄影》杂志编辑王惠敏由于一时找不到恰当概念来给国外某一种摄影样式取名，临时想出来并使用了“纪实摄影”。在流行拿来主义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被对应为英文“Document Photography” 的概念，很快就在国内作为一个有特指而没有确切定义的孤立存在概念，普遍使用开来。 第一次使用“Document Photography”这个词的是20世纪初法国伟大的摄影家尤金?阿切 特。Document这个单词来源于拉丁文Docere，原意是“教导”。中文将“Document Photography”翻译成“纪实摄影”，保留了Document一词的英文本义，有证明、文献或证据的意思。尤金?阿切特最初是针对十九世纪兴盛的画意摄影而提出纪实摄影概念的，他反对将摄影当作绘画的一脉，希望将摄影引领到实用的有社会意义的领域，提倡摄影家对环境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对美好人性的追求。这种态度迎合了现实主义精神: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宗旨。现实主义精神悄然融入纪实摄影当中，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所以，那种强调纪实摄影是单纯记录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 第三节 对纪实摄影的定义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放眼世界，对于何为纪实摄影人们持多种看法，在某些细节之处存在分歧。在此笔者想先冒昧的阐述自己对纪实摄影的理解，再列举各位摄影家对纪实摄影的定义，最后引用我国著名摄影家孙惊涛先生的文字作为归纳。 笔者认为: (1)纪实摄影题材源于生活，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纪实摄影照片以真为本，忠于客观现实，是客观现实(人物、事物、环境、事件) 的历史再现。 (3)纪实摄影基于发现，贵在显人之所“不见”“不愿见”和不能见。 (作者:尤金?史密斯) (作者:侯登科) 1974年，美国出版的《当代摄影辞典》写道:纪实摄影是之作非虚构性电影或照片的专门手段，强调现实性，通常为正式的教育目的服务。1980年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部出版的《纪实摄影》一书写道:“纪实摄影是由一个摄影家对现实世界所座的形象描述，旨在传达某些能被观众所理解的重要事情，以作评价。认为“纪实摄影„ „中的上乘之作，将引导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世界。”1985年，美国南卡罗兰那大学硕士研究生斯蒂芬尼?安?克莱因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纪实摄影的新定义》中全面描述了纪实摄影的各个层次的特征: (1)纪实摄影是由一个技艺高超、富有献身精神的摄影家以任何画幅的照相机拍摄的系列照片，他能够抓取人类状况之现实的本质，展现生活的条件，而无论其好还是坏。 (2)纪实摄影是对被研究社会状况的视觉描写，其中流露出拍摄者的关心，并表明可能需要作哪些变革。 (3)纪实摄影是解释人与环境、与其重要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解说性照片。 从以上的引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纪实摄影以界定都是有差异的。而也就在大家试图定义纪实摄影的六、七十年代，一些有才华的纪实摄影家却在通过他们的实践不断赋予纪实摄影新的内涵。比如在1967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萨迪厄斯?约翰?萨考夫斯基在看了黛安娜?阿勃斯等人的照片后，强烈意识到他应该重新界定纪实摄影。而南?戈尔丁、琼?斯彭斯这样的摄影家的探索，则为纪实摄影拓展了新的空间。纪实摄影发展的动态性和开放性让我们认识到，为纪实摄影下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所谓科学定义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正如米歇尔?温伯格在《定义“纪实电影”》一文中写道的:“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纪实电影定义的一致看法。如果你拒绝我的定义，并因此而拒绝我的结论，那也只能这样。然而，当纪实与戏剧之间的那条线越来越模糊而且被有意模糊的时候，获得一个结论性的定义的努力看来是一个值得挑战的问题。 虽然纪实摄影在西方的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彻底，但关于纪实摄影的说法并不完全统一。 广义上的纪实性摄影与严格意义上的，即狭义的纪实摄影是有区别的。狭义的纪实摄影可以记录一桩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可以记录性格与情绪，但必须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即使那些以个人生活和生存为纪实对象的“私人纪实摄影”，由于摄影者加入了深刻的忏悔和贬抑倾向，仍然具备了由个人而社会，最后直探人类本质的深刻素质。