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铁平：诗人、教育家李广田教授——李岫教授著《岁月、命运、人》和《地之子、教育诗诞辰》读后感_6535

伍铁平：诗人、教育家李广田教授——李岫教授著《岁月、命运、人》和《地之子、教育诗诞辰》读后感_6535 伍铁平:诗人、教育家李广田教授——李岫教授著《岁月、命运、人》和《地之子、教育诗诞辰》读后感 时间:2007年4月21日作者: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抗战时期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民主堡垒，是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腐败、独裁、官僚统治的学生运动的中心。当时在学生运动中广泛流传一首歌:《跌倒算什么》。事过60余年，我仍记得这首好歌的歌词和曲子: “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也站着死、站着死; 天快亮，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1] 这歌词不幸竟成了谶语。肯定背得这首歌的我们敬爱的李广田先生就是在“天快亮，路难行”的前夕含着不白之冤站着死在污水池中的。 李岫教授在她充满对新中国和父亲的深厚感情的优秀著作《李广田传》第288页上是这样描述这件事情的:“出云南大学后门不远有个莲花池。„„在那个动乱的年月里，这里已成红卫兵造反有理、某些人借革命以营私、任意杀戮正义之士的偏僻角落。(1968年)11月2日夜，云大校园里彻夜游行，庆祝刘少奇被开除出党。莲花池周围的村民们却听到不断的狗吠声„„。11月3日凌晨，附近„„社员出工，路过莲花池，发现池面飘着一顶帽子，他们便设法去捞这顶帽子，却发现帽子下面站着一个人，早已停止呼吸。这人竟是云大校长李广田。” 《地之子》第37、79、92页将当时的情景描述得更具体:“李广田同志的尸体，满脸是血，腹中无水，头部被击伤，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脑后还让人捅了一个血流如注的大窟窿”;“‘时穷节乃见’，李广田是站立水中死去的，死而尸体数小时直立不倒～” 读到这里，我不禁义愤填膺。我们在西南联大的好老师、一位民主斗士、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老党员(《地之子》第118、280、308页)竟死得如此惨烈、凄凉 [2]～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空前绝后。这种场面令人感愤和悲伤，其程度远远超过老舍之死于北京太平湖。太平湖今天虽然已被填平，但人民对老舍和李广田先生的怀念，对四人帮祸国殃民、迫害知识分子的仇恨却是永远也不能填平的。1956年李广田先生任云南大学校长时，曾邀请老舍为云大中文系作，李在台上作陪(《地之子》第323页)，没想到12年后他们俩的结局竟如此悲惨。 我是含着眼泪逐字逐句读完《李广田传》和《地之子》这两本分别厚达309和369页的好书的。这首先是因为李广田先生是我们的好老师。1948年10月11日我在哈尔滨《生活报》(主编是肖军)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朱自清》，其中两次提到“名散文作家李广田”。他是著名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的参加者。他指导过在该运动中发挥过战斗和鼓舞作用的“冬青社”等不少学生社团[3]。同我住在西南联大校园内用茅草盖的破厕所旁的小屋内的张德沛(是广田老师在四川国立六中的学生，现在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著名的教授级高级师)便是该社的成员，为该社的壁报(这是当时学生运动中反蒋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画过刊头。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和张德沛一同从鸿翔降落伞部队(详后)复员，进了西南联大先修班，就住在这间只能挤三张行军床的又臭又脏的破茅房里。广田先生一向关爱青年学生，可能是听说我们的住宿条件如此恶劣，亲自到这间破屋里来看望我们，令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我一口气读完《李广田传》和《地之子》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人有过同李先生相似的经历:耳闻目睹过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的杀戮;我们为逃避日本人的铁蹄，历经千辛万苦，徒步奔向大后方。广田先生曾用《引力》为名，写了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回忆李师母看到日本人在山东沦陷区野蛮迫害我国中学生的罪行:“这些学生被敌人用馒头蘸了煤油，像填鸭似的往口里填，填满了，又直着脖灌煤油，把肚子灌得像鼓一样，鬼子们就站在肚子上用皮鞋踩，煤油从口里从肛门里溢出来。„„”(第119页)“1937年„„济南沦陷前夕，敌机狂轰滥炸了泰安„„我们看到炸飞的人的肚肠粘贴在城墙上，人的腿脚手臂挂在树枝上，血肉淋漓，惨不忍睹。”(《地之子》第82页)这些情景今天想起来仍令人不寒而栗。恨得深便爱得深。从父亲的自传体小说中传承过来的对日本侵略军的刻骨仇恨激起李岫教授对一切抗日战士的无比崇敬。他在《李广田传》中用了一节的篇幅称颂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缪弘(1927-1945):“1945年夏，他正读大学二年级，考取(昆明)译员训练班[4]，后成为伞兵[5]，随美军和国民党鸿翔部队空降到被日军占领的敌后作战，工作性质很危险，生活条件也很艰苦”(第174页)。缪弘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参加了反蒋的进步团体“文艺社”，闻一多、李广田先生都是“文艺社”的导师，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彭佩云同志也是该社成员(《地之子》第70-76页)。缪弘在“文艺社”时写过40首新诗。他牺牲后同学为他出版了《缪弘遗诗》，广田先生为该书写了序言。