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时报》视野下的中东路事件

《盛京时报》视野下的中东路事件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盛京时报》视野下的中东路事件 《盛京时报》视野下的中东路事件 摘 要:1929年张学良趁蒋介石推动所谓“革命外交”之机挑起了中东路事件，企图强行收回中方在中东路上应享有的权益。代表日本立场的《盛京时报》对此特别关注，从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事件的报道经历了相对客观、恶意挑拨、重新回到相对客观的过程，由此可以比较清晰的发现日本立场的转变。 关键词:《盛京时报》;中苏关系;日本;中东路事件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77-07 《盛京时报》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创办的一份影响最广、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为“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1]79。由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10月在沈阳创办，自1944年9月停办，历时38年之久，该报收罗泛博，对当时我国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风情等，特别是对当时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均有详略不等的报道，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东北军民抗日史、北洋军阀史极为珍贵的资料。其作为日本东亚同文会机关报决定了其政治倾向必然是亲日的。目前学术界对《盛京时报》虽然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其在中东路事件期间的舆论宣传问题却很少论及?。作为东北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其在中东路事件上扮演的角色是很值得探讨的，特别是由于该报具有日方背景，因而对我们研究日本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分析《盛京时报》中的各类文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东路事件做进一步研究。 一、事件之初:持论相对客观 皇姑屯事件后，面对国仇家恨，张学良毅然改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国民政府所谓“革命外交”的推动之下，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也跃跃欲试，企图收回中东路主权。按张学良自己所说“那时候很想施展一下”[2]89，因而在得知“赤党分子”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举行秘密会议，企图“扰乱中国”的消息后，于1929年5月27日突然搜查苏联领事馆，逮捕苏方多人。尽管此次搜查确实找到了不少苏联企图援助中共对抗国民政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府的证据，但张学良此举显然是欠考虑的。领事馆在国际法上被视为一国领土的延伸，享有治外法权，张氏此种举动自然引起苏联的抗议。 事件发生后，中苏双方互相指责，国民政府指责苏联“煽动中国人民破坏中国社会”，苏联则对一切指责加以否定，要求中国方面遵守中苏协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等候中国政府对上述建议之答复，并警告中国政府，如不得圆满答复，则将受迫用其他以保护苏联合法之权利。[3]212”双方互不让步，随后不久苏联发表断交声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盛京时报》对此事件做了大量报道，认为苏联“不特违背中苏协定，且反乎国际法上所以赋予使馆治外法权之意旨，我方搜查绝非违法。”?同时，其对国民政府倾向于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深不以为然，认为“现在一部分人，一言苏俄，仿佛视若国家大敌，一如北伐时代之所标榜然，又何其陋也。今日国际间除美国对苏俄未成立国交外，无以对俄绝交为政策之国家。?”《盛京时报》认为国民政府在对苏问题上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其指出“防苏为一事，而对苏俄交涉又一事，两者无相互之关系。不容混淆，如为防赤而对俄贸然绝交，究属正当办法否,”，“故今日之对俄问题，是否可以绝交，必须审度国际情势，及绝交后所蒙之损失。?”从《盛京时报》上述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其对与俄绝交问题持相当谨慎态度，甚至有极力劝阻国民政府彻底断绝与苏联外交关系之意，其言论虽大体上持中立态度，但却可以看出事实上相对偏向苏联。