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与文化使命

加尔文主义与文化使命 　作者：陈宗清牧师　 恩福杂誌 INCLUDEPICTURE "http://smcgrath.files.wordpress.com/2007/11/01_spurgeon_calvin.jpg" \* MERGEFORMATINET 加尔文主义与文化使命　　 作者：陈宗清 转载自：，总32期（http://www.bf21.org/magazin/32/calvinism.htm） 四百六十年前，在日内瓦牧会的加尔文或许不会想到(1)，他的神学观点于二十一世纪竟会引起各地媒体的注意。2009年3月23日的《时代杂志》，将「新加尔文主义」列为目前影响全球的十大思想之一。 今年7月10日是这位法国神学家的五百岁诞辰，为了纪念这位属灵伟人，有一个网址www.Calvin500.org提供了不少有关研究加尔文的资料。与他一生关系密切的城市，如法国的巴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瑞士的伯尔尼（Bern）、日内瓦，在六、七月都举办特别的活动，热忱庆祝。 美国加尔文主义热潮崛起 根据毕尔玛（David van Biema）的研究，近年来许多当红诗歌带着加尔文主义的色彩，强调神的伟大与人的不堪，好像大卫．科劳德（David Crowder）乐队的名曲：「我属乎地／你属乎天／我沾污秽／流于败坏」（诚之按：Wholly Yours）。这与二十世纪初期强调基督救恩的「古旧十架」，和八○年代年轻人以耶稣为密友 的「照耀，耶稣，照耀」（Shine, Jesus, Shine）等类诗歌，重点截然不同。 在家庭破碎、药物和性欲泛滥中成长的美国年轻一代，尤其容易体悟神的重要性。南方浸信会神学院院长莫勒（R. Albert Mohler）认为：「只要有人想根据圣经对神（本质或作为）下定义，他的结论必然与传统的加尔文派雷同。」(2) 去年，韩森（Cillin Hansen）出版了《改革宗\年轻\活力四溢：新加尔文主义追踪报导》一书。 他访问美国各地背景极不相同的人物与教会，发现新兴的教会有一明显的趋势，即回到传统改革宗神学。受访者表示，加尔文主义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可以帮助年轻慕道者面对空虚、受伤的世界。一位25岁的年青人说：「以自我为中心并无法满足人的心。（加尔文）系统神学的根基却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主权，帮助人超越环境。」(3) 加尔文对文化使命的诠释 加尔文对基督教和文化课的影响无与伦比。他相信，神的启示是透过祂所造的自然界、具有祂形像的人、以及历史的轨迹表明出来。信徒与世上所有的人共同领受了文化的召唤，要治理、耕耘、并看顾神所赐予他们的大地。因此，属神的百姓和一般世人有接触点，即文化使命。然而，信徒必须从圣经去理解神在创造中的启示，及自己应有的角色。加尔文的名著《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卷一的五、六、十四章中，清晰阐述了这些观点。(4) 既然加尔文强调人的彻底堕落，他的神学是否会贬抑人的天然能力？其实不然。加尔文绝不至于从消极面来看神的创造，更不会低估透过基督与神恢复沟通的可能性。虽然人类极其堕落，但世界还能存留；而且透过基督的救赎，世界与人类都能够恢复一新；由此可知，所有的荣耀只能归给神。 论到受造世界，加尔文写道：「神的作为公开展现在这最美丽的剧院内，我们大可存着敬虔的心欢然欣赏，不必感到扭捏。」（《要义》I. 14.20）他主张，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神所赐的礼物，人类可以尽情享受。而我们应该持守的原则为：要善用神的礼物，不可误用；要符合造物主赋予该物为我们所用的目的，因为祂是要让我们获益，而非遭损。只要认真看待神造物的目的，我们的所行所为必然稳妥。 譬如，倘若我们思想，神为什么造食物？就会发现，神的供应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让人吃得畅快、开心。所以，倘若只容人糊口，这样来运用受造之物是不符合人性的，这种哲学应该丢弃，因为它剥削了我们合法享用神美善供应的权利，而且它必定行不通──除非先除掉人的本能（《要义》III. 10.2.3）。 对加尔文而言，「无政府」和「绝对的君王制」两者都不对。至于政府的存在，最正确的目的是要「推崇并保护对神的公开敬拜，捍卫合乎真道的纯正教义与教会立场，调整人们的生活以符合社会的要求，塑造人们的行为以符合公民的正义，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维系大众的和平与安宁。」基督徒必须配合政府的措施，这是他们的责任。（《要义》IV. 20.2） 根据加尔文的主张，基督徒不但应当积极投入社会建设，也应当从事政治活动。两百年后，这样的理想在荷兰得到最热烈的回应。诗人兼教会领袖毕德迪克（William Bilderdijk, 1756-1831）推动了属灵复兴，效果甚佳；紧接着，政治家兼历史家普林斯特乐（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 1801-1876）和曾任首相的凯柏（Abraham Kuyper, 1837-1920），努力将加尔文的原则付诸实现。 华人教会对凯柏较为熟悉。他于1880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办了「自由大学」，在首相任内（1901-05）又把基督信仰的理念运用到文化各个领域，声名卓着。1898年，他应沃菲勒（B. B. Warfield）之邀，到普林斯顿神学院主持「盘石讲座」，阐释加尔文主义，对美国教会产生相当的影响。范提尔（Cornelius Van Til, 1895-1987）受到凯柏的启发，建构了「前设主义（presuppositionalism）」理论；这神学自二十世纪中期便开始主导费城西敏寺神学院的护教路线，直到如今。 