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 自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说后，几经文化的洗练和词义的变迁，以至我们对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了种种的误解。 其一，对文人相轻本义的误解。《尚》曰:文人，乃文德之人。即是《大学》里阐释的“创造文化的道德高尚之人”，文人相轻中的“文人” 正是这种同时兼备才能和道德两方面条件的人，而不是后人所说的读书、写文章之人，更不是我们今天泛指从事社会文化工作之人。其次，我们普遍都认为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之间的相互妒忌相互攻击，其实文人相轻中的“轻”最初是指文人厚古薄今、贵远贱近的一种治学态度。到了魏晋时期，嵇康指出“文人相轻，先轻后重，文章之道”，就成了学术争论的一种方法，也就是我们后来说自由化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就事论事，真理是真理，朋友是朋友，两者完全并行不悖，就像古希腊所谓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再经过严羽在《沧浪诗话》曲意歪解之后，才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人之间无味的私骂。于是，文人相轻先后有了三层意思，举例言之:例如，学校请了北京大学某著名教授来开讲座，大家一窝蜂抢着去听;不久又请了某间三流学院的某不知名的老师来开讲座，大家无人肯去听，这是最原始的文人相轻。又如，鲁迅与郭沫若围绕着“革命文学”和“两个口号”展开历时六年的论争，这是真正的、健康的、值得提倡的文人相轻。再如，当代文坛恶棍子韩石山像疯狗一样，见谁骂谁，谁红跟谁急，这是变质的、我们现在常能看到的文人相轻。 其二，对文人相轻态度的误解。历来我们对文人相轻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因为它有违中国人和谐相处的原则，还有损文人温文尔雅的形象，就连一代文化昆仑钱钟书也持“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的„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这种中庸的态度。其实，那种属于自由化文学批评、真正的、健康的文人相轻是值得我们肯定和提倡的。首先，从文化者的构成看，文化创造者和文化批评者历来都是相互相生的。没有创造者，批评者就失去了意义;而批评者却是一面可以让创造者认识自己、看到不足的反射镜，没了批评者，创造者也就失去了创造出更好作品的可能。所以，健康的文学批评和真正的文人相轻对文化创造的发展师必需的。其次，就历史角度看，自古以来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必定是文学批评最热闹、文人相轻最激烈的时候。春秋战国是这样，魏晋时期也是这样，“五四”时期还是这样。在这些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同流派的文人为了证明自己思想、主张的正确，不停地通过与他人论争竭尽全能地支持自己观点，这时候的文人相轻就成了一场学术论争的大宴会，成了推动文化发展地一种动力，而优秀地文化作品也在这过程得以产生。相反，如果少了这种文人相轻的刺激，文化就会多了一份惰性。社会在斗争中进步，文化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就是所谓的“沙丁鱼效应”。再次，从文人相轻的参与者看，就拿鲁迅而言，可以说鲁迅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从事文人相轻，在我们今天看来鲁迅最优秀的杂文几乎都 是在回击别人写出来的，除了七篇著名的《…论文人相轻》，还有骂郭沫若的《“丧家狗”“资本家的泛走狗”》、批梁实秋的《文学与出汗》、笑林语堂的《拿来主义》，等等，而鲁迅穷尽一生地揭露国民劣根性正是一种最地道、最真正地文人相轻。反过来看，那些骂过鲁迅或给鲁迅骂过的人，无论实郭沫若，还是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等，在人品和文品上都算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大师。而我们今天王朔骂金庸、余杰骂余秋雨、韩寒骂白烨也闹得不亦乐乎，可却为何出不了一个真正的大师呢,这或许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人相轻的正确态度了。 其三，对文人相轻叙述视角的误解。我们都知道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都是说你与他文人相轻，或他与某某文人相轻，但我们肯定不会说自己与谁文人相轻，更加不会听到某人说他与谁谁文人相轻，所以说，“文人相轻”只是一个站在第三者(旁观者)视角说的词语。说到这个独特的叙述视角不可避免涉及到文人的性格。文人都是有自己性格和理想的，他们都有着高远之志，要把自己的理想传播给社会，而有碍自己思想传播的他都要反对，所以文人可以胸怀若谷、兼济天下，眼里却容不下别人对自己一丁点的批评和挑剔。所以说文人脾气大、清高、自以为是，不是假话;所以，个性张扬而又极有才华的人与鲁迅私交好的很少，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缘故。而正是这种缘故，文人打死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文人相轻，所以也就造成了“文人相轻”独特的叙述视角。 《敝帚自珍》中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意思是说,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 另外还有“艺人相轻”之说,亦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