有此态度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此时的苏联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是一片大好，亲苏的英国工党即将组阁，对苏联外交关系必将恢复，“英俄国交恢复，亦将促成美俄国交复活。”?而1925年《日苏协定》签订，日苏两国在关键的库页岛问题上达成妥协，双方关系进入了所谓“蜜月期”，《东方杂志》认为“日俄为了满洲问题，固有宿怨，但近来为了中东铁路的问题，他们两个纵不共缔联盟，却有友好亲善的可能”[4]9，再加上苏联与德国自建交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中苏断交后苏联甚至将保护苏俄侨民之重任交与德国驻华使领馆，可见两国此时关系之密切。上述有利条件使得“苏俄之国际地位，因以增高”。并且日本政府此时正准备“派大批赴俄视察团”，对“北满发展计划”兴趣甚浓，由此可知，此时东北局势的紧张并不符合日本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政府的实际利益，因而《盛京时报》在舆论上虽然批判苏联“对于我国，狡焉思逞，已非一日。?”但其主要论点依然是坚持冷静处理中俄绝交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中国政府也并不想将事情扩大，而希望列强调停。国民政府 “对俄问题表面持强硬态度，一面已由某方面挽日本出任调停。?”但日本却声明严格遵守“币原外交”的方针政策，认为对中俄问题“日本态度不得不持非常慎重”。而其后作为非战公约盟主的美法两国发起所谓“四国调停，”要求日本参加，因在美国眼里中俄问题“重心不在中俄，反在日本”，“中俄问题之发展视日本态度如何转移”。而日本明确表示中立后，英美即认为“中俄两国，关于此项问题，并不致世界和平因此破坏，至枝节之小问题，则任两国自行解决可也。?”可见英美等国关心的并不在于中苏之间是否发生战争，而在于日本是否乘机渔利。并且一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占据主流地位，国际上普通的外交纠纷尚且不愿过多参与，更何况涉及到中日苏三方利益的东北问题以其复杂程度来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因此在日本明确表示坚守中立，英美对调停问题也就毫无兴趣了。再加上此时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所谓“修约外交”，尽管最终被列强以“时期尚早”为由拒绝，使得此一外交行动归于失败，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列强的反感，因此对中东路问题“持放任的冷淡态度”。对于法国而言，其关心的仅仅是其在中东路上的投资，在中东路事件后不久，法国驻华公使即访问外交部长王正廷，“关于该铁法侧借款处分一事有所叩问”?。而日本坚持所谓“中立”绝不是要在中苏之间采取平行外交的方针，其出发点主要着眼于维护其在南满的独占优势以及上文所提到的“北满发展计划”，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防止经济上占优势的英美势力染指东北，而参加英美主导的调停显然极容易使英美势力进入东北。这是日本所极不愿意看到的。 7 月份开始苏联即在边境集结兵力，不断骚扰边关，国民政府为此也加强了边疆防卫。《盛京时报》在此时逐渐改变了以往中立的立场，对国民政府战和不定、迁延不决的态度深不以为然，认为面对苏联提出的过分要求“我国大可以拒绝其要求，不与谈判，亦未尝不可于有利条件之下，委曲求全，而中央与地方既一误于前，自不能再误于后”，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万不宜纯任自然，坐视其变，贻误大局于奄奄生气之外交也。?”看似仅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决策，但实际上在国民政府已经收回中东路的前提下，让其“委曲求全”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拒绝其要求”则是等同于宣战，此种态度与其说是要求国民政府速定和战大计，还不如说是催促开战。 但此时《盛京时报》的主要言论依然是宣传防止战争，主要原因在于此时国际调停还在继续，而且国民政府将中东路问题报告给国联，希望国联能发挥作用，虽然日本认为由于苏联未参加国联，因此国联“无论如何难以出面周旋”，但依然宣扬中俄问题“办理上或失慎，小则贻误环球，大则波及列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吾人始终承认中俄国交有恢复之必要，中俄会议，有从速召集之必要，若不从此以寻中俄交涉解决之途径，则任何方法，皆距事实甚远也”?，要求有关各国慎重处理。 当然，日本尽管对中东路事件采取了比较“消极”的应对策略，但认为其无所作为显然是不对的，日本在对中俄纠纷“冷处理”的同时却不断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南满采取了很多重要行动，主要在移民与增兵两方面，据《东方杂志》报道:“南满铁路经营农业公司规定，自今秋起，至明春三月止，实行移民南满，从事种植”[5]15，“组织满蒙及沿海州农业考察团，考察各未开垦地情形，并设立一大开垦事业研究机关”，“在满洲设一金融机关(满洲中央银行)与朝鲜银行互助联络，给移住民金融上之便利。[6]11”与此同时“日本为巩固南满势力，南满路已集中五千余人，闻陆续尚有 增加。