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冯至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德国文学和德语专家)是李广田先生的朋友、西南联大的同事(第48页)。冯至写了书评《新的萌芽——读》(第178页)。李岫教授在叙述了这段历史后，称缪弘是“英勇(的)伞兵”(第178页)，并且说:“如果缪弘还活着，如今是年近八旬的老人、老诗人或是老翻译家„„了”(第179-180页)。我比缪弘只小一岁，在上述鸿翔降落伞部队当过一个半月英语口语翻译。没等我上前线，抗战胜利，我复员进了西南联大。我深知如果缪弘不牺牲，解放后有可能会承受无穷无尽的审查，在文革中有可能被怀疑为美军特务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至少也会加上“有历史问”的结论，因为这几乎是当时担任过美军翻译的约4000人 [6] 的共同命运。鸿翔降落伞的美军翻译(几乎全是从当时蒋管区的大学生中抽调或招考去的)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处领导，处长王佐良教授1940年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的老师，同李广田先生同事(141页)。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称“北京外国语大学”)看大字报，到处都是“打倒美军大特务王佐良”的大字报。文革后，王教授当然平反，现被列为英语界名家的第一位[7]。1954年后在南开大学(李岫教授的母校)工作的马汉麟教授，抗战时也曾在鸿翔降落伞部队当过英文翻译。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语言学家、中共党员张清常教授(1915-1998)写了一文《忆(马)汉麟》，刊《张清常文集》第5卷(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8]。文中写道:“汉麟„„除了品学兼优，还有一项特殊光荣: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面，唐兰篆刻„„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著录共834人„„‘应征翻译官’[9]的第231名便是他。„„他参加了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的编写工作„„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汉麟遭劫„„处境„„很狼狈„„1978年初夏，南开大学召开了„„学术评议会„„全体通过马汉麟„„晋升正教授。9月汉麟病逝。”199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纪念马汉麟先生文集》。我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教授(1899-1958)，解放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解放前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同李广田先生共事。他所著《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是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他在该书“一版自序”中谈到:“1943年„„我曾经用‘语言与文化’这个题目公开讲演过一次，并且由马汉麟同学把讲演纲要记录下来。”由此可见，李岫父子同马汉麟教授是两度同事，她对马教授的遭遇当然也是十分悲痛的。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我们这些昔日的翻译读到“英勇的伞兵”和“特殊光荣” 这些公正的评价时，有多么高兴。因为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当年都是为了响应“一寸山河一寸金，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10]，哪会想到解放后这段抗日的历史长时期竟被视为污点。直到2005年，当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抗日的功绩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我呼吁党中央，为了更好地调动约4000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英语翻译(健在的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后代的积极性，正式作出结论，不再认为他们那段抗日的光荣业绩是历史污点。仅从上引“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中我们就找到了许多名人，如2006年辞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打假斗士、中共党员邹承鲁、研究西方哲学的江天骥教授、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哲学家黄楠森教授、英语教授陈琳等等，这些著名学者都是我国学术界的精英啊～ 我带着悲愤的心情读完《李广田传》和《地之子》的第三个原因是我同李先生一样，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也像《李广田传》第274页所说的那样，是“按指标按比例打，让打几个就打几个，不够指标时要想办法补上”。《李广田传》第272页上写道:在极左路线时期，“发动知识分子搞交心运动„„然后把交心材料装入档案，运动一来就进行残酷斗争”。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我当时所在的单位的党委书记亲自做报告，动员交心，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然而，话音未落，就把我的交心材料定性为对党的进攻。其实，我不过是十分委婉地汇报我对当时提出的所谓“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没有想通的问题而已。