总之，“它必须传达一种使之区别与一张普通风景照片、一张肖像照片，或一张街景照片的信息。” 第二章 纪实摄影凝固历史,提供可靠文献 苏珊?桑塔纳的《论摄影》第二段中写道，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从上文所提到的西方工业主记录重大工程，到汤普森用相机穿越中国，再到到FSA计划和后来弗兰克的《美国人》、谢海龙的《希望工程》等纪实摄影作品。不仅给我们展示了历史上某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向我们揭示出当时那里的社会问题。不管是从客观记录的角度上来说，还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讲，都为后人提供了极为宝贵，极具意义的文献资料～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人类记录历史的方法一是言传，二是绘画，三是用文字描述。摄影术的发明无疑又给人们增加了一中记录历史的方法，并且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记录方法。纪实摄影的逐渐成熟，使得后人可以更为深入的了解到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民众，中国建国后的“崇拜者”等，这些宝贵影像资料从而成为我们阅读历史、认知历史的重要文献。 纪实摄影不仅给我们展示历史，而且还可把我们带到另一片遥远的土地山去。通过摄影师的作品，我们可多层面的了解到远方的亲人是否平安，那里的社会是否安详，异乡的人文习俗有多么有趣„ „ 纪实摄影帮助我们见人之所不能见，此等财富财富让黄金也黯然失色。 第三章 目击社会 推动现实变革 在纪实摄影的发展中现实主义精神(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服务)悄然融入其中，使纪实摄影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指向。纪实摄影也逐渐发展成为目击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 第一节 最具社会意识的摄影家—刘易斯?海因 (作者:刘易斯?海因) 在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得不提到的是有社会学家和纪实摄影家双重身份的刘易斯?海因。他1898年在芝加哥大学学植物学和生物学，1905年在纽约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有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纽约大学攻读社会学。这位文化素养很高、兴趣广泛的学者对于纪实摄影乃至整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不是以摄影作为消遣品或是自我陶醉的工具，而是怀着崇高的社会目的，运用摄影来改造社会。他最广为认知的一句话是:“我要展示需要纠正的事情，我要展示值得赞美的事情。”这充分显示了他一照相机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工具。他在国家儿童劳动文员会但这专职摄影家多年，并承担了一个关于人民工作、生活状况的藏大61卷报告的“匹兹堡调查”的所有插图拍摄的工作。他的照片想民众展现矿山、渔船等等工作的劳工阶级的生存状态。而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则是揭示了童工受剥削、欺压的悲惨生活。这些照片公布于众后立即获得强烈的社会影像，人们怜悯水深火热中的孩子们并痛斥企业主与政府，这直接促成了“禁止使用童工法”的通过。值得社会学家注意的是海因的观点:“如果我还能够用文字来讲述故事的话，我绝不会借助于相机快门。”，海因也被认为是当时最具自觉与社会意识的纪实摄影家。 第二节谢海龙与《希望工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的解禁促使摄影，特别是纪实摄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开始生根发芽。纪实摄影也用其实际行动，回报了社会，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显著问题。最为世人熟之的便是谢海龙的《希望工程》。 据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全世界有8.9亿文盲中，中国有2.2亿，这2.2亿文盲中，1/3左右只能读到小学。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经费原因上不起学，越来越多的教师由于经费问题放弃从教。在此等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也发出了号召:“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的问题解决好。”由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开始调查青少年的教育状况，并打算想国内外发动捐款。在这是机遇让谢海龙来到了“青基会” 虽是政府促使，但摆在谢海龙面前的问题层出不穷，资金问题和地方政府的故意遮掩成为拍摄过程中的最大难题。