加尔文主义与华人教会 限于篇幅，笔者无法详尽加尔文主义与华人教会的关系。即使只谈文化课题，情况也颇为复杂。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西方宗派，自然把这神学体系带入了华人教会。除了完全附合加尔文立场的长老会、改革宗之外，还有如浸信会的加尔文主义者、卫理公会加尔文主义者等其他教派。 以港、台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和中华福音神学院为例，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不少教授陆续自西方学成，回来执教，其中不少毕业于以加尔文主义为骨干的神学院，他们自然会以其思想为教学。这三十多年来，在港、台、北美的华人教会中盛行的一些主张，如：圣约神学、「无千禧年」的末世论、文化使命、神的绝对主权和预定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或多或少均与加尔文主义有关。 神州大陆在四九年政权转变后，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思想大多受到倪柝声带领的聚会处影响，注重内在生命的进深，强调灵魂体的三元人论、时代主义的解经、前千禧年的末世观，对文化和社会的关怀采取较被动消极的立场；这种路线偏向西方的基要派。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二、三十年，由于各种不同背景的传道人进入培训，家庭教会的神学愈来愈复杂。 北京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专门研究法学与农村社会问题，去年12月11日在北大发表有关家庭教会的，指出：「就神学立场而言，中国家庭教会基本上是基要派基础上的福音派。现在有两种神学思潮影响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就是改革宗运动和灵恩派运动，从而使中国教会的未来趋势基本上划分为三派：福音派、改革宗和灵恩派。」(5)　由于于教授对神学的了解有限，他的分析存着问题和语病。因为改革宗其实是福音派的一支，而改革宗与灵恩派并不一定是对立的阵营，美国有不少改革宗的灵恩派教会，甚至有一个组织名叫「灵恩派改革宗教会联会（Association of Charismatic Reformed Churches）」。 其实，福音派是一个较宽泛的称谓，强调在基督教阵营中信仰较保守且坚信圣经权威的立场，而灵恩派基本上是强调相信一些超然的圣灵恩赐。美国各大宗派中都有接受灵恩的会众，当然也有传统上极注重灵恩的宗派，如神召会、四方教会等。但是改革宗却不是这样，它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宗派，且有一套以加尔文的思想为圭臬、系统严密、立论清晰的神学。 基督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尼布尔．李察（Richard Niebuhr）在《基督与文化》一书中，把加尔文与奥古斯丁并列，指出：「加尔文很像奥古斯丁，他的思想与实践也充满了改造派的见解。加尔文比路德更殷切期待福音能普及现世与人生。他对世人天职的观念更充满动力，认为人可以在其中展现对神的信与爱，也能荣耀祂。」(6) 对基督与文化的看法，尼布尔认为，在教会历史中尚有另外四种，也有某些道理。第一，基督反乎文化：如果把文化视为与圣经真理敌对的观念和系统，当基督徒就是要反对文化。第二，基督属乎文化：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世时的语言、服装、行为模式等，都受制于文化。第三，基督超乎文化：基督的神性当然是超越文化的，祂所宣讲的信息也超越文化。第四，基督与文化相反相成：这种看法尝试把基督与文化复杂的关系作较完整的呈现，一方面承认基督与文化对立的因素，一方面又承认，基督的工作某种程度是要藉用文化才能成就。同时，文化也必须仗赖基督的启示才可获得提升。 基督信仰与文化的关系本来就十分微妙，有时显得纠缠不清，界线难以区分。「文化」是人发挥神所赐的禀赋而创造出来的「成品」，但由于罪的因素，文化整体的呈现常与圣经的真理背道而驰。宣教士把福音传来中国，必然带着西方文化的包装，因此，生活在传统华夏文化框架里的中国人，要去了解基督信仰，不免面对层层的文化障碍。 1974年洛桑会议之后，宣教学者愈来愈明白「基督信仰与文化」这议题的重要性。三十多年来，探讨的书有增无减。福音派具指标性的杂志《今日基督教》，近年来优等书奖都列入「基督教与文化」类。这个课题必然一直热络，不会过时。 美国基督教的重建主义 十七世纪殖民时代，麻州湾地区的领袖曾想把美国建立成基督教的国度。1973年，路希杜尼（R. J. Rushdoony）出版了《圣经法律要义》，鼓励在美国建立一个以圣经真理为蓝图的国家，「基督教重建主义」（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运动由此逐渐成形。路氏同时积极倡导「在家教学」（homeschooling）。 过去三十年，诺特（Gary North）、哈曼逊（Howard Ahmanson Jr.）、巴森（Greg Bahnsen）、基乐顿（David Chilton）、笛马（Gary DeMar）等人，是「重建」运动较著名的领袖。巴森与基乐顿在九十年代过世，其余几位至今仍然相当活跃，鼓吹上述理想，透过各种管道力图改变美国现状。2005年，哈曼逊夫妇被《时代》杂志选为25位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人士之一。(7)　这些人清一色都是急进的加尔文主义者，服膺范提尔「前设主义」的护教学，并主张后千禧年派的末世论。 路希杜尼相当极端，甚至主张用旧约律法的来对付触犯十诫的人，包括要处死同性恋者。哈曼逊比较缓和，但却坚持要把十诫中的最后七诫加入美国宪法中。