我同广田老师一样，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重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地之子》第9页)，仿佛1962年未曾对我们平反似的。我同李先生不同，还有当过美军翻译的问题。我预料到绝对逃不过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一关。因此为了不使我的上述问题连累妻子和才6岁、10岁、12岁的孩子的前途，我忍住巨大的悲痛，同妻子离婚，离开三个可怜的子女。孑然一身的我曾走到陶然亭公园湖边，想用死亡逃脱那被季羡林先生三次称之为“凄风苦雨”[11]的时代。我没有跳下去的原因一是忆起上引学生运动中的歌词:“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二是深知不明不白的自杀更会连累家属。就这种死亡，《地之子》第100页刊有李先生早年的学生的描述:李先生“死后反被诬蔑，我„„更感到痛心”。我回忆起这些十分痛心的事情，绝不是指责任何人，因为丁玲说过，那时我们党也在遭难啊[12]。这种将个人的命运同党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高尚品德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在这儿旧事重提的目的是希望后代吸取前人的沉痛教训，更好地前进，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列宁说过(大意):“对过去的遗忘就意味着背叛”。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的延续。《李广田传》有一节详述了李先生在四川国立第六中学教书时的一个才十几岁的初中生张圣时，因酷爱苏俄文学，特别是果戈理，被广田老师称作“少年果戈理”，广田师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独特的尺牍体散文(第106页)。万万想不到的是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我党的机关刊物《群众》竟发文称这位“少年果戈理”是“少年托洛斯基”(第114页)。 文革中广田先生也因此“被造反派定性‘为托派张目’而关押劳改”(第116页)。张圣时“在抗战后期为盟军做过译员，读过西南联大先修班”(第115页)，所以前述“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上有张圣时的名字。只可惜尽管解放后我们先修班的同学到处打听，张圣时却至今仍是下落不明。如果他还在世，有八十多岁了，得知托洛斯基早已平反昭雪，该会“死可瞑目”了。 《李广田传》和《地之子》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抗战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在一位有代表意义的名教授、名教育家、名作家身上的缩影，因此该书除开上面所说的几方面的重大意义外，对我们当今社会仍有很大的启迪和教育作用。限于篇幅，我只想提出以下4点: (1)李岫说:1958年“我正在南开大学读二年级，响应学校提出的‘过一个共产主义暑假’的号召，苦战几昼夜，写出教材，东抄点，西抄点，拼凑起来算是成果。我写信告诉父亲，父亲说:‘真糟践人啊～’当然，云南大学也不例外。父亲批评历史系叫新生编写高年级教材，他说，这是‘误人子弟，谋财害命～’”(第272页)马克思说过(大意):“历史经常不断重演，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悲剧。”不幸的是这话现在再次得到应验。我亲眼看到有的博导让那些还没有跨入理论语言学研究门槛、刚入学的硕士生集体编写教材，学生只好到处抄袭，导师不认真审查，便将这种错误百出的书，当作本科生的教材，这真是“误人子弟”呀～教科书是学生的“圣经”，法语中“教材”被称作livre classique[13], classique 的本义是“经典的、典范的”。怎么可以让没有出师的学生编写教材呢,～现任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王宁教授针对这种现象严肃地指出:“教材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编的。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质量极差的教材越编越多。为了销售，十几个、几十个单位凑在一起拼抄，有的教材80%的例句都可以在别人的教材里找到出处。”[14](其实，不仅例句，还有整段整段的抄袭)回想当年在学生运动中经常唱《古怪歌》，上述学生编教材大概也是一种古怪现象吧。 (2)李广田先生认为:“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做学问一样，先要占有资料，经过筛选„„保留最纯洁最美的原汁原味”(256页)。李先生做学问的这种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不妨拿李先生的话同当前的学风进行对比。2006年6月7日的《中华读书报》刊登了肖国忠同志写的一篇好文章《树立学术荣辱观，防治学术腐败》，其中说道:“由于学术垃圾的‘制造’成本远远低于学术精品的生产成本，这带来了学术研究中的恶性竞争，使得学者们再无心‘静坐’冷板凳，一心一意搞学问。大家不以抄袭为耻，而以‘高产’为荣;不以阻碍学术创新为耻，而以生产学术泡沫为荣，这就败坏了学术研究的风气”。 同广田先生说的“严肃的科学研究”相反的学风是不“占有资料”，信口开河，因此著述中错误百出。拙文《请尊重理论语言学》和《越是名人著述越要严谨》[15]批评了某名人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6年12月号刊出了该刊主编姚德怀先生的文章，也严厉批评了该名人胡乱解释基督教和《圣经》的错误。十分遗憾的是该教授不吸取教训，不进行自我批评并公开纠正错误，却我行我素，在2007年3月29日《光明日报》的“国学”栏中居然一方面大言不惭地批评别人“强不知以为知”，另一方面则哗众取宠、耸人听闻地提出:“就乾嘉‘汉学’的整个流派说，是对儒家学说或者说是对国学的极大的破坏。”这种言论究竟是弘扬(当然指扬弃，即包括批判和继承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它加以毫无道理的贬损,因为众所周知，乾嘉学派“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有较大贡献”(见《辞海》)，该学派特别是其中的钱大昕(1728-1804)，对汉语古音的研究，其科学水平居于那时世界的领先地位[16]。