[7]”由此可见，日本在对中俄“消极”的同时，对南满却有很积极的行动，日本此举无非是为了防备中俄纠纷升级以至威胁到其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其积极准备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阴谋。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日本采取了比较“消极”的策略。而消极背后隐藏着的是其对全局的深刻认识与深谋远虑。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此种立场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二、事件深入发展:极力挑拨离间 《盛京时报》对上述问题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苏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为基础的，即使是中苏两国断交后，其也认为“盖断交即断交而已，并不含有开战之意”，“断交大异于宣战，希望读者诸君，际此时机重大之秋，勿学惊弓之鸟，而受庸人自扰之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识，不然，徒为空气所惑。”?但随着中苏两国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复杂，双方都不愿妥协的情况下，战争的前景开始逐渐清晰起来。《盛京时报》的言论也随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消极”而转向“积极”，由中立而转向从中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 进入7月下旬后，形势更加严峻起来，一方面苏联“调集重兵，扣我车辆商船，派飞机侵我领空，俨有违反非战公约，准备军事行动之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为响应共产党国际号召?。决定8月1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发动工人、农民，煽动士兵进行各种斗争。[8]273-274”《盛京时报》以防止“赤化”为重点发表社论指出 “此已到我国存亡生死关头，我虽再忍，一忍而终有忍无可忍之日矣，若不全力备战，窃恐满蒙新疆，祸悬眉睫，彼乘我之无备，而以全力侵入，则此三大区域，几占我全境之半，将完全变为被征服的赤化区”，“须知我之对俄备战„„并非仅为收回中东路之权利也，最大之意义仍在防止赤化，讨赤化之所以挽回世界之大劫，非仅有利于我一国而已，我既为人道而战，为世界而牺牲，则世界上凡讲人道之国家，当然表同情于我”，“一战成功，则国际地位，立可提高，不平等条约，立可废除，且可脱国民赤化之劫，搏世界同声之尊重。”?此篇社论不仅大力宣扬反“赤化”言论，以此来极力博取对“赤化”极端敏感的国民政府的认同，并且极力鼓吹战争言论，更是将中苏纠纷上升到世界的高度，可谓用心良苦。以此篇社论为标志，可以说该报言论已经彻底走向另一面。《盛京时报》言论何以转变如此之快,这归根究底还要归结到日本政府的战略考虑，虽然前文有大量关于日本反对战争的言论，但事实上日本并不是反对战争，它所反对的是不战不和的局面，和平对其并没有什么损害，战争对其有利，只有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是其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日本对中东路事件“以不侵害日本权利为限”，但不战不和的局面长期存在，“西伯利亚铁道连达欧洲的交通必致发生障碍”，虽然此条运输线与苏联关系更紧密，但日本也在其中有重大利益，另外就是这种僵持局面的持续虽然使南满铁路“运货收入增加至日金一千万元以上”，短期内对日本“经济上已有相当良好影响”[9]，但显然日本的眼光很长远，日本极不愿意因事件的僵持而使西方列强再度对其反感的“四国调停”发生兴趣，因而此种僵持局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面的出现事实上“侵犯”了日本的利益。由此在中俄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日本企图火上浇油、浑水摸鱼之心态便昭然若揭了。不管中苏胜负如何，日本必然为最大赢家，中国胜则日本在远东少了一个主要对手，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和美国的对抗，而显然即使中国能取得胜利，战后疲惫不堪的中国必然沦为日本的板上肉，而不会出现其所宣扬的“国际地位，立可提高”的局面;而中国战败，则同样可以更加有利于其加速侵华步伐。九一八事变中日本明目张胆侵略中国尽管不能说是中东路事件所致，但与此事件有一定关联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日本此举，可谓“高明至极”。 其后，《盛京时报》从民族精神、中俄国力对比等多方面分析，极力煽动民族情绪，为战争张目。《盛京时报》强调“形势紧张之下，除绝对牺牲以外，更无二说，果具牺牲精神，虽知识能力有所不逮，而开金石，涉波涛，无不能贯彻之本志”，“甘愿绝对牺牲，亦当忍痛而弗辩，以此精神，揭示大义于世界，自非企图世界革命者，未有不表同情者也。?”此种言论无非是煽动民族情绪，企图为其主战方针制造舆论而已。