1991年4月4日，谢海龙正式上路，凭着一股毅力在一年内跑遍大别山、沂蒙山、黄土高原等偏远山区，用生动、感人的纪实摄影画面把中国教育的困境展现在了世人眼前。从1992年4月，谢海龙从第一批拍出的照片中选出了一套40张，与青基会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到全国巡展，再到把展览办出国门，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收到上亿元捐款。从那时起，谢海龙的照片成了“希望工程”的名片，长期以来发挥着显著的社会作用。首先，谢海龙的《希望工程》让人们认知了当时的中国中小学教育状况。其次，出现在照片上的人物、场所成为直接受益对象。很多人在看过照片后先入为主，对它们做出点对点捐助。 《希望工程》的影响并非一时，据有关调查机会在2004年对全国29个省会城市的16岁以上居民随机抽样调查，93.9,的居民知道“希望工程”;63.5,的居民为“希望工程”捐过款;61.6,的居民所在单位组织过“希望工程”劝募活动。2003年的这张跨20个省市的表和2004年的这份调查告诉我们，“希望工程”的影响力在持续。你可能没有时间读报，没有时间看电视，但在大街上一瞥看到某张图片便足以让你记住某些东西，这就是图像的魅力，纪实摄影的魅力。 (作者:谢海龙) 第四节 投身社会、揭示世界真谛 罗伯特?弗兰克、戴安娜?阿勃斯是世界摄影史顶顶有名的纪实摄影师。刘铮是我国摄影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纪实摄影革命者。他们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但缺有着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不去拍摄具体的人和事物，更不是在“讲故事”，而是用象征性、情绪化的纪实画面传达出各自观点，呈现出了人之所“不见”、人之所“不愿见”。 (作者:徐敬源) 美国学者Alexander Nesterenkod对弗兰克的《美国人》的评价是中肯的赞扬:“(弗兰克)并非错误的描写了美国，而是因为它唤起了美国人对所有生活经验中消极部分的回忆。”这一“消极部分”，正是社会学家所应关注的社会实事——当时美国人不安的内心与人际冷漠、疏离、信仰缺失的现实。和他同一时期重要的女纪实摄影家戴安娜?阿波斯则用个人化的影像去质问、颠覆主流的价值观，他“强烈地逼迫着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正常’与‘不正常’、‘道德’与‘不道德’、‘公平’与‘非公平’、‘尊重’与‘侵犯’”这样一些关于人类社会本质的问题。 几十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上出现的颇具争议的摄影家刘铮。笔者认为，刘铮的《国人》并非观念艺术，而是与阿勃斯的创作形式极为相似的纪实摄影作品。《国人》中的种种中国人形象出处繁多，既有出现在传统文化样式如京剧中的戏剧人物形象与现代文化装置如博物馆中的泥塑人物，也有来自当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形象，如囚犯、僧侣、劳动者、村民、童工等。此外，这个作品群中还出现了不少从传统审美观与价值看不宜入影的奇奇怪怪的世间怪物，这当中甚至包括了尸体与畸型儿标本。刘铮以此象征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与心理的暗部。这些“国人”们往往以怪诞、荒谬、阴冷、愚昧、丑陋、无奈、笨拙甚至是凶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在悚然之余感到阵阵现实的错愕。而在这些人的身后，则还分明拖着一道长长的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阴影。 (作者:黛安?阿波斯 罗伯特弗?兰克 刘铮) 这些中国人形象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身处不同的现实状态，但是，他们又确确实实是这片土地、这个文化的产物，是这个文化的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成果。而刘铮就以如此具体、丰富的中国人形象，精心地将历史与现实组织于一个又一个幻想与现实相互拥抱、浪漫与现实不分彼此、日常与超日常比邻而居、历史记忆与事实真相纠缠不清的画面中，建构起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的关系，由此展开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复调演奏。同时，他也通过摄影探索与重新建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摄影与记忆、摄影与现实等的各种关系。 这些视觉“名著”的出现，用强烈的视觉语言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内涵，表现了作者对人与社会的一种探索性解释。这给了读者很好的认识自我、认知社会的视觉启示，是促进社会进一步和谐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文化手段。 第五节 纪实摄影有利于社会学研究 米尔斯在其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严肃的艺术家自身也处于许多困扰之中，他们可以从由于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学中得到大量的学术和文化的帮助。”