该学派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至今仍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对此也不应只字不提。对一个延续近百年，大师辈出的学派如此轻蔑地加以否定，不利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当然，在清朝的高压政策下，乾嘉学派的学者回避谈论政治，也很少谈哲学等形而上(指《易经》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意义而言)方面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但我们绝不应因此说“乾嘉汉学整个流派”“破坏了国学”，因为文字、训诂、音韵的研究是研究国学的基础 [17]。该文还有许多问题，例如轻率地、毫无根据地否定“西方医学”，说它“感冒治不了，脚气治不了”。这种言论完全不符合我国推行的中西医学并重的方针，不利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又如该文将胡适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版;1931年版胡适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18])窜改为《中国哲学史》;再如该文居然说:“唐代的十三经正义(义疏)之学”。众所周知，唐 代孔颖达编定的书是《五经正义》;就儒家经典数目而言，“五经”之说起于汉代，唐代曾增至“九经”，到唐文宗刻石经时增加了三经，宋代再增加了《孟子》，始有“十三经”之称[19]。 (3)李岫说:“父亲„„认为老教师有知识、有学问、有教学经验，办学校就应当依靠他们。他常说他们是教学科研的‘引路人’，是‘工作母机’。”(第243页)然而，现在有个别中年人，一旦获得教授和博导职称，认为过去的导师对他往上发展已不起作用，就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如“尊师重道”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忘得一干二净。 (4)“李(广田)老师不仅是教我们如何作文，而且在教我们如何做人”(第76页)，“李老师用„„丰富、优美、高尚的精神食粮哺育了我们这批青少年„„倾注了他多少精力心血～”(《地之子》第120页)对比现在的有些人，同时在四五个单位带博士生，学生连会见导师的机会都很难找到。两种对待学生的态度真有天渊之别呀～ 李老师“讲授鲁迅„„(用)‘敢说敢笑敢骂敢打’”(《地之子》第121页)的战斗精神教育学生，不要做“麻木不仁的人”(《地之子》第76页〉。这些教导对我们今天同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斗争至今仍有“足供借鉴”(《地之子》第120页)的意义。 今年是我们这批当时的北平和天津等地的大学生(也有少数中专生和职员)奔赴冀东解放区参加革命的60周年。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悼念李广田先生，也是为了回首这60周年我们走过的道路。李先生说得好:“纪念死者，正是为了警惕生者。”(《地之子》第76页)这两件事其实有密切关联。两本书中多处写到，李老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国立六中教书的时候，就非常想同何其芳一样，奔赴延安。他写的长篇小说《引力》指的就是延安的引力，这就是该书的主旨(见《地之子》第58-59等页)。悼念李先生，就应该学习他的“铮铮铁汉”、“刚直无私、不屈不弯”、“嫉恶如仇”、“一身是刺”，“他的谈锋，他的笔，无一不指向黑暗、落后、腐败的势力”，“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坚持真理。见到不合理的事，他开口就说，就批评，心口如一，毫无顾忌。本来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地之子》第167、207、273页)纪念李先生，就应牢记李先生说的话:“人失真，无人格”(《地之子》第265页)。纪念李先生的现实意义就正如李先生的学生闻山(编审)在悼念李先生的好文章《大地之子，魂兮归来～》中所说的:“不坚决、彻底铲除干部贪污、官商勾结，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会崩溃～„„如果李先生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他一定希望‘民主堡垒’西南联大争取民主、坚持真理、为国为民的精神，在全中国发扬。”(《地之子》第168页)著名作家和诗人周良沛在纪念李先生的文章中也说过:“心术不正，整人发家者，不论他怎么荣华富贵，行尸走肉，活着也是死了，而死去的广田，却活在他的诗文中。”(《地之子》第262页。) 注释: [1] 解放后我才得知，这首歌词的作者绿永是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长的共产党员李凌教授的笔名;歌词的另一作者兼曲作者是舒莫。 [2] 四人帮垮台后，云南大学党委为李广田彻底平反，明确宣布他是“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地之子》第133页)。 [3] 见云南大学校长吴松写的《缅怀广田校长》第4页，刊《地之子》。“冬青社”的另一位好导师是闻一多先生(见《地之子》第69页)。广田老师 “和闻先生„„来往极密切„„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和社团活动中，都深得同学爱戴”(第172页)。闻先生惨遭国民党暗杀，李先生痛心疾首，悲愤地写道:“他(指闻一多——引者)的血„„染红了无数人的心，使千百万人站起来，为民主，为和平，为一个新的人民中国而斗争。”(第173页)1948 年，李先生“为民族英烈闻一多、朱自清编辑、出版选集和写序”，“1965年„„云南大学学生会为了纪念‘一二•一’学生运动„„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朗诵(了)闻一多的„„《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着火。’”李先生作为云南大学的校长，参加了这次朗诵会。