此种言论尚且不至于对中苏大局造成多大负面影响，但其主张对俄采取主动攻势的论调无异于将中华民族推向绝路，《盛京时报》认为“目前不战不和之局面，非决心打破不可，然欲打破此种局面，对俄战争尤非采取攻势不可”，“东北当局，为保境安民计，应下最后之决心与之拼命一战”，“今日之计，莫若采正式作战手段，战而不利，虽败犹荣，战而利，则俄自必就范矣。?” 为了推销其战争言论，《盛京时报》从各方面论证其言之合理性。首先，认为民心可用，“朝野人士，无不慷慨激昂，共抒国难，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民气如斯，强敌能不闻风丧胆乎,?”而事实上，即使在国民政府内部对中俄之争，主战与主和也是阵线分明，何来“无不慷慨激昂”之说,何况国内军阀混战，从韩复渠、石友三再到宋哲元分起反蒋，且中原大战已经处于酝酿阶段，若非阎锡山畏于蒋之威势，扣押冯玉祥，恐怕中原大战已经提前爆发了。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也认识到“中国全国反蒋气象依张发奎之宣告独立渐次倾向恶化„„中国时局将再度陷于混乱。?”此种情况之下的中国何来“共抒国难”,其次，认为此举乃解救旅俄华侨之必要，苏联因国民政府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拘押苏联中东路职员及俄领馆人员，而对中国侨民采取所谓报复手段，“着眼于别国无权无勇之侨民，已属国际关系上之创建。?”此种无视国际道义之举动无疑是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但《盛京时报》此前对此重大违反国际人道的事情基本上置之不问，此刻却加以大肆攻击，其目的路人皆知;最后，认为中国有实力战胜苏联，《盛京时报》大肆宣扬“苏俄只有内乱”，“国基未定，人心不和，粮饷不充。”只要中国“三路出兵攻俄，倾全国之力，以与此疲之敝邦相搏，实可操十分之八九胜算。?”此种言论，虽三岁小儿亦知其荒谬，竟然出自泱泱大国喉舌之口，可见日本期盼中俄战争爆发的愿望之急切，已溢于言表。 上述《盛京时报》对中苏战争的大肆鼓动虽然不可能对国民政府对外决策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由于其在东三省的巨大影响力，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但随着中苏战争的爆发，中国迅速战败，其言论又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三、事件走向结束:重新回到相对客观 1929年10月12日苏联发动同江战役，40余天后中苏战争以东北军的完败而结束，《盛京时报》评论道:名为战争，而其实不成为战争，在彼方振旅侵入，势如破竹，在我方一再败走，坐失山河，彼此强弱，如此悬殊，谓为战争，何如视为一种操演为愈耶?。张学良为此付出了1500多名东北军官兵生命的代价，换回的却是《伯力议定书》，中东路又重新回到了事件发生前的状态。中东路事件的迅速解决也使日本暂时失去了从中渔利的机会，不得不暂时对此保持沉默。在中东路事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盛京时报》对中东路事件做了相对客观的分析，而这些分析与前面所鼓吹的战争言论相比，简直让人觉得有一种“冰火两重天”之感，其中言论，实在耐人寻味。 《盛京时报》从11月28日开始陆续登载日人菊池贞二以傲霜庵署名的长篇文章。文章以《论中俄问题》为题对中东路事件中的种种问题做了一定的梳理。其主要观点为批判国民政府投机、批评国民政府在中俄交涉过程中的不作为，另外对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在中东路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也持批判态度。 对国民政府在中东路事件中的“投机”行为其批判最为猛烈。《盛京时报》认为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在中东路事件交涉过程中都存在非常严重的投机心理，仍然停留在中国传统上的“以夷制夷”外交思想上。就国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民政府而言，《盛京时报》认为“其手法，视前年南方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之举动，互相酷似，同出一辙，纵谓为南方之惯手段，绝非过言”，又谓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是“引苏俄为后盾，用一种恐怖手段，威吓英国”，而其在中东路事件中的举动正好与此相似，即幻想以英美为后盾，将其用于英租界之投机外交“再试水于北满的俄国势力。?”此种论断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的，即使苏联集结众多部队于中苏边界，随时准备发动进攻之时，蒋介石却还认为“苏俄人民不主战，且极力反对战争，[10]321”“据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遂敢向我宣战。[3]215”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中央也被所谓苏联“国内形势”所迷惑，此种心理的存在，谓之“投机”实在是不冤枉，当然此时全国对苏联侵略行为尽管义愤填膺，但大体上也都和国民政府的心态差不多，大多都认为“苏俄对中东铁路的关系，完全只是经济上占重要地位。