换言之，「守安息日」要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重建主义者认为，运用政治方法来达到宗教目的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看法与「政教分离」的原则绝不相容。 使徒保罗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6：14）。摩西的律法若对基督徒还有约束力，我们今天仍要履行许多犹太教的宗教礼仪。其实，甚至一些「道德诫命」也不能按字义应用在基督徒身上，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21：17），很显然，这条诫命今日无法适用。盖斯勒（Norman Geisler）以为，今天美国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国家法律所依据的准则应是「自然启示」，而非「特殊启示」；政府的本质应是「公正的」，要保障所有宗教；而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则应是「合作」。(8) 历史殷鉴──应注意的界限 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向我们清楚揭示，倘若宗教与政治结合，一定会产生许多问题。人性的腐败会使信仰不断遭扭曲，甚至堕落到无以复加，就如十五世纪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的情形。 今年5月9日，中国武汉发生了「世纪婚礼」事件，(9)　主办的「提摩太之家」公开宣称，借着这仪式来从事跨文化宣教，是神的旨意；他们且以为，神把「巴基斯坦」定为神儿女的「应许之地」；这方式既是神所命定的，甚至中国官方都得来保护。这事件的背后，是一种偏激的神学思想，某种程度步上了「基督教重建主义」的覆辙。基督徒千万不可不慎！ 当我们强调基督信仰要影响文化，是否有一定的限界？可否运用政治手腕来达到目标？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22：21），简单说来，祂的意思是：平时神会透过地上政权来管辖人间事物，只要这些事不与圣经的真理抵触；显然祂不希望信徒藉「宗教管道」来插手「该撒」所管理的事务。 我们可否企图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度？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在历史上，除了以色列曾经有过约五百年的神权政治外，世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如此立国。在一个国家中，基督徒比例可以不断提高，但绝对无法以旧约律法作为整个国家立法的基础。 九十年前的今天，五四运动方兴未艾，有识之士莫不在为华人文化寻求出路，盼能挽救自清末以来积弱的国运。这一趟「文化重建」探索之旅，走了数十年之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的政治领袖以为，标榜「马列主义」的新文化可以为中华民族带来契机，没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传统文化的优良习俗破坏殆尽。改革开放后，神州大陆又经历所谓「三信危机」，(10)　无数青年学子在问：中国文化重建之路在哪里？二十年前，企盼引进西方民主体制的学运，在六四时又遭受一次无情残酷的打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加尔文主义意图改变、重塑文化的美景，确实让许多华人基督徒感到兴奋。加尔文主义对文化使命的诠释，的确蕴含不少宝贵属灵的资源，对于文化宣教提供了圣经的根据与美好的典范。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走上极端，以为「神治王朝」可以在神州实现，以至落入危险的政治陷阱中。 作者为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会长，本刊主编 注： 1. T. H. L. John Calvin: A Biography, p. 108-122. Herman J. Selderhuis, John Calvin: A Pilgrim’s Life. 2. David van Biema, “The New Calvinism,” Time, March 23, 2009, p. 50. 3. Jocelyn Mathewes, “Geneva Trend: Young, Restless, Reformed: A Journalist’s Journey with the New Calvinists, by Collin Hansen, 2008.” Touchstone, May, 2009. p. 38. 4.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 Henry Beveridge, 1989. 5. http://blog.xuite.net/belovedchurchin/blog/24049497. 6. 尼布尔利查，《基督与文化》，东南亚，1979，207页。 7. Time, Feb. 7, 2005. 8. Norman Geisler, Systematic Theology IV, p. 226。 9.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368705/. 10. Tsu-Kung Chuang, Ripening Harvest: Mission Strategy for Mainl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North America. 1995, p.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