他当时“老泪纵横”，对学生说:“多年来，我对闻一多、对革命先驱者的情感和崇敬，一直拥塞在我心中。今天，你们的朗诵，把我情感的闸门打开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以上谈到李先生同闻一多莫逆之交的话除标明的二处外，均引自《地之子》第99，147，320-322页)。 [4] 当时为谋生计，在该班兼职和兼教的有闻一多、潘光旦、樊际昌、戴世光、吴泽霖、陈福田等西南联大知名教授(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5] 因此“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的碑上(该碑照片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该“题名录”刊该书第668-671页)有缪弘的名字，碑上还有张德沛和马履康的名字。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恢复为原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马、我和张德沛一起，同李广田先生一样，进了清华大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马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李广田传》中提到的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军警闯进清华大学校园搜捕进步学生(223-224页)，李先生作为地下共产党员，起到了保护他们的作用。马履康就是被保护中的一个。党组织为了安全起见，后来把马派到武汉进行地下学运和工运斗争。 [6] 人数统计据上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80页。 [7] 《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7日用大半版的篇幅刊出了秋叶写的《英语界名家启示录》，配有王佐良、许国璋和李赋宁三位教授的照片，王教授的照片在最上方。 [8] 该书获2006年中国图书奖。 [9] 上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80页谈到译员训练班“学员毕业后担任上尉三级译员或少校二级译员，是正式的非军事官员，被称为翻译官”。其实，这是国民党为了笼络青年耍的花招，实际上我们(我那时才17岁)没有享受 任何尉官，更别说校官的待遇。为此事，文革期间我几乎天天要写外调材料，因此我当时十分悲观地认为，我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为当时曾任鸿翔降落伞部队英文翻译的人提供证明材料。 [10] 上面的两段引文见上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75、82页。 [11] 见季先生写的纪念李广田先生的文章，该文收进《地之子》第14-19页。季先生在该文中还将文革称作“暗无天日”的时代。就是在那个时代，《李广田传》和《地之子》中多次提到的何其芳教授，尽管同李先生、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期就被称作“汉园三诗人”(“汉花园”是北京大学旧址沙滩红楼所在地的地名)，很早就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后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现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有一次竟被揪到台上挨批斗，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何其臭”三个大字。批斗阶段过去以后，我们社科院的人都下放劳动。何其芳教授被指派去养猪。何先生写了一首诗:“猪喜我亦喜，猪愁我亦愁”。当时“领导”“学部”的工军宣队通报表扬了何诗，称他是改造得好的榜样。这真是一场悲剧加闹剧。 [12] 丁玲话的出处见“模糊语言学及类型学研究专家——伍铁平”，第128页，载白解红编著《当代湖湘语言学者与外国语言学》(岳麓书社，2006年)。1952年，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李广田先生曾邀请丁玲同志在清华大学作报告(《地之子》第302页)。 [13] 见《法汉词典》第22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14] 见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文:“语言学学风建设的现实与理想”，刊《中国外语》2007年第1期。2007年3月30日的《光明日报》第5版报道，“过去，我国的小学教材„„由叶圣陶这样的大家参与编写”。 15] 出处见注[12]所引《当代湖湘语言学者与外国语言学》第157页。 [16] 详见拙文《中国传统语言学在两个方面曾领先于欧洲》，刊《百科知识》1991年第4期(同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摘登)。该文指的就是钱大昕的两项研究比欧洲早半个到一个世纪。 [17] 乾嘉学派的戴震(1723-1777)说过:“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转引自李开著《戴震评传》第17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欧阳祯人:《戴震: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行者》，刊2007年2月16日《光明日报》)。由此可见，上引许文所说:“文字、训诂、考据、版本„„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无异于将文字、训诂等同道对立，是十分片面的。 [18] 详见陈平原文《“大家”与“全集”》，刊2003年9月17日《中华读书报》。 [19] 详见《辞海》第71，79，26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 (感谢伍铁平先生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