[11]14”东北当局的“投机”也是同样的严重，“近数年来，压迫北满俄人一步步成功，以为弩末无为，其乐观程度，较诸中央无甚轩轾，且此项计划，若能成功，则获得两千万元的厚利”，然而不幸的是苏联非英国，此时之国民政府也远远无法和彼时相比，“苏俄之顽强，与英美之淡漠，皆出于意料所曾未及。?” 《盛京时报》不仅认为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投机”，而且认为其“不作为”，观其言论，实认为国民政府在对俄外交中一无是处，反而此时对过去也多有微词的东北地方当局的外交工作则是赞誉有加。对国民政府，《盛京时报》认为当国者对中俄国情不甚了解，认为其外交决策“不过依五感之外，第六感的含糊作用耳”，又认为“今日俄国内争绝迹，息事休养，既超十载，内政与经济，虽尚未完全恢复，然亦卓著成绩，固非十八年来纷争不已、四分五裂的现在中国之可比。?”而这一切国民政府全然无知，但苏联却对中国了如指掌。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盛京时报》此时的论点与前面宣扬的俄国“内争”等情况简直天壤之别，足可见其前述见解用心之险恶。对于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后与苏方的接洽谈判，《盛京时报》深表赞同，认为若给予蔡运升充分的谈判权力，则“不但得有利条件，解决一切，以保全中国面子，且可避免由俄军寇边惹起之无穷损害与屈辱也。?”认为中国外交的失败“未始非中央籍口外交统一，向地方肆意干权，一再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误事，坐失机会所致。?”这些评论尽管有失偏颇，但却也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办理外交的实际情况，即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借口反对“双重外交”而对地方加以限制，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本来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外交方针，但在当时的中国一无“真正稳固中央政府之树立”，二无“国内之完全统一”，三无“交通机关之发达”?，可以说在此“三无”之下，顽固坚持所谓“外交统一”，不仅对外交无益，反倒给外交添加诸多不便。《盛京时报》之所以“抑蒋扬张”，一方面由于中苏战争尘埃落定，蒋介石政府已经没有其大力支持的必要，另一方面鼓励“二重外交”毫无疑问更加有利于其开展与东北地方当局的工作，再加上至皇姑屯事件以来日本与东北地方当局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且此时东北各地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正开展所谓“与日本经济绝交”的运动 [8]271。在没有有效方式改善其在东北的被动局面的情况下，为维护其在东北的利益，势必采取支持东北当局的政策。 如前文所述，日本是极不看好列强及国联对中东路事件的调停的，此时《盛京时报》也花费大量篇幅对国民政府倚重的美国调停大加鞭挞。其认为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加上国民之依赖成性是“中国三千年来之痼疾，非除此重大缺点，则一日不能入真正独立国家之列”，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完全一致，均以为除呼吁不战公约祈求国际联盟以外，他无良策”，显然《盛京时报》比国民政府眼光更独到，他们质疑“试问不战公约与国际联盟，本神圣不可侵，而是以维持世界和平于永远历久乎,?”除了对国民政府过于依赖所谓“调停”之外，《盛京时报》对与日本在远东有着重大利益纠纷的美国的“调停”也是穷追猛打，毫不客气。对不战条约，其认为是美国贪恋“世界盟主”的虚名而为“满足美国之游戏的野心计所产出耳”。认为美国调停的失败一方面是“第三国并无置喙之权”，另一方面是“不战条约自身之毫无价值，过于薄弱而已。?”不仅如此，《盛京时报》甚至认为英美两国在未与苏联恢复国交的情况下，贸然领导对中俄的调停，“事前不能慎重办理，以获列强步趋之一致，一意孤行，事后遂遇拒绝，而穷于应付。?”认为英美外交艺术之拙劣，实应对中俄战争局面的出现付重大责任。从《盛京时报》 更多专业、稀缺文档请访问——搜索此文档，访问上传用户主页～ 以上论断中我们能发现，尽管日本政府正标榜所谓与欧美协调合作为核心的“币原外交”，但日方对出现丝毫美国进入其势力范围的迹象也是其不能容忍的，因而在美国组织对中俄冲突“调停”时，其表现出排斥甚至对美国政策大加攻击的策略就不难理解了。 透过整个中东路事件中《盛京时报》所发表的言论，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日本政府在整个中东路事件中的立场的变化，其论述基本上以日本政府的政治倾向为转移。其创办之初所标榜为中国谋福祉的独立精神，但事实上只不过扮演了麻痹中国人民、煽动国际争端、为日本政府忠实服务的丑恶角色。当然，中东路事件中其扮演的角色来看，其在某些方面的分析和报道确实是有其独到性的，特别是在中东路事件尘埃落定后其对整个事件的探讨对我们认识和评价中东路事件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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