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经济学常识政治小论文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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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 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 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 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 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 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 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 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 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 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 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 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 世纪的 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 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 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 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 新闻自由, 大约50 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 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 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 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城市和乡村 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 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 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 度。”[2]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 国的人均GDP 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 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 “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 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 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高一经济学常识政治小论文 _第2 页 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 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 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 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 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 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 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 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 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 达到3 万美元仍然可以 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 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 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 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 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 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 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 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 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 (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 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 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 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 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 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 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 世纪后期至20 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 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 标来衡量80 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 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 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 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 特局面。1932 年至1992 年，泰国共发生19 次政变，其中有13 次成 功;同一时期，20 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 届内阁，其中24 届内阁属军 人政府、8 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 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 部宪 法，举行了18 次大选。从1932 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 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 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 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 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 年到1961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 7.4,;1960 年至1970 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 年至1982 年为7.1,。[3] 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 多年的经济发展 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 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 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 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 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 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 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 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 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 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 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 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 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 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 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 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 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 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 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 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 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高一经济学常识政治小论 文_第3 页 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 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 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 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 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 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 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 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 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 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 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 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 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 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 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 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 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 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 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 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 年代 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 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 年代末，虽 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 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 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 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 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 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 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 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 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 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 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 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 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 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 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 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 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 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 “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 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 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 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 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 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 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 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 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 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 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 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高一经济学常识政治小论文_第4 页 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 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 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 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 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 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 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 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 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 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 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 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 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 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 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 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 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 年至1978 年 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 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 1978 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 年代以 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 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 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 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 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90 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 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 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 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 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 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 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 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 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 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 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 学者认为，20 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 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 到80 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 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 50 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 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 40 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 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 年的快 速经济增长。[7]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 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 下。1949 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 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 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 “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8] 50 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 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 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 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右派”、“右 派”、“中右”、“右倾”分子1,500 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 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 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文革”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 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高一经济学常识政治小论文_第5 页 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 主义的大本营，当90 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 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 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 大了。根据1992 年的数据，15?64 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 18.04 年，日本为14.87 年，而中国只有5.42 年。但是，从“后发优 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 准备了较大的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 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 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 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 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 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 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 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 十几倍，到90 年代末外贸已占GDP 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 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 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 亿美元，而2000 年大陆的 GDP 才刚刚超过1,0000 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 对台贸易逆差100 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 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 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 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 亿吨，不出10 年进口原 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 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 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 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 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 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 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 年以前，中国 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后以及30 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 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 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 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 年至1978 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 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 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 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 业，还造成了3,500 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 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 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 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网络收集，如果侵犯了您的利益，请立刻和我联系，我将第一时间内做 出处理～～