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叛逆性格比较.doc

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叛逆性格比较.doc 略比较分析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叛逆性格 《西厢记》 和《牡丹亭》是中国戏曲艺苑里的两朵奇葩，反映了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它们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都是中国古典戏曲里典型的女性叛逆者形象。她们在爱情上都悖于封建礼教，是执着追求爱情的先驱者。尽管她们在很多方面都极其相似:无论身份地位，还是人物性格，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造就了她们叛逆性格上的差异。 《西厢记》里的莺莺作为一个叛逆的贵族女性，不仅表现在对张生的一见钟情上，更重要的是她之所以具有叛逆精神是因为她的反封建思想中具有进步的因素。崔莺莺为追求爱情敢于蔑视门阀观念，并且作出实质性的举动。剧中的她是相国小姐，而张生不过是一飘零书生，他们的身份已不相配，然而她无视这个，私定终身，痴痴地爱着张生，并不在乎张生能否拿到功名。她始终把情放在主要位置，什么传统观念，婚姻制度都居于其次。在她眼里，爱情高于功名利禄，“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面对老夫人和红娘，她故做模糊，明明爱着张生，却斥红娘骂张生，暗地里又和张生诗书相约。为此她敢于利用合法的兄妹关系通过红娘去爱。她强烈地骂老夫人对自己的约束，在心中甚至 “积世老虔婆”“狠毒娘”全都骂。可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她永远不当面向老夫人或别人透露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既是中国女性含蓄的体现，更是封建礼教在她身上的深深的烙印，使得她有些犹豫软弱。这不仅是出身、教养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她背后站着一个掌家法的老夫人。莺莺爱着张生，但在老夫人的威严和家法下 不能公开自己的心声，因此只能背着人去积极追求，“有意诉衷肠，争奈母家侧坐”。在不得已张生赶考的情况下，临行她叮嘱道:“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那个时代得到专一的爱情几乎不可能，因为婚姻成为一种政治行为，总是与家世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一夫多妻制也消灭了爱情本身，因此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有其特殊意义，也足见了她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漠视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叛逆。 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有其独特地思想特征。首先，她以其“至情”的超传统意识，体现了自我个性意识的觉醒。古老的恋歌《关雎》唤醒了她的青春之情，她深感深闺的寂寞和青春的忧郁，萌生了生命中的情爱冲动。为遣郁闷，她到花园中散心，大自然内的“春色如许”，烂漫春光进一步激起她感情的波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她深深感叹春光如此美丽竟无人理会，自己美丽的青春在闺中淡淡消逝，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是那样地不协调，正如自己被关进小庭深院。因此，她对这种小庭深院般的禁锢发出了抗议。游春之后她感到“春色恼人”、“春色困人”，这正是自然之景对青春的催发。由此她迫切感到应珍惜青春，满足感情。为此，她敢于推倒偶像的崇拜和教义的束缚，敢为理想的爱情寻梦伤逝。敢为“至情”的幸福生活魂荐枕席，死而复活，敢为“无媒自合”的爱情奔走呼告，据理力争。这是一“真情”向礼教的宣战，这种“真情”“至情”是宋明理学家所痛斥的万恶人欲，是与程朱理学相对立，相悖逆，相抗衡的。所以，杜丽娘的追求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洋溢着叛逆的勇气，带有独 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在封建礼教膨胀强化的时代，她的叛逆思想带有崭新的色彩，她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敢于追求一个真正人的生活。其次，丽娘超越生死的“至情”体现了其叛逆性与斗争性的果敢与坚决。就是在其死后也仍没有放弃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而且在死后表现地更为彻底。她的死并不是爱情的终结，而是她理想爱情的升华。由生到死，由死到复生，关键就在一个“情”字。 崔杜作为叛逆形象在中国戏曲艺苑里永远大放光彩。她们的美丽与才情形成了各自的叛逆性格。二人都是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理想的爱情。然而崔莺莺所处的儒家思想松动的时代，她的叛逆主要是针对家庭的与封建“门当户对”的观念斗争。而杜丽娘的时代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她的叛逆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她们二人在反抗的途径上，都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然而莺莺则可为通过张生获取动机反而获得缓和，可杜丽娘呢,唯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从这个意义上看杜丽娘的叛逆更令人惊心动魄，因为她已带有独立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