纪实摄影师也许不是艺术家，但他们的作品不但给社会学家提供了有关图像资料，并且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现已过世的我国著名摄影家赵铁林先生从1996年开始正式从事摄影及文学创作，他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当代的底层社会——风尘女子、流浪儿童、贫困的艺术家、平凡的百姓„„。其作品中，《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是他摄影人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李铁林) 赵铁林先生在海南以8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子，这是八间相连出租房中的一间。十六七个邻居中，大半是坐台小姐。他开始从事摄影最初的方式就是走街串巷地给人拍照，10元一张。而在他有限的生活空间里，这个消费群体最多的就是他的邻居——居住在周围的坐台小姐们。有时，她们还会花费心思地化好妆，让赵铁林到海边去为她们拍“艺术照”。 长期生活在其中，让赵铁林对这个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他开始以这些姑娘作为自己的拍摄题材。为了更深入接触拍摄对象，赵铁林从最初的收费拍照变成了 “付费拍照”——他经常掏钱请这些姑娘们吃饭，帮她们解决各种问题。他从不忌讳摆拍，只要姑娘们愿意，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出入他的镜头。每次拍摄，他总要详细讲清楚自己的目的，如果拍系列照片，他还要让对方在拍摄书上签字。 在姑娘们的眼里，赵铁林这样的落魄记者不过是个体面点的乞食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她们更弱势，与她们用青春换饭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这样，阿V进入了赵铁林的镜头。当赵铁林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回来的时候，阿V同意让赵铁林为她拍摄系列照片。赵铁林知道，一个姑娘的故事会从他的镜头里传播出去，而阿V的想法是，通过发表照片会很快出名，甚至会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自己变成女主角„ „ 阿V的故事不是隐私窥探，更不是居高临下的曝光批评。赵铁林先生用近距离的观察方式，悄悄伸入社会边缘群体，挑战着世人视觉观看的底线同时，也引起了众多社会问题的反思与 探究，被社会学家称为“参与性观察”纪实摄影家关注的问题或群体不一定是社会学家思考或关注过了的，这些即便是单纯的感性的图像也很可能会激发社会学家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其次，纪实摄影家在拍摄过程中能够和被拍摄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的经验实事也是值得社会学家去学习的。在赵铁林先生的徒弟黄明芳的文字记叙中，我们读到“发现了16岁的阿V以后，他更是来了精神。那一阵子，阿V吸引了他所有的注意力，只要有空，他就要到阿V所在的十庙居民点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可拍摄的镜头。即使没有镜头，他也要和她及她周围的人坐一坐，聊一聊。有时候我也去，可是一到了现场，就总也不舒服。夜幕下的十庙，形形色色的人物，光怪陆离的夜景，小巷里昏暗的灯光下晃动的是“等客”的女人;天桥底下露天的“卡拉OK”，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光着膀子黑不溜秋的民工。赵老师常常混迹于其中，和他们一唱一和。看到他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我的心情就很复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可他总是说，他那是在工作，并强调道“这些女人和孩子是摄影世界里永恒的主题„„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饱受歧视，可是在作品里却很美。” 结论: 纪实摄影用敏锐的发现力和瞬间凝固力，为我们保存下值得去思考的时光片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纪实摄影充分发挥其作用，以记录为本凝固历史,提供可靠文献;以人文本用投身社会,推动现实变革;以爱为本目击社会、揭示世界真谛。并用资料的形式为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或真实可靠的研究资料，或实验性课题方向，为社会进步和发展默默的做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给它足够宽容的发展空间，让其在我国可以良好发展、健康成长。 参考资料: 《纪实摄影》 孙惊涛著 《城市表情》 《世界摄影史》 《西方论文精选》 顾铮著 《论摄影》 苏珊